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在《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里说过：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朋友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反对。换成白话的意思是：思想来自托尼，文章师法魏晋。“托”指列夫·托尔斯泰，“尼”指尼采。
　　先略过“魏晋”，说说“托尼”。
　　托尔斯泰代表了人道主义，他厌恶农奴制，否认贵族阶级的生活。他对平民有着广泛的同情，自觉站到了宗法农民一边，愿意把自己的农庄分给贫苦的农民，为穷人的孩子办学校……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鲁迅，与托尔斯泰有一样的情怀，对劳苦大众有着深刻的同情，他笔下多有祥林嫂、孔乙己、阿Ｑ这样受侮辱被损害者的形象，他对他们是“哀其不幸，痛其不争”，鲁迅和托尔斯泰一样，痛恨上层社会的堕落，同情下层社会的不幸。
　　尼采代表的是个人主义。尼采将叔本华的生存意志改为“权力意志”，将世界的本质看作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就是个体生命价值的飞扬、放纵。最初，在尼采那里，权力意志是一种酒神精神，酒神精神本质就是激情、力量，反抗社会理性的压制，后来，酒神精神变成了“精神界战士”、“超人”。就尼采而言，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出天才。在我们的时代，高等人就像一具容器，它以无法测度的方式孕育着种族的未来。在这一过程中，不止一个容器被摔破或自行爆炸，但是，人类不会因为某一单独生物的失败而毁灭。人，正像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一座桥梁，一个由动物而达于超人的中转站。对于人来说，猿猴是什么呢？一种可笑的东西；而对于超人来说，人也不过如此。人是超人眼里的猿猴。“超人”是尼采的人性理想，“超人”是权力意志的体现者。因此，权力意志在尼采那里就是对个体生命自我的全面肯定和升华。它指向的是个体生命的独一性和创造性。人的最高价值就是获得纯粹的个人自由。
　　托尔斯泰与尼采是矛盾的两极。托尔斯泰是人道主义的、平民的，是人民史观，是合于宗法传统的；尼采则是贵族的、精英的、个人主义的，是英雄史观——上帝死了——很大程度上还是叛逆的。托尔斯泰要普施于民众，体现在鲁迅那里，是一种自我的牺牲，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因袭着历史的重担，放人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尼采蔑视众生，以超人的权力意志俯视众生，在他眼里，众生是未进化的猿猴，众生是无数个“０”，“０”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与超人“１”的结合，才会有实际的意义。尼采之于鲁迅，则在于作为过客的绝望与孤独，在于独战众数的冷傲，在于国民公敌的悲凉，在于对冷漠看客的超冷漠的俯视。在鲁迅看来，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在鲁迅笔下，阿Ｑ、祥林嫂基本上也是尼采眼里的“０”；生了，活过了，死了，如此而已。尼采的超人之英雄主义，“期许自己要完成的最后一件事是‘改善’人”；在鲁迅那里之“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即所谓“国民性”问题。怎么改变国人的精神，当然是精英的居高临下的启蒙。
　　鲁迅刻骨的痛苦、深刻的绝望就在于他的两面性，在于“托”之人道主义情怀，在于他对劳苦大众的不幸的同情；而同时，因为所谓国民性的考量，因为看客们的愚昧，还因为堕落的上层社会的巨大的压迫，鲁迅不得不在“尼”那里寻找“独战众数”的武器。鲁迅早期的人格理想是尼采描述的“精神界之战士”。在《随感录三十八》中，鲁迅认为，中国社会，无论是传统，还是现实，都是“合群的自大”和“爱国的自大”，却没有个人的自大，因而，要反抗庸众的爱国的自大和合群的自大，他甚至强调人的野性，不驯服性。
　　由人道主义与平民情怀驱使，精英们要救民于倒悬，于水火，国民却用他的血沾馒头做药吃了，国民还要用唾沫淹死他们，他们注定要被庸众湮没了，于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徘徊”的鲁迅，作为“国民公敌”的鲁迅，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不得不张扬个人主义的“权力意志”，不得不用“超人”意志反抗绝望。鲁迅在“托尼”之间摇摆，左右为难，东碰西撞，“托尼”或前后或左右或正反地吞噬着鲁迅的灵魂。鲁迅的怨敌可谓多矣，右如梁实秋，左如周扬，都让鲁迅厌恶至极，但那只搅乱了鲁迅的情绪，让鲁迅生气，让鲁迅骂人，最多让鲁迅受了一点外伤。外在的东西是不容易让鲁迅致命的。“托尼”仿佛矛盾，鲁迅之矛与鲁迅之盾，在鲁迅的胸间摆开了战场，鲁迅和鲁迅厮杀着，那是彻骨之痛，是灵魂的绝望。鲁迅曾写到，中国书中，字里行间，歪歪扭扭地写着“吃人”二字。可是，此时，我感觉鲁迅也是被文化“吃”了，只不过是另一种文化而已，“托”、“尼”在鲁迅心灵深处无休止地厮杀，造成的内伤，是永远无法愈合的痛，那生生地要了鲁迅的性命。
　　“托尼学说”集鲁迅一身，加上鲁迅固有的魏晋风骨，鲁迅视无声的现实为坟场，举目茫茫，无处可逃，鲁迅早早地辞世了，把自己融入这地母的怀抱。
　　鲁迅死时，正当盛年，年方五十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