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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戴尔(Ernest Dale,1917-1996)是管理学界重量级的人物。他的出名,在管理学界独树一帜,因为他不是站在大多数管理学家一边,而是站在否定管理普遍性的少数派一边。在与管理过程学派的对抗赛中,戴尔是扛起经验学派大旗的领军者。作为一名来自于德国的美国人,他的一生表现出一种近乎固执的执著。正是这种执著,使管理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在他的手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扬光大。
1917年,戴尔出生于德国北部的海港城市汉堡(Hamburg)。30年代,他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A)。之后他又继续研究生学习,获得文科硕士学位(Master of Art,MA)。尽管3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世界,但剑桥大学仍不失为一块象牙塔中的圣土。在这一时期,主宰着剑桥思想圈的是罗素(Bertrand Russell)、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当时的经济学界,在大萧条的冲击下,普遍被凯恩斯吸引,形成了被称为“凯恩斯革命”的学术氛围。为了应对萧条带来的慌乱和人心波动,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在西方各国得到大力推广,并被广泛应用于现实之中的救市活动。按理来说,学习经济学的戴尔,应当受到凯恩斯的影响较大才符合常理。然而,戴尔没有接受凯恩斯的思想,他更多地关注组织内部的权力制衡,不希望政府介入公司的管理之中。也就是说,戴尔坚守着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信念。这种坚守,已经表现出戴尔在后来的学术活动中的人格魅力雏形。庄重、典雅、信守传统、看重人格、充满骑士般的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成为戴尔后来学术生涯的基调。
或许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精神支撑,或许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古典理想,戴尔在拿到了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之后,来到传统色彩更为浓厚的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继续攻读经济学硕士,并再次获得文科硕士学位。此后,戴尔开始了自己对管理的研究。从他这一时期的成果看,他在学术上的起步阶段,主要精力放在劳工关系和企业经营方面,奠定了经验学派的基本方法。1950年,戴尔获得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PHD),专业依然是经济学。
在获得博士学位前后,戴尔的管理研究课题主要来自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AMA)。美国管理协会不同于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AMA不大看重纯粹的学术,却强调实践中的改良,以从事管理咨询为主。戴尔在美国管理协会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工会的调查报告。1944年,AMA发表了戴尔的《美国工业中管理和工头的关系:工头的联合组织,一份临时报告》(Relations between Management and Foremen in American Industry: Foremen’s Unionization, an Interim Report)。1945年,AMA发表了戴尔的《工头的联合组织:工业中工头的角色研究,第一部分》(Unionization of Foremen:Part 1 of a Study of the Foreman’s Role in Industry)和《管理中工头的发展:工业中工头的角色研究,第二部分》(The Development of Foremen in Management:Part 2 of a Study of the Foreman’s Role in Industry)。同年,AMA还发表了戴尔的研究报告《年度工资和就业稳定技术》(Annual Wages and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Techniques: an Analysis of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in Establishing Guaranteed Wage Plans and More Stable Employment)。1947年,AMA发表了戴尔专门研究公司报告的报告《公司年度报告的准备》(Preparation of Company Annual Reports)。1949年,AMA发表了戴尔关于工业关系和美国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报告《通过劳工-管理合作提高生产率:公司和工会经验分析》(Greater Productivity through Labor-Management Cooperation: Analysis of Company and Union Experience)。1950年,AMA发表了戴尔关于美国消费和生活标准的《集体谈判的经济信息资源》(Sources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for Collective Bargaining)。1952年,戴尔完成了《公司组织结构的计划和发展》(Plann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mpany Organization Structure)一书,这本书依然是AMA的研究报告。由此,戴尔的研究从工会与管理的关系逐步扩展到公司组织研究。
