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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和武德思想，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优俘政策形成的主要思想来源；而井冈山的实际军事斗争则是毛泽东优俘政策形成的实践基础。为解决战争中出现的俘虏问题，毛泽东制定了宽俘政策，随着宽俘政策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大，该项政策被逐步上升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
【关键词】井冈山时期 毛泽东 宽俘政策 传统文化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宽俘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党的军事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是构成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宽俘政策形成的思想来源
马克思主义有关具体的战略以及瓦解敌军的策略等，对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影响尚不多。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前，国际上虽已有了有关战俘待遇改善的《日内瓦公约》，但中国没有加入该公约。所以，在既无外在国际公约制约，亦少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影响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和武德思想便构成了毛泽东领导军事斗争之初宽俘政策的主要思想来源。
“仁”的道德思想。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为“仁”。就本质而言，“仁”就是指为人的状态。它可以表现为“爱人”的人本状态；可以表现为“恭，宽，信，敏，惠”的人品状态；可以表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状态；亦可表现为一种“杀身以成仁”的理想状态等。不管孔子对“仁”作何种界定，最终都表现为双向的规范标准。就当权者而言要爱民惜民，落脚点为一种政治伦理，进而演化为一种仁政思想；就个体生命而言要修身养性，落脚点为一种社会人际关系伦理，进而演化为一套三纲五常的范式，最终体现为孔子的道德救世宏愿和努力。
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都接受过不同程度的儒家教化。虽然毛泽东在新文化运动中，追随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撰文表达自己的反孔非儒思想，但他也曾多次论及自己年青时学习儒学时的思想状态。1936年毛泽东提到“我熟读经书”，“可是我不喜欢它们”。①1964年毛泽东回忆说：“我过去读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由此可见，虽然毛泽东后来对儒家经典有抵触，但毛泽东在接受儒家经典浸润之初，应该是服膺的，也就是他所说的“很相信”。
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对于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服膺，自然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人民军队内推行优待俘虏的政策，既是其儒家“仁”之“爱人”、“宽”、“恕”的精神体现，也是其追求“圣人”理想而“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的救世宏愿的体现。②
“义”的武德思想。除了儒家正统的仁本政治伦理和人际伦理，儒家道德思想衍生出的中华武德，也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宽俘优俘思想。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很多战争。历代兵家、政治家、史学家及相关文人在总结战争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武德思想。我国古代军事家往往将“仁”、“义”作为行兵打仗的基本精神品质和道德准则，认为“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霸）有天下，君子不取”，“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种“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战争道德成为我国历代优俘思想的起点。
中华武德，以不同的文本代代相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兵家与政治家的运筹帷幄。这样的文本包括历代兵书，如《孙子兵法》；战争案例记载，如《史记》；战争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历代兵书和战争案例记载代表着传统社会中精英阶层对于用兵谋略、战争道德等中华武德的总结与阐发，而战争文学作品（或称为野史）则折射出民间老百姓对于战争道德的评判。
在直接领导军事斗争之前，毛泽东对于这三种文本的涉猎程度是不同的。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毛泽东早年军事武略的主要精神食粮。1906年毛泽东师从毛宇居时，读过《春秋公羊传》和《左传》；1909~1910年师从毛简臣、毛麓钟时读过《汉书》和《刚鉴易知录》；后来在湖南省立一中时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但毛泽东更钟情的还是中国旧小说。毫无疑问，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毛泽东在阅读史书时，曾多次对古代战争中有关俘虏的问题作出批注。读《三国志》时，他批道：“杀降不武”、“杀降不祥”；读《新五代史》时，他批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等等。③毛泽东在领兵打仗的岁月里，恪守中华传统武德精神，强调官爱兵，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强调战争中要优待俘虏。
毛泽东宽俘政策形成的实践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道德思想和“义”的武德思想构成了毛泽东优俘政策的思想来源，而井冈山的军事斗争则成为毛泽东优俘政策形成的实践基础。
为解决战争中出现的俘虏问题，毛泽东开始制定宽俘政策。如何处置战争中的俘虏？这个问题正如士兵逃亡问题一样，必须想办法去解决。毛泽东的宽俘政策正是在处理敌军俘虏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得以发展的。
1927年9月26日，毛泽东从文家市退兵，在夺下第一个县城莲花时抓获了县保安队队长李成萌。因为当时尚无明确的对待敌军俘虏的政策，所以李成荫被余洒度派往辎重队干活而逃跑，这使毛泽东非常恼火，并给余洒度以批评。但对敌军俘虏尚未有明确的政策指示。1928年2月18日，在粉碎赣军第一次进剿的新城战斗后，活捉了宁冈县长杨开阳和数百名俘虏，这是毛泽东秋收起义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但战争结束后，数百名俘虏在被押送到茅坪的路上，出现了某些战士和农民因对敌军愤恨而打骂俘虏的情况。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军民大会，宣布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的优待俘虏的政策。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针对战争中出现的俘虏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优俘政策，它使军队以后针对俘虏问题有章可循。不打骂俘虏，给受伤者以治疗，就是要尊重俘虏人格并给予救助。它是中国“仁”的道德伦理和“义”的武德思想在毛泽东宽俘政策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实践中，在处理战俘问题的过程中，制定的应急性政策。
