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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中常有不书年款的作品
自永乐年御窑厂开始偶尔在瓷器上署款(永乐年制)之后,明、清两代历朝官窑多喜署年号官款,但是,并非所有的官窑都会署上官款,大致有两种情况,官窑瓷器不署官款,一为仿古需要,不署年号款,甚至署所仿年号,如成化、宣德两朝,后世御厂多有仿造;二为不便署款,清代中期以后,宫中往往添置一些器型庞大的对瓶,即所谓的“地瓶”。图1这件高达85厘米的地瓶就是文献中所言之五百圾大瓶。
清代中期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四记:“‘圾’作‘件’之类。”“凡器之高、大件,最难烧造,如二尺四大盘,顶皮大碗,千圾、五百圾大地瓶,五百圾大缸,三百圾花桶等器,口面既大,圾数又高,造时必倍。其坯式较劣取优者,送窑径烧,难保不有矫扁损挫之患。”卷十又日:“陶瓷有以圾称者(俗作件),自五圾起,以至百圾、五百圾、千圾,如尊、曐、盆、缸之类。按字书,圾与岌通,危也。则以圾称,谓其危而成难也。故圾数愈增,则愈难陶成。”
道光三年龚鉽《景德镇陶歌》亦言,“大器难成比践形,自非折挫总伶俜。要知先立功夫在,不止炉中火候青。五百圾、千圾皆大器,造必加倍,入窑以防跷扁损挫。”“昨日会经试照回,窑中生熟费疑猜。凭他一片零坯块,验得圆融百圾来。买不烧验日试照,瓷以圾数分烦难,自五圾至千圾不等,圾即件。”
乾隆年间,景德镇已经开始出产器型巨大的地瓶。耿宝昌在其《明清瓷器鉴定》乾隆篇言,“地瓶,器型高大,常见的高达100厘米以上,俗称‘大地瓶’。其造型有撇口式或洗口式,颈部收敛,溜肩,长腹,撇足,足部修饰滚圆,底部大部分露胎。”
由于这些地瓶器型庞大,底部多为砂底,无论是吹釉,还是浸釉,都难以施釉,如施釉不慎肯定会令到器物变形,甚至开裂。我们知道,传统的官窑署款有两种方式,一为釉下青花(个别出现墨、赭色等)款,二为釉上颜色款,无论哪类,都离不开釉,既然是砂底,则自然无法署款了。
地瓶的出现并非是为了仿古,而是用于装饰殿堂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仿古而不署款自然就不是地瓶不署款的原因,地瓶不署款的原因在于工艺的流程的复杂性。
陶瓷生产工艺流程多,而且比较复杂,陶瓷生产流程大致有以下几个步骤,分别是练泥、拉坯、印坯、利坯、晒坯、手工绘制、施釉、烧窑等。假如生产的是大件瓷器,其所需费用就相当的高。这就要求各个步骤都不能出错,最后几个步骤尤其重要,否则前功尽弃。故此,大瓶烧造实在不易,且费赀甚多,如因署款而致坯胎变形、开裂,则得不偿失。
从台北、北京、沈阳三地故宫旧藏清代中期陈设大瓶来看,基本上都是没有官款的。大件的瓷器制造不易,成型难度极高。从陶瓷制造程序来看,署款须候坯干、且未上釉时完成,像这类器型高大、坯体脆弱的瓶子是难以署款的,真要在底足署款,也必须从下往上去完成,其困难可想而知。当然,这个原因并不是绝对的,北京故宫旧藏有署款的巨型大瓶。故此,大瓶不署款并不能单纯从技术原因来解析。但是,总体而言,不署款的大瓶远远多于署款的大瓶(北京故宫藏有两件署款的大瓶,号称瓷王)。因此,虽然在技术上大瓶署款是行得通的,但是,避免变形、开裂现象,节约成本应该是大瓶不署官窑款识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种情况下,款识可以不署在器底处,比如说宣德年的官窑立件瓷器上经常出现署款在器身上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御厂出品瓷器正处在署款的初级阶段,所以署款并不规范,在口沿、肩部、底足等都可以书写款识,即所谓的“宣德款识遍全身”。通常认为,永乐年最早书写标准的官款,但是绝大部分永乐御厂瓷器也是不署官款的,宣德之后的空白期也难得见有官款瓷器,真正形成署底款常规的是成化年间。
