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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产生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代——魏晋时代。那是一个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时代，个人的才智获得了空前的肯定；那个时代的人们关注自我，超越礼法，心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同时，玄学的影响使他们主动对生命的进程进行积极的探讨，虽有诸多感慨，但在人生的慨叹之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摆脱内心孤独的良方。
[关键词]兰亭集序；魏晋时代；玄学；文化思潮；生命悲叹 品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再一次随着他游走的笔端走进魏晋时代，去感受那些让生命张扬的感动。兰亭盛会，体现了名流雅士儒雅的风度和诗意的人生。人们在畅叙幽情的同时，也对生命进行了积极的思考。王羲之在极写了广阔的自然风光之后，思考了宇宙人生的变化，由乐而叹，由叹而悲，又从悲中提炼出哲理：人生一世，俯仰之间，我们当积极面对现实，在有生之年做些实事。《兰亭集序》便成为一个窗口，让我们得以走近王羲之，走进那个时代。
一、魏晋时代觉醒的文化思潮
汉末魏晋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成为一种占主流的文化思潮。这种思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一种文化思潮。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个人价值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认识，这种认识主要包含三方面。
首先，魏晋人认为生命不朽。人们对生命短暂的忧虑，所爆发的不是悲观，而是以写作来让后人为自己延续生命。他们认为年龄、名誉、寿命都“未若文章之无穷”，文章才是不朽的，“不朽”是历史的记忆能力，如果历史无意义，则无“不朽”的存在。王羲之在写《兰亭集序》的时候，亦有让流觞曲水旁的这三十七首诗歌流芳百世之意，并使“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这篇序文因为它书文双绝的地位而流芳百世，可兰亭诗却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也许是王羲之始料未及的吧。
其次，魏晋时期的个人才智获得崇高的地位。在传统儒家观念中，“才”不重要，“德”才重要。所以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但在这一时期，重德轻才的观念被打破了，而演变为重才轻德。所以，集会兰亭的文人雅士几乎荟萃了整个山阴县的顶尖人物。永和九年举办的兰亭盛会，前后主宰江左政局的王、庾、桓、谢四大家族中的人物均到齐，还有来自各地的新老名士、政界要员郗昙、孙绰、支遁等人，堪称群贤毕至，名流云集。
最后，魏晋时期个人的仪表相貌得到空前重视。虽然唯美主义在汉代就有抬头的倾向，但到了晋代才演绎到了极致。阮籍就曾把“礼”和“仪”抛到脑后，只为了一睹邻家沽酒少妇的美色，就常常醉卧其店不回家，其夫也不怀疑。再者，拥有才色的兵家女未嫁而死，他也伤感至极前往痛哭。再如“窥镜自怜”的邯郸之女，就如希腊美女那喀索斯一样“顾水自怜”，为自己太漂亮的容颜而伤感，若一旦消失将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于是临清流而赴死。当时就有荀粲说：“女子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这就是典型的“女子无才就是德”的观念。王羲之的书法被誉为“飘若游云，姣若游龙”，便是赞扬其书法灵动飘逸、美仑美奂，极富有美的观赏性。他使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从而由发现书法美到表现书法美。这都是魏晋人唯美主义的体现。
第二，魏晋人对自我生活的追求是另一种文化思潮。此时，人们关注的是自我生活的追求，他们为了免于政治迫害，不谈政治，而关注自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超越礼法、鄙视名声、尊重个人的怪癖嗜好、率性而为。
此时的人们普遍体现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并且互相宽容。超越礼法所显示的生命形态是“恣情任性”，礼法虽然重要，但对恣情任性的人来说，是“居于礼法之外”，与“我”无关，不受礼法约束的。
