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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现代西方社会日益暴露的理性缺失，哈贝马斯在批判和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为诊断西方现代由理性滑落而出现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以及消除工具理性张扬等问题，立足于人文主义立场，提出了其最为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本文旨在通过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和总结哈贝马斯的理性观，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其作另一番新的审视和剖析。
关键字：理性；交往理性；交往行为；生活世界
1.交往行为理论为重建理性而生
理性是哈贝马斯始终关注的问题，他对理性的关注主要是分析批判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并从不放弃对理性的追求，不像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样陷入理性无法重建的悲观主义境地，而是冷静分析工具理性的弊端并对早期法兰克福理论进行批判，力图以语言交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来重建理性，拯救理性。
面对现代理性化发展的悖论，也就是“随着近年来科技的发展，人们在尽情享受着物质世界的丰盛宴席时，却发现精神世界正在日渐萎缩。”（原明明，2008）在现代发展观的支配下，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日益尖锐，人们在一味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却发现越来越缺乏幸福感，越来越迷失自我。每个人的行为都单纯以目的理性为取向，这种目的理性广泛发展最终引发了非理性后果--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遭到无情破坏，人的价值和尊严被肆意践踏，人被物化，并且陷入深深的生存困惑。“自由丧失”则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使人们陷入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不能自拔，人成为利益和金钱的奴隶。行政管理和法律的工具化和技术化使人丧失精神和自我意识，最终沦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附庸。在生活世界中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内在殖民化，也就是人们的自由言谈与合理交往被越来越大的系统优势（官僚体制）等无情破坏。哈氏把这种体制化机构对文化、社会和个人自由空间的侵蚀，称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
哈氏认为要克服现代理性危机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弊端，只有重新整合生活世界，使之免受体制的侵害。而实现这些的关键在于建立交往行为，彰显交往理性，而不是由目的理性肆意横行。
2.交往行为与交往理性
哈氏是在考察了四类社会行为后提出交往行为的，它们分别是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交往行为。不同的行为模式有着不同的世界关系前提和有效性要求，而交往行为有着比其他行为更为合理的意义，因为其他三种行为都只是指涉着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有效性要求，而交往行为却是全面的协调处理了三个不同世界及三种不同的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为被哈贝马斯确立为其重建理性的基石，也被作为最具合理性的行为看待。
交往行为的特殊性是由交往合理性体现出来的，交往合理性指一种通过语言实现的、具有主体间性的、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在对话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理性化行为。（韩红，2005：171）要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关键在于交往主体在承认并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能够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对话。
首先，要使人们认可并遵守体现普遍意志的共同社会规范及道德准则，以共同规范为基础协调人们的行为，以达到相互理解的合作关系。其次，要正视对话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实现有效沟通，就必须要实现这样三种有效性要求：所做的陈述是真实的，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时正确的，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曹卫东，2004：100）也就是说，交往行为的合理性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只有满足这三个有效性条件交往行为才能成功。再次，要改变生活世界，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一个合理的交往环境。哈氏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危机是生活世界不断屈服于体制的过程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问题，因此，要克服这种危机，人类必须重建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的平衡机制，他认为只有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关联起来才能保证这一点。
哈氏的交往理性立足于语言基础上的主体间的交往，致力于达成相互理解、形成非强迫共识。这样的的理性理念克服了韦伯只把理性单纯理解为实现目的手段的狭窄观念，而且把理性置于人际间相互交往的关系网络中去考察，无疑是更为全面的合理性概念。
3.思考与评价
首先，哈氏作为当代西方学界的领袖人物，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其理论的批判性。在他看来对任何一种理论的认识都要从批判开始，哲学的任务也在此。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特别是对“后工业化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的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了深入分析，并对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后果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尖锐的批评。哈贝马斯这种批判的方法论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我们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敢于承认矛盾，揭露矛盾，全面分析矛盾，并且对其进行有力的批判和发展。
第二，哈氏交往行为理论还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在他看来，迄今为止，理论和实践、哲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断裂，哲学家们仅在先验层面上纯思辨地思考“形而上学”问题，而将社会的现实和实践完全排除在自己的对象之外。因此，他主张必须扬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交往行为理论从提出、论证到其实现，正体现了他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鲜明特色。立足于人本，立足于人们最实际的生活世界，关注人们最为普遍的交往，都体现了哈氏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哈氏建构了一种“实践哲学”。而坚持实践的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础，它坚持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哈氏从实践出发形成理论，并用其理论指导人们的交往实践，而交往行为理论在哈氏的不断发展和更新下完善。