像这类巨大的地瓶,除非像明代宣德那样,款识署在器身上,然而,在清代中、后期并不流行这种署款方式。
陈浏《匀雅》卷上訇雅六日:“国初官窑之大瓶,多系一道釉之仿古者。今世所贵之大凤尾瓶、大棒锤瓶、大颧音尊,皆客货之施彩者。官窑以雅饬为贵,客货彩画,则不嫌其诙诡也。是以康雍五彩之官窑,以盘盌为多;而有款大瓶,甚不易见(康窑豆彩人物大瓶又多仿成化款也)。”
卷上匋雅三十三又言:“铁绣花大盂,高约六七寸,口径三寸许,底径不及尺,口蟠一螭,雍正物也。其官窑方圈耳之方式大瓶,高约二尺,均无款识也。”
从陈浏所言可知,于有清一代,无论清初,抑或清中、清末,但凡大瓶,多不署官款,署官款者极其罕见。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清宫旧藏的很多大瓶没有官款其实也是十分之正常的。同样的,图1这个大瓶不署款也是再正常不过了,我们不能因之而否定其官窑之本来面目。
所谓官窑,是指为官府所用的瓷器,官窑瓷器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远胜民窑作品。至于能够进入宫廷的瓷器,则属当时瓷器中的佼佼者,不论其是否有具体的年号款,只要是景德镇御厂的出品,都属于官窑,这是无可争议的。而且,能够通过拣选进入皇帝殿堂的,就不是一般官窑所能比拟的,这就是俗称的“官窑中的官窑”了。所以,根据年款有否只是人们判断一件瓷器是否官窑的重要标准之一,而非绝对的标准。但有的人将之当作官窑唯一标准,凡是没有年款的都将之看作是民窑作品,这是有失偏颇,值得重新商榷的。事实上,官窑产品里不带年款的并不在少数,台北、北京、沈阳甚至承德避暑山庄的旧藏瓷器里就有很多就不带年款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一书中,出版粉彩瓷器珍品241件,属清宫旧藏的有111件。这111件清宫旧藏粉彩作品中,没有署款的有10件,其中雍正1件,乾隆6件,同治1件,光绪2件。这10件东西虽没有署款,但都非常精美,器型规整,彩绘华丽。观之赏心悦目。这些作为无款的官窑,应是毫无疑异的。有的作品,皇上有时还专门下旨无需署款。乾隆时期的青花壮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官窑烧造记录中,有“乾隆皇帝传旨,交唐英按明代官窑壮罐照样烧造,不必落款,作为冠帽架作用。烧成后,于乾隆十四年五月十四日运到京城”的记录。
过去人们总是将有官窑款识的瓷器视作官窑、御窑,往往忽视了一些无款的特殊官窑瓷器,如2D07年,北京翰海春季拍卖会上,一件并无款识的乾隆霁蓝描金粉彩花卉大瓶以2408万元落槌。(见图2)
无独有偶,分别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句大瓶和藏于台北故宫的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句八方瓶俱属清宫旧藏之物,同样也都是没有款识,我们能说它们不是官窑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三件粉彩大瓶不单单是官窑那么简单,还是御窑,官窑中官窑。同样的例子其实还是很多的,台北、北京、沈阳等故宫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等地旧藏的无款大瓶俱属官窑是毫无疑问的。像这样的大瓶原先有很多,很多大瓶由于特殊的原因,以至于流落在海外,尤其是八国联军从圆明园等地抢掠的大瓶,肯定也在这个范畴之内。
工艺复杂精致,尽现皇家精益求精的风范
