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对于三国时期历史的认知主要是靠《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小说中为大家呈现出了东汉末年群雄征战、各路军阀互相厮杀又以无数军事计谋驰骋疆场的故事。小说中极力抬高以刘备为首的“蜀”，并将刘备刻画成“宽大为怀、虚怀若谷、宽厚仁义、知人善任”的人物品质，而同时又将曹操描绘成“老奸巨滑、草菅人命、阴险毒辣”等龌龊形象。实际上真的如此吗？古钱币会告诉您真实的答案。
　　西汉末年的轮回
　　东汉与西汉相似，在末年同样出现了一位霍乱朝纲甚至遗臭万年的人——董卓。但与王莽的“理想主义”不同的是，董卓属于“恐怖主义”的“杰出”代表，不过他们相同的一点就是都利用了当时的“钱”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各地诸侯纷纷起兵共讨董卓。董卓挟汉献帝入长安，战乱频频，花销庞大，加之董卓其本人暴殄天物，相传其销镕五铢钱及洛阳、长安的铜人、铜炉、飞廉、铜马等都用于重新铸造小钱。但董卓所铸造的五铢钱至今还不能判定，我们只能借鉴当时的剪边五铢作为参考。
　　剪边五铢这种小钱一般重约0.5克左右，比五铢钱减重了将近五分之一，且铸造极差、轮廓不齐、文字不清。董卓所铸的五铢按说要比剪边五铢还要差，很难想像在当时人们使用这种极为轻、小、薄的钱币时是什么景象。一时间，市场中的货币数量增多，而这种货币其自身价值低贱到无法发挥本身贮藏手段的职能，使市场中物价飞涨，钱币严重贬值。据《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记载，当时一石谷需要几万钱至几百万钱的地步。
　　这种情况与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相似，已经不仅仅是货币贬值的问题。人民面对战乱及货币贬值的双重压力，生产力锐减，物资极度匮乏。曹操的《蒿里行》中描写了当时的情形：“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屯田积谷率先致富—曹魏
　　董卓死后，一时间社会上还在流通着小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做丞相以后，由于赤壁之战急需用钱，在荀悦的建议下废弃了小钱，并逐渐恢复了五铢钱。此时，曹操接过的是由董卓一手打造的残破局面，有些地区甚至又出现了物物交换的情况。面对这样的情况，曹操采取“屯田积谷”的政策，使国力逐步恢复起来，经济实力也相对较稳定。
　　魏明帝曹叡时又开铸了五铢钱，一个说法是因为民间物物交换时，会把谷打湿或把绢织薄做伪。同时，魏明帝在其执政晚期生活越发奢侈，铸钱也有助于方便。魏五铢是近年来才得到明确断代的钱币种类，形制同汉五铢，外廓侵压部分钱文是其特征。曹魏的五铢钱可能一直沿用到晋代，而曹魏虽有铸钱，但实物经济的成分十分浓厚，无论收入或赈济均采用粮谷。
　　曹魏采取实物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看来可以安抚民心，这与蜀汉及吴国大量铸造虚值大钱、剥削人民的政策相比十分仁爱。自破黄巾军后就采取屯田积谷的方法，同时赤壁之战后，曹魏退守北方深居简出，使魏国在当时能得到较稳定的发展，这也体现出曹魏的“实干家”精神。实际上，魏国在三国中是最强大的。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蜀汉
　　在这种战乱多发的年代，很难会有像曹魏这样一时虽然采取货币“倒退”的政策而靠发展生产促进国家富强的。相比而言，蜀汉与吴国的做法与历史中大多数军阀相同，就是铸造了虚值大钱。
　　赤壁之战后，蜀汉政权又历经了几次战役，整体而言社会并不稳定。先是占领了荆州，而后又向巴蜀发展，财政吃紧。在攻打刘璋的时候，与士兵约定：城破时，府库的由士兵们分享。后铸造直百五铢钱，一枚重量约为五铢钱的三倍，但作价可当百倍。如此一来，使用相同数量的铜却可以榨取人民三四十倍的物资，这比当年的董卓还要过分。
　　太平百钱可能是刘备入蜀前蜀地即已经行用的货币。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刘备取得键为郡，在键为开炉大量铸造直百五铢钱，这样一来，府库很快就充裕了。但蜀汉之后又经历了取汉中、失荆州、夷陵之战等几次战役，军费支出极大，所以说蜀汉的百姓一直跟随“刘皇叔”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并不为过。刘备死后，诸葛亮又历经南征、进兵汉中、六出祁山等几次战役，加之后主刘禅生活奢侈，国家很快即衰退了。
　　铸钱本身需要铜，而四川不是铜的原料产地，到后期直百钱只能一再减重，钱文仅有直百字样。
　　刘璋统治益州时，诸葛亮还称之为“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庞统也曾说：“宝货无求于外”。“卧龙”与“凤雏”的评价具有很强的参考性。而刘备入川后，连年征战使本应安逸的蜀地几年内即灭亡了，这主要还是由于穷兵黩武所造成的。汉代十三州中，曹魏占据九州、孙吴三州，而蜀汉仅有一州而已，如何可敌曹魏？如何能一统天下？只能靠钱币贬值的方法，剥削百姓。魏元帝曹奂称蜀国：“虚用其众，刻剥众羌，劳逸无已，民不堪命。”若以钱证史，刘备也仅是一路军阀而已。
　　


　　天时不如地利，低调便是王道——孙吴
　　《三国志》中曾提到，曹操攻打濡须时，孙吴抵抗数月，曹魏久攻不克。曹操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刘景升（刘表）儿子若豚犬耳。”孙吴在三国中显得最为低调，但却是历时最久的国家，这首先要归功于孙吴地理位置极佳。周瑜曾说：“吴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综合比较，孙吴虽然国力不如曹魏，但整体还是要比蜀汉强的。
　　孙吴在蜀汉币制改革后，也铸造了大泉五百（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吴的钱币形态与王莽大泉五十有些相似。大泉五十在当时的孙吴地区也有流通，大泉五百或许是借鉴了大泉五十的形态所铸，之后又铸造了大泉当千。此时正是孙吴与曹魏征战的时候，之后这两种钱也分别发生了减重的现象。
　　孙吴虽然资源丰富，但由于开支过大，货币同样采取不断减重的措施。彭信威先生提出，孙吴货币减重的措施可能与蜀汉采取经济斗争有关。当时吴蜀联盟，若不减重，孙吴必定吃亏。蜀汉直百减重后，孙吴又铸造了大泉二千予以抵制，最终停铸大泉五百而直接铸造大泉五千。
　　


　　由于减重过于严重，破坏国内人民的生活，孙吴于赤乌九年（公元246年）停铸大钱，并将已经铸造的大钱改铸器物，发行的大钱责令收回。而同时期的蜀国已经被战乱所困，直百钱已减重了几次。孙吴收回大钱后，也采取过实物经济的措施。孙吴在人民面对虚值货币人心惶惶的时候及时采取了停铸、收回等措施。虽然减重程度与蜀汉不相上下，但亡羊补牢还算不晚。由于大钱当时很多都已收回重铸，今所见到的大泉五千、大泉二千等则寥寥无几。某钱币网2012年曾拍卖一枚大泉五千，虽然有修补，但仍以24150元成交，足显其珍贵价值。
　　以钱观史，曹魏深居简出，注重改善民生，国家最强;孙吴拥三州行事低调，地大物博，虽然历时最长但整体实力却不敌魏晋;蜀国面积最小，却穷兵黩武，几乎一直在进行战争，不注重民生的改善。三国的情况均已在当时的货币中真实地体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