使人们对名声鄙视的，其实是缘于对礼法的超越。他们认为，哪怕我将来出了名，都不如及时行乐的一杯酒。而在汉初的孝廉时代，名声是非常重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的人们都具有宽容多元的生活方式的健康心态。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别人无权说三道四；你所拥有的权利是宽容，让这种生活方式存在下去。所以，对于那些怪癖嗜好，人们都能尊重宽容。流觞曲水，席地而坐，任意饮酒而赋诗，随意而率性，只属于那个独特的时代。
处在伦理社会中的人和处在自由时代的人做同一件事，亦有不同的做法。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住在浙江，半夜下雪，独自极夜而饮，突然想起要去看一个朋友，走了一天一夜，到了朋友家门口，又不想见，返身就走，理由是“没有见他的心情了”。这个率性而为的典型，就存活在那样一个率性而为的时代，这才使文艺处于一个超越现实的状态，体现出的是心灵自由的精神。
第三，感性心灵的苏醒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文化思潮。
这个时代，是人性最自由的时代，也是人最具有浓烈情感的时代，最具有人性与情感的文学于是产生。人们以宽阔的胸襟和浓烈的情怀，去容纳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魏晋人把感情作为人的本性来追求，“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就有别于儒家圣贤把“仁义道德”作为人的本性来追求的宗旨。不过，他们的追求没有考虑社会理想，只在个人领域里追求着“乱世里的逍遥”。
第四，玄学作为一种另类文化拯救了一代文人。
魏晋时期恐怖险恶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把人生信仰从道家转到了玄学，文人们为了免遭不测，往往采用比喻、象征的手法来进行创作。于是，玄学便应运而生。玄学同样关注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提倡个体自由。在生命与政治之间，他们选择了生命，躲进玄学的羽翼里，或放浪形骸，或抟土求仙，寻求生命隽永的轨迹。
玄学对文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往往收集一个人的优点，肯定他的长处，品藻他的才情、品貌、风度、言谈和智慧。也就是说，玄学在对人物进行评价时带有了审美特征。由于人们坚持着唯美主义、人格尊严与生命自由的立世标准，这就使文人们形成一个开放的自我；同时，他们又坚持着口不论世、口不臧否的保存自己的处事标准，这又使他们形成一个封闭的自我。这两种矛盾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得魏晋风度有了变异的一面。这体现了一种尊重文化、注重思考的人文精神，即魏晋风度：超脱、潇洒、美丽、自然、任性，这些都是真诚的，不显得做作、夸张、伪饰。文人们执着于人生、关注着生命，让魏晋风度成为了一种深刻的美丽。玄学的清谈，让会聚在兰亭山的名士们暂时忘记了时代的纷争，沉湎于饮酒赋诗、各抒怀抱、及时行乐的喜悦之中。 王羲之在开篇就描写了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人和”场景，并极写暮春之初的“良辰”时光、崇山峻岭之间的“美景”、仰观宇宙的“赏心悦目”和流觞曲水的“乐事”。汤显祖在《牡丹亭》唱词里尚且只归纳了人生的四大美事：“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而王羲之已在不经意间将其上升为“人生五美”： 人和、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名士们在晴朗的天空下，感受着和煦的春风，可远眺可近观，可仰视可俯察，流觞曲水，饮酒赋诗，畅叙幽情，何其快哉！乐哉！而“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其作用又在于“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这里在抒发了生之快乐的同时，又表现出一种旷达的心境。以做“修禊”为名，以行快乐为实。这里，不谈政治，只关注山水，关注自由个体的释放。
这是王羲之欣赏山水的自然之“乐” ！
由于生命的短暂，人们否定了三纲五常的外在权威，继而肯定了内在的生命欲求，因此，及时行乐的主题被顺理成章地提出。而我们在高中教材里读到人们在评价魏晋人的及时行乐时，总倾向于消极的方面，认为它是悲观的。《兰亭集序》里的及时行乐带给人一种思考，在及时行乐的外表下，似乎有一种颓废与消沉，但在这种颓废与消沉中，透出的正是它的反面，令人产生一种对生命的留恋之情，使人获得了一种积极感。那时，整个时代的精神指向无不透露着对人生的执着。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是我们在读墨子、老子等人时所感觉不到的。
作为会稽郡政界要人与名士领袖的王羲之，却在此次集会的两年后辞官归隐，退隐剡中，定居金庭，俨然成了一个寄情山水的玄学家，时年正是永和十一年。足见魏晋时代对生命选择的尊重。
