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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岁的时候失去父亲，跟随母亲到外婆家生活。外婆家住浙江金华附近山区的一个小镇上，这里常常做戏，每年的元宵世节、端午节、七月半中元节、九月初九重阳节乖乖，都要请班子。起码演三天，有时候要演五，小镇也是个古镇，据说他们的先祖是随宋室南迁来到这里的，经过几百年的艰苦打拚，发展成一个由应姓家族聚居的繁荣室集镇。全镇有七十几个宗祠，奉祀各代各房宗祖。每个宗祠或多或少都拥有田产，逢到宗祖的生辰、冥寿，或者是家族的什么纪念日，都要请班子做戏，费用由宗祠支付，看戏人不用出钱，这就是“社戏”。
外婆家乡流行是金华戏（解放称婺剧）。虽然大都是草台班，但戏班子多，曲目也丰富，出了不少名角，有的戏班子阵容齐全，盔帽行头簇新，演员大都各有绝活，大小村庄都争抢着请他们，很受欢迎。像人们爱看的折子戏《小和尚下山》，那小和尚逃下山来，心里高兴，胸前的佛珠从脖子上玩到肩上，从肩上玩到手上，再从手上玩到脚尖，玩出各式花样，让人眼缭乱，满场喝采。气氛最为热烈的戏文，莫过于正月十五应节戏《闹花灯》，内容大约就是《王老虎抢亲》，不过戏的重点不在“抢亲”，而在“看灯”。正月十五是元宵节的正日，这一天晚饭后，各宗祠的龙灯、花灯都要到市基西头会齐。市基是供人们设摊赶集的广场，东、西、南三边有廊街环绕。元宵节夜晚市基里鞭炮振耳，锣鼓喧天，彩灯飞舞，人声鼎沸。市基东头的戏台上，也已经闹过台场，排过八仙（跳加官），正戏开场了。唐伯虎、祝枝山、周文宾、文征明四大才子相邀出门去看灯。喜欢恶作剧的社祝枝山看到周文宾相貌俊美，就叫他男扮女装，于是三男一“女”出门看灯。戏台上情节和戏台下的生活相互映衬，观众们的情绪开始高涨，那四大才子出得门来，加入观灯的人群，和装扮成士农工商、男女老少的十几个演员，排成两行，后面一排有站在桌上，有的站在椅子上，总之个个都露出上半身，面对观众指指点点，做出兴高采烈看灯的样子。在一片叫好声中高潮出现了，台下许多人摸出一摞摞铜板、银元奋力去上台去，砸向演员身上，脸上。大家的目标集中美丽的“少女”周文宾和站在她身边的一个“孕妇”身上，“孕妇”的“大肚子”，更是人们投掷的首选目标——都说只要击中她的大肚子，开年就一定会以利市，线生线。所以最大方的投掷人是生意因为过元宵，年节就算结束了，他们又要离乡背井出门做生意了。人们把击打演员也当成求签问卜，祈福求财的一种方式，希望得到一个好兆头。
乒乒乓乓，哐啷啷，咕咚咚，面对如雨点般飞来和各称件，演员们不能转身更不能躲避，只能用水袖稍稍遮一遮脸部。只要有人击中演员的脸，台下就会雷鸣般的叫好，光棍们乐可支，放声大叫，手里甘蔗头，桔子皮、棕子、肉包子、炒米糖……从四面八方飞上台去，砸向我戏台上“看灯”的“士农工商、男女老少”，们一个个双手抱头。几分钟后恶作剧结束了乐队重开锣鼓，再奏笙箫，演员狼狈退场，后台上来七八个人捡拾满地铜板、银元，打扫各式杂物，戏继续往下演。不过后面的戏文已经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大部分青壮男子都跑到市基西头调龙灯去了。
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镇上又演戏了。班上有好几个同学干脆逃学不来上课，就是来校上课的人，也都是一心盼望早点下课，到市基去赶“戏尾巴”。终于放学的钟声响了，小学生们就像得了大赦令似的，抢拖起书包就跑出教室，冲向校门。
“噢！放生了！看戏罗！”