第三，哈氏交往行为理论还表现出方法上的辩证否定性特征。韦伯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将理性片面地还原为工具理性，将工具理性武断地等同于理性一般以及将批判理论仅限于工具理性批判，结果把对工具理性的唾弃视为对理性本身的抛弃。这当然是一种非辩证的错误观点。哈氏并没有像他们一样彻底否定理性，而是走上了更为积极的理性重建之路。他坚信理性作为社会规范力量的积极意义，坚信现代性的问题最终可以在理性的范围内得到有效解决。这种辩证否定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辩证的否定观，要求我们要在否定之否定，扬弃的基础上来发展自己，批判自己。哈氏正是对前人的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才能提出交往行为理论的。
第四，哈氏在交往行为理论中重点强调交往理性要得以落实和发展的前提是为人们建立一个合理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与其他的机构体系要实现平衡，而且其中的普遍性规则要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和遵守，要做到这些，无疑要像马克思主义坚持的那样，走群众路线，这个合理的生活世界为大众而建，各个机构体系与规则约束都要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如若不听取群众意见，任由大官僚资本主义一意孤行，那么交往理性的重建就会是一个幻梦。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服务的，有一定的改良性质和乌托邦之嫌，但是其理论实实在在是从大众的立场出发的，不得不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坚持群众路线不谋而合。
然而，哈氏交往行为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彻底性及其改良调和的色彩，没有看到像马克思主义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其弊端无法通过重建理性来修补，只有随着历史的车轮而消亡，由代表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所取代。其次，他重视交往理性的作用是积极的，但他把理性和交往行为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无疑忽视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又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再次，他想通过交往理性来实现人与人之间，体制与体制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往和对话，使生活世界全面合理化，从而消除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太可能的。
4.小结
无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否会实现其重建和拯救理性，缝合西方社会创伤的目的，他把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行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话，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国际关系的协调提供了规范的前提。这样的交往理性可以超越意识哲学理性概念的困境，克服保守主义狭隘的理性观，对我们当今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大国们是有很好的借鉴和警示作用的，尤其对于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时期，哈氏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可以用来对照、分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负效应。交往理性无疑是自身的政治交往中特别要强调和保持的。交往行为理论无疑有着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都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艾四林.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0).
关键字：理性；交往理性；交往行为；生活世界
1.交往行为理论为重建理性而生
理性是哈贝马斯始终关注的问题，他对理性的关注主要是分析批判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并从不放弃对理性的追求，不像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样陷入理性无法重建的悲观主义境地，而是冷静分析工具理性的弊端并对早期法兰克福理论进行批判，力图以语言交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来重建理性，拯救理性。
面对现代理性化发展的悖论，也就是“随着近年来科技的发展，人们在尽情享受着物质世界的丰盛宴席时，却发现精神世界正在日渐萎缩。”（原明明，2008）在现代发展观的支配下，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日益尖锐，人们在一味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却发现越来越缺乏幸福感，越来越迷失自我。每个人的行为都单纯以目的理性为取向，这种目的理性广泛发展最终引发了非理性后果--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遭到无情破坏，人的价值和尊严被肆意践踏，人被物化，并且陷入深深的生存困惑。“自由丧失”则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使人们陷入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不能自拔，人成为利益和金钱的奴隶。行政管理和法律的工具化和技术化使人丧失精神和自我意识，最终沦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附庸。在生活世界中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内在殖民化，也就是人们的自由言谈与合理交往被越来越大的系统优势（官僚体制）等无情破坏。哈氏把这种体制化机构对文化、社会和个人自由空间的侵蚀，称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
哈氏认为要克服现代理性危机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弊端，只有重新整合生活世界，使之免受体制的侵害。而实现这些的关键在于建立交往行为，彰显交往理性，而不是由目的理性肆意横行。
2.交往行为与交往理性
哈氏是在考察了四类社会行为后提出交往行为的，它们分别是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交往行为。不同的行为模式有着不同的世界关系前提和有效性要求，而交往行为有着比其他行为更为合理的意义，因为其他三种行为都只是指涉着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有效性要求，而交往行为却是全面的协调处理了三个不同世界及三种不同的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为被哈贝马斯确立为其重建理性的基石，也被作为最具合理性的行为看待。
交往行为的特殊性是由交往合理性体现出来的，交往合理性指一种通过语言实现的、具有主体间性的、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在对话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理性化行为。（韩红，2005：171）要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关键在于交往主体在承认并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能够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对话。
