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除了若干日本学人积极宣传鼓动之外，究竟有没有日本企业在学习应用呢？回答是有的，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松下公司。奉为“经营之神”（获得如此殊荣者日本企业界仅此一人）的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出身贫寒，初小水平，10岁当学徒，但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勇于实践，善于思考。从1917年创办仅有5个人的小小公司起家，而今已是享誉全球的世界级“松下王国”，或称“松下联邦”，日本也有视其为“松下教”的，松下幸之助被尊为“教祖”。记得日本曾经做过调查而得结论，说在日本只有唐太宗和松下幸之助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古今二人，中日相携，似悖常理而见文化交流之深长）。据粗略统计，松下幸之助一生著作有70余种之多，真正著作等身，松下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而且是一位非凡的思想家。
　　松下幸之助当他第一次听到。消费者是皇帝时”，曾在他书中发表了对皇帝的感慨，他说：“皇帝说的，不管有无道理都当做有理来听，这也许是一种忠于皇帝的表现，但是，如果是真正的家臣的话，那么为了皇帝不做错事，有时就要提出忠言……进逆耳之言的时候，要准备好皇帝发怒。努力使皇帝成为体贴人民和家臣的英明皇帝，这才是真正为皇帝好的忠臣和人民。”（松下幸之助：《我的经营理念》）其所论君臣关系，对比《贞观政要.君臣鉴戒》中太宗所言：“君臣本同洽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言，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同心合力），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自以为贤明），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思想不极为相近吗？
　　上世纪80年代初，松下即一再提到：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为培养领导和建设未来世纪的日本栋梁之才，他设立了公司第二个研究所——“松下政经塾”，至今已有多届毕业生活跃在政界和经济界。创办之初，松下便礼聘了日本“帝王学之师”安冈正笃为顾问，他以“尊缘生果”为题，启发学生接受东方文化特色的讲演，在该所集结海内外名流授课内容辑印成册时列为首篇，可见对其尊崇之一斑。对安冈总结的日本帝王学三原则：教授原理、原则的师，幕僚群和直言的心腹，总观松下一生的做法，也颇相吻合。
　　松下尊以为师的除安冈那样的学术名流之外，松下自称另有两位经营导师，一位是经营山本商店的“大阪商人”山本武信，偶然一次机会山本看到了松下电器生产的炮弹型自行车车灯，认为大有市场前途，竞打破常规，3年包销36万只产品，并一次付清货款，使松下大得其益。松下视山本为恩人，开始交往，山本也以前辈身份，向松下详细讲述了“大阪商人”的标准（会做买卖和能赚大钱），特别是欧战后山本被迫宣布破产，竟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甚至太太的戒指（当时大多商人都设法隐瞒财产，留下一些生活开支和私用品也是惯例所允许的），都义无反顾地全拿了出来，交给银行应付退票。这种负责到底、绝不推诿的精神，不仅使松下大为震撼，且因提高了信用而起死回生的山本商店，给松下留下了受用终生的启迪。松下后在《自传》中写道：“松下电器能有今日的成功，山本氏功不可没。”
　　另一位是启示他建立大量生产方式的美国汽车大王一一福特，福特曾专心致志地只生产本公司研发的“T”型车，从而达到了大批量流水线生产、降低了价格，满足了大众需求，获得极大成功。松下大受启发，福特的经营方略很快被应用到了他的经营之中，松下学会了赚钱的法门，更体会到经营者对于社会大众和人类福祉的使命。松下在其《职业之梦.生活之梦》一书中说道：不用说，经营者总时刻以谋利发财为目的，而福特觉得自己的事业与社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一种事业的存在，不知有多少人来依靠它生活，由此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使社会进步、国家强盛。“我心服他的想法完全正确……（他是）心怀大志的企业家，应该具有这种抱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