二、魏晋文人对生命感伤的孤独感
忧郁，代表着一种丰富、和谐和生命的缓慢运转，是一种矛盾的调和状态。魏晋时期的文人更多地体现出了一种忧郁气质，透过他们的文学创作，让人感到生命的另一层面，是最最全面地接近“真相”的一种状态，而我们却总是达不到。 这种感伤的忧郁气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政治文化品格的抒写；一是针对生命留恋的孤独感的抒写。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即属于后者。
文学无论在思念题材，还是死亡题材、及时行乐题材等方面，均体现出了“忧郁”这一特质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汉赋是一种御用文体，是宫廷文学，其内核失去了人的本性；魏晋文学则关照人的本性，描绘人的心灵，表现人的性灵，去发现人的心灵中那些本质的东西。在此，文学终于摆脱了宗教的影响，以独立的姿态来关注个人。
人注定要生活在一个时空当中，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入时空定位的悲剧。因此，无论是古希腊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有一种时空流逝的痛苦感受。在时空无限与有限的对比中，个人的有限总是导致一种生命无可挽回的感伤，而文人即是这种感伤的最敏感体。孔子面对滔滔江水发出“逝者如斯”的感叹，正是对生命的感叹，包括自己对功名文化未就的感慨，这是一种对本质东西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对孔子来说，他追求的是一种“天下归人”的大同世界，但他对这种大同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追求始终未实现，因而发出了对生命无法把握的感叹。
从古至今，时间的流逝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如果说，孔子的时间感受带着一种功利色彩，那么，王羲之的时间感受则体现了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与体验。在此，直接关注生命本身，而让功名退居角落，他发出了“死生亦大”的感慨。他的目的表面看似乎只在于抄录这些诗作，让其流芳百世，使“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实则在放情山水的同时，侧重于抒怀。在众多的兰亭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自然形态的山水已作为主体人格的象征物演变为抽象玄理的依托。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最痛苦的时代，文人雅士们受到道家人格观念的影响，大多放浪形骸，任情恣性，蔑视礼法束缚。玄学所要求的智慧、语言、风姿、生活态度等等，都成为他们追求并效仿的人生形态。这些社会生活的形态，表明了这一时期的文人雅士有着严重的忧思和抑郁，他们悲有志不得展，叹前景之渺然，恨不平而无以伸，因此寄情山水，抒发人生感慨，感叹生命的消逝。这就是为什么《兰亭集序》里一开始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老少咸集、开心欢快的基调，到后来又变成人生苦短、不知死之将至的悲慨了。
在这里，我们读到了人物内心的孤独感，这是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里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来自个人。文学作品的魅力，有时就在于对孤独的探讨程度，正因为文学作品具有孤独感和魅力感，这种及时行乐才没有走向颓废与消极。
《兰亭集序》里悲什么呢？文中有两个展示：一个是“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另一个是“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它告诉我们：事物本来就有生有灭，有乐有悲；这生与灭、乐与悲之间的转化随时都存在，这中间的过程很短暂，倏忽之间，如白驹过隙；再到生命的长短与存灭，不是人的主观所能左右的，它取决于自然的造化。由此说来，生命是何其宝贵啊！正因如此，作者才引用古训“死生亦大矣”来慨叹自己的内心“岂不痛哉”！ 痛惜之情氤氲而来，弥漫了已届知命之年的王羲之，这是深刻体验到了“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流逝，浩叹天地无穷，感叹人生须臾。
这是王羲之的生命之“叹” ！
三、错误时代里的正确选择
无论何种时代，人即使要努力摆脱政治现实带来的困惑，也应该在短暂的生命之中创造人生的辉煌。所以王羲之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生与死怎么可以等同呢？作者这样写，表明了他对生死问题的看重，他是想以此来委婉地启发各位名士，不要让生命轻易地从自己的身边悄悄逝去。时代之悲既已如此，那么，不管生活方式有怎样的不同，我们当积极努力，改变现状，在有生之年注重务实。