“哈，看《狄青打擂》去啊！”
“人潮”在校门口受到堵截，值班的李先生铁青着脸对大家吼叫：“回去，回去，排队唱《放学歌》再走！看戏有什么要紧？假使读书有这样上心，个个都可以考状元了，”当地人习惯把匠人叫老师，如“木匠老师”“载缝老师”。而学校教师却称先生。
兴高采烈的小学生秆垂头丧气地走回大厅，按班级排队，值星班长指挥大家唱《放学歌》：“功课完毕，要回家去，先生、同学大家暂分手……”歌唱到一半，一年级的小朋友就边唱边走，然后按年级高低，排排跟着走出校门，这是平日放学的“程序”。那天大家实在挡不住看戏的冲动，还没轮到我们班级起步，同学们就鼓噪起来，“走呀！走啊!”我个子矮小,总是站在班级第一个,后面的同学一齐推搡,我身不由主被簇拥着朝校门飞奔。为了赶个“戏尾巴”，先演一出“胜利大逃亡”。
对小孩子来说，看戏只不过是凑凑热闹而已。戏台前面永远是青壮男人的“领地”，管春夏秋冬，只要有戏，总会有几百个青壮男子挤在台前。从前农村的男人都剃“和尚头”，戏台前总是“光头毕集”，远看是一大片颜色深浅不同的圆球，就好像晒在地簟上一摊带壳子（板栗的外壳像刺猬般长满尖刺），“圆球”总是挨来挤去，骚动不止。那里是妇女和孩子们的“雷池”，要是夹在里头，不挤伤也会被踩死的。戏台的左边一溜都是赌摊，临时用几片地簟搭成棚子，里头不时传出咣啷啷、咣啷啷……骰子投碗的声音，夹杂着庄家有腔有调的么喝：“开啦里奇……消啦里奇……”，我至今也想不明白这“消啦里奇”是什么意思。
其实对孩子们最具吸引力的还是戏台右边鳞次栉比的吃食摊，什么肉麦饼、豆腐丸、刨了皮切成段的甘庶，削皮成串、白生生、水汪汪的荸荠，红橙橙的桔子，曲里拐弯的金勾梨……在我的眼里，别的都还一般，那豆腐丸是最勾人口水的。摊主把捣碎的一小杓豆腐放在小碗里，当中放几粒肉末，然后不停地旋动小碗，待到碗中豆腐末变成乒乓球大小的圆团，再将碗口一侧，豆腐圆子便咕噜噜滚进一大锅油光光、香喷喷的肉汤里，和早已在那里等它的几十个丸兄弟一起挤挤挨挨，戴沉戴浮。新进锅的丸子从这边沉下去又从那边飘上来，再沉下再飘上来，好像到了一个新地方就要到处观光一番似的，丸子们都在摇头晃脑，似乎向我招呼：别光流口水啊，来吃呀！——好诱人，可惜口袋里一个铜板也没有。唉，还是回到廊街下看戏吧。
正对着戏台的廊街才是妇女、儿童看戏的地盘。尤其是看夜戏，附近十里八村的妇女都会扛着长凳，提着灯笼，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来到廊街上，找合适的地方摆下长凳（俗称四尺凳），来早的坐在凳子看，来晚了凳子放后排，就只好站在凳子看了。廊街毕竟离戏台远，吵闹的声音又大，根本听不到演员的演员，也看不懂剧，所以小学生们大都爱看戏武。每次演戏，总会有一些男孩千方百计爬到台上坐在边沿痴痴地看。记得有一次“将军”正打着马鞭下场，不当心马鞭掉到台上了，坐在台边的一个小孩立刻上前捡拾起来，走到台前，蹲着马步，高举马鞭，做出请将军上马的姿势。那演员也很会凑趣，抽取了马鞭又做了一次上马的动作，还现编了句台词：“好不老实的畜牲啊！”惹得全场一阵大笑，那孩子这才得意洋洋地回到台边。
再说那天下午同学们“胜利大逃亡”之后，陆续到市基看戏，我正在四面游走，想找一个能看到戏台地方，碰到了同班女同学孝芽，她一把将我拉住满脸神秘地说：“文黎你知道吗？李先生很气哩，说明天要找你们算帐。”我早已把放学“逃亡”的事忘记了：“找我算帐？这么险火（严重），到底什么事？”孝芽说，“李先生特意到我家来问我，‘是谁带头逃的？谁排在第一个？是不是王文黎’？我只好点点头。”孝芽的话像一个闷雷，看戏的兴致顿时烟消云散，我没精打采地走回家去。妈说：戏散了吗，没有？那你怎么想到回家？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不作声，她看了看我脸又说：“又让谁欺去了吧？脸皮铁青”。我把事情经过说一遍。妈笑我胆子太小：
