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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套人民币中的五角纸币，1972年设计文稿通过国务院审批；2000年退出流通。
与同属第三套人民币的其他“兄弟姐妹”比起来，“五毛”晚“降生”了十年——第三套人民币从1962年开始发行，而“五毛”直到1972年才面市。
“五毛”的设计方案没被认可
1962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实际上从1955年就开始组织设计了。在设计方案中，从一角到十元，正面图案采用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武汉长江大桥”、“纺织车间”、“女拖拉机手”、“车床工人”、“炼钢工人”、“人民代表步出大会堂”等。不过在设计之初，“五毛”的图案，并不是“纺织车间”。
1959年初，中国人民银行上报新版人民币方案时，周恩来总理曾作出详细的批示。其后，美术专家和印制专家反复修改，拿出了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稿。半年后再次上报设计修改稿。不过，“五毛”的设计方案没被认可。于是，当其他面值的人民币设计方案被国务院认可并开始制造流通，“五毛”依然没见踪影。
对于“五毛”的设计，周恩来总理在审批设计稿时提出：“角券中是否用一个轻工业”。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1972年7月24日再次上报设计稿样，7月26日被国务院批准，因此，票面年份为“1972”年。这版“五毛”，成了第三套人民币中最后“出生”的。
“五毛”上的女工之一是我
1972版五角钱纸币，不过巴掌大小，蓝色成为其主色调。在这版纸币的正面，是一张纺织厂细纱车间的图案。细纱车间图案中绘有三位纺织女工，左边是个正在换粗纱的女工，右边是个巡回中的挡车女工，正中央则是一个推着落纱机的女工——这，就是我。
1972版人民币“五毛”钱纸币，记载了我的一段人生经历。
我在北京汇文一小上的小学，中学上的是女八中。1966年高三毕业，正准备迎接高考时，“文革”开始了，求学之路戛然而止。
不幸接着降临，1967年6月8日，父亲蒋光鼐因癌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6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的右下角，登出了父亲的讣告——“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逝世……”。父亲的追悼会也是这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追悼会。
父亲在病危时，曾对母亲说：“以后要是没有人养你，你就去做工吧。”父亲去世后，母亲得到了民政局给三级干部遗属发放的500元抚抚恤金，以后就没了经济来源。那时，我的哥哥姐姐们或身处逆境，或发配外地，只有我在北京，能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而摆在我面前的路似乎也只有一条一上山下乡。我想的最多的是，如果我去上山下乡，谁来管母亲?
周总理的关怀让我进入工厂
母亲患有糖尿病、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等多种疾病，每次发作都要立即送医院注射西地兰。如果我离开北京，母亲再无人照顾了。万般无奈，我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等待了三个月，终于在1970年新年到来之前有了回音。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我被安排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棉纺分厂，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记得发行这张纸币的那个月，我们每个人的工资里都有一张这样的新币。发工资那天，我还没进厂，路上碰见了我师傅的女儿，她远远就冲我喊：“钱上有你!”当时我未解其意，等进了车间，师傅才告诉我，以前在我们车间照了许多相片的那些人，就是这张五毛钱的设计人员。这张钱中间那个推落纱机的女工，就是照我的照片画的。
邢大军据《企业党建参考报》蒋定桂度整理
57岁老兵李丙需讲述给毛主席做了三年警卫
前不久，郑州市国贸大厦前广场，人来人往中，一位身穿旧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军人正在免费赠书——他自己所著的《中南海警卫》。
仅仅是给毛主席做了三年警卫，可57岁的李丙需似乎一辈子也没走出毛主席的“磁场”。为什么?为什么李丙需以及与他生活于同一时代的很多人，总是走不出那个烙上特殊印记的时代?他们在寻找什么?
