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松潘到若尔盖，战火纷飞的岁月早已逝去，红军长征的故事却在这片遍洒战士鲜血的土地上代代相传。报道组此次专程走访了数位红军及其后代，听他们讲述那些从未忘却、也无法忘却的悲壮故事。
　　最大的心愿是一件军大衣
　　从松潘县城驱车向南70公里，在县域最南端的镇坪乡新民村，记者见到了全县唯一一位健在的老红军、105岁高龄的羌族老人尹全学。
　　因为年事已高，老人耳背严重，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了，说起话来也含糊颤抖，口音浓重，但提起长征，他仍然难掩激动。
　　那是1935年，红军翻过桦子岭到达镇坪、镇江关一带。6月，24岁的尹全学在隔壁的茂县太平乡杨柳沟正式加入羌民游击队，当上了红军。不久，他参加了攻打松潘县城的战役。“跟胡宗南的部队打。”老人摸着左肩膀，提高了音量，“敌人一枪打在这里，现在还痛。”这一枪，打碎了尹全学的左肩胛骨，把眼睛也擦伤了，埋下了长达80年的病根。
　　松潘战役后，尹全学又随红军离开家乡，前往毛尔盖地区筹粮，过黑水，踏上了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由于途中缺水少食，加上负伤严重得不到医治，1936年1月，尹全学掉了队，最终流落在异乡。直到解放后，他才回到镇坪老家。
　　颤抖着双手，老人找出两个小红本——《流落红军证明书》和为退伍军人发放的《定期定量补助证》，也从侧面佐证了这段经历。
　　回忆起过草地的经历，尹全学最难忘的记忆是“饿，没得吃” 。
　　“過草地苦哦，没得吃。” 老人喘着气，重复了好几遍，“打仗死了好多人，饿也饿死了好多人。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可以喝。草叶底下有积水，可那是黑水臭水，不干净，喝了就生病，又没有医生和药，还是要死人”。
　　更可怕的是沼泽。红军过草地时正值夏天，山上的冰雪消融，流进草地，一不小心，战士们踏进茂盛水草掩盖下的沼泽，转眼就被淹到膝盖，然后被灭顶吞没。尹全学说，后来大家把泥土加草和成“土墩墩”，扔在沼泽上面踩着过去。这种办法对付浅的沼泽尚且管用，碰到深的泥潭，就只能听天由命。
　　困苦终成往事。如今，这位百岁老红军和自己的养女、女婿以及孙子、曾孙住在一起，四代同堂其乐融融。养老有保险，看病有新农合，每月国家还补助他400元，逢年过节，镇上、村里的干部都会来探望慰问。
　　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尹全学频频竖起大拇指表达了内心的满足。采访临近尾声，记者问老人家有什么心愿，老人沉默了一阵，然后用浓重的川音努力表达：
　　一是“想去北京看看毛主席”，二是“想要一件军大衣”。
　　“爸爸一直记着他是个军人。”尹全学的养女尹全秀在一旁补充。从1935年的毛头小伙，到81年后的岁至期颐，尹全学从未忘却自己的战士身份。
　　回京后，报道组即刻联系有关方面，为老人寄送了旧式和新式的军大衣各一件，以偿所愿……
　　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一个词
　　顺着若尔盖县求吉乡巴西河旁的省道一路向东，不知盘过几道山梁，在大山深处的藏乡甲吉村，记者终于寻访到今年70岁的退休教师徐长友，听他讲述父母的传奇经历——两位老人在上世纪90年代先后过世，生前曾是若尔盖县唯一一对幸存的流落红军夫妇。
　　徐长友的父亲徐国富，四川广源人。1934年，年仅15岁的徐国富参军，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八军八十八师二旅三团二营五连当勤务兵，曾随部队三过草地。“父亲跟我说，过草地时没粮食，他挖草根、扒树皮、煮皮带和皮鞋，什么都吃过。捉鱼生吃算是好的，最差时，还吃过从牲畜没有消化完的粪便中挑出来的青稞粒。”徐长友感叹，“苦不堪言啊。”
　　打班佑，攻甲吉，参加包座战役……1936年，历经战斗的徐国富在第三次过草地时，因伤口化脓发炎，不幸掉队被俘，在敌营里充当伙夫。趁一次上山背洋芋的机会，他易装逃了出来，跟着好心的木匠师傅四处打零工，这才遇到了徐长友的母亲。
　　徐母向金兰，四川宣汉人，曾加入红四方面军宣传队和卫生队。随部队过草地到茂县后，因为长期吃野菜导致身体不适，向金兰和30多名伤病员一同掉了队，被当地武装俘虏，溺入河中。“听我母亲说，他们被剥光衣服，推到河里，然后被抓住头发，按到水里又拉上来，再按下去，来回十几次。战友们大多被溺死了，我母亲侥幸逃上了岸。”
　　1943年，两位流落红军组建了家庭，并迁居甲吉村。婚后，他们孕育了9个孩子，但生活艰辛，孩子陆续夭折，如今只有身为老大的徐长友还在世。