1950年到1964年间,戴尔先后去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任教,讲授工商管理课程。在康大和哥大的任职期间,戴尔也像其他的管理学教授那样,在公司兼职当顾问,或者担任董事会成员。在这一期间,他曾担任杜邦公司(Du Pont)、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好利获得公司(Olivetti)、雷诺公司(Renault)和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的顾问,并且是普强药厂(Upjohn)和托尔斯泰基金会(Tolstoy Foundation)的董事会成员。管理实践活动对戴尔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基于大型公司的实践经验总结,1960年,戴尔出版了他的两本成名作:独著的《伟大的组织者》(The Great Organizers)和与厄威克(Lyndall F. Urwick)合著的《组织中的参谋工作》(Staff in Organization)。《伟大的组织者》这本书,耗费了戴尔十年时间,渗透着戴尔的真知灼见,真正应了“十年磨一剑”的传说。书中的内容包含了他曾经发表过的多篇论文。第一章和第四章的内容曾经发表于《加利福尼亚管理评论》1959年第2卷第1期和1959年第1卷第8期上,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曾经发表于康奈尔大学的《经营管理科学季刊》1956年6月号和1957年6月号上,第六章的内容曾经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1960年3～4月号上。随着《伟大的组织者》出版,经验学派的影响大增,戴尔也一跃成为经验学派最有名的人物。
1962年,戴尔受邀参加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在管理学术史上享有盛名,后来所有关于管理学流派的讨论,都直接或间接与这次会议相关。本来,洛杉矶分校会议的目的是区分管理教学者与实践者,但是,会议的实际主题,变成了关于管理学性质与学派的争论。这一争论的主角是孔茨,而戴尔作为孔茨的对立面,在会议上大放异彩。孔茨想用管理过程学派来统一管理学理论,戴尔则在大会刚开始的时候就对管理的普遍性问题提出质疑,针尖对麦芒,双方各有自己的逻辑和证据。孔茨的主张,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戴尔的观点,则牢牢立足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坚决反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理论追求,大力倡导比较方法,对长期以来被管理学界奉为“金玉良言”的管理理论猛烈抨击。戴尔认为,管理理论的来源只能是而且也必须是管理经验,不存在普适性的管理法则,不同时期、不同管理目标、不同环境因素,造就了那些伟大的组织者。所有伟大的组织者,都是凭借他们在最重要的业务领域中的广泛经验积累才走到了公司管理层。他们的经验是不可照搬的。然而,人们在可以比较的情况下,能够把他人的经验应用于自己的实际需要。通过观察伟大的组织者就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天才。任何公司,一旦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须用某种系统的组织管理来替代“天才管理”。由此,戴尔又同天才论划清了界限,主张管理知识的可习得性。既反对普适,又反对先验,使戴尔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戴尔同孔茨的争论,既彰显了孔茨的贡献,又传播了戴尔的学说。
1964年,戴尔跳槽到享有现代MBA发源地之誉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任教,著名学院和优秀学者相得益彰。在宾大,戴尔任管理学教授,讲授的依然是工商管理。沃顿商学院成为戴尔的最后归宿,直至退休。1965年,他出版了《管理学:理论与实践》(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从1965年到1987年,该书出了12版,由此可见这部教科书的经久不衰。在编撰教科书的同时,戴尔还编辑出版了《管理读本:里程碑与新领域》(Readings in Management: Landmarks and New Frontiers),给人们讲述引人入胜的管理故事。在这本书中,戴尔翻译了德国汉斯·多米茨拉夫(Hans Domizlaff)的《国王与他们的顾问》(Kings and Their Counselors)一文,以“国王”的形象解构大型公司的领导。1966年,戴尔与Michelon,Leno Ceno合作出版《现代管理方法》(Modern Management Methods)一书。1967年,又出版《组织》一书。同年,由欧内斯特·戴尔协会出版《长远规划》(Long Range Planning)一书。1968年,戴尔担任了管理学会第23届主席(23rdpresident of Academic of Management)。不少资料都提到,他还担任着欧内斯特·戴尔协会主席,但是,关于这个协会的创办以及运行情况查不到任何资料,只是在一些出版物上标注着这个协会的名称,这里只好阙如。