“李先生要是问你，你就说不是你要走，是别人推你走的。”
“很多人推我，也没有看清楚是谁推我啊”。
“呆头，就是看清楚了也不能说的。情愿自己‘倒灶’也不可招出别个。你连这点胆量都没有，莲子的外孙囡也白做了。”莲子是我的外婆，她是当地著名的共产党（大革命时代的党员，多次坐牢），以正直刚强、侠义无私名闻乡里。妈叫我赶快去做功课，晚上去看夜戏，开锣戏就是《火烧子都》（即京剧《伐子都》。听了一番鼓励，又说可以看到《火烧子都》，我又高兴起来。
这天的夜戏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闹台场之后，就是孩子们最爱看的武戏《火烧子都》。子都是一个仪容丰美、武艺出众的翩翩佳公子。那个扮子都的武小生公俊朗英挺，白盔白袍，手持一杆亮银长枪，出场一亮相，观众们齐刷刷地发出“好啊！”一声雷鸣般的喝彩。青年男女赞赏的是演员的英俊扮相，而我们这些孩子却被他手中雪亮的长构勾住了双眸。只见那子都舞动手中长枪，一会儿像盛开的大白菊花，一会儿像是高速旋转的车轮，一会儿又像是转动着的大银盘。在急骤的锣鼓声中，子都尽情地旋着，舞着，全场观众屏息静气地观赏着，赞叹着。好不容易子都战胜了，班师回朝了，可就在庆功宴上，颖考叔的鬼魂出现了（当时并知道他的名字），鬼魂放火焚烧，子都在火焰中翻、爬、滚、跌，突然一个鹞子翻身，齿白唇红的俊脸刹时变成了大红脸。颖考叔再喷一把火，他再做一个动作，大红脸变成了金脸，青脸，变到黑脸之后，几个又高又飘的筋斗，子都忽地向后一仰，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乐队奏出一段悲凉的音乐，宣告子都死了。我擦拭着红红的泪眼、哽咽着爬下凳子准备回家。同伴笑我：“你真是一个‘涮梨’，看武戏有什么好哭的。”（“涮梨”是一种必须煮熟才能吃的劣梨子，极易馊，一馊就出水，因为我生性软弱爱哭，“涮梨”就成了我的绰号。想起明天李先生要找我“算帐”，就说：那个大花脸（指颖考叔））？大花脸又为什么要烧死子都？大部分同学都认为大花脸是坏人，子都是好人。一个名叫张家祺的同学说，你们讲的都不对，子都和大花脸都是同一个皇帝手下的大将，子都为了抡头功杀了大花脸，大花脸的冤魂不散来找他报伤取冤。同学们立刻反驳：“不对不对，要是子都先杀了大花脸，那皇帝还会为他摆酒庆功吗？”“是呀，皇帝应该杀子都为大花脸报仇的呀？”大家都为子都不服。张家祺说：“我也不舍割（舍不得）子都做坏人。是我爸爸讲的，他还说那个大花脸和你们一样，也姓应（颖）。”几个姓应女同学惊叫起来：“呸，呸，他不该姓应，是他烧死子都的！”到底谁是好人？谁是恶人？为什么要火烧子都？同学们争来辨去还是弄不明白。直到我长大后，才逐渐明白那出身贵族、美如冠玉的子都、那武艺超群、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子都却有着丑恶的灵魂，歹毒的手段。这样一个表里错位、人格分裂的复杂问题，哪 里是小学生们能弄得明白的？
上课钟声响了，第一节是语文课，李先生铁青着脸走进教室，放下课本和粉笔盒，同学们这才注意到他手里还多了一样东西：“戒方”，那是他专门用来责打学生的“刑具”。一块两寸宽、一尺半长的厚木板“啪”地一声重重地拍在讲台上，我被吓得差点惊跳起来，“戒方”直拍在了我的心上。
“昨天放学的时节是谁让你们跑的？谁做的头？”李先生阴沉着脸问。大家低头沉默，谁也不作声。