仔细研读《兰亭集序》，其间透视出的深邃广袤的时空意识，已经远远不是对个人得失的感叹，也不是对现实世相多变的无奈，而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对整个宇宙时空的哲理性感受，体现了宇宙生命与主体精神生命的深层沟通。玄学道学寻求出世的思想，给王羲之带来了心理的平衡。因此，《兰亭集序》上半部分写景细腻，足以让人陶醉；下半部分则抒发不尽的人生感慨，令人黯然神伤。因此说，这篇序文充分表达了王羲之无意仕途、优游山水的性格。 有人拿王羲之举办的兰亭盛会与当时的首富石崇在金谷园举办的宴会相比，认为二者是相同的。石崇虽也有一大堆文人名士相拥，但那宴会毕竟带上铜臭味。虽然二者都是极尽欢乐，体现个人之才，却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于金谷盛会后人并不推崇，那里充满了血腥；而兰亭集会之所以在后世享有盛名，是因为有王羲之写了一篇《兰亭集序》，足见王羲之的人格魅力影响当代，超越时空，光照千秋。
他的归隐，从表面看，似乎是缘于扬州刺史王述的打击报复，实则不然。王羲之一生三次为官，两次归隐，可见，他虽有政治才干，却也并不把官位当做自己的终结目标。也许，这是由于父亲王旷以淮南太守的身份率军救上党之围时，却遭遇兵败而下落不明造成的政治阴影，但王羲之自小就对政治的险恶感悟至深。因此，他的性格中始终存有挥之不去的忧伤。从另一面讲，王羲之是个书法天才，痴迷其中，自然言语寡讷。再者，伯父王导为政界要员，器重王羲之，这让他深深感受到来自晋室权力之争的压力，因此他发出“高处不胜寒”的慨叹。
这是王羲之生命里挥之不去的时代之“悲” ！
生命中的这些政治因素并没有让王羲之在担任护军将军期间消极颓废，那时他尽职尽责，整理内务，建言改制，尽心尽力地干了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在他辞去军事职务，转做政务官——担任会稽郡守期间，正赶上连年灾荒，加之会稽积弊甚深，上任的头两年他疲于救急，减免赋税、停止征役、惩治贪官、禁酒节粮、开仓赈济等等。两三年后，会稽郡内的饥民方得安顿，生活生产局面逐渐稳定，王羲之为此感到莫大的欣慰。这些都表明，王羲之是一个在其位谋其政、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写的“人”。
但他究竟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有着鲜明自我意识的人，他所喜爱所敬慕的历史人物是：陆贾、班嗣、尚子平、杨王孙、嵇康、阮籍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依附权势，有独立人格，以文化追求为己任。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宦海沉浮之后，在反思社会与人生的许多问题之后，王羲之产生了强烈的回归自我的渴望，他终于做出了在那个错误时代里的正确选择：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将个体生命置于更广阔的天地中，永远地退出政坛。由此，王羲之给自己从容大气又多彩的人生奠定了基调：既关心参与政治，又保持自己的独立空间。隐逸使他既保持了个人自由，又避开了违心之事，可以专心致志于自己的文化追求。
王羲之对自然和艺术的热爱是超凡脱俗的。王羲之具有典型的晋人风度：性格耿直，超尘绝俗，不拘礼法，委任自然。魏晋时代是人的自觉时代，王羲之等人属于思想先觉者，他们能更深层地感受到人生和艺术的内涵，通过各种方式展示自己的独特个性和人格风貌，在短暂的生命中创造出无尽的辉煌。因此，《兰亭集序》便成为一篇书文双绝的作品。此时的王羲之已经进入了书法的自由境界，《兰亭集序》里有20个“之”字，每个“之”字的写法都不一样。这并不是刻意而为，而是意随笔行，意到笔到，我心写我手，我手写我字，完全是一种精神舒畅的自然流露，书法成为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另类解释和选择。处于这样一个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王羲之完成了他在审美领域的终极追求，获得心灵的释放，终老于金庭。兰亭成就了王羲之，王羲之成为了魏晋时代最闪耀的一颗星。于是，《兰亭集序》从此便成为旷世杰作。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册 徐中玉 金启华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中国古代文学辅导》王树芳 冯树纯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晋书·王羲之传》[唐]房玄龄等撰 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年版