1969年,正值戴尔人生事业的高峰期时,他中风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能说话,生活不能自理。这位昔日倍受欢迎的演讲者,现在只能用简单的阅读器(Dick &Jane Reader)一遍一遍地读出单音节字母。来自医院的病情预测是残忍的,他被告知,未来他只能说出三打词汇量的单词,并且行动不便。即使能动,也要依靠拐杖。但是,戴尔没有被病魔击垮,凭藉着刚强的意志和毫无倦怠的乐观精神,他开始恢复健康之路的探索。他来到天堂般的巴黎,用中国的针灸疗法治疗濒临崩溃边缘的身体。在治疗的日子里,他恢复得非常好,好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1992年,这位75岁高龄的老先生去了南美洲。在那里,戴尔继续开展充满活力的工作和社会事务。戴尔的人生无疑是光彩的,而最光彩最成功之处是他对生活的热忱激励着无数面临不幸的人们。在习惯了生活总是带给人巨大压力之后,他总是在逆境中开始新一轮的人生探索。
戴尔的生活是幸福的,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从威灵顿(Wilmington)回来的哥哥查尔斯(Charles),他的妻子海蒂(Heddy),儿子道林(Dorian),和两个孙子Jedidiah和Lyla守候在他的身边。1996年8月16日,79岁的戴尔因脑动脉瘤(Cerebral Aneurysm)在曼哈顿(Manhattan)去世。
戴尔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给管理学留下了太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作为一个管理学家,戴尔一点也不像德国人。德国人给世界的印象是善于思考,擅长逻辑,尊重理性,动不动就要给世界提出一个体系性宏大建构。比如名闻遐迩的黑格尔、马克思、康德等等。而戴尔在骨子里,对建构主义有着一种近于本能的对抗。他在管理学上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英美式的经验主义。
关于英国的经验主义,有一个笑话,嘲讽英国人懒于思考,不愿意从更深刻、更全面的角度认知世界。这个笑话是这样的:假如问英国人什么是精神,英国人会回答“没有物质”,没有物质就不必在意;假如问英国人什么是物质,英国人会回答“不是精神”,不是精神就无须操心。既然不必在意也无须操心,那这个世界就由它去吧。但是,正因为如此,决定了英国人的务实、不尚空谈。他们坚信,制度安排上脚踩实地,逐渐改进,这样几无大错;思想方法上回避高论,拒绝演绎,这样不致幻想。
管理学中的经验学派,往往为初学者所轻视。因为按照经验学派的逻辑,很难有大的理论建树,按照经验学派的思路治学,到头来总会发现,费了老鼻子劲,结果不过是说点常识而已。“卑之无甚高论。”但是,正是对常识的忽视或者轻视,才导致我们不断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阿克顿勋爵有言:“历史的教训就是—所有人都不会从历史的教训中真正学到教训。”这是值得铭记的至理名言。经验学派的最大贡献,就是要我们学会小心谨慎,学会辨识情境,学会踏稳每一步。
管理学领域,尤其是中国管理学领域,从宏观研究而言,醉心于体系建构的人太多,而埋头于具体情境的人太少;从微观研究而言,热衷于数理模型以验证自己的假设正确者太多,而透过案例洞察模型简化产生的偏差以增进管理者的智慧者太少。可以说,我们缺乏真正有价值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的本质,是一种智性研究,而不是规范研究。所以,戴尔对于我们,依然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期盼着中国的管理学界,也能出现可以同《伟大的组织者》相媲美的经验主义巨著。
1917年,戴尔出生于德国北部的海港城市汉堡(Hamburg)。30年代,他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A)。之后他又继续研究生学习,获得文科硕士学位(Master of Art,MA)。尽管3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世界,但剑桥大学仍不失为一块象牙塔中的圣土。在这一时期,主宰着剑桥思想圈的是罗素(Bertrand Russell)、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当时的经济学界,在大萧条的冲击下,普遍被凯恩斯吸引,形成了被称为“凯恩斯革命”的学术氛围。为了应对萧条带来的慌乱和人心波动,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在西方各国得到大力推广,并被广泛应用于现实之中的救市活动。按理来说,学习经济学的戴尔,应当受到凯恩斯的影响较大才符合常理。然而,戴尔没有接受凯恩斯的思想,他更多地关注组织内部的权力制衡,不希望政府介入公司的管理之中。也就是说,戴尔坚守着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信念。这种坚守,已经表现出戴尔在后来的学术活动中的人格魅力雏形。庄重、典雅、信守传统、看重人格、充满骑士般的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成为戴尔后来学术生涯的基调。
或许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精神支撑,或许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古典理想,戴尔在拿到了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之后,来到传统色彩更为浓厚的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继续攻读经济学硕士,并再次获得文科硕士学位。此后,戴尔开始了自己对管理的研究。从他这一时期的成果看,他在学术上的起步阶段,主要精力放在劳工关系和企业经营方面,奠定了经验学派的基本方法。1950年,戴尔获得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PHD),专业依然是经济学。