“都不开口？王文黎，你是排头第一个，你说，是谁叫你走的？”
我战战兢兢地站起来说：“没有人叫。”
“讲响一点！”讲台上发出一声大吼。“昨天逃的时候那样勇，现在怎么胆细起来啦！”
“没有人叫我走的。”
“那你怎么走了呢？你人很短（矮），双脚倒是长得很呀！”
“不是脚长，后面人推，我站不住。”
“谁推的？”
“不知道。”我想起母亲的告诫，只说三个字：“不知道”。李先生右手拿起戒方，轻轻拍打自己的左手，慢慢踱到我身边：
“ 好吧，既然你‘不知道’，那我就只好做你勿着了（把你当作牺牲品了）。把手迁（伸）出来！”我哆哆嗦嗦伸出右手。李先生嫌我手伸得不够直，“唰”地一把将手扯直，举起“戒方”……我的心猛地向下沉，紧闭上眼睛准备接受钻心的一击。李先生知道我胆子小，偏不马上打下来，转身问大家：“你们看清楚‘戒方’上四个字，大家读一遍！”这四个字我们全班同学都太熟悉了，一齐高呼“悔，不，当，初”。接着他转身问我：
“你悔不悔？”
“我不知道。”我实在是被吓昏了，连李先生问话都听不明白，就照原样回答。李先生以为我是故意顶撞，勃然大怒：
“你连一个‘悔’字都不肯说，那我想‘饶’你也不能够了！”挥舞戒方啪！啪！啪！啪！四大板打过，我的右手立刻又红又烫，慢慢地肿了起来。这一节课老师讲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见，还是那个老办法，把砚台放在手心上，让砚台的清凉减轻一点疼痛，那时候农村孩子没有钢笔，连铅笔也很少，写字都用毛笔，所以人人都带有砚台。
下课后同学们都围到我的桌子来了，眼神里都带着那么一点“温热”。班级里几个年纪大一些的女生走过来拉起我的手，仔细地看了看手掌心，还有几男生特地把一个大砚台放在我的手上，说“这个砚台最能解痛”。平时男女生之间是从不答话的，这个大砚台却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了。我朦胧地感觉到虽然挨了四大板，却也收获了点西，到底得到了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
“只能意会，难以言传”吧。
外婆家乡流行是金华戏（解放称婺剧）。虽然大都是草台班，但戏班子多，曲目也丰富，出了不少名角，有的戏班子阵容齐全，盔帽行头簇新，演员大都各有绝活，大小村庄都争抢着请他们，很受欢迎。像人们爱看的折子戏《小和尚下山》，那小和尚逃下山来，心里高兴，胸前的佛珠从脖子上玩到肩上，从肩上玩到手上，再从手上玩到脚尖，玩出各式花样，让人眼缭乱，满场喝采。气氛最为热烈的戏文，莫过于正月十五应节戏《闹花灯》，内容大约就是《王老虎抢亲》，不过戏的重点不在“抢亲”，而在“看灯”。正月十五是元宵节的正日，这一天晚饭后，各宗祠的龙灯、花灯都要到市基西头会齐。市基是供人们设摊赶集的广场，东、西、南三边有廊街环绕。元宵节夜晚市基里鞭炮振耳，锣鼓喧天，彩灯飞舞，人声鼎沸。市基东头的戏台上，也已经闹过台场，排过八仙（跳加官），正戏开场了。唐伯虎、祝枝山、周文宾、文征明四大才子相邀出门去看灯。喜欢恶作剧的社祝枝山看到周文宾相貌俊美，就叫他男扮女装，于是三男一“女”出门看灯。戏台上情节和戏台下的生活相互映衬，观众们的情绪开始高涨，那四大才子出得门来，加入观灯的人群，和装扮成士农工商、男女老少的十几个演员，排成两行，后面一排有站在桌上，有的站在椅子上，总之个个都露出上半身，面对观众指指点点，做出兴高采烈看灯的样子。在一片叫好声中高潮出现了，台下许多人摸出一摞摞铜板、银元奋力去上台去，砸向演员身上，脸上。大家的目标集中美丽的“少女”周文宾和站在她身边的一个“孕妇”身上，“孕妇”的“大肚子”，更是人们投掷的首选目标——都说只要击中她的大肚子，开年就一定会以利市，线生线。所以最大方的投掷人是生意因为过元宵，年节就算结束了，他们又要离乡背井出门做生意了。人们把击打演员也当成求签问卜，祈福求财的一种方式，希望得到一个好兆头。