官窑瓷器一般分为日常用品瓷、陈设观赏瓷、把玩瓷、赏赐瓷、祭祀瓷等。把玩瓷是最高档的瓷器,是艺术品,是能工巧匠们的杰作,一般是皇帝亲自下旨烧造或督陶官们为取悦皇上而专门烧制呈供,这类瓷器往往不惜一切工本,只要皇帝满意即可,有些品种只有皇帝及其后妃们才能享用。珐琅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而陈设观赏瓷一般是用来装饰、美化宫廷各堂馆,因而对其质量要求也是较高的,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雍和宫、颐和园、北京故宫等皇家办公、居住、避暑等地方都需要大量的陈设瓷,这些陈设瓷有的摆在博古架上,有的陈设在案头高几上。而一些重要门厅的两边大都要摆放地瓶,而这些地瓶一般高度都在70厘米以上,体型是相当巨大的。乾隆皇帝喜欢烧造大型瓷器。烧瓷技术的炉火纯青为乾隆皇帝的这种意愿的实现提供了可能。虽然该件粉彩地瓶没有书写年款,但吻合乾隆喜好大型瓷器的特征,无疑是一件出自乾隆晚期至嘉庆早期御窑厂烧制的精品瓷器。当然,一般体型巨大的瓷器,其器底基本上都是沙底,其无法施釉烧造的原因就是,器型巨大的物件,其胎体普遍厚重,单靠圈足支撑沉重的器身是极容易造成圈足变形甚至崩缺,故其底部与圈足必须与垫饼同时接触方能较为保证圈足的完好。这就决定了大瓶底部基本上是不施釉。入清以后的彩瓷,基本上是在器底书写年款的,器底没有施釉,自然就没法写款了。而该瓶器身满施彩绘,同样没有款识的落脚之处。如此,大件的瓷器没有书写年款也就不足为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的馆藏《珐琅彩·粉彩》一书中,就有几件大器是沙底且没有款识的官窑瓷器。236号“光绪粉彩描金五伦图象耳大地瓶”、254号“光绪黄地凸雕博古图龙耳大地瓶”都是清宫旧藏之物,没有离开过皇宫,应是官窑绝对无疑。
现存最大的御厂出品的大地瓶当属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光绪粉彩描金五伦图双象耳大地瓶。该瓶高达130厘米,通体以白釉为地,颈部两侧各饰红彩描金象耳衔环,腹部主体纹饰为一幅粉彩《五伦图》,此对瓶同样无款(见图3)。
八吉祥的装饰亦是清代中期官窑装饰的惯常用法
八吉祥是用八种佛教法物组成的一种吉祥图案。据《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载:“法螺,佛说具菩萨果妙音吉祥之谓;法轮,佛说大法圆转万劫不息之谓;保伞,佛说张弛自如曲覆众生之谓;白盖,佛说偏覆三千净一切药之谓;莲花,佛说出五浊世无所染着之谓;宝瓶,佛说福智圆满具无漏之谓:金鱼,佛说坚固活泼解脱坏劫之谓;盘长,佛说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谓。”八吉祥为神佛所佩饰,能祈福消灾,故寓有吉祥之意,是明、清两代官窑瓷器常用图案,特别是在清朝,佛教成为连接历届中央政府与蒙古、西藏地方纽带、桥梁作用,而雍和宫则是实现这种作用的核心平台。雍和宫原是康熙三十三年在北京市东北角建造的官邸,因是赐予四子雍亲王,故当时称雍亲王府。雍正三年,改称雍和宫。雍正驾崩后,灵柩停于此,其主要殿堂也因此由原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又由于乾隆皇帝亦诞生于此,雍和宫出了两位皇帝,成了“龙潜福地”。乾隆九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并特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有关事务。可以说,雍和宫是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皇家寺院。乾隆皇帝将与紫禁城皇宫一样规格的雍和宫改为寺庙,可见佛教在大清政权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在乾隆皇帝最喜爱的瓷器上面绘画佛教内容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哪些摆放在雍和宫及赏赐给西藏、蒙古王公贵族的瓷器,自然要将佛教的内容融入其中。