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类贸易园区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愈加突出，据报载，我国各类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特殊的海关监管区实现贸易总额达3880亿美元，工业总产值1.36万亿人民币，集中了全国80%的电子信息产业（2010年数据）。而此次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成为中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和升级经济结构的着力点。
　　区域开放“3.0”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将自贸区形象地称之为“区域开发3.0版”。他认为，从中国区域开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来看，改革开发初期出现的“特区”是区域开放的1.0版，以浦东新区为龙头的各个“新区”是2.0版，而如今成立的“自贸区”可称为3.0版。
　　虽然现在自贸区的具体方案还没有出台，但全国人大已经批准国务院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的行政审批法律的实行，可见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政策力度将是前所未有的。
　　8月30日作出的上述决定涉及《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三部法律。今后，自贸区内的外商投资将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指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
　　在自贸试验区之前，我国对外资的管理一直采用“指导目录”形式。国家在一份名为《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文件中列出了我国鼓励、限制、禁止外商进入的行业。所有的外商投资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采用负面清单管理后，所有不开放的行业和受限制的商业活动列一个清单，明确告诉对方哪些领域和行业是限制或禁止外商活动的。这样，对于外商投资而言，真正实现了“法无禁止即允许”。锦宏中国价值基金总经理徐之骞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相比较而言，负面清单管理可以简化对外资进入的审批管理，同时扩大开放。对外资来说，在外资准入方面更加透明，对于增强外资信心，鼓励、吸引外商投资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在这部规定下，社会各界对自贸区具体的优惠规定猜测纷纷。单单以后勤保障来说，分析人士指出，自贸区将会第一次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还允许试点设立外资专业健康医疗保险机构。仅这些条款就会吸引投资方的高管落户、投资中国。
　　对具体的实施方案，外界还有更为具体大胆的猜测。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自贸区将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扩大服务业开放、税收更加优惠等政策，探索对国际人流、资金和货物的全面开放制度。
　　此次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可以说是“开放”倒逼“改革”。在这种开发中，政府职能将更快地被给予市场主体，使政府从过去的管理型逐步转变为服务型。彭澎认为，可能在区内实现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也是“把自贸区当成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田，并构建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在岸人民币市场的有机结合，促使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自贸区另一个吸引人的体制改革类型是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自贸区不是要打造一个免税天堂，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投融资体制的创新，并且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宏观经济分析师陈鹄飞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改变投融资体制就是把以往混合型的投融资管理模式，转变为以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及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构建新形势下中国对外投融资开放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随着中国经济日益深度融入全球体系，面对2008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速明显下行、服务贸易逆差却连年扩大的挑战，建立自贸区是顺应当前全球经贸展新趋势的必然探索。
　　通过自贸区的改革，中国将能够展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一面，同时，为全国的改革突破带去巨大的示范效应。
　　小心求证，大胆实践
　　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最初的设想在2003年。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提出，我国推出保税区向自贸区的改革试点已经成熟，应该尽早选取试点。之后，2005年，上海、深圳和天津均向国务院提交了保税区向自贸区转型的建议。
　　经过多年论证，2009年，自贸区设立在浦东的想法逐步形成，当时的总理温家宝批示了《关于中国在浦东建立自贸区设想》的文章。2010年，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到浦东，对浦东建设自贸区进行实地调研。
　　今年3月29日，李克强在长三角考察时在上海与政府、企业界人士座谈，明确支持鼓励上海先行对自由贸易区的探索实践且特别针对上海试点自贸区发表了意见。
　　李克强对上海自贸区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展望，第一，经济全球化大调整目前看来是绕不过去的，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第二，唯有用开放来倒逼改革，改革中存在巨大的发展红利；第三，这一轮开放不是单纯地招商引资，而是改革投资体制，要找一个地区来先行先试，这个地区应该是有条件、能试得好、不会闯祸、有经验并且有影响力的地方。
　　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的沿海地区必须更靠近国际化发展战略，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和分工，上海试点自由贸易园区从很大程度上就是促进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以此推动企业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中突破创新，实现转型。
　　两周以后，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和副市长杨雄为此向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做了专题汇报，并对自贸区试验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杨雄当时表示，“要以推进此项工作为突破口，以服务贸易和总部经济为抓手，形成以开放促改革的倒逼机制，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作出贡献。”
　　5月，上海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具体部署自贸区申请工作，要求各部门深化研究自贸区具体内涵；商务部也就自贸区的规则征求25个相关部委意见。6月28日，上海市将设立自贸区总体方案修改完善后，交给各个部委进行会签。
　　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实验区总体方案》是在7月3日，至此，酝酿10年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终于出炉。 　　迪拜，还是香港？
　　自贸区的未来，或许可以参考迪拜的案例。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迪拜政府提出了建造杰贝阿里自由贸易港的愿景。迪拜政府从1984年开始人工填海，到今天，杰贝阿里港已是世界第一大人造港，拥有每年1450万标准集装箱的吞吐能力，而港区所属的自贸区也已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该自贸区属于迪拜世界——迪拜政府三大主权投资集团之一。为了鼓励外国资本投资和公司的进驻，迪拜政府对杰贝阿里自贸区推出了相当优惠的政策，例如，在这里，外资企业可以100%独资，还可享受50年免除所得税、期满后可再延长15年的免税期。此外，这里还没有个人所得税，进口关税也为零，资本和利润则可以完全自由汇出。
　　自这个自贸区设立以来，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到2011年，外贸占迪拜GDP比重高达30.7%，该自贸区已经成为迪拜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为迪拜经济贡献了607亿美元收入，占迪拜GDP的20.1%，占阿联酋GDP的7.7%，为当地17万人提供就业，占迪拜132万劳动人口的12.8%。
　　但自贸区的发展并不是一顺风顺的，尤其是其经济结构高度有赖金融业，面对金融危机的抗打击能力较为脆弱。金融危机后，迪拜的房价下跌了60%以上，GDP的增速也逐渐放缓，为此，迪拜政府专门设置了自由贸易区委员会，规范贸易区内产业的发展与竞争。
　　金融危机后，迪拜自贸区很多原有的计划停止了，转而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并从金融危机中总结经验。迪拜也开始强调软实力的发展，据悉，迪拜正在申请2020年世博会，口号是“沟通思想，创造未来”。
　　中国其实也已经有自由贸易区，那就是香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必然会对香港造成挑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访问研究员丹·斯泰因博克认为，在上海自贸区成立后，中国香港的挑战不是中国内地的经济崛起和金融改革，这些新的因素更多的是香港的全新机遇，香港的前途有赖于做出调整来适应中国内地的经济增长新阶段。斯泰因博克认为，香港和上海的发展都有赖于全球经济。
　　在历史上，香港的辉煌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97年以后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相对较封闭的金融部门，香港是内地的金融生命线和开眼看世界的窗口。但当前中国的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迅猛扩张，新的自贸区改革将允许商业银行增加放款，扩大债券市场，逐步走向贷款组合证券化，向外国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敞开大门，助推上海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斯泰因斯坦认为，香港仍然能在贸易和金融方面提供更广、更深的服务。但由于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即将建成，这个角色在今后两到五年内会遇到强烈挑战。
　　自贸区能否让上海成为香港，或者成就迪拜那样的经济奇迹？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