乒乒乓乓，哐啷啷，咕咚咚，面对如雨点般飞来和各称件，演员们不能转身更不能躲避，只能用水袖稍稍遮一遮脸部。只要有人击中演员的脸，台下就会雷鸣般的叫好，光棍们乐可支，放声大叫，手里甘蔗头，桔子皮、棕子、肉包子、炒米糖……从四面八方飞上台去，砸向我戏台上“看灯”的“士农工商、男女老少”，们一个个双手抱头。几分钟后恶作剧结束了乐队重开锣鼓，再奏笙箫，演员狼狈退场，后台上来七八个人捡拾满地铜板、银元，打扫各式杂物，戏继续往下演。不过后面的戏文已经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大部分青壮男子都跑到市基西头调龙灯去了。
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镇上又演戏了。班上有好几个同学干脆逃学不来上课，就是来校上课的人，也都是一心盼望早点下课，到市基去赶“戏尾巴”。终于放学的钟声响了，小学生们就像得了大赦令似的，抢拖起书包就跑出教室，冲向校门。
“噢！放生了！看戏罗！”
“哈，看《狄青打擂》去啊！”
“人潮”在校门口受到堵截，值班的李先生铁青着脸对大家吼叫：“回去，回去，排队唱《放学歌》再走！看戏有什么要紧？假使读书有这样上心，个个都可以考状元了，”当地人习惯把匠人叫老师，如“木匠老师”“载缝老师”。而学校教师却称先生。
兴高采烈的小学生秆垂头丧气地走回大厅，按班级排队，值星班长指挥大家唱《放学歌》：“功课完毕，要回家去，先生、同学大家暂分手……”歌唱到一半，一年级的小朋友就边唱边走，然后按年级高低，排排跟着走出校门，这是平日放学的“程序”。那天大家实在挡不住看戏的冲动，还没轮到我们班级起步，同学们就鼓噪起来，“走呀！走啊!”我个子矮小,总是站在班级第一个,后面的同学一齐推搡,我身不由主被簇拥着朝校门飞奔。为了赶个“戏尾巴”，先演一出“胜利大逃亡”。
对小孩子来说，看戏只不过是凑凑热闹而已。戏台前面永远是青壮男人的“领地”，管春夏秋冬，只要有戏，总会有几百个青壮男子挤在台前。从前农村的男人都剃“和尚头”，戏台前总是“光头毕集”，远看是一大片颜色深浅不同的圆球，就好像晒在地簟上一摊带壳子（板栗的外壳像刺猬般长满尖刺），“圆球”总是挨来挤去，骚动不止。那里是妇女和孩子们的“雷池”，要是夹在里头，不挤伤也会被踩死的。戏台的左边一溜都是赌摊，临时用几片地簟搭成棚子，里头不时传出咣啷啷、咣啷啷……骰子投碗的声音，夹杂着庄家有腔有调的么喝：“开啦里奇……消啦里奇……”，我至今也想不明白这“消啦里奇”是什么意思。
其实对孩子们最具吸引力的还是戏台右边鳞次栉比的吃食摊，什么肉麦饼、豆腐丸、刨了皮切成段的甘庶，削皮成串、白生生、水汪汪的荸荠，红橙橙的桔子，曲里拐弯的金勾梨……在我的眼里，别的都还一般，那豆腐丸是最勾人口水的。摊主把捣碎的一小杓豆腐放在小碗里，当中放几粒肉末，然后不停地旋动小碗，待到碗中豆腐末变成乒乓球大小的圆团，再将碗口一侧，豆腐圆子便咕噜噜滚进一大锅油光光、香喷喷的肉汤里，和早已在那里等它的几十个丸兄弟一起挤挤挨挨，戴沉戴浮。新进锅的丸子从这边沉下去又从那边飘上来，再沉下再飘上来，好像到了一个新地方就要到处观光一番似的，丸子们都在摇头晃脑，似乎向我招呼：别光流口水啊，来吃呀！——好诱人，可惜口袋里一个铜板也没有。唉，还是回到廊街下看戏吧。