在获得博士学位前后,戴尔的管理研究课题主要来自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AMA)。美国管理协会不同于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AMA不大看重纯粹的学术,却强调实践中的改良,以从事管理咨询为主。戴尔在美国管理协会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工会的调查报告。1944年,AMA发表了戴尔的《美国工业中管理和工头的关系:工头的联合组织,一份临时报告》(Relations between Management and Foremen in American Industry: Foremen’s Unionization, an Interim Report)。1945年,AMA发表了戴尔的《工头的联合组织:工业中工头的角色研究,第一部分》(Unionization of Foremen:Part 1 of a Study of the Foreman’s Role in Industry)和《管理中工头的发展:工业中工头的角色研究,第二部分》(The Development of Foremen in Management:Part 2 of a Study of the Foreman’s Role in Industry)。同年,AMA还发表了戴尔的研究报告《年度工资和就业稳定技术》(Annual Wages and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Techniques: an Analysis of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in Establishing Guaranteed Wage Plans and More Stable Employment)。1947年,AMA发表了戴尔专门研究公司报告的报告《公司年度报告的准备》(Preparation of Company Annual Reports)。1949年,AMA发表了戴尔关于工业关系和美国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报告《通过劳工-管理合作提高生产率:公司和工会经验分析》(Greater Productivity through Labor-Management Cooperation: Analysis of Company and Union Experience)。1950年,AMA发表了戴尔关于美国消费和生活标准的《集体谈判的经济信息资源》(Sources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for Collective Bargaining)。1952年,戴尔完成了《公司组织结构的计划和发展》(Plann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mpany Organization Structure)一书,这本书依然是AMA的研究报告。由此,戴尔的研究从工会与管理的关系逐步扩展到公司组织研究。
1950年到1964年间,戴尔先后去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任教,讲授工商管理课程。在康大和哥大的任职期间,戴尔也像其他的管理学教授那样,在公司兼职当顾问,或者担任董事会成员。在这一期间,他曾担任杜邦公司(Du Pont)、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好利获得公司(Olivetti)、雷诺公司(Renault)和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的顾问,并且是普强药厂(Upjohn)和托尔斯泰基金会(Tolstoy Foundation)的董事会成员。管理实践活动对戴尔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基于大型公司的实践经验总结,1960年,戴尔出版了他的两本成名作:独著的《伟大的组织者》(The Great Organizers)和与厄威克(Lyndall F. Urwick)合著的《组织中的参谋工作》(Staff in Organization)。《伟大的组织者》这本书,耗费了戴尔十年时间,渗透着戴尔的真知灼见,真正应了“十年磨一剑”的传说。书中的内容包含了他曾经发表过的多篇论文。第一章和第四章的内容曾经发表于《加利福尼亚管理评论》1959年第2卷第1期和1959年第1卷第8期上,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曾经发表于康奈尔大学的《经营管理科学季刊》1956年6月号和1957年6月号上,第六章的内容曾经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1960年3～4月号上。随着《伟大的组织者》出版,经验学派的影响大增,戴尔也一跃成为经验学派最有名的人物。
1962年,戴尔受邀参加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在管理学术史上享有盛名,后来所有关于管理学流派的讨论,都直接或间接与这次会议相关。本来,洛杉矶分校会议的目的是区分管理教学者与实践者,但是,会议的实际主题,变成了关于管理学性质与学派的争论。这一争论的主角是孔茨,而戴尔作为孔茨的对立面,在会议上大放异彩。孔茨想用管理过程学派来统一管理学理论,戴尔则在大会刚开始的时候就对管理的普遍性问题提出质疑,针尖对麦芒,双方各有自己的逻辑和证据。孔茨的主张,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戴尔的观点,则牢牢立足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坚决反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理论追求,大力倡导比较方法,对长期以来被管理学界奉为“金玉良言”的管理理论猛烈抨击。戴尔认为,管理理论的来源只能是而且也必须是管理经验,不存在普适性的管理法则,不同时期、不同管理目标、不同环境因素,造就了那些伟大的组织者。所有伟大的组织者,都是凭借他们在最重要的业务领域中的广泛经验积累才走到了公司管理层。他们的经验是不可照搬的。然而,人们在可以比较的情况下,能够把他人的经验应用于自己的实际需要。通过观察伟大的组织者就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天才。任何公司,一旦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须用某种系统的组织管理来替代“天才管理”。由此,戴尔又同天才论划清了界限,主张管理知识的可习得性。既反对普适,又反对先验,使戴尔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戴尔同孔茨的争论,既彰显了孔茨的贡献,又传播了戴尔的学说。