重新回到那个火热时代
自从李丙需坐在郑州国贸大厦前广场的第一天起，他就与周围高楼林立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57岁的李丙需，曾是毛泽东主席的一名普通卫兵。他顶着烈日端坐街头，只为把自己所著的《中南海警卫》免费赠与过往行人。赠书活动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这也是他带领几位志愿者进行的“爱国教育万里行”括动的一部分。从1995年辞去平顶山一家煤矿治安科职务之后，他就开始重新追寻毛泽东的足迹，至今已经17年。在这17年里，李丙需到处搜集毛主席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并从平顶山返京探访自己的老首长，在河南组织爱国主义展览，到全国十几个省市作报告
每当有人夸奖他“忠诚”，李丙需都很开心。“忠诚”二字，李丙需看做是对自己的肯定，也是最大的荣耀。也恰恰是这两个字，成为压在李丙需身上，丢不掉也舍不得丢掉的重担。为了这两个字，李丙需撇下父母、妻女，孤身一人重新回到“那个时代”。回忆，不停地回忆，成为他一生追求的“事业”。
“父母问我为啥一年才回家一次，妻子骂我神经病、不务正业，朋友也不理解，问我是不是傻了。”可李丙需不在乎。在他眼中，多写一本书、多作一场报告、多办一次展览、多做一件好事，就是向社会多投入一份奉献，而这也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每当说到这里，李丙需都会拍打着桌子，异常激昂。
我永远都不会动摇信念
可选择重新回到那个记忆深刻的世界，却未必能找回记忆中的感觉。2012年5月28日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农业路国际企业中心11楼，一间光线颇暗的屋子里，一盏灯都没开，只能模糊看见到处堆满了与毛主席有关的各种物品——可这里不是“毛主席纪念馆”，而是李丙需目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红色教育展览馆”。
李丙需穿着一条军裤，正蹲在地上整理毛主席影像资料，他对记者的到来十分吃惊——与见诸报端的报道不同，李丙需的“红色展览馆”里并无其他访客。李丙需说，无论是展览馆还是自己的报告团体，还有赠书活动，在一些地方都备受冷落。为了自己写的《中南海警卫》一书，李丙需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鞋都磨破了，也找不到一家愿意为我出书的。我求爷爷告奶奶，说尽了好话。” 在寻找出版社的过程中，李丙需意识到，自己写的东西政治性太强，经济价值太小。确实，时代变了，出版社不愿意承担风险。最后，李丙需通过找关系送礼，书才在河南汝州的一家出版社出版。
记者翻开2000年出版的《中南海警卫》，粗糙的印本上并没有标明印刷册数，出版社已将成本降至最低。2011年2月，现代出版社再次印刷此书，印数1000册。
《中南海警卫》出版后，李丙需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他一丝不苟地在封皮上盖上毛主席头像、“中南海警卫”和“毛泽东卫士李丙需著”的印章，并题词签字。他太想找到共鸣了。回归毛主席时代后，李丙需的生活变得异常节俭。他很坦然地说，“我没钱。”5元一份的鸡蛋捞面、1元两个的蒸包和一碗免费的青菜鸡蛋汤，这是老李的午饭，几乎天天如此。
李丙需说，自己组织各种活动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家中的积蓄、售卖书法作品以及好心人的赞助。从1998年开始，李丙需时而见诸报端。李丙需说，也有企业邀请他去工作，但他拒绝了，因为“我做爱国主义宣传，不是为了名利，只是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说到这里时，李丙需嘴角露出了笑意。在很久以来的宣传活动中，能理解李丙需的，大多是些老年人，或者与他拥有相似回忆的老兵。
大多数年轻人不理解李丙需。“但我永远都不会动摇。”李丙需说。
“我不孤独，我很忙碌”
不止一个人问过李丙需，为什么时代在不断前进，而他却把回忆和宣传过去当成了主业?