本件粉彩大瓶,八吉祥雕刻精细,刀法纯熟,上面施彩浓艳华丽,他们有规律分布在云龙之间。正面的矾红金龙应是代表皇帝,四个吉祥分别镇守在其四个方位护卫着天子:法轮在其东北方,法螺在其西北方,金鱼在其东南方,盘长在其西南方。颈部另一侧的蓝龙的东北方及西北方分别为白盖、保伞。宝瓶则位于花瓶腹部左侧的粉色龙与黄龙之间;莲花位于瓶身腹部右侧绿龙和粉龙之间。在乾隆皇帝的思想里,佛教确能给他的政权和儿孙带来福祉,给大清政权带来稳定与繁荣。而这种思想表现在瓷器上,就是八吉祥与龙纹的融为一体。嘉庆皇帝即位后,基本上全盘继承乾隆的遗产,并没有太多的创新,特别是嘉庆早期的瓷器作品,与乾隆晚期的作品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别。1795年,乾隆皇帝在位60年后退位,儿子嘉庆继位,乾隆在1799年驾崩前,做了四年太上皇,嘉庆的头四年,虽然年号从乾隆改为嘉庆了,但乾隆时期的很多朝纲规矩仍没有改变,很多东西照旧。特别是官窑瓷器的生产,因乾隆的喜爱,仍需投乾隆帝的所好。就书年款问题,督陶官是最为头疼的问题,乾隆虽然退位,但在朝廷仍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威,官窑的生产是书写乾隆年号还是嘉庆年好呢?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御窑厂的管理者们,从尊重乾隆帝及顾及嘉庆帝的面子及大清朝纲,御窑厂的管理者及生产者们或许会采取变通办法,既保持乾隆皇帝太上皇的面子,又顾及嘉庆作为当朝天子的威严,同时保证相应的朝纲不至太离谱,摆放在乾隆太上皇居住或避暑地方的新造瓷器不署年款或许是最好的变通方法。
由此看来,清代中期不署官款的缘由固然有许多说法,或许在乾隆、嘉庆之际做太上皇的乾隆皇帝不得已的折衷是其主要原因。
自永乐年御窑厂开始偶尔在瓷器上署款(永乐年制)之后,明、清两代历朝官窑多喜署年号官款,但是,并非所有的官窑都会署上官款,大致有两种情况,官窑瓷器不署官款,一为仿古需要,不署年号款,甚至署所仿年号,如成化、宣德两朝,后世御厂多有仿造;二为不便署款,清代中期以后,宫中往往添置一些器型庞大的对瓶,即所谓的“地瓶”。图1这件高达85厘米的地瓶就是文献中所言之五百圾大瓶。
清代中期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四记:“‘圾’作‘件’之类。”“凡器之高、大件,最难烧造,如二尺四大盘,顶皮大碗,千圾、五百圾大地瓶,五百圾大缸,三百圾花桶等器,口面既大,圾数又高,造时必倍。其坯式较劣取优者,送窑径烧,难保不有矫扁损挫之患。”卷十又日:“陶瓷有以圾称者(俗作件),自五圾起,以至百圾、五百圾、千圾,如尊、曐、盆、缸之类。按字书,圾与岌通,危也。则以圾称,谓其危而成难也。故圾数愈增,则愈难陶成。”
道光三年龚鉽《景德镇陶歌》亦言,“大器难成比践形,自非折挫总伶俜。要知先立功夫在,不止炉中火候青。五百圾、千圾皆大器,造必加倍,入窑以防跷扁损挫。”“昨日会经试照回,窑中生熟费疑猜。凭他一片零坯块,验得圆融百圾来。买不烧验日试照,瓷以圾数分烦难,自五圾至千圾不等,圾即件。”
乾隆年间,景德镇已经开始出产器型巨大的地瓶。耿宝昌在其《明清瓷器鉴定》乾隆篇言,“地瓶,器型高大,常见的高达100厘米以上,俗称‘大地瓶’。其造型有撇口式或洗口式,颈部收敛,溜肩,长腹,撇足,足部修饰滚圆,底部大部分露胎。”
由于这些地瓶器型庞大,底部多为砂底,无论是吹釉,还是浸釉,都难以施釉,如施釉不慎肯定会令到器物变形,甚至开裂。我们知道,传统的官窑署款有两种方式,一为釉下青花(个别出现墨、赭色等)款,二为釉上颜色款,无论哪类,都离不开釉,既然是砂底,则自然无法署款了。
