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对长沙县委县政府及县公安局部分领导的评价是:丧尽天良,泯灭人生。”湖南省纪委官员陆群(网名御史在途)以微博的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愤怒。早从今年3月开始,陆群就质疑长沙县有关部门粗暴执法、殴打讨薪农民工。虽然不乏“高度重视”“进行调查”的官方回复,但一拖半年后仍未有结果。失去信心的陆群转而寻求网络维权。
表面看上去,上网维权的陆群,和千千万万“转而求诸网”的上访人并没有两样。之所以“御史在途”,是因为法治不在途。农民工与警方的纠纷,无法经由作为当事人的警方来处置。而县委书记的卷入,使法定的救济管道似乎都失去足以信赖的依靠。
透过陆群——一位省纪委官员的维权难,我们更能理解普通民众在维权道路上的困顿与无助。
省纪委官员的职务,在这里还有另一层现实保障。以“彭水诗案”为例,当年重庆彭水教育局科员秦中飞,因为一首打油诗影射了县里的主要领导,就被刑拘索罪。而陆群的网络痛斥,较此更为严厉。虽然事后有各方面领导与之谈话,所幸并没有更多的影响,只不过,这种维权至今仍尚未能产生效果。陆群不得已“对赌官帽”,喊出“谁错谁辞职”:“如果经公正调查证实民工诉求不合理,我立即辞职以谢天下。”
从官场生态来说,被痛斥的两位长沙官员表现克制,目前双方尚未正面沟通。能用以“沟通”与妥协的条件,通常也不宜公开,所以这场“对赌官帽”的网络正剧,正以双线索齐头并进的手法在往前推进。陆群这条线,是利用微博“报告公众”;长沙县官方这条线,则是利用内部途径“报告领导”。
很多人在为陆群的未来尤其是“仕途”担心。依笔者观察,陆群的微博痛斥和对赌官帽,事实上倒成了他的护身符。和千奇百怪的网络维权一样:舆论越是关注,问题反而越有解决的希望,当事人也就越安全。如此有悖于法治的怪现状,却被维权者作为最后一根稻草用以自保,不能不承认,这更是一个悲哀。
也有人指责陆群是“种了他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确,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官员应谨守自己的权力边界,不滥权,也不越权。不过现实在于,当下之中国仍处于法治进行时,而非法治完成时。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是不需要御史在途的,因为法治永远在路上。首先严格的法律责任本就能有效遏制老板欠薪;其次,一旦农民工被欠薪,有效的投诉渠道也能帮助农民工迅速讨回欠薪;再次,农民工若因欠缺法律资源而无法有效讨薪,民间维权团体或社会公益组织迅速介入,可无偿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若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公众以及新闻的观照之下,被戴上了“权力镣铐”的警察想要粗暴执法也是有心无力,因为制度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而目前这些制度,或者没落到纸上,或者没落到地上。法治不在途,“御史在途”就有了存在的空间。陆群当然有权批评甚至有权痛斥官员,因为宪法不但赋予每一位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还赋予每一位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一个畅通的、有效的监督渠道,亦为法治社会的标准配置。而今,紧张的警民关系,流失的政府公信,躁动的社会情绪,都在呼唤政府还原遗失的监督标配。
从陆群的本职工作来看,也颇具隐喻。这位纪委官员专司预防腐败,而非案件查办。在多数公众的认知里,预防腐败工作只是虚职,没实权。但事实上,预防腐败是治病于未发的工作,是公认的最高明、也最经济的反腐。香港廉政公署下设三个处,其中防止贪污处和社会关系处,都是预防腐败部门。而查办腐败比预防腐败在内地更获社会承认,个中原委着实耐人寻味。
对陆群而言,预防腐败工作既可以像微博维权这样微观,也可以像推动阳光法案那样宏观。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是“报告领导”;未来的官员财产公开,理应是“报告公众”。在这场轰动全国的“微博对赌”背后,隐含着“报告领导”和“报告公众”这两条不同的道路。哪条才是通往未来中国的正道,读者自有明鉴。
作者为海南大学副教授
表面看上去,上网维权的陆群,和千千万万“转而求诸网”的上访人并没有两样。之所以“御史在途”,是因为法治不在途。农民工与警方的纠纷,无法经由作为当事人的警方来处置。而县委书记的卷入,使法定的救济管道似乎都失去足以信赖的依靠。
透过陆群——一位省纪委官员的维权难,我们更能理解普通民众在维权道路上的困顿与无助。
省纪委官员的职务,在这里还有另一层现实保障。以“彭水诗案”为例,当年重庆彭水教育局科员秦中飞,因为一首打油诗影射了县里的主要领导,就被刑拘索罪。而陆群的网络痛斥,较此更为严厉。虽然事后有各方面领导与之谈话,所幸并没有更多的影响,只不过,这种维权至今仍尚未能产生效果。陆群不得已“对赌官帽”,喊出“谁错谁辞职”:“如果经公正调查证实民工诉求不合理,我立即辞职以谢天下。”
从官场生态来说,被痛斥的两位长沙官员表现克制,目前双方尚未正面沟通。能用以“沟通”与妥协的条件,通常也不宜公开,所以这场“对赌官帽”的网络正剧,正以双线索齐头并进的手法在往前推进。陆群这条线,是利用微博“报告公众”;长沙县官方这条线,则是利用内部途径“报告领导”。
很多人在为陆群的未来尤其是“仕途”担心。依笔者观察,陆群的微博痛斥和对赌官帽,事实上倒成了他的护身符。和千奇百怪的网络维权一样:舆论越是关注,问题反而越有解决的希望,当事人也就越安全。如此有悖于法治的怪现状,却被维权者作为最后一根稻草用以自保,不能不承认,这更是一个悲哀。
也有人指责陆群是“种了他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确,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官员应谨守自己的权力边界,不滥权,也不越权。不过现实在于,当下之中国仍处于法治进行时,而非法治完成时。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是不需要御史在途的,因为法治永远在路上。首先严格的法律责任本就能有效遏制老板欠薪;其次,一旦农民工被欠薪,有效的投诉渠道也能帮助农民工迅速讨回欠薪;再次,农民工若因欠缺法律资源而无法有效讨薪,民间维权团体或社会公益组织迅速介入,可无偿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若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公众以及新闻的观照之下,被戴上了“权力镣铐”的警察想要粗暴执法也是有心无力,因为制度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而目前这些制度,或者没落到纸上,或者没落到地上。法治不在途,“御史在途”就有了存在的空间。陆群当然有权批评甚至有权痛斥官员,因为宪法不但赋予每一位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还赋予每一位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一个畅通的、有效的监督渠道,亦为法治社会的标准配置。而今,紧张的警民关系,流失的政府公信,躁动的社会情绪,都在呼唤政府还原遗失的监督标配。
从陆群的本职工作来看,也颇具隐喻。这位纪委官员专司预防腐败,而非案件查办。在多数公众的认知里,预防腐败工作只是虚职,没实权。但事实上,预防腐败是治病于未发的工作,是公认的最高明、也最经济的反腐。香港廉政公署下设三个处,其中防止贪污处和社会关系处,都是预防腐败部门。而查办腐败比预防腐败在内地更获社会承认,个中原委着实耐人寻味。
对陆群而言,预防腐败工作既可以像微博维权这样微观,也可以像推动阳光法案那样宏观。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是“报告领导”;未来的官员财产公开,理应是“报告公众”。在这场轰动全国的“微博对赌”背后,隐含着“报告领导”和“报告公众”这两条不同的道路。哪条才是通往未来中国的正道,读者自有明鉴。
作者为海南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