1964年,戴尔跳槽到享有现代MBA发源地之誉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任教,著名学院和优秀学者相得益彰。在宾大,戴尔任管理学教授,讲授的依然是工商管理。沃顿商学院成为戴尔的最后归宿,直至退休。1965年,他出版了《管理学:理论与实践》(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从1965年到1987年,该书出了12版,由此可见这部教科书的经久不衰。在编撰教科书的同时,戴尔还编辑出版了《管理读本:里程碑与新领域》(Readings in Management: Landmarks and New Frontiers),给人们讲述引人入胜的管理故事。在这本书中,戴尔翻译了德国汉斯·多米茨拉夫(Hans Domizlaff)的《国王与他们的顾问》(Kings and Their Counselors)一文,以“国王”的形象解构大型公司的领导。1966年,戴尔与Michelon,Leno Ceno合作出版《现代管理方法》(Modern Management Methods)一书。1967年,又出版《组织》一书。同年,由欧内斯特·戴尔协会出版《长远规划》(Long Range Planning)一书。1968年,戴尔担任了管理学会第23届主席(23rdpresident of Academic of Management)。不少资料都提到,他还担任着欧内斯特·戴尔协会主席,但是,关于这个协会的创办以及运行情况查不到任何资料,只是在一些出版物上标注着这个协会的名称,这里只好阙如。
1969年,正值戴尔人生事业的高峰期时,他中风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能说话,生活不能自理。这位昔日倍受欢迎的演讲者,现在只能用简单的阅读器(Dick &Jane Reader)一遍一遍地读出单音节字母。来自医院的病情预测是残忍的,他被告知,未来他只能说出三打词汇量的单词,并且行动不便。即使能动,也要依靠拐杖。但是,戴尔没有被病魔击垮,凭藉着刚强的意志和毫无倦怠的乐观精神,他开始恢复健康之路的探索。他来到天堂般的巴黎,用中国的针灸疗法治疗濒临崩溃边缘的身体。在治疗的日子里,他恢复得非常好,好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1992年,这位75岁高龄的老先生去了南美洲。在那里,戴尔继续开展充满活力的工作和社会事务。戴尔的人生无疑是光彩的,而最光彩最成功之处是他对生活的热忱激励着无数面临不幸的人们。在习惯了生活总是带给人巨大压力之后,他总是在逆境中开始新一轮的人生探索。
戴尔的生活是幸福的,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从威灵顿(Wilmington)回来的哥哥查尔斯(Charles),他的妻子海蒂(Heddy),儿子道林(Dorian),和两个孙子Jedidiah和Lyla守候在他的身边。1996年8月16日,79岁的戴尔因脑动脉瘤(Cerebral Aneurysm)在曼哈顿(Manhattan)去世。
戴尔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给管理学留下了太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作为一个管理学家,戴尔一点也不像德国人。德国人给世界的印象是善于思考,擅长逻辑,尊重理性,动不动就要给世界提出一个体系性宏大建构。比如名闻遐迩的黑格尔、马克思、康德等等。而戴尔在骨子里,对建构主义有着一种近于本能的对抗。他在管理学上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英美式的经验主义。
关于英国的经验主义,有一个笑话,嘲讽英国人懒于思考,不愿意从更深刻、更全面的角度认知世界。这个笑话是这样的:假如问英国人什么是精神,英国人会回答“没有物质”,没有物质就不必在意;假如问英国人什么是物质,英国人会回答“不是精神”,不是精神就无须操心。既然不必在意也无须操心,那这个世界就由它去吧。但是,正因为如此,决定了英国人的务实、不尚空谈。他们坚信,制度安排上脚踩实地,逐渐改进,这样几无大错;思想方法上回避高论,拒绝演绎,这样不致幻想。
管理学中的经验学派,往往为初学者所轻视。因为按照经验学派的逻辑,很难有大的理论建树,按照经验学派的思路治学,到头来总会发现,费了老鼻子劲,结果不过是说点常识而已。“卑之无甚高论。”但是,正是对常识的忽视或者轻视,才导致我们不断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阿克顿勋爵有言:“历史的教训就是—所有人都不会从历史的教训中真正学到教训。”这是值得铭记的至理名言。经验学派的最大贡献,就是要我们学会小心谨慎,学会辨识情境,学会踏稳每一步。
管理学领域,尤其是中国管理学领域,从宏观研究而言,醉心于体系建构的人太多,而埋头于具体情境的人太少;从微观研究而言,热衷于数理模型以验证自己的假设正确者太多,而透过案例洞察模型简化产生的偏差以增进管理者的智慧者太少。可以说,我们缺乏真正有价值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的本质,是一种智性研究,而不是规范研究。所以,戴尔对于我们,依然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期盼着中国的管理学界,也能出现可以同《伟大的组织者》相媲美的经验主义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