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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到底应由个人还是国家承担？两千年来争论未休。我们将如何破解学费轮回怪圈？
两千年“束”之变
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在鲁都杏坛招徒三千，大兴私学。当时孔子有一句名言：“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即十条干牛肉)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送给他十条干牛肉，孔子就没有理由不收这个学生。
这是中国最早的学费记载。后人把“束”当作学费的别称沿用下来。
在近代社会之前，学费只存在于类似孔子办的私学中，如私塾或书院，但收取的大多为米、衣物等，属于实物交换。而在官办的学校里，几乎觅不到“学费”的踪影。
汉代确立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学费制度影响深远。在最高学府太学,太学生们由国家养着，不缴学费，还免除徭役。
唐代学生入学仅交给“导师”丝帛之物聊表敬意；宋代有学田养士，贫困生还能领些津贴；明代学生待遇优厚：明太祖的马皇后专门在国子监旁建了个粮仓，监生不仅膳食、衣服、被褥由国家全包，妻子孩子也由国家养着，未婚者还能领钱娶个媳妇；清末的新式学堂为了招徕学生，给每人每月发放3至15两银子的薪水，称做“膏火”。这样，学费全免甚至有公费津贴的制度延续了千年。
但是，甲午战争一声炮响，给这一制度间接划上了句号。一方面，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另一方面，救亡图强，兴办新式教育体系又迫在眉睫。可是钱从哪来呢？
在此背景下，清政府1904年颁布了《癸卯学制》，正式授予学校向学生征收学费的权利。至此，近代教育收费制度正式形成。
究其原因，浙江大学商丽浩教授指出，随着近代社会变革的深入，教育收费的逻辑在发生变化，障碍已节节打通。最终，高等教育由传统的公费津贴向有限教育收费转化,普通教育由传统的完全收费教育向有限收费教育发展已是顺理成章。
进入民国之后，学费如脱疆的野马，急速上扬。民国中期开始，对学费过高和教育体制不公的讨论浪潮兴起。1931年，国际联盟考察团也向中国政府建议小学之学费应立即免除。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开始加大改革力度，强化学校教育收费的管理,对高收费现象进行弹压。主要措施为限定教育收费最高额,划定教育收费项目。教育收费发展进入调整改造时期。
至此，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育收费模式在民国时期开始建立起来。从孔子到民国，中国两千年的“束”制度随着社会变换跌宕起伏，经历了一回免费——收费——失控——调整的过程。而1949年开始，“束”的命运又上演了一个轮回。
建国后的历史轮回
1949年建国后，年轻的共和国急需人才，教育又成了纯公益性产品。
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蔡克勇回忆道，上世纪50年代，陈云曾经询问，“我们国家总共有多少在读的大学生？”在得知数量很少之后，主管财政的陈云说，“那就国家全包下来吧。”
于是，民国的传统完全被打断，免费上大学加人民助学金制度确立下来。
今年60多岁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1959年进入大学的秦征对学费还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我们上大学免学费，每学期学杂费加书本费35元。住着8人一间的宿舍，每月吃饭只花10块钱，除了回家的交通费，基本没有其余开销。这样算下来，一学期花100块就能应付过去。贫困的同学还可以申请补助金，每月十多块的补助金用于日常开销也绰绰有余了。”反观汉代建立的养士制度，建国初确立的免费政策与其真有几分神似。
1978年中国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同样是197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出现了自费生，即出现了“收费走读，不包分配”的大学生。
进入到80年代后，收费的步子开始加快。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高校招收自费生和委培生的培养模式。1989年，国家教委、物价局和财政部联合颁布《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宣布对按国家计划招收的学生(除师范生外)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当年全国大部分高校开始收取每年100元到300元的学费。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学生上大学原则上均应交费。”
秦征的儿子秦辉在1996年教育制度并轨之前踏进了大学的校门。他每年交1000元学杂费，每月还能领到60元的补助，再加上平时到麦当劳打工的薪水，出去和朋友郊游的钱也不用发愁。
1997年,我国高等学校统一实行招生并轨,全部实行了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
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扩招第二年，秦征远在福建的孙女小心翼翼地揣着1万元现金来到北京上大学。报到那天，当她把妈妈缝在贴身衣袋里的一万块钱拿出来时，这钱瞬间就少了一大半。学费一年4200元，住宿费1250元，被褥用具400元，置办饭卡洗澡卡和其他生活用品花去500元。然后她把剩下一小沓钱收好，用作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90年代确立教育收费制度以来，学费频频上扬。有人甚至用一句话总结了学费上涨的现象：只有逗号，没有句号。