　　这段传奇经历，徐长友并不时常听父母说起，然而，烽火岁月显然在二人身上刻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解放后生活渐渐稳定下来，但二老直到去世始终过着简朴的日子：每顿只吃加些咸菜的米饭或者糌粑，多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我母亲说，一开始她是因为家里穷才参加红军的，后来真正感觉到红军是帮助穷人的队伍，所以一辈子都以曾是一名红军战士为荣。”徐长友记得，母亲去世前已经昏迷，但口中始终念叨着一个词——“红军”。“那是她几十年没有说过汉语的情况下，至死都没有忘记的一个词。”
　　这些事，被徐长友密密麻麻地记在了一个红皮本里。翻开厚厚的本子，历史跃然纸上。“我怕自己年纪大了，好多事记不得了，以后没办法跟子孙们讲——父母的故事，红军的故事，我们不能忘！”
　　“红色土司”牺牲50年家人方知
　　“你们采访过尹全学了？我曾祖父牺牲的消息，就是他1985年回松潘才带回来的。”37岁的松潘县青云乡中心小学教师安成勇坐在藏式长凳上，边说边陷入沉思。他的曾祖父，正是1935年尹全学加入的羌民游击队的大队长，羌族史上第一位“红色土司”安登榜。
　　虽然没有亲眼见过曾祖父，安成勇却从长辈那里知道了许多他的故事。“我们安家本来是镇坪呷竹寺世袭的土司家庭，曾祖父出生在1895年，他接任土司职位后，管辖着6关32寨及白羊11团，在当地的威望很高。因为屡次抵抗国民党对羌民的摊派和压榨，曾祖父受到当局迫害，1935年春天，他带着十几个亲随逃亡，在路过武安时，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的先头部队相遇了。” 　　这支先头部队是为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向川北少数民族地区推进而来，打出了“羌、回、番穷苦群众，与汉族工农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狗党！”的标语，宣传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使安登榜大为震动。“他还特意留心观察了一阵，发现这个队伍真的是跟欺压百姓的恶势力对着干，立刻就带着亲随加入了红军。”
　　作为羌族首领，又精通汉、羌、藏三门语言，安登榜在队伍里担任了通司（翻译）、向导和前卫宣传工作。他无数次突破敌军封锁线，深入敌后侦查情况，劝降番民士兵。北川走马岭一役中，在得知敌方先头部队是羌族士兵，头领王光宗是自己的老部屬后，安登榜连夜写信给王光宗，劝其“认清形势，不要再受骗上当，为国民党政府卖命，充当走狗”。他还以自己的感受，在信中情真意切地启发王光宗：“（红军）政策很好，是为受压迫、受苦难的各族民众谋福利的军队，红军好得很！”王光宗接到信件后倍感悔恨，很快配合红军拿下了土门天险。
　　“除了宣传红军政策，曾祖父还提供了很多后勤支持。比如动员族人为红军洗补衣服、打草鞋、做绑腿带等等，最主要的就是筹粮。”安成勇说，安登榜参军后最后一次回乡，就是到地处茶园坪的安家粮仓，拉了大批粮食、牛羊和马匹给部队做补给。
　　1935年7月，安登榜奉命随军北上。途径毛尔盖的一天晚上，他带着七八个战士又去筹粮。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天亮，大家在索花寨后山的一处山坳里找到了他们的遗体。“曾祖父和战友的身上到处是弹孔和刀伤，敌人伏击射杀了他们，还把点着的干柴丢进山坳企图毁尸灭迹。因为战事紧张，当时只能将遗体就地掩埋。”安成勇顿了顿，说，“因为当年跟出去的族人一直没有回来的，家里也就一直不知道曾祖父牺牲的消息。后来知道了，也考虑过要不要把曾祖父的尸骨迁回来，但我爷爷说，就让他安息在那里吧，那是他战斗过的地方。”
　　安成勇说，曾祖父北上前，曾告诉自己的妻子，“等我落脚安顿好了，就来接你和孩子”。“曾祖母一直记着这句话，盼他回来，几十年不肯改嫁，一个人硬是把四个孩子都拉扯大了。”安成勇放轻声音，“直到尹全学带回消息之前，她都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50年了。”
　　如今，安登榜的革命烈士证书被复印成四份装裱起来，挂在他每个孩子家中的正堂上。“我们一直在搜索整理有关曾祖父的资料，不仅仅是留给自己的孩子，还想让更多人知道他的故事。”说到这，安成勇停顿了一下，“有一首写曾祖父的歌，可惜我还不会唱，我想着自己赶紧先学会了，才好教更多的人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