[4] 《王羲之退隐金庭的心路历程》徐斌 徐一之（《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6年第06期）
[5]《王羲之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比较》王夕闻（《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06期）
[关键词]兰亭集序；魏晋时代；玄学；文化思潮；生命悲叹 品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再一次随着他游走的笔端走进魏晋时代，去感受那些让生命张扬的感动。兰亭盛会，体现了名流雅士儒雅的风度和诗意的人生。人们在畅叙幽情的同时，也对生命进行了积极的思考。王羲之在极写了广阔的自然风光之后，思考了宇宙人生的变化，由乐而叹，由叹而悲，又从悲中提炼出哲理：人生一世，俯仰之间，我们当积极面对现实，在有生之年做些实事。《兰亭集序》便成为一个窗口，让我们得以走近王羲之，走进那个时代。
一、魏晋时代觉醒的文化思潮
汉末魏晋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成为一种占主流的文化思潮。这种思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一种文化思潮。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个人价值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认识，这种认识主要包含三方面。
首先，魏晋人认为生命不朽。人们对生命短暂的忧虑，所爆发的不是悲观，而是以写作来让后人为自己延续生命。他们认为年龄、名誉、寿命都“未若文章之无穷”，文章才是不朽的，“不朽”是历史的记忆能力，如果历史无意义，则无“不朽”的存在。王羲之在写《兰亭集序》的时候，亦有让流觞曲水旁的这三十七首诗歌流芳百世之意，并使“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这篇序文因为它书文双绝的地位而流芳百世，可兰亭诗却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也许是王羲之始料未及的吧。
其次，魏晋时期的个人才智获得崇高的地位。在传统儒家观念中，“才”不重要，“德”才重要。所以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但在这一时期，重德轻才的观念被打破了，而演变为重才轻德。所以，集会兰亭的文人雅士几乎荟萃了整个山阴县的顶尖人物。永和九年举办的兰亭盛会，前后主宰江左政局的王、庾、桓、谢四大家族中的人物均到齐，还有来自各地的新老名士、政界要员郗昙、孙绰、支遁等人，堪称群贤毕至，名流云集。
最后，魏晋时期个人的仪表相貌得到空前重视。虽然唯美主义在汉代就有抬头的倾向，但到了晋代才演绎到了极致。阮籍就曾把“礼”和“仪”抛到脑后，只为了一睹邻家沽酒少妇的美色，就常常醉卧其店不回家，其夫也不怀疑。再者，拥有才色的兵家女未嫁而死，他也伤感至极前往痛哭。再如“窥镜自怜”的邯郸之女，就如希腊美女那喀索斯一样“顾水自怜”，为自己太漂亮的容颜而伤感，若一旦消失将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于是临清流而赴死。当时就有荀粲说：“女子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这就是典型的“女子无才就是德”的观念。王羲之的书法被誉为“飘若游云，姣若游龙”，便是赞扬其书法灵动飘逸、美仑美奂，极富有美的观赏性。他使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从而由发现书法美到表现书法美。这都是魏晋人唯美主义的体现。
第二，魏晋人对自我生活的追求是另一种文化思潮。此时，人们关注的是自我生活的追求，他们为了免于政治迫害，不谈政治，而关注自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超越礼法、鄙视名声、尊重个人的怪癖嗜好、率性而为。
此时的人们普遍体现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并且互相宽容。超越礼法所显示的生命形态是“恣情任性”，礼法虽然重要，但对恣情任性的人来说，是“居于礼法之外”，与“我”无关，不受礼法约束的。
使人们对名声鄙视的，其实是缘于对礼法的超越。他们认为，哪怕我将来出了名，都不如及时行乐的一杯酒。而在汉初的孝廉时代，名声是非常重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的人们都具有宽容多元的生活方式的健康心态。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别人无权说三道四；你所拥有的权利是宽容，让这种生活方式存在下去。所以，对于那些怪癖嗜好，人们都能尊重宽容。流觞曲水，席地而坐，任意饮酒而赋诗，随意而率性，只属于那个独特的时代。