这时李丙需就会谈起他转业后的工作和想法。
1983年，李丙需转业至河南平顶山一家煤矿做治安保卫工作。李丙需说，自己是“退伍不褪色”，从不居功自傲，也不讲自己在中南海的事迹，而是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工作。
虽然收获了不少荣誉，但步入社会的他，也渐渐看到了社会的另一面。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辛勤劳动并没有换来与之相配的回报，反而是那些善于逢迎拍马的小人最后盗取了他的劳动成果。贪污腐败、尔虞我诈等种种“恶”，让李丙需强烈不适应，只有在回忆那段中南海生活时，他才感觉找到了精神寄托。
1973年12月20日，在训练中腿部受伤的李丙需，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今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这个普通一兵，在有病时，一位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老红军(汪东兴——笔者注)，那么大的干部会来看望我。让我吃中南海的苹果，送我《毛泽东选集》……我感到太幸福了。”
李丙需经常回忆的另—件事是，他曾在中南海执勤不久后的一个冬天，与毛主席于一棵红梅树下偶遇，并说了几句关于红梅的话。
这一刻对日夜感恩毛泽东的李丙需来说，不啻人生的顶峰。他与毛泽东距离越近，也就越难走出那个高大的身影。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听到这个消息，李丙需晕倒在地，他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那个逝去的时代，曾经给了李丙需无数温馨的回忆——单纯、平等、执著，还有拥有信仰的快乐。
“我不会上网”——虽然现在李丙需的展览馆内有一台电脑，但仅仅是个摆设。他不知道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虽然有着教育下一代的理想，但他却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只能和那些与他年龄相仿的老战士相互取暖，一起回忆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荣光。
有时，李丙需也会反思，“我对父母的孝顺不足，给妻子的恩爱不多，对孩子的关心不够。”但反思的时间太短，每当他凝视一张毛主席照片，他就感觉到愧疚，“与老革命家、老战友相比，我的价值还是太小。”
李丙需坚持认为，他的价值，只能通过“保卫毛主席他老人家”来实现，而追寻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一切，也是在追寻当年自己被铭刻在那个年代的辉煌。
“我不孤独，我每天都很忙碌，因为有毛主席相伴。”他笑着告诉记者。
与同属第三套人民币的其他“兄弟姐妹”比起来，“五毛”晚“降生”了十年——第三套人民币从1962年开始发行，而“五毛”直到1972年才面市。
“五毛”的设计方案没被认可
1962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实际上从1955年就开始组织设计了。在设计方案中，从一角到十元，正面图案采用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武汉长江大桥”、“纺织车间”、“女拖拉机手”、“车床工人”、“炼钢工人”、“人民代表步出大会堂”等。不过在设计之初，“五毛”的图案，并不是“纺织车间”。
1959年初，中国人民银行上报新版人民币方案时，周恩来总理曾作出详细的批示。其后，美术专家和印制专家反复修改，拿出了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稿。半年后再次上报设计修改稿。不过，“五毛”的设计方案没被认可。于是，当其他面值的人民币设计方案被国务院认可并开始制造流通，“五毛”依然没见踪影。
对于“五毛”的设计，周恩来总理在审批设计稿时提出：“角券中是否用一个轻工业”。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1972年7月24日再次上报设计稿样，7月26日被国务院批准，因此，票面年份为“1972”年。这版“五毛”，成了第三套人民币中最后“出生”的。
“五毛”上的女工之一是我
1972版五角钱纸币，不过巴掌大小，蓝色成为其主色调。在这版纸币的正面，是一张纺织厂细纱车间的图案。细纱车间图案中绘有三位纺织女工，左边是个正在换粗纱的女工，右边是个巡回中的挡车女工，正中央则是一个推着落纱机的女工——这，就是我。
1972版人民币“五毛”钱纸币，记载了我的一段人生经历。
我在北京汇文一小上的小学，中学上的是女八中。1966年高三毕业，正准备迎接高考时，“文革”开始了，求学之路戛然而止。
不幸接着降临，1967年6月8日，父亲蒋光鼐因癌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6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的右下角，登出了父亲的讣告——“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逝世……”。父亲的追悼会也是这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追悼会。
父亲在病危时，曾对母亲说：“以后要是没有人养你，你就去做工吧。”父亲去世后，母亲得到了民政局给三级干部遗属发放的500元抚抚恤金，以后就没了经济来源。那时，我的哥哥姐姐们或身处逆境，或发配外地，只有我在北京，能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而摆在我面前的路似乎也只有一条一上山下乡。我想的最多的是，如果我去上山下乡，谁来管母亲?
