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是为了实现使命的,所以,任何战略,在具体策略设计上,都要表现出策略与使命的衔接。那种高调诱人的使命,能否有现实可行的策略与之衔接,是判断战略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尺。恢复汉室和三分天下之间的不衔接,是《隆中对》在战略设计上存在的重大缺陷。
　　同曹操和孙权相比,刘备要地盘没地盘,要实力没实力,他的优势主要在于“皇叔”身份。所以,为了保持道义上的优势,更实际的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号召力,刘备是以“兴复汉室”为口号的,即“欲信大义于天下”。不管是否出于内心的真诚,这一外面上冠冕堂皇的旗号不能丢,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可取的。但是,占据道义优势并不等于具有可行性。当刘备把自己的使命定位于“兴复汉室”时,这种充满道德责任感的愿景,不过是抢占了一块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虚幻高地,并无实现的可能。对于这样一个基本没有多大期望值的使命,诸葛亮给出了三分天下的对策。而这个对策,只要联吴抗曹成功,就可以变为现实。这正是《隆中对》被人们称道的地方。变虚幻为真实,进而把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割据称雄变为兴亡继绝的义举,这无疑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
　　用一个非常高尚、非常正义的使命作为战略选择的理由,好处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中国的传统思维支配下,相对于实体和目的上的正当性而言,人们一般不重视程序和手段上的正当性。而且,有相当多的人会认为,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给不太光彩的手段穿上道德的外衣。比如,以刘备而言,为了兴复汉室,从同样是汉朝宗室的刘表、刘璋手里夺取荆益二州,会显得理直气壮。
　　问题是,这种高尚的使命和现实的策略,能否做到紧密衔接?从《隆中对》来看,这种衔接是有疑问的。因为仅仅据有荆益二州,只能算割据一方,不能算兴汉大业。所以,诸葛亮把这种衔接巧妙地寄托在一个虚无飘渺的“天下有变”的机会上。“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固然十分美妙,然而,诸葛亮回避了一个战略设计必须回答的问题:如果“天下无变”,没有这样的机会该怎么办?
　　答案很简单,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策略与使命就无法衔接。于是,这一战略就带来了一个很要命的后果,“天下无变”,也得按“天下有变”来操作,否则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正当性。正是这种战略失误,使得三国之中实力最弱的蜀国,到后来不顾一切进行北伐,六出祁山的行动方案就是这样出台的。尽管以诸葛亮之聪明,不会看不到这样做的危害,但不这样做,就等于放弃了信誓旦旦的使命。所以,明知扛不起“兴汉”的大旗,也只能硬着头皮扛起来。蜀国的困境,恰恰是最初的战略目标造成的。既然“汉贼不两立”,那就得拼上命去对付“贼”。
　　更重要的是,“兴复汉室”使蜀国在称帝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当曹丕称帝后,刘备该怎么办?按照战略使命,刘备应该坚持不称帝,讨伐曹魏,扶立汉室正宗。但是,蜀国君臣上下都知道,这个使命不过是个旗号,当不得真。刘备不称帝,就不能满足大臣将领的心愿,会失去众望,人心涣散。对此,连诸葛亮也不得不以十分勉强的“大王刘氏苗族”为理由而劝进。但是,正是称帝之举,使“兴复汉室”的使命蒙上了“窃命”的阴影。为了抵消这种阴影,尽管“益州疲弊”,也要“北定中原”,在不顾实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