处在伦理社会中的人和处在自由时代的人做同一件事，亦有不同的做法。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住在浙江，半夜下雪，独自极夜而饮，突然想起要去看一个朋友，走了一天一夜，到了朋友家门口，又不想见，返身就走，理由是“没有见他的心情了”。这个率性而为的典型，就存活在那样一个率性而为的时代，这才使文艺处于一个超越现实的状态，体现出的是心灵自由的精神。
第三，感性心灵的苏醒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文化思潮。
这个时代，是人性最自由的时代，也是人最具有浓烈情感的时代，最具有人性与情感的文学于是产生。人们以宽阔的胸襟和浓烈的情怀，去容纳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魏晋人把感情作为人的本性来追求，“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就有别于儒家圣贤把“仁义道德”作为人的本性来追求的宗旨。不过，他们的追求没有考虑社会理想，只在个人领域里追求着“乱世里的逍遥”。
第四，玄学作为一种另类文化拯救了一代文人。
魏晋时期恐怖险恶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把人生信仰从道家转到了玄学，文人们为了免遭不测，往往采用比喻、象征的手法来进行创作。于是，玄学便应运而生。玄学同样关注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提倡个体自由。在生命与政治之间，他们选择了生命，躲进玄学的羽翼里，或放浪形骸，或抟土求仙，寻求生命隽永的轨迹。
玄学对文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往往收集一个人的优点，肯定他的长处，品藻他的才情、品貌、风度、言谈和智慧。也就是说，玄学在对人物进行评价时带有了审美特征。由于人们坚持着唯美主义、人格尊严与生命自由的立世标准，这就使文人们形成一个开放的自我；同时，他们又坚持着口不论世、口不臧否的保存自己的处事标准，这又使他们形成一个封闭的自我。这两种矛盾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得魏晋风度有了变异的一面。这体现了一种尊重文化、注重思考的人文精神，即魏晋风度：超脱、潇洒、美丽、自然、任性，这些都是真诚的，不显得做作、夸张、伪饰。文人们执着于人生、关注着生命，让魏晋风度成为了一种深刻的美丽。玄学的清谈，让会聚在兰亭山的名士们暂时忘记了时代的纷争，沉湎于饮酒赋诗、各抒怀抱、及时行乐的喜悦之中。 王羲之在开篇就描写了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人和”场景，并极写暮春之初的“良辰”时光、崇山峻岭之间的“美景”、仰观宇宙的“赏心悦目”和流觞曲水的“乐事”。汤显祖在《牡丹亭》唱词里尚且只归纳了人生的四大美事：“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而王羲之已在不经意间将其上升为“人生五美”： 人和、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名士们在晴朗的天空下，感受着和煦的春风，可远眺可近观，可仰视可俯察，流觞曲水，饮酒赋诗，畅叙幽情，何其快哉！乐哉！而“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其作用又在于“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这里在抒发了生之快乐的同时，又表现出一种旷达的心境。以做“修禊”为名，以行快乐为实。这里，不谈政治，只关注山水，关注自由个体的释放。
这是王羲之欣赏山水的自然之“乐” ！
由于生命的短暂，人们否定了三纲五常的外在权威，继而肯定了内在的生命欲求，因此，及时行乐的主题被顺理成章地提出。而我们在高中教材里读到人们在评价魏晋人的及时行乐时，总倾向于消极的方面，认为它是悲观的。《兰亭集序》里的及时行乐带给人一种思考，在及时行乐的外表下，似乎有一种颓废与消沉，但在这种颓废与消沉中，透出的正是它的反面，令人产生一种对生命的留恋之情，使人获得了一种积极感。那时，整个时代的精神指向无不透露着对人生的执着。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是我们在读墨子、老子等人时所感觉不到的。
作为会稽郡政界要人与名士领袖的王羲之，却在此次集会的两年后辞官归隐，退隐剡中，定居金庭，俨然成了一个寄情山水的玄学家，时年正是永和十一年。足见魏晋时代对生命选择的尊重。
二、魏晋文人对生命感伤的孤独感
忧郁，代表着一种丰富、和谐和生命的缓慢运转，是一种矛盾的调和状态。魏晋时期的文人更多地体现出了一种忧郁气质，透过他们的文学创作，让人感到生命的另一层面，是最最全面地接近“真相”的一种状态，而我们却总是达不到。 这种感伤的忧郁气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政治文化品格的抒写；一是针对生命留恋的孤独感的抒写。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即属于后者。