首先，要使人们认可并遵守体现普遍意志的共同社会规范及道德准则，以共同规范为基础协调人们的行为，以达到相互理解的合作关系。其次，要正视对话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实现有效沟通，就必须要实现这样三种有效性要求：所做的陈述是真实的，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时正确的，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曹卫东，2004：100）也就是说，交往行为的合理性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只有满足这三个有效性条件交往行为才能成功。再次，要改变生活世界，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一个合理的交往环境。哈氏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危机是生活世界不断屈服于体制的过程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问题，因此，要克服这种危机，人类必须重建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的平衡机制，他认为只有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关联起来才能保证这一点。
哈氏的交往理性立足于语言基础上的主体间的交往，致力于达成相互理解、形成非强迫共识。这样的的理性理念克服了韦伯只把理性单纯理解为实现目的手段的狭窄观念，而且把理性置于人际间相互交往的关系网络中去考察，无疑是更为全面的合理性概念。
3.思考与评价
首先，哈氏作为当代西方学界的领袖人物，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其理论的批判性。在他看来对任何一种理论的认识都要从批判开始，哲学的任务也在此。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特别是对“后工业化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的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了深入分析，并对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后果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尖锐的批评。哈贝马斯这种批判的方法论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我们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敢于承认矛盾，揭露矛盾，全面分析矛盾，并且对其进行有力的批判和发展。
第二，哈氏交往行为理论还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在他看来，迄今为止，理论和实践、哲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断裂，哲学家们仅在先验层面上纯思辨地思考“形而上学”问题，而将社会的现实和实践完全排除在自己的对象之外。因此，他主张必须扬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交往行为理论从提出、论证到其实现，正体现了他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鲜明特色。立足于人本，立足于人们最实际的生活世界，关注人们最为普遍的交往，都体现了哈氏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哈氏建构了一种“实践哲学”。而坚持实践的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础，它坚持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哈氏从实践出发形成理论，并用其理论指导人们的交往实践，而交往行为理论在哈氏的不断发展和更新下完善。
第三，哈氏交往行为理论还表现出方法上的辩证否定性特征。韦伯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将理性片面地还原为工具理性，将工具理性武断地等同于理性一般以及将批判理论仅限于工具理性批判，结果把对工具理性的唾弃视为对理性本身的抛弃。这当然是一种非辩证的错误观点。哈氏并没有像他们一样彻底否定理性，而是走上了更为积极的理性重建之路。他坚信理性作为社会规范力量的积极意义，坚信现代性的问题最终可以在理性的范围内得到有效解决。这种辩证否定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辩证的否定观，要求我们要在否定之否定，扬弃的基础上来发展自己，批判自己。哈氏正是对前人的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才能提出交往行为理论的。
第四，哈氏在交往行为理论中重点强调交往理性要得以落实和发展的前提是为人们建立一个合理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与其他的机构体系要实现平衡，而且其中的普遍性规则要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和遵守，要做到这些，无疑要像马克思主义坚持的那样，走群众路线，这个合理的生活世界为大众而建，各个机构体系与规则约束都要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如若不听取群众意见，任由大官僚资本主义一意孤行，那么交往理性的重建就会是一个幻梦。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服务的，有一定的改良性质和乌托邦之嫌，但是其理论实实在在是从大众的立场出发的，不得不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坚持群众路线不谋而合。
然而，哈氏交往行为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彻底性及其改良调和的色彩，没有看到像马克思主义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其弊端无法通过重建理性来修补，只有随着历史的车轮而消亡，由代表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所取代。其次，他重视交往理性的作用是积极的，但他把理性和交往行为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无疑忽视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又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再次，他想通过交往理性来实现人与人之间，体制与体制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往和对话，使生活世界全面合理化，从而消除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太可能的。
4.小结
无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否会实现其重建和拯救理性，缝合西方社会创伤的目的，他把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行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话，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国际关系的协调提供了规范的前提。这样的交往理性可以超越意识哲学理性概念的困境，克服保守主义狭隘的理性观，对我们当今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大国们是有很好的借鉴和警示作用的，尤其对于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时期，哈氏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可以用来对照、分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负效应。交往理性无疑是自身的政治交往中特别要强调和保持的。交往行为理论无疑有着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都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艾四林.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