正对着戏台的廊街才是妇女、儿童看戏的地盘。尤其是看夜戏，附近十里八村的妇女都会扛着长凳，提着灯笼，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来到廊街上，找合适的地方摆下长凳（俗称四尺凳），来早的坐在凳子看，来晚了凳子放后排，就只好站在凳子看了。廊街毕竟离戏台远，吵闹的声音又大，根本听不到演员的演员，也看不懂剧，所以小学生们大都爱看戏武。每次演戏，总会有一些男孩千方百计爬到台上坐在边沿痴痴地看。记得有一次“将军”正打着马鞭下场，不当心马鞭掉到台上了，坐在台边的一个小孩立刻上前捡拾起来，走到台前，蹲着马步，高举马鞭，做出请将军上马的姿势。那演员也很会凑趣，抽取了马鞭又做了一次上马的动作，还现编了句台词：“好不老实的畜牲啊！”惹得全场一阵大笑，那孩子这才得意洋洋地回到台边。
再说那天下午同学们“胜利大逃亡”之后，陆续到市基看戏，我正在四面游走，想找一个能看到戏台地方，碰到了同班女同学孝芽，她一把将我拉住满脸神秘地说：“文黎你知道吗？李先生很气哩，说明天要找你们算帐。”我早已把放学“逃亡”的事忘记了：“找我算帐？这么险火（严重），到底什么事？”孝芽说，“李先生特意到我家来问我，‘是谁带头逃的？谁排在第一个？是不是王文黎’？我只好点点头。”孝芽的话像一个闷雷，看戏的兴致顿时烟消云散，我没精打采地走回家去。妈说：戏散了吗，没有？那你怎么想到回家？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不作声，她看了看我脸又说：“又让谁欺去了吧？脸皮铁青”。我把事情经过说一遍。妈笑我胆子太小：
“李先生要是问你，你就说不是你要走，是别人推你走的。”
“很多人推我，也没有看清楚是谁推我啊”。
“呆头，就是看清楚了也不能说的。情愿自己‘倒灶’也不可招出别个。你连这点胆量都没有，莲子的外孙囡也白做了。”莲子是我的外婆，她是当地著名的共产党（大革命时代的党员，多次坐牢），以正直刚强、侠义无私名闻乡里。妈叫我赶快去做功课，晚上去看夜戏，开锣戏就是《火烧子都》（即京剧《伐子都》。听了一番鼓励，又说可以看到《火烧子都》，我又高兴起来。
这天的夜戏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闹台场之后，就是孩子们最爱看的武戏《火烧子都》。子都是一个仪容丰美、武艺出众的翩翩佳公子。那个扮子都的武小生公俊朗英挺，白盔白袍，手持一杆亮银长枪，出场一亮相，观众们齐刷刷地发出“好啊！”一声雷鸣般的喝彩。青年男女赞赏的是演员的英俊扮相，而我们这些孩子却被他手中雪亮的长构勾住了双眸。只见那子都舞动手中长枪，一会儿像盛开的大白菊花，一会儿像是高速旋转的车轮，一会儿又像是转动着的大银盘。在急骤的锣鼓声中，子都尽情地旋着，舞着，全场观众屏息静气地观赏着，赞叹着。好不容易子都战胜了，班师回朝了，可就在庆功宴上，颖考叔的鬼魂出现了（当时并知道他的名字），鬼魂放火焚烧，子都在火焰中翻、爬、滚、跌，突然一个鹞子翻身，齿白唇红的俊脸刹时变成了大红脸。颖考叔再喷一把火，他再做一个动作，大红脸变成了金脸，青脸，变到黑脸之后，几个又高又飘的筋斗，子都忽地向后一仰，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乐队奏出一段悲凉的音乐，宣告子都死了。我擦拭着红红的泪眼、哽咽着爬下凳子准备回家。同伴笑我：“你真是一个‘涮梨’，看武戏有什么好哭的。”（“涮梨”是一种必须煮熟才能吃的劣梨子，极易馊，一馊就出水，因为我生性软弱爱哭，“涮梨”就成了我的绰号。想起明天李先生要找我“算帐”，就说：那个大花脸（指颖考叔））？大花脸又为什么要烧死子都？