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佛教历史有点研究的人都知道，所谓大藏经，是指佛教典籍的总汇，或者说是整个佛经的统称。佛教典籍，主要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唐以前的佛经主要靠抄写，19世纪敦煌发现的文献，抄写的佛经占有相当比例。到了晚唐，才出现刻印的佛经。至晚唐，成都出现了过家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龙池卞家印的《陀罗尼经》《增胜佛母陀罗尼咒》，其中《陀罗尼经》用梵文写刻，是当时国内篇幅较大的印刷品。在北宋初年，四川出现了佛教历史上第一部官刻本《开宝藏》，在此基础上，继而出现了若干私刻本，如《崇宁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等汉文大藏经。
　　为什么北宋在开国不久，就在四川决定开雕工程浩繁的《开宝藏》？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这与当时赵宋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宋太祖统一中国后，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认为佛教“有裨政治”，对反佛者加上“非毁佛教，诳惑百姓”的罪名发配充军，并在五台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院。由此，宋朝建国后全国僧徒由六万八千人增加到二十四万人，至宋真宗时则增加到四十万人，尼姑六万多人。同时宋统治者对儒、佛的矛盾进行了调和，如宋真宗赵恒，竭力宣扬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释道二门，有补世教”、“三教之设，其旨一也”。
　　同时这也与当时成都在全国的佛教地位有相当关系。魏晋时有道安弟子法和、慧持入川传法。晋宋时期，四川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名僧大多入川传法。如东晋高僧慧韶传法龙渊寺，即后之圣寿寺。玄奘与兄在空慧寺习佛。《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说：
　　法师兄因住成都空慧寺，亦风神朗俊，体貌魁杰，有类于父。好内、外学，凡讲《涅槃经》《摄大乘论》《阿毗昙》，并通《书传》，尤善《老》《庄》，为蜀人所慕。
　　创立巴蜀禅宗的智诜，与神秀、慧能为弘忍的同门。作为慧能之后南宗举旗人的马祖道一以“平常心是道”传法，使禅法更加简便，信众感到佛就在人间。由他开创的“洪州宗”迅速传布开来。据史记载，他的入室弟子多达139人，其法嗣如百丈怀海、西堂智藏等“各为一方宗主”（《古尊宿语录》第一《马祖道一大寂禅师》）。此时四川还出现了一位被白居易称之为“口藏传宣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赠草堂宗密上人》）的圭峰禅师。圭峰号宗密，四川西充县人，师事华严宗四祖澄观法师，潜心《华严》，被尊为华严五祖。继后陆续出现了由祖师禅转为分灯禅，由南岳、青原两系演化为五宗，即世所传的“一花五叶”的推动性人物德山宣鉴。开禅新风的法演、法演弟子圆悟克勤，尤其是后者，对临济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日本五山禅学的兴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圆悟为僧五十五年，“度弟子五百人，嗣法得眼、领袖诸才者百馀人。方据大丛林，领众说法，为后学标表，可谓盛矣。”其入室弟子大慧宗杲、虎丘绍隆并承法嗣。圆悟更著《碧岩录》，使禅宗由不立文字转为不离文字，而“文字禅”也成了禅宗的主流。《碧岩录》被称为“宗门第一书”，对日本、东南亚一带影响极大。圆悟法嗣大慈寺僧兰溪道隆更到日本传法三十多年，被日本封为国师。日本禅宗二十四派即有二十派出于这一禅系。
　　蜀中精良的造纸业和印刷业也为印制《开宝藏》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宋时双流所产纸分黄、白麻纸。它是用楮皮制成，亦称楮纸。当时公私簿书、文牒、契卷、书籍，多用此种纸书写。蜀中生产的麻纸质地优良，光滑缜密，经久耐用，被朝廷定为官方用纸，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免相、命将”等，“并用白麻纸，凡慰军旅，用黄麻纸。”（李肇《翰林志》及程大昌《演繁露》卷十）
　　笺纸的加工业在宋代有了新的发展，除仿制薛涛笺外，宋人谢景初所制十色笺，名重一时。
　　四川自五代以来，印刷业得到很大发展。当时的雕版印刷中心有三个：杭州、四川和福建。杭州刻本称为“浙本”，四川的刻本称为“蜀本”或“川本”，福建的刻本称为“闽本”或“建本”。宋蜀刻本数量多，流传广，校勘精，内容可靠，还具有板好、字好、墨好等优点。世人称为“宋时蜀刻甲天下”、“吾蜀文集巨细毕备”（《太平御览》蜀刻本《蒲叔献跋》）。清藏书家叶德辉说：“北宋蜀刻诸经可贵者，贵其源出唐蜀《石经》也。……至于《史》《子》，亦以北宋蜀刻为精。”（叶德辉：《书林清治》卷六“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
　　以上这些情况都为《开宝藏》在蜀的雕印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太祖灭后蜀，蜀中初定。太祖即于开宝四年（971年）派内侍张从信去益州主持大藏经的雕造工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版成。所雕大藏经计五千零四十八卷，板计十三万馀块。至于在成都何地雕刻印制，已不可稽考。主持刻经的内侍张从信在《开宝藏》刻完后，奉敕编写过《益州刻经目录》，记录《开宝藏》的目录和雕板经过，但是已佚失不存，无从查考。
　　现在了解《开宝藏》的目录，只能根据再刻本高丽藏和赵城金藏的目录。《开宝藏》系按《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编选佛典。
　　从当时人的记载来看，其译经是在开封太平兴国寺进行。《汴京遗迹志》上说：“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诏，于太平兴国寺大殿西，度地作译经院，中设译经堂，西序为正义堂。自是每诞节，即献经也。八年，改为传法院。”
　　《佛祖统纪》卷四十三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诏新经入藏，开板流行，本驾亲幸译经院，召僧赐生尉论，自是每岁诞节，必献新经，皆召僧赐斋，以经付藏。”。
　　由此可知，译经院与印经院在一起，同在太平兴国寺。翻译经典与刊印经典全部由政府统一管理。皇帝亲自到译经院，新译经典先呈献给皇帝之后入藏，刊印流通。
　　但到了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即废印经院，交给寺院“印造流行”。《宋会要》职官二十五：“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十九日，诏废印经院，其经板付杭州，令僧了然主持。了然复故辞，明年八月，乃以付京显圣寺禅院，令僧印选流行。”
　　《开宝藏》印刷流通后，北宋政府先后向日本、朝鲜、西夏、契丹、越南等国输送。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以后，藏板送至崇宁坊显圣寺，《开宝藏》便在这里印刷流通，直至金兵灭北宋。
　　我们现在见到的《开宝藏》大多为黄麻纸，卷轴装，每版23行，行14字。版端刊经名简称、卷次、板片号、千字文号，上下无边栏，行中无界栏，板幅宽阔，字体端正古拙。卷尾有“奉敕雕印”的牌记和印刷工匠名称。多数还印有“印经牌记”和“施经牌记”。《开宝藏》的经板在金灭北宋时，被金兵捆载北去，从此不知下落，显圣寺也被金兵放火烧毁。
　　现全世界保存的《开宝藏》有十馀种，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有《佛说阿惟越致遮经》卷上《杂阿会经》三十、三十九等八种，国外日本书道博物馆、日本京都南禅寺、美国哈佛大学有不多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