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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跨度长达两个月的人物专访，起初是缘于白岩松上海大众奥运火炬手的独特身份，我们想听听他心中的“激情与梦想”。而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从抵制家乐福到汶川大地震，使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得不转向其它，而白岩松此时也卷入各种大众关注的话题中心，通过陆陆续续的电话采访，我们试图在这场喧嚣之中倾听他内心的声音，展现国家电视台主持人的世界观，以及在面对重大灾难时的思想武器。
197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视台正式更名为中央电视台的时候，白岩松还是内蒙古海拉尔市小学一位五年级的小学生，偶尔还有些羞涩。在若干年后，一次给台下大学生做演讲的时候，白岩松这样开玩笑道 再穷我也照过镜子啊，从来也没想过自己会当上主持人。
也正是从那一年1月1日起，《新闻联播》正式开始播出，播出时间为19时至19时20分。上世纪70年代末，电视机开始进入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电视对于每个人都是新鲜玩意，谁家买了电视机，等于把电影院、剧场搬到自己家里，相信白岩松也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迷恋过这个制造声音与图像的机器。当时光进入2000年的时候，白岩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感叹道：“中国人该从电视机前离开了。”
1999年12月31日，白岩松走进直播间迎接新千年的到来，凌晨走出位于复兴门的中央电视台，发现满大街全是人，大家终于不再紧紧守候在电视机前了。
在股民经常光顾的贴吧里，你可以轻易找到一条名为“白岩松九问中国证监会”的帖子，有明显杜撰痕迹的文字假借白岩松之口把中国股市的问题抛向一个颇遭诟病的机构——中国证监会，“为什么中石油香港发行价格仅11港元，而大陆发行价格16 7元人民币，高出10多倍?我们的政策究竟是为什么人服务的?”人们心头无数的阴霾需要被吹散，人们希望通过白岩松的口使自己更加明白些。
2008年3月，新闻评论节目《新闻1+1》开播，白岩松由主持人变身新闻评论员之前他辞去了3个栏目的制片人职务，呼吁理性对待抵制家乐福、安徽阜阳案、引渡法案、顶风作案的平江虎，一系列重磅话题迅速打开了央视新闻视野，作为一档直播节目，有传媒人士评价它是“央视的一次冒险”，直播无疑提高了说错话的可能性，必将出现事后无法修饰的言论。
白岩松这样看待手中的话语权， “我时常警惕，背靠着大树，别以为自己就是大树，拉条狗去中央电视台，连播1个月，就是中国名狗了。而已。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动力，你的确要说有价值的话，话语权给了你，看你怎么用。”
对于如今的白岩松看来，名气想躲也躲不开，电视就是靠露脸让别人认识，不会认为有了名气就是有水平，“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人，中国银行的刘金宝，他现在在监狱里，但他说的一句话是非常有价值的，当时我问他 名气、权利、钱对于男人都是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你喜欢哪一个，他说权利。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名、权和钱都是中性词，既不好也不坏，看在谁手里，看怎么用。”
对于一个传播者，白岩松认为一定要明白传播规律，理性一定要用感情的方式去表达，理性才能让人记得住，2008年4月24日留法学生李洹关于奥运会的演讲稿用很感性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理性爱国。“明天我会在节目里说，这个国家对外发出声音都要借鉴这个小伙子的方式，要人心、入耳，合情合理，从西藏问题出现，国内的报道连篇累牍，只是给国内人听了，而这种有理、有利、合情合理的声音更需要说给国外人听。”
端午节的前一天，白岩松结束一周的四川之行回到北京，空荡荡的北川县城依然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这座满是废墟的空城将来会建成地震纪念馆，他希望每个遇难者的名字都能篆刻在纪念碑上。
“人要有一个前提，你要不怕失去利益，不是所有事情都是获得利益的。”白岩松自言自语地说着。
岩松面对面
“遇难者不应该只是一个数字，必须变成具体的名字。”
6月4日的时候，我跟着北川的县委书记进了空空的北川县城眼睛看到的是一片废墟，鼻子里闻到的是消毒水的味道，耳朵里听不到任何声音，心里非常的难受。将来北川的县城将全部异地重建，现在的北川将原貌维持，上面建起一座地震纪念馆，还要多修几个服务区，让未来的人们能感受到大地震带来的巨大破坏，北川县会将那些遇难者的名字都找到，把这些名字刻在纪念碑上。我特别强调的是，每个人的名字是不是都刻在上面了，遇难者不应该只是一个数字，必须变成具体的名字。
“9·11”的时候，当时不是中央台不想转播，大家把指责都放在中央电视台身上，情况是很复杂的；后来的“SARS”，虽然也参与去制作，但不是第一时间的报道，也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如何应对突发事件，需要一个国家的整体进步，从“伊拉克”、“SARS”再到现在的汶川地震直播，虽然艰难，但是一路走来，很自然地走到了这一次“第一时间、第一速度、第一现场”，不只是中央台的进步，其实是这个国家的进步，我一直在说这样一句话，门开了就不会再关上，只会越开越大。如果说以前有人认为，类似这样突发性事件，如果立即报道会不会引起更大范围的震荡、社会会不会稳定，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越是快速的、透明的报道时，反而能让大家拧成一股绳。“SARS”已经给中国上了非常印象深刻的一课，由于最初的封闭，反而导致它快速的蔓延，但是终于有一天发现不行了，必须撤掉两个部级干部，必须每天下午直播，全部公开透明才打赢了“SARS”这场仗，那时候这个国家就已经在思考，我们怎么更好地让舆论和传媒与大家同呼吸共命运，用一种更开放更透明的姿态。
所以你看今年的雨雪冰冻灾情也没有丝毫的迟缓，很快就开始直播，否则不可能有这种全民族爱的涌动，这次地震就更加变成了“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所以它正在变成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也许是个巧合，今年的5月1日刚刚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过去大家表扬的是，“做了，真棒!”将来可能大家会说，“没做，不可能吧!”在人们神情微小变化中，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一个民族怎么可能不在灾难中学会进步，在灾难过后，