地瓶的出现并非是为了仿古,而是用于装饰殿堂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仿古而不署款自然就不是地瓶不署款的原因,地瓶不署款的原因在于工艺的流程的复杂性。
陶瓷生产工艺流程多,而且比较复杂,陶瓷生产流程大致有以下几个步骤,分别是练泥、拉坯、印坯、利坯、晒坯、手工绘制、施釉、烧窑等。假如生产的是大件瓷器,其所需费用就相当的高。这就要求各个步骤都不能出错,最后几个步骤尤其重要,否则前功尽弃。故此,大瓶烧造实在不易,且费赀甚多,如因署款而致坯胎变形、开裂,则得不偿失。
从台北、北京、沈阳三地故宫旧藏清代中期陈设大瓶来看,基本上都是没有官款的。大件的瓷器制造不易,成型难度极高。从陶瓷制造程序来看,署款须候坯干、且未上釉时完成,像这类器型高大、坯体脆弱的瓶子是难以署款的,真要在底足署款,也必须从下往上去完成,其困难可想而知。当然,这个原因并不是绝对的,北京故宫旧藏有署款的巨型大瓶。故此,大瓶不署款并不能单纯从技术原因来解析。但是,总体而言,不署款的大瓶远远多于署款的大瓶(北京故宫藏有两件署款的大瓶,号称瓷王)。因此,虽然在技术上大瓶署款是行得通的,但是,避免变形、开裂现象,节约成本应该是大瓶不署官窑款识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种情况下,款识可以不署在器底处,比如说宣德年的官窑立件瓷器上经常出现署款在器身上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御厂出品瓷器正处在署款的初级阶段,所以署款并不规范,在口沿、肩部、底足等都可以书写款识,即所谓的“宣德款识遍全身”。通常认为,永乐年最早书写标准的官款,但是绝大部分永乐御厂瓷器也是不署官款的,宣德之后的空白期也难得见有官款瓷器,真正形成署底款常规的是成化年间。
像这类巨大的地瓶,除非像明代宣德那样,款识署在器身上,然而,在清代中、后期并不流行这种署款方式。
陈浏《匀雅》卷上訇雅六日:“国初官窑之大瓶,多系一道釉之仿古者。今世所贵之大凤尾瓶、大棒锤瓶、大颧音尊,皆客货之施彩者。官窑以雅饬为贵,客货彩画,则不嫌其诙诡也。是以康雍五彩之官窑,以盘盌为多;而有款大瓶,甚不易见(康窑豆彩人物大瓶又多仿成化款也)。”
卷上匋雅三十三又言:“铁绣花大盂,高约六七寸,口径三寸许,底径不及尺,口蟠一螭,雍正物也。其官窑方圈耳之方式大瓶,高约二尺,均无款识也。”
从陈浏所言可知,于有清一代,无论清初,抑或清中、清末,但凡大瓶,多不署官款,署官款者极其罕见。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清宫旧藏的很多大瓶没有官款其实也是十分之正常的。同样的,图1这个大瓶不署款也是再正常不过了,我们不能因之而否定其官窑之本来面目。
所谓官窑,是指为官府所用的瓷器,官窑瓷器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远胜民窑作品。至于能够进入宫廷的瓷器,则属当时瓷器中的佼佼者,不论其是否有具体的年号款,只要是景德镇御厂的出品,都属于官窑,这是无可争议的。而且,能够通过拣选进入皇帝殿堂的,就不是一般官窑所能比拟的,这就是俗称的“官窑中的官窑”了。所以,根据年款有否只是人们判断一件瓷器是否官窑的重要标准之一,而非绝对的标准。但有的人将之当作官窑唯一标准,凡是没有年款的都将之看作是民窑作品,这是有失偏颇,值得重新商榷的。事实上,官窑产品里不带年款的并不在少数,台北、北京、沈阳甚至承德避暑山庄的旧藏瓷器里就有很多就不带年款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一书中,出版粉彩瓷器珍品241件,属清宫旧藏的有111件。这111件清宫旧藏粉彩作品中,没有署款的有10件,其中雍正1件,乾隆6件,同治1件,光绪2件。这10件东西虽没有署款,但都非常精美,器型规整,彩绘华丽。观之赏心悦目。这些作为无款的官窑,应是毫无疑异的。有的作品,皇上有时还专门下旨无需署款。乾隆时期的青花壮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官窑烧造记录中,有“乾隆皇帝传旨,交唐英按明代官窑壮罐照样烧造,不必落款,作为冠帽架作用。烧成后,于乾隆十四年五月十四日运到京城”的记录。