周总理的关怀让我进入工厂
母亲患有糖尿病、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等多种疾病，每次发作都要立即送医院注射西地兰。如果我离开北京，母亲再无人照顾了。万般无奈，我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等待了三个月，终于在1970年新年到来之前有了回音。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我被安排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棉纺分厂，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记得发行这张纸币的那个月，我们每个人的工资里都有一张这样的新币。发工资那天，我还没进厂，路上碰见了我师傅的女儿，她远远就冲我喊：“钱上有你!”当时我未解其意，等进了车间，师傅才告诉我，以前在我们车间照了许多相片的那些人，就是这张五毛钱的设计人员。这张钱中间那个推落纱机的女工，就是照我的照片画的。
邢大军据《企业党建参考报》蒋定桂度整理
57岁老兵李丙需讲述给毛主席做了三年警卫
前不久，郑州市国贸大厦前广场，人来人往中，一位身穿旧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军人正在免费赠书——他自己所著的《中南海警卫》。
仅仅是给毛主席做了三年警卫，可57岁的李丙需似乎一辈子也没走出毛主席的“磁场”。为什么?为什么李丙需以及与他生活于同一时代的很多人，总是走不出那个烙上特殊印记的时代?他们在寻找什么?
重新回到那个火热时代
自从李丙需坐在郑州国贸大厦前广场的第一天起，他就与周围高楼林立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57岁的李丙需，曾是毛泽东主席的一名普通卫兵。他顶着烈日端坐街头，只为把自己所著的《中南海警卫》免费赠与过往行人。赠书活动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这也是他带领几位志愿者进行的“爱国教育万里行”括动的一部分。从1995年辞去平顶山一家煤矿治安科职务之后，他就开始重新追寻毛泽东的足迹，至今已经17年。在这17年里，李丙需到处搜集毛主席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并从平顶山返京探访自己的老首长，在河南组织爱国主义展览，到全国十几个省市作报告
每当有人夸奖他“忠诚”，李丙需都很开心。“忠诚”二字，李丙需看做是对自己的肯定，也是最大的荣耀。也恰恰是这两个字，成为压在李丙需身上，丢不掉也舍不得丢掉的重担。为了这两个字，李丙需撇下父母、妻女，孤身一人重新回到“那个时代”。回忆，不停地回忆，成为他一生追求的“事业”。
“父母问我为啥一年才回家一次，妻子骂我神经病、不务正业，朋友也不理解，问我是不是傻了。”可李丙需不在乎。在他眼中，多写一本书、多作一场报告、多办一次展览、多做一件好事，就是向社会多投入一份奉献，而这也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每当说到这里，李丙需都会拍打着桌子，异常激昂。
我永远都不会动摇信念
可选择重新回到那个记忆深刻的世界，却未必能找回记忆中的感觉。2012年5月28日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农业路国际企业中心11楼，一间光线颇暗的屋子里，一盏灯都没开，只能模糊看见到处堆满了与毛主席有关的各种物品——可这里不是“毛主席纪念馆”，而是李丙需目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红色教育展览馆”。
李丙需穿着一条军裤，正蹲在地上整理毛主席影像资料，他对记者的到来十分吃惊——与见诸报端的报道不同，李丙需的“红色展览馆”里并无其他访客。李丙需说，无论是展览馆还是自己的报告团体，还有赠书活动，在一些地方都备受冷落。为了自己写的《中南海警卫》一书，李丙需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鞋都磨破了，也找不到一家愿意为我出书的。我求爷爷告奶奶，说尽了好话。” 在寻找出版社的过程中，李丙需意识到，自己写的东西政治性太强，经济价值太小。确实，时代变了，出版社不愿意承担风险。最后，李丙需通过找关系送礼，书才在河南汝州的一家出版社出版。