文学无论在思念题材，还是死亡题材、及时行乐题材等方面，均体现出了“忧郁”这一特质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汉赋是一种御用文体，是宫廷文学，其内核失去了人的本性；魏晋文学则关照人的本性，描绘人的心灵，表现人的性灵，去发现人的心灵中那些本质的东西。在此，文学终于摆脱了宗教的影响，以独立的姿态来关注个人。
人注定要生活在一个时空当中，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入时空定位的悲剧。因此，无论是古希腊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有一种时空流逝的痛苦感受。在时空无限与有限的对比中，个人的有限总是导致一种生命无可挽回的感伤，而文人即是这种感伤的最敏感体。孔子面对滔滔江水发出“逝者如斯”的感叹，正是对生命的感叹，包括自己对功名文化未就的感慨，这是一种对本质东西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对孔子来说，他追求的是一种“天下归人”的大同世界，但他对这种大同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追求始终未实现，因而发出了对生命无法把握的感叹。
从古至今，时间的流逝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如果说，孔子的时间感受带着一种功利色彩，那么，王羲之的时间感受则体现了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与体验。在此，直接关注生命本身，而让功名退居角落，他发出了“死生亦大”的感慨。他的目的表面看似乎只在于抄录这些诗作，让其流芳百世，使“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实则在放情山水的同时，侧重于抒怀。在众多的兰亭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自然形态的山水已作为主体人格的象征物演变为抽象玄理的依托。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最痛苦的时代，文人雅士们受到道家人格观念的影响，大多放浪形骸，任情恣性，蔑视礼法束缚。玄学所要求的智慧、语言、风姿、生活态度等等，都成为他们追求并效仿的人生形态。这些社会生活的形态，表明了这一时期的文人雅士有着严重的忧思和抑郁，他们悲有志不得展，叹前景之渺然，恨不平而无以伸，因此寄情山水，抒发人生感慨，感叹生命的消逝。这就是为什么《兰亭集序》里一开始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老少咸集、开心欢快的基调，到后来又变成人生苦短、不知死之将至的悲慨了。
在这里，我们读到了人物内心的孤独感，这是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里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来自个人。文学作品的魅力，有时就在于对孤独的探讨程度，正因为文学作品具有孤独感和魅力感，这种及时行乐才没有走向颓废与消极。
《兰亭集序》里悲什么呢？文中有两个展示：一个是“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另一个是“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它告诉我们：事物本来就有生有灭，有乐有悲；这生与灭、乐与悲之间的转化随时都存在，这中间的过程很短暂，倏忽之间，如白驹过隙；再到生命的长短与存灭，不是人的主观所能左右的，它取决于自然的造化。由此说来，生命是何其宝贵啊！正因如此，作者才引用古训“死生亦大矣”来慨叹自己的内心“岂不痛哉”！ 痛惜之情氤氲而来，弥漫了已届知命之年的王羲之，这是深刻体验到了“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流逝，浩叹天地无穷，感叹人生须臾。
这是王羲之的生命之“叹” ！
三、错误时代里的正确选择
无论何种时代，人即使要努力摆脱政治现实带来的困惑，也应该在短暂的生命之中创造人生的辉煌。所以王羲之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生与死怎么可以等同呢？作者这样写，表明了他对生死问题的看重，他是想以此来委婉地启发各位名士，不要让生命轻易地从自己的身边悄悄逝去。时代之悲既已如此，那么，不管生活方式有怎样的不同，我们当积极努力，改变现状，在有生之年注重务实。
