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谈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文章、专著多了起来，其中刘宜庆的《绝代风流》以雅俗共赏的特色享誉书界，不仅专家学者愿意看，普通的读者见了也会买上一本抽空看看。初版上市后很快告罄，一年内便四次印刷，这样的销书盛况在时下书市里是不多见的。
　　说《绝代风流》雅俗共赏，首先，这不是一部通常体例的学术专著，却在随笔般灵活的叙述中表达了作者丰富的学术思想。作者从记述那个时期的大量史料中，撷取了许多西南联大校长、教师生活中的趣闻轶事，一些足以让人喜闻乐见的生活细节。哪怕是一堂课里的说笑、一场饭桌上的聚会、一次饮茶中的闲聊、一句敌机轰炸间歇时的调侃，只要有趣味且有意义，都被作者网收笔下，经过认真梳理和细心加工，在其思想整合与精神驾驭中连缀成篇，遂成“绝代风流”。毋宁说，这样的内容，必定会引起每一位读者的兴趣。加上作者文笔的优美、叙事的情感，以及夹叙夹议中不时出现的睿智洞见，使书中的内容愈发妙趣横生，充满了阅读魅力。在浩繁的史料中寻章摘句，捕捉那代人的流风余韵，彰显他们的精神风貌，旨在给读者以隽永的趣味和精神的沐浴，使人读了既是陶冶，也是享受，更是一种启迪。
　　西南联大时期的校长、教师堪称不朽的教育榜样和治学楷模。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天上敌机轰炸的危险中，在物质匮乏得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在教学条件简陋得只能在漏雨透风的草屋里、野地间、坟头上、弹坑边的讲课中，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无怨无悔的勤恳敬业，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以及不为任何名利所移的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是极其壮丽的。许多教师放弃了可以去远离战火的大洋彼岸国家讲学研究的机会，拒绝了政府委任高官厚禄职务的聘请，甘愿在后人难以想象的极度艰难困苦中投身教育事业，从事教学工作，默默地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国难方殷”中的西南联大需要他们，需要他们为必将到来的战后国家重建培养人才，需要他们为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为这个贫弱落后的民族坚守住唯一可以走向希望的教育阵地。
　　从清末民初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都没有忘记历史，都对昨天和今天有着悲壮惨烈的记忆和痛心疾首的体会，不仅像张伯苓这样亲历过甲午海战的校长永志不忘《马关条约》带给中国人的奇耻大辱；就是其他西南联大人，也无不牢记中华民族自1840年后受尽外强欺凌中的屈辱。谁都知道，南渡昆明后临时搭起来的西南联大，其实暗含着这种耻辱历史正在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中变得更加沉重。泱泱大国的近代史和现实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都痛切地看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国贫民弱！看到了根本的出路在于“教育救国”，又都深刻地认识到唯教育才能提高国民素质，唯中国人的体格品质与精神品质都提高了，才能民强国富，才能使这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西南联大人”的这种对历史的牢记不忘、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形成了他们“教育救国”的共识。正是在这一共识中，教育不仅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实践活动，是他们凭良心干活的地方，教育还成了“西南联大人”终生献身的信仰，看看那代人对教育的坚定信念，对教育宗教般的虔诚，对教育无私无畏的奉献，对教育的情同手足，就知道“西南联大人”立起的这个信仰，在他们心中是多么地崇高、多么地神圣。唯其这一不可动摇的信仰，才是他们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才成就了光辉灿烂的西南联大精神。
　　“教育救国”饱含着那代学人才俊对历史、对现实、对国家、对世界深刻的认识，成为他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正是这种历史担当精神，在实际生活中成就了他们足以彪炳史册的伟大行动：“西南联大人”绝大部分都有着受过欧美国家良好教育的经历，曾经有过可以留在那些发达国家工作的机会——可以在优越的条件下，从事他们热爱的专业，享受远优于国内的物质生活。毋宁说，他们在国外的个人前途都是美好而又充满希望的。然而这些有着“教育救国”一腔热血的才俊学子，都毅然地选择了回到贫苦落后的祖国，实践他们“教育救国”的壮志，实现晚清一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理想。
　　《绝代风流》的作者在大量的阅读中，慧眼独具地发现了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冯至先生晚年回忆西南联大的一段话，很是意味深长，不仅对研究西南联大的人很有借鉴价值，对所有关心今日中国教育的人们也不无启示意义，这里照录如下：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在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西南联大“最苦”自不待言，谁都知道这是存在于八年抗战中的历史事实。那么“最甜”是什么意思？冯至先生怎么能从“最苦”中回忆出“最甜”来呢？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很值得探讨。