老问题又摆在我们在前，我们将如何破解这个轮回？
两千年“束”之变
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在鲁都杏坛招徒三千，大兴私学。当时孔子有一句名言：“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即十条干牛肉)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送给他十条干牛肉，孔子就没有理由不收这个学生。
这是中国最早的学费记载。后人把“束”当作学费的别称沿用下来。
在近代社会之前，学费只存在于类似孔子办的私学中，如私塾或书院，但收取的大多为米、衣物等，属于实物交换。而在官办的学校里，几乎觅不到“学费”的踪影。
汉代确立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学费制度影响深远。在最高学府太学,太学生们由国家养着，不缴学费，还免除徭役。
唐代学生入学仅交给“导师”丝帛之物聊表敬意；宋代有学田养士，贫困生还能领些津贴；明代学生待遇优厚：明太祖的马皇后专门在国子监旁建了个粮仓，监生不仅膳食、衣服、被褥由国家全包，妻子孩子也由国家养着，未婚者还能领钱娶个媳妇；清末的新式学堂为了招徕学生，给每人每月发放3至15两银子的薪水，称做“膏火”。这样，学费全免甚至有公费津贴的制度延续了千年。
但是，甲午战争一声炮响，给这一制度间接划上了句号。一方面，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另一方面，救亡图强，兴办新式教育体系又迫在眉睫。可是钱从哪来呢？
在此背景下，清政府1904年颁布了《癸卯学制》，正式授予学校向学生征收学费的权利。至此，近代教育收费制度正式形成。
究其原因，浙江大学商丽浩教授指出，随着近代社会变革的深入，教育收费的逻辑在发生变化，障碍已节节打通。最终，高等教育由传统的公费津贴向有限教育收费转化,普通教育由传统的完全收费教育向有限收费教育发展已是顺理成章。
进入民国之后，学费如脱疆的野马，急速上扬。民国中期开始，对学费过高和教育体制不公的讨论浪潮兴起。1931年，国际联盟考察团也向中国政府建议小学之学费应立即免除。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开始加大改革力度，强化学校教育收费的管理,对高收费现象进行弹压。主要措施为限定教育收费最高额,划定教育收费项目。教育收费发展进入调整改造时期。
至此，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育收费模式在民国时期开始建立起来。从孔子到民国，中国两千年的“束”制度随着社会变换跌宕起伏，经历了一回免费——收费——失控——调整的过程。而1949年开始，“束”的命运又上演了一个轮回。
建国后的历史轮回
1949年建国后，年轻的共和国急需人才，教育又成了纯公益性产品。
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蔡克勇回忆道，上世纪50年代，陈云曾经询问，“我们国家总共有多少在读的大学生？”在得知数量很少之后，主管财政的陈云说，“那就国家全包下来吧。”
于是，民国的传统完全被打断，免费上大学加人民助学金制度确立下来。
今年60多岁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1959年进入大学的秦征对学费还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我们上大学免学费，每学期学杂费加书本费35元。住着8人一间的宿舍，每月吃饭只花10块钱，除了回家的交通费，基本没有其余开销。这样算下来，一学期花100块就能应付过去。贫困的同学还可以申请补助金，每月十多块的补助金用于日常开销也绰绰有余了。”反观汉代建立的养士制度，建国初确立的免费政策与其真有几分神似。
1978年中国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同样是197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出现了自费生，即出现了“收费走读，不包分配”的大学生。
进入到80年代后，收费的步子开始加快。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高校招收自费生和委培生的培养模式。1989年，国家教委、物价局和财政部联合颁布《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宣布对按国家计划招收的学生(除师范生外)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当年全国大部分高校开始收取每年100元到300元的学费。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学生上大学原则上均应交费。”
秦征的儿子秦辉在1996年教育制度并轨之前踏进了大学的校门。他每年交1000元学杂费，每月还能领到60元的补助，再加上平时到麦当劳打工的薪水，出去和朋友郊游的钱也不用发愁。
1997年,我国高等学校统一实行招生并轨,全部实行了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
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扩招第二年，秦征远在福建的孙女小心翼翼地揣着1万元现金来到北京上大学。报到那天，当她把妈妈缝在贴身衣袋里的一万块钱拿出来时，这钱瞬间就少了一大半。学费一年4200元，住宿费1250元，被褥用具400元，置办饭卡洗澡卡和其他生活用品花去500元。然后她把剩下一小沓钱收好，用作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90年代确立教育收费制度以来，学费频频上扬。有人甚至用一句话总结了学费上涨的现象：只有逗号，没有句号。
老问题又摆在我们在前，我们将如何破解这个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