仔细研读《兰亭集序》，其间透视出的深邃广袤的时空意识，已经远远不是对个人得失的感叹，也不是对现实世相多变的无奈，而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对整个宇宙时空的哲理性感受，体现了宇宙生命与主体精神生命的深层沟通。玄学道学寻求出世的思想，给王羲之带来了心理的平衡。因此，《兰亭集序》上半部分写景细腻，足以让人陶醉；下半部分则抒发不尽的人生感慨，令人黯然神伤。因此说，这篇序文充分表达了王羲之无意仕途、优游山水的性格。 有人拿王羲之举办的兰亭盛会与当时的首富石崇在金谷园举办的宴会相比，认为二者是相同的。石崇虽也有一大堆文人名士相拥，但那宴会毕竟带上铜臭味。虽然二者都是极尽欢乐，体现个人之才，却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于金谷盛会后人并不推崇，那里充满了血腥；而兰亭集会之所以在后世享有盛名，是因为有王羲之写了一篇《兰亭集序》，足见王羲之的人格魅力影响当代，超越时空，光照千秋。
他的归隐，从表面看，似乎是缘于扬州刺史王述的打击报复，实则不然。王羲之一生三次为官，两次归隐，可见，他虽有政治才干，却也并不把官位当做自己的终结目标。也许，这是由于父亲王旷以淮南太守的身份率军救上党之围时，却遭遇兵败而下落不明造成的政治阴影，但王羲之自小就对政治的险恶感悟至深。因此，他的性格中始终存有挥之不去的忧伤。从另一面讲，王羲之是个书法天才，痴迷其中，自然言语寡讷。再者，伯父王导为政界要员，器重王羲之，这让他深深感受到来自晋室权力之争的压力，因此他发出“高处不胜寒”的慨叹。
这是王羲之生命里挥之不去的时代之“悲” ！
生命中的这些政治因素并没有让王羲之在担任护军将军期间消极颓废，那时他尽职尽责，整理内务，建言改制，尽心尽力地干了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在他辞去军事职务，转做政务官——担任会稽郡守期间，正赶上连年灾荒，加之会稽积弊甚深，上任的头两年他疲于救急，减免赋税、停止征役、惩治贪官、禁酒节粮、开仓赈济等等。两三年后，会稽郡内的饥民方得安顿，生活生产局面逐渐稳定，王羲之为此感到莫大的欣慰。这些都表明，王羲之是一个在其位谋其政、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写的“人”。
但他究竟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有着鲜明自我意识的人，他所喜爱所敬慕的历史人物是：陆贾、班嗣、尚子平、杨王孙、嵇康、阮籍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依附权势，有独立人格，以文化追求为己任。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宦海沉浮之后，在反思社会与人生的许多问题之后，王羲之产生了强烈的回归自我的渴望，他终于做出了在那个错误时代里的正确选择：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将个体生命置于更广阔的天地中，永远地退出政坛。由此，王羲之给自己从容大气又多彩的人生奠定了基调：既关心参与政治，又保持自己的独立空间。隐逸使他既保持了个人自由，又避开了违心之事，可以专心致志于自己的文化追求。
王羲之对自然和艺术的热爱是超凡脱俗的。王羲之具有典型的晋人风度：性格耿直，超尘绝俗，不拘礼法，委任自然。魏晋时代是人的自觉时代，王羲之等人属于思想先觉者，他们能更深层地感受到人生和艺术的内涵，通过各种方式展示自己的独特个性和人格风貌，在短暂的生命中创造出无尽的辉煌。因此，《兰亭集序》便成为一篇书文双绝的作品。此时的王羲之已经进入了书法的自由境界，《兰亭集序》里有20个“之”字，每个“之”字的写法都不一样。这并不是刻意而为，而是意随笔行，意到笔到，我心写我手，我手写我字，完全是一种精神舒畅的自然流露，书法成为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另类解释和选择。处于这样一个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王羲之完成了他在审美领域的终极追求，获得心灵的释放，终老于金庭。兰亭成就了王羲之，王羲之成为了魏晋时代最闪耀的一颗星。于是，《兰亭集序》从此便成为旷世杰作。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册 徐中玉 金启华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中国古代文学辅导》王树芳 冯树纯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晋书·王羲之传》[唐]房玄龄等撰 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年版
[4] 《王羲之退隐金庭的心路历程》徐斌 徐一之（《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6年第06期）
[5]《王羲之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比较》王夕闻（《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