过去人们总是将有官窑款识的瓷器视作官窑、御窑,往往忽视了一些无款的特殊官窑瓷器,如2D07年,北京翰海春季拍卖会上,一件并无款识的乾隆霁蓝描金粉彩花卉大瓶以2408万元落槌。(见图2)
无独有偶,分别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句大瓶和藏于台北故宫的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句八方瓶俱属清宫旧藏之物,同样也都是没有款识,我们能说它们不是官窑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三件粉彩大瓶不单单是官窑那么简单,还是御窑,官窑中官窑。同样的例子其实还是很多的,台北、北京、沈阳等故宫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等地旧藏的无款大瓶俱属官窑是毫无疑问的。像这样的大瓶原先有很多,很多大瓶由于特殊的原因,以至于流落在海外,尤其是八国联军从圆明园等地抢掠的大瓶,肯定也在这个范畴之内。
工艺复杂精致,尽现皇家精益求精的风范
官窑瓷器一般分为日常用品瓷、陈设观赏瓷、把玩瓷、赏赐瓷、祭祀瓷等。把玩瓷是最高档的瓷器,是艺术品,是能工巧匠们的杰作,一般是皇帝亲自下旨烧造或督陶官们为取悦皇上而专门烧制呈供,这类瓷器往往不惜一切工本,只要皇帝满意即可,有些品种只有皇帝及其后妃们才能享用。珐琅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而陈设观赏瓷一般是用来装饰、美化宫廷各堂馆,因而对其质量要求也是较高的,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雍和宫、颐和园、北京故宫等皇家办公、居住、避暑等地方都需要大量的陈设瓷,这些陈设瓷有的摆在博古架上,有的陈设在案头高几上。而一些重要门厅的两边大都要摆放地瓶,而这些地瓶一般高度都在70厘米以上,体型是相当巨大的。乾隆皇帝喜欢烧造大型瓷器。烧瓷技术的炉火纯青为乾隆皇帝的这种意愿的实现提供了可能。虽然该件粉彩地瓶没有书写年款,但吻合乾隆喜好大型瓷器的特征,无疑是一件出自乾隆晚期至嘉庆早期御窑厂烧制的精品瓷器。当然,一般体型巨大的瓷器,其器底基本上都是沙底,其无法施釉烧造的原因就是,器型巨大的物件,其胎体普遍厚重,单靠圈足支撑沉重的器身是极容易造成圈足变形甚至崩缺,故其底部与圈足必须与垫饼同时接触方能较为保证圈足的完好。这就决定了大瓶底部基本上是不施釉。入清以后的彩瓷,基本上是在器底书写年款的,器底没有施釉,自然就没法写款了。而该瓶器身满施彩绘,同样没有款识的落脚之处。如此,大件的瓷器没有书写年款也就不足为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的馆藏《珐琅彩·粉彩》一书中,就有几件大器是沙底且没有款识的官窑瓷器。236号“光绪粉彩描金五伦图象耳大地瓶”、254号“光绪黄地凸雕博古图龙耳大地瓶”都是清宫旧藏之物,没有离开过皇宫,应是官窑绝对无疑。
现存最大的御厂出品的大地瓶当属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光绪粉彩描金五伦图双象耳大地瓶。该瓶高达130厘米,通体以白釉为地,颈部两侧各饰红彩描金象耳衔环,腹部主体纹饰为一幅粉彩《五伦图》,此对瓶同样无款(见图3)。
八吉祥的装饰亦是清代中期官窑装饰的惯常用法