大部分同学都认为大花脸是坏人，子都是好人。一个名叫张家祺的同学说，你们讲的都不对，子都和大花脸都是同一个皇帝手下的大将，子都为了抡头功杀了大花脸，大花脸的冤魂不散来找他报伤取冤。同学们立刻反驳：“不对不对，要是子都先杀了大花脸，那皇帝还会为他摆酒庆功吗？”“是呀，皇帝应该杀子都为大花脸报仇的呀？”大家都为子都不服。张家祺说：“我也不舍割（舍不得）子都做坏人。是我爸爸讲的，他还说那个大花脸和你们一样，也姓应（颖）。”几个姓应女同学惊叫起来：“呸，呸，他不该姓应，是他烧死子都的！”到底谁是好人？谁是恶人？为什么要火烧子都？同学们争来辨去还是弄不明白。直到我长大后，才逐渐明白那出身贵族、美如冠玉的子都、那武艺超群、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子都却有着丑恶的灵魂，歹毒的手段。这样一个表里错位、人格分裂的复杂问题，哪 里是小学生们能弄得明白的？
上课钟声响了，第一节是语文课，李先生铁青着脸走进教室，放下课本和粉笔盒，同学们这才注意到他手里还多了一样东西：“戒方”，那是他专门用来责打学生的“刑具”。一块两寸宽、一尺半长的厚木板“啪”地一声重重地拍在讲台上，我被吓得差点惊跳起来，“戒方”直拍在了我的心上。
“昨天放学的时节是谁让你们跑的？谁做的头？”李先生阴沉着脸问。大家低头沉默，谁也不作声。
“都不开口？王文黎，你是排头第一个，你说，是谁叫你走的？”
我战战兢兢地站起来说：“没有人叫。”
“讲响一点！”讲台上发出一声大吼。“昨天逃的时候那样勇，现在怎么胆细起来啦！”
“没有人叫我走的。”
“那你怎么走了呢？你人很短（矮），双脚倒是长得很呀！”
“不是脚长，后面人推，我站不住。”
“谁推的？”
“不知道。”我想起母亲的告诫，只说三个字：“不知道”。李先生右手拿起戒方，轻轻拍打自己的左手，慢慢踱到我身边：
“ 好吧，既然你‘不知道’，那我就只好做你勿着了（把你当作牺牲品了）。把手迁（伸）出来！”我哆哆嗦嗦伸出右手。李先生嫌我手伸得不够直，“唰”地一把将手扯直，举起“戒方”……我的心猛地向下沉，紧闭上眼睛准备接受钻心的一击。李先生知道我胆子小，偏不马上打下来，转身问大家：“你们看清楚‘戒方’上四个字，大家读一遍！”这四个字我们全班同学都太熟悉了，一齐高呼“悔，不，当，初”。接着他转身问我：
“你悔不悔？”
“我不知道。”我实在是被吓昏了，连李先生问话都听不明白，就照原样回答。李先生以为我是故意顶撞，勃然大怒：
“你连一个‘悔’字都不肯说，那我想‘饶’你也不能够了！”挥舞戒方啪！啪！啪！啪！四大板打过，我的右手立刻又红又烫，慢慢地肿了起来。这一节课老师讲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见，还是那个老办法，把砚台放在手心上，让砚台的清凉减轻一点疼痛，那时候农村孩子没有钢笔，连铅笔也很少，写字都用毛笔，所以人人都带有砚台。
下课后同学们都围到我的桌子来了，眼神里都带着那么一点“温热”。班级里几个年纪大一些的女生走过来拉起我的手，仔细地看了看手掌心，还有几男生特地把一个大砚台放在我的手上，说“这个砚台最能解痛”。平时男女生之间是从不答话的，这个大砚台却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了。我朦胧地感觉到虽然挨了四大板，却也收获了点西，到底得到了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
“只能意会，难以言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