　　有点现代文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冯至先生是位很有特色的作家，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其创作的《十四行集》当年一出版便蜚声文坛，使冯至赢得了巨大声誉，之后，冯至再也没有创作出可以与之媲美的作品，《十四行集》恰恰创作于冯至供职的西南联大时期。对于一个创作了优秀作品的作家，有什么能比这种成功更让其珍惜、更让其自豪的呢？又有什么能比产生了优秀作品的那段永远消失了的生活，更让其念念不忘呢？进而言之，当后来的冯至再也没有了先前的那种泉涌般的创作灵感，那种欲哭无泪、欲言无语的痛苦，是多么地远甚于当年的“最苦”！在这“痛苦”中忆起当年“最苦”的西南联大中那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那教学上的“春风得意马蹄轻”，那写作上的“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都是多么地惬意！想想创作《十四行集》日子里的情感奔放与神思飞扬，以及那智性灵感泉涌般的勃发，都是后来深受“痛苦”煎熬的冯至魂牵梦绕的，是其何等难忘的“最甜”啊！
　　无独有偶，不仅冯至在西南联大时期向文坛贡献了优秀作品，不少教授在那个期间都有创作成果问世，有些作品是作者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有的作品还成为国际学界共认的经典。像钱穆的《国史大纲》，汤用彤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岳霖的《知识论》，游国恩的《楚辞概论》，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在这篇小文章里不能举例详论下去，只能点到为止，意在说明西南联大那段“最苦”的日子里，竟是许多教授创作丰收的时期。他们不但为国家乃至为世界培养了优秀的人才，还向后人贡献了永远的精神食粮，为中国近（现）代精神文化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有人说，书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读的，它需要心境；作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创作的，他需要灵感。如果说心境可以调节，可以改变，那么灵感只能来于人在自由状态中的感触萌发。而西南联大之所以备受人们怀念，主要是她在那“最苦”的日子里，为教师们营造了这种自由环境，成为那代知识分子的真正乐园。难怪已经“无情”奔放的“抒情诗人”冯至，对西南联大是那么地一往情深。
　　当然，西南联大这座“乐园”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应该归功于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傅斯年、潘光旦、郑天挺等，这些肩负西南联大行政工作的教育家。没有这些具有现代教育思想、教育宗旨的教育家的苦苦坚守与努力奋斗，没有他们对“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大师办学，教授治校”、“不拘一格，广纳人才”、“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等教育理念的践行不移，西南联大这座“乐园”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当我们重复这些虽属老生常谈、却不乏现实意义的旧调时，往往容易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那炮火连天、战事频仍的岁月里，当年的政府因疲于战争，无暇顾及偏安一隅的西南联大，唯这种“无暇顾及”，才使“教育家管教育”成为可能，才使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成为现实，才使西南联大成了知识分子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绝代风流》在述及“西南联大人”时，并没有“为尊者讳”。例如关于钱钟书，作者独辟一节，用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历数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一去不回的几个原因，其实不过是他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当然钱钟书的“骂”绝非平常人的粗野，而是诸如“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类瞧不起人的说法，“说法”固然不无道理，却很容易得罪人。钱先生的恃才傲物是其个性的表现，不少与其打过交道的人都有过类似的印象。书中引一位曾经听过钱先生课的人回忆“钱钟书上课时的情形：钱先生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书，不提问题；虽不表扬，也不批评，但脸上时常露出微笑”——“只讲书，不提问题”岂不成了照本宣科？如此看来，学富五车的钱先生在教学上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常识告诉我们，课堂教学不仅仅是向学生灌输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探讨“为什么”的思维习惯，其中将课本上的知识转化成问题，在课堂上展示出来，以此引发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是教师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所以“课堂是师生互动问题的乐园”乃教师必须实践的一条重要的教学原则。
　　（刘宣庆：《绝代风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