受宽俘政策积极效用影响，毛泽东将其上升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之初，国民党中央军或地方军中，极尽对我党我军妖魔化之能事，盛传“红军是见人就杀，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新城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实施宽俘政策。很多俘虏兵回到了赣军，他们以铁的事实击破了赣军的谎言，做了“工农革命军的义务宣传员”，使赣军广大官兵了解了真实的红军。而回家的士兵，通过给乡亲们讲述他们在两个不同部队的经历，使乡亲了解了真正的红军。毛泽东的宽俘政策，击破了敌军的不实宣传，扩大了我军的影响以及我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宽俘政策发挥的另一个重大作用是扩充了我军的兵源。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汇报中，介绍了红军的来源主要有六种，其中以“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为多，并指出，“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成大问题。”④从敌军中俘虏及投诚过来的官兵，不仅成为当时红军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中有很多人还成了红军的基层骨干。
宽俘政策的这些实际效用，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政策上的激励。此后，毛泽东把优宽俘政策这一应对性政策逐步上升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不仅宽待俘虏，还积极主动地做敌军工作，从而使他们不战而降，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军事斗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1929年年初，红四军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了“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的告示。进入赣南闽西后，毛泽东把优待俘虏的政策直接加进了早先制定的红四军军纪“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中，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表明毛泽东将宽俘政策作为一项军纪而确定下来。1929年12月，红四军九大上通过的《古田会议报告》，制定了更加明确的宽俘政策，使宽俘政策军法化。1937年，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毛泽东正式明确地把“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而提出。宽俘优俘政策作为一项政治工作，发挥着与军事工作同样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⑤
总之，我军的宽俘政策既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道德理念和武德思想继承与发展的产物，也是井冈山我军初创时期实际军事斗争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在党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保证了军事斗争的最后胜利。
（作者单位：陕西教育学院；本文为陕西教育学院2011年科研项目《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课题编号：11KJ039）
注释
①[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08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③《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9页。
【关键词】井冈山时期 毛泽东 宽俘政策 传统文化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宽俘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党的军事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是构成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宽俘政策形成的思想来源
马克思主义有关具体的战略以及瓦解敌军的策略等，对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影响尚不多。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前，国际上虽已有了有关战俘待遇改善的《日内瓦公约》，但中国没有加入该公约。所以，在既无外在国际公约制约，亦少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影响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和武德思想便构成了毛泽东领导军事斗争之初宽俘政策的主要思想来源。
“仁”的道德思想。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为“仁”。就本质而言，“仁”就是指为人的状态。它可以表现为“爱人”的人本状态；可以表现为“恭，宽，信，敏，惠”的人品状态；可以表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状态；亦可表现为一种“杀身以成仁”的理想状态等。不管孔子对“仁”作何种界定，最终都表现为双向的规范标准。就当权者而言要爱民惜民，落脚点为一种政治伦理，进而演化为一种仁政思想；就个体生命而言要修身养性，落脚点为一种社会人际关系伦理，进而演化为一套三纲五常的范式，最终体现为孔子的道德救世宏愿和努力。
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都接受过不同程度的儒家教化。虽然毛泽东在新文化运动中，追随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撰文表达自己的反孔非儒思想，但他也曾多次论及自己年青时学习儒学时的思想状态。1936年毛泽东提到“我熟读经书”，“可是我不喜欢它们”。①1964年毛泽东回忆说：“我过去读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由此可见，虽然毛泽东后来对儒家经典有抵触，但毛泽东在接受儒家经典浸润之初，应该是服膺的，也就是他所说的“很相信”。
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对于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服膺，自然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人民军队内推行优待俘虏的政策，既是其儒家“仁”之“爱人”、“宽”、“恕”的精神体现，也是其追求“圣人”理想而“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的救世宏愿的体现。②
“义”的武德思想。除了儒家正统的仁本政治伦理和人际伦理，儒家道德思想衍生出的中华武德，也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宽俘优俘思想。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很多战争。历代兵家、政治家、史学家及相关文人在总结战争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武德思想。我国古代军事家往往将“仁”、“义”作为行兵打仗的基本精神品质和道德准则，认为“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霸）有天下，君子不取”，“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种“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战争道德成为我国历代优俘思想的起点。
