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人看来，收藏鉴赏家与古玩商这两个名词之间，似乎总是会存在着一丝“格格不入”。然而，这种所谓的“抵触性”在安思远的身上却有一种巧妙而和谐的共存。众所周知，安思远在中国明清家具收藏、研究领域有着非常深厚的造诣，甚至可以称之为一段收藏鉴赏历史的缔造者。
　　结缘
　　早在1957年，安思远就开始对中国的明代家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说，这得益于他的恩师、传奇女古玩商爱丽丝·庞耐的提示。庞耐的过人之处在于，她会以精美的中国艺术品来巧妙地布置自己的私宅，让熙来攘往的名流贵客们能在不知不觉中感受东方艺术的魅力，这种推广方式高雅且不着一丝商业痕迹。
　　在庞耐的影响下，安思远无疑更进一步地走进了广博精深的中国艺术品世界，而他的眼光与判断力，又为恩师的收藏提供了有益补充。据夏威夷收藏家亨利·克蓝玛忆述，刚认识安思远后，二人随即同游檀香山，当时大批海外居民回流并带回大量古董，他们更在罗伯特·安斯塔思的艺廊发现了不少黄花梨木器。未几，安思远于杜拉蒙兄弟在曼克顿经营的Transorient艺廊看中一张黄花梨素围子罗汉床，随即推荐给庞耐收藏。后来木床遗赠安思远，数年后纳入著名藏家洪建生夫妇珍藏。早年安思远亦曾替庞耐购得一件黑漆镶嵌圆角柜，数十年后漆柜推出拍卖，再经安思远替洪氏购得。安思远首部著作即献予庞耐，载有庞耐十多件藏品。

　　实际上，安思远在中国古典家具收藏领域的过人眼光，固然与其本身的天分有关，但更多恐怕还是离不开他的钻研精神。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国古代家具仅仅被普遍看成是生活用具，没有达到艺术品鉴赏收藏的档次。与众人不同的是，从那些简约的造型和线条当中，安思远发现了一种含蓄的、富有东方哲理的美，于是他开始精心研究明清硬木家具，并择机购入。甚至为了了解卯榫结构，他常常将买回来的家具亲手拆散再重装。他的这种与西方主流收藏不符的举动自然容易受到了同行的嘲笑。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对自己所钟情的领域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坚定，甚至是“固执”。
　　1951年，美国推动联合国对中国实行了贸易禁令，从中国到美国的货物运输和知识交流立即被冻结了。这样，大洋彼岸的美国古董商们想要获得中国艺术品实物非常有限。不过，安思远仍可以通过香港等渠道获取少量的家具。
　　1960年，安思远和古董商詹姆斯高德联手开办了安思远高德画廊。有意思的是，或许是受庞耐的影响，他的寓所妆点布置离不开浓厚的中国艺术氛围。从现已公开的一些照片中我们不难看到，四只十字枨方凳，与一张劲挺简素的霸王枨方桌一起，静静地安放于屋角的窗前，身后靠墙摆着的是如意耳翘头案，据推断，至少十余年来几乎没动过。而一张拍摄于1980年的安思远照片也显示，除了墙上的画，当时其家中客厅一些家具及陈设方式直至他过世，一直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有些家具甚至已经陪伴他近半个世纪。
　　轨迹

　　正是因为勤奋且胆识过人，安思远的生意越做越好，声望也越来越高。但安思远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不但懂收藏、会经营，还重视研究。1971年，安思远出版了他的《中国家具——明代与清早期的硬木实例》，这是他在那个阶段的代表作，从收藏的角度将中国硬木家具分为三个时间段：一是确凿无疑的明代家具;二是由明向清过渡时期的家具，这也是最大的一类;三是清中期至清晚期这段时间的家具。书中不但充满了详实的历史背景知识，也附有详细的制作工艺和卯榫结构的图解，让读者耳目一新。而当时恰逢中美贸易禁令取消，中美间长久以来通商及学术交流沉寂的状态走到了终端。这本书大大推动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古代家具的认知，甚至引发了西方明清家具的收藏热潮。
　　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是安思远收藏、研究推广中国古典家具的有效“催化剂”。1972年，《上海公报》出炉，中美同意在科学技术、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等方面共同努力;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两国关系趋于正常化，通商和学术交流随之重新开始。
　　这一时期的安思远又相继出版了《夏威夷收藏的中国硬木家具》、《风格的实质：晚明与清早期中国家具》、《洪氏收藏中国家具》。与此同时，在中国北京，有著名收藏鉴赏家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锦灰堆》等重要著作问世，一中一西两位藏界大家，共同创造了一段古典家具收藏的“佳话”。
　　1979年冬，50岁的安思远在老朋友黑洪禄的陪同下来到北京，这是他首次真正意义上走进中国大陆。据悉，此行他们在京沪和西安购买了不少中国艺术品。
　　回顾起来，在中国古典家具研究方面，安思远曾提出过不少非常有价值的观点，比如他认为中国对18世纪的欧洲家具设计影响深远。而在做学问这一点上，他的态度很值得后人学习。例如他热衷于考证中国家具的年代，其早年研究经常涉及有关题材。1960年，在上海附近发现的明代墓穴有两组微型木制家具出土，为考据当时家具造型提供了重要线索。他率先于西方发表文章阐述，更指出其中一张木椅与一组刻有明代学者书法、后来被一重要机构收购的四件紫檀椅之间的关联，但其立论后来遭王世襄等人的详尽考证拆解。时至今日，该组木椅已广被确定为清代制品，其铭款则大有可能为19世纪所刻。安思远在撰于1996年的《洪氏所藏木器百图》中承认：“草率的结论或许在短期内尚能站稳阵脚，但时间与常识终将厘清所有谬误。”同时指出：“在研究初期我已得出一重要结论：大部分他 （与他人） 确认为明代家具并出售的制品，实际年分应为50至100年之后。”启示

　　安思远是一位慷慨且乐于分享的人，他的挚友、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负责人何慕文曾追忆道，安思远的《明清家具》促成了“明轩”（又译为“亚斯特庭院”）这个奇思妙想——获得布鲁克·亚斯特资助之后，大都会博物馆以苏州网师园为蓝本，在主楼二层北厅建了一个明式古典庭院。“明轩”和与之搭配的回廊都是出自苏州手艺人的杰作，而明式房间内部以及房间中的家具则都是安思远的捐赠品。
　　1991年他在香港成立非盈利的中国传统艺术基金会，并带头捐款，之后几年，多座濒于倒塌的安徽古民居得以修葺。当然，在保护古民居的首要目的之下，也许他还有另一种考虑，那就是能够进一步充实自己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安思远发现不少西方黄花梨家具收藏其实来自北京，且按照当时的西方品位制造的。中国文物艺术修复基金会成立后，他得以仔细观察与古代家具设计相仿的建筑细节。他深明鉴别中国家具来源之道在于当地见识与行业情报，一如欧美家具。这种观点现在已广获肯定。
　　也许对安思远而言，与艺术品打交道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客观地说，必须承认，在商言商，他少不了精明的一面，而他的成功，也与时代的“巧合”不无关联。但是，站在文化交流的角度而言，他毕生那善于另辟蹊径的钻研精神、博学广纳的心态以及慷慨不吝的品性，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很强的学习意味。
　　（注：本文内容得到了原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馆长、“善居上海”主人柯惕思先生，正观堂主人梁晓新先生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