八吉祥是用八种佛教法物组成的一种吉祥图案。据《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载:“法螺,佛说具菩萨果妙音吉祥之谓;法轮,佛说大法圆转万劫不息之谓;保伞,佛说张弛自如曲覆众生之谓;白盖,佛说偏覆三千净一切药之谓;莲花,佛说出五浊世无所染着之谓;宝瓶,佛说福智圆满具无漏之谓:金鱼,佛说坚固活泼解脱坏劫之谓;盘长,佛说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谓。”八吉祥为神佛所佩饰,能祈福消灾,故寓有吉祥之意,是明、清两代官窑瓷器常用图案,特别是在清朝,佛教成为连接历届中央政府与蒙古、西藏地方纽带、桥梁作用,而雍和宫则是实现这种作用的核心平台。雍和宫原是康熙三十三年在北京市东北角建造的官邸,因是赐予四子雍亲王,故当时称雍亲王府。雍正三年,改称雍和宫。雍正驾崩后,灵柩停于此,其主要殿堂也因此由原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又由于乾隆皇帝亦诞生于此,雍和宫出了两位皇帝,成了“龙潜福地”。乾隆九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并特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有关事务。可以说,雍和宫是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皇家寺院。乾隆皇帝将与紫禁城皇宫一样规格的雍和宫改为寺庙,可见佛教在大清政权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在乾隆皇帝最喜爱的瓷器上面绘画佛教内容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哪些摆放在雍和宫及赏赐给西藏、蒙古王公贵族的瓷器,自然要将佛教的内容融入其中。本件粉彩大瓶,八吉祥雕刻精细,刀法纯熟,上面施彩浓艳华丽,他们有规律分布在云龙之间。正面的矾红金龙应是代表皇帝,四个吉祥分别镇守在其四个方位护卫着天子:法轮在其东北方,法螺在其西北方,金鱼在其东南方,盘长在其西南方。颈部另一侧的蓝龙的东北方及西北方分别为白盖、保伞。宝瓶则位于花瓶腹部左侧的粉色龙与黄龙之间;莲花位于瓶身腹部右侧绿龙和粉龙之间。在乾隆皇帝的思想里,佛教确能给他的政权和儿孙带来福祉,给大清政权带来稳定与繁荣。而这种思想表现在瓷器上,就是八吉祥与龙纹的融为一体。嘉庆皇帝即位后,基本上全盘继承乾隆的遗产,并没有太多的创新,特别是嘉庆早期的瓷器作品,与乾隆晚期的作品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别。1795年,乾隆皇帝在位60年后退位,儿子嘉庆继位,乾隆在1799年驾崩前,做了四年太上皇,嘉庆的头四年,虽然年号从乾隆改为嘉庆了,但乾隆时期的很多朝纲规矩仍没有改变,很多东西照旧。特别是官窑瓷器的生产,因乾隆的喜爱,仍需投乾隆帝的所好。就书年款问题,督陶官是最为头疼的问题,乾隆虽然退位,但在朝廷仍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威,官窑的生产是书写乾隆年号还是嘉庆年好呢?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御窑厂的管理者们,从尊重乾隆帝及顾及嘉庆帝的面子及大清朝纲,御窑厂的管理者及生产者们或许会采取变通办法,既保持乾隆皇帝太上皇的面子,又顾及嘉庆作为当朝天子的威严,同时保证相应的朝纲不至太离谱,摆放在乾隆太上皇居住或避暑地方的新造瓷器不署年款或许是最好的变通方法。
由此看来,清代中期不署官款的缘由固然有许多说法,或许在乾隆、嘉庆之际做太上皇的乾隆皇帝不得已的折衷是其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