中华武德，以不同的文本代代相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兵家与政治家的运筹帷幄。这样的文本包括历代兵书，如《孙子兵法》；战争案例记载，如《史记》；战争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历代兵书和战争案例记载代表着传统社会中精英阶层对于用兵谋略、战争道德等中华武德的总结与阐发，而战争文学作品（或称为野史）则折射出民间老百姓对于战争道德的评判。
在直接领导军事斗争之前，毛泽东对于这三种文本的涉猎程度是不同的。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毛泽东早年军事武略的主要精神食粮。1906年毛泽东师从毛宇居时，读过《春秋公羊传》和《左传》；1909~1910年师从毛简臣、毛麓钟时读过《汉书》和《刚鉴易知录》；后来在湖南省立一中时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但毛泽东更钟情的还是中国旧小说。毫无疑问，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毛泽东在阅读史书时，曾多次对古代战争中有关俘虏的问题作出批注。读《三国志》时，他批道：“杀降不武”、“杀降不祥”；读《新五代史》时，他批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等等。③毛泽东在领兵打仗的岁月里，恪守中华传统武德精神，强调官爱兵，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强调战争中要优待俘虏。
毛泽东宽俘政策形成的实践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道德思想和“义”的武德思想构成了毛泽东优俘政策的思想来源，而井冈山的军事斗争则成为毛泽东优俘政策形成的实践基础。
为解决战争中出现的俘虏问题，毛泽东开始制定宽俘政策。如何处置战争中的俘虏？这个问题正如士兵逃亡问题一样，必须想办法去解决。毛泽东的宽俘政策正是在处理敌军俘虏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得以发展的。
1927年9月26日，毛泽东从文家市退兵，在夺下第一个县城莲花时抓获了县保安队队长李成萌。因为当时尚无明确的对待敌军俘虏的政策，所以李成荫被余洒度派往辎重队干活而逃跑，这使毛泽东非常恼火，并给余洒度以批评。但对敌军俘虏尚未有明确的政策指示。1928年2月18日，在粉碎赣军第一次进剿的新城战斗后，活捉了宁冈县长杨开阳和数百名俘虏，这是毛泽东秋收起义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但战争结束后，数百名俘虏在被押送到茅坪的路上，出现了某些战士和农民因对敌军愤恨而打骂俘虏的情况。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军民大会，宣布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的优待俘虏的政策。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针对战争中出现的俘虏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优俘政策，它使军队以后针对俘虏问题有章可循。不打骂俘虏，给受伤者以治疗，就是要尊重俘虏人格并给予救助。它是中国“仁”的道德伦理和“义”的武德思想在毛泽东宽俘政策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实践中，在处理战俘问题的过程中，制定的应急性政策。
受宽俘政策积极效用影响，毛泽东将其上升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之初，国民党中央军或地方军中，极尽对我党我军妖魔化之能事，盛传“红军是见人就杀，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新城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实施宽俘政策。很多俘虏兵回到了赣军，他们以铁的事实击破了赣军的谎言，做了“工农革命军的义务宣传员”，使赣军广大官兵了解了真实的红军。而回家的士兵，通过给乡亲们讲述他们在两个不同部队的经历，使乡亲了解了真正的红军。毛泽东的宽俘政策，击破了敌军的不实宣传，扩大了我军的影响以及我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宽俘政策发挥的另一个重大作用是扩充了我军的兵源。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汇报中，介绍了红军的来源主要有六种，其中以“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为多，并指出，“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成大问题。”④从敌军中俘虏及投诚过来的官兵，不仅成为当时红军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中有很多人还成了红军的基层骨干。
宽俘政策的这些实际效用，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政策上的激励。此后，毛泽东把优宽俘政策这一应对性政策逐步上升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不仅宽待俘虏，还积极主动地做敌军工作，从而使他们不战而降，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军事斗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1929年年初，红四军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了“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的告示。进入赣南闽西后，毛泽东把优待俘虏的政策直接加进了早先制定的红四军军纪“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中，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表明毛泽东将宽俘政策作为一项军纪而确定下来。1929年12月，红四军九大上通过的《古田会议报告》，制定了更加明确的宽俘政策，使宽俘政策军法化。1937年，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毛泽东正式明确地把“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而提出。宽俘优俘政策作为一项政治工作，发挥着与军事工作同样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⑤
总之，我军的宽俘政策既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道德理念和武德思想继承与发展的产物，也是井冈山我军初创时期实际军事斗争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在党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保证了军事斗争的最后胜利。
（作者单位：陕西教育学院；本文为陕西教育学院2011年科研项目《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课题编号：11KJ039）
注释
①[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08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③《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