记者翻开2000年出版的《中南海警卫》，粗糙的印本上并没有标明印刷册数，出版社已将成本降至最低。2011年2月，现代出版社再次印刷此书，印数1000册。
《中南海警卫》出版后，李丙需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他一丝不苟地在封皮上盖上毛主席头像、“中南海警卫”和“毛泽东卫士李丙需著”的印章，并题词签字。他太想找到共鸣了。回归毛主席时代后，李丙需的生活变得异常节俭。他很坦然地说，“我没钱。”5元一份的鸡蛋捞面、1元两个的蒸包和一碗免费的青菜鸡蛋汤，这是老李的午饭，几乎天天如此。
李丙需说，自己组织各种活动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家中的积蓄、售卖书法作品以及好心人的赞助。从1998年开始，李丙需时而见诸报端。李丙需说，也有企业邀请他去工作，但他拒绝了，因为“我做爱国主义宣传，不是为了名利，只是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说到这里时，李丙需嘴角露出了笑意。在很久以来的宣传活动中，能理解李丙需的，大多是些老年人，或者与他拥有相似回忆的老兵。
大多数年轻人不理解李丙需。“但我永远都不会动摇。”李丙需说。
“我不孤独，我很忙碌”
不止一个人问过李丙需，为什么时代在不断前进，而他却把回忆和宣传过去当成了主业?
这时李丙需就会谈起他转业后的工作和想法。
1983年，李丙需转业至河南平顶山一家煤矿做治安保卫工作。李丙需说，自己是“退伍不褪色”，从不居功自傲，也不讲自己在中南海的事迹，而是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工作。
虽然收获了不少荣誉，但步入社会的他，也渐渐看到了社会的另一面。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辛勤劳动并没有换来与之相配的回报，反而是那些善于逢迎拍马的小人最后盗取了他的劳动成果。贪污腐败、尔虞我诈等种种“恶”，让李丙需强烈不适应，只有在回忆那段中南海生活时，他才感觉找到了精神寄托。
1973年12月20日，在训练中腿部受伤的李丙需，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今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这个普通一兵，在有病时，一位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老红军(汪东兴——笔者注)，那么大的干部会来看望我。让我吃中南海的苹果，送我《毛泽东选集》……我感到太幸福了。”
李丙需经常回忆的另—件事是，他曾在中南海执勤不久后的一个冬天，与毛主席于一棵红梅树下偶遇，并说了几句关于红梅的话。
这一刻对日夜感恩毛泽东的李丙需来说，不啻人生的顶峰。他与毛泽东距离越近，也就越难走出那个高大的身影。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听到这个消息，李丙需晕倒在地，他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那个逝去的时代，曾经给了李丙需无数温馨的回忆——单纯、平等、执著，还有拥有信仰的快乐。
“我不会上网”——虽然现在李丙需的展览馆内有一台电脑，但仅仅是个摆设。他不知道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虽然有着教育下一代的理想，但他却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只能和那些与他年龄相仿的老战士相互取暖，一起回忆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荣光。
有时，李丙需也会反思，“我对父母的孝顺不足，给妻子的恩爱不多，对孩子的关心不够。”但反思的时间太短，每当他凝视一张毛主席照片，他就感觉到愧疚，“与老革命家、老战友相比，我的价值还是太小。”
李丙需坚持认为，他的价值，只能通过“保卫毛主席他老人家”来实现，而追寻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一切，也是在追寻当年自己被铭刻在那个年代的辉煌。
“我不孤独，我每天都很忙碌，因为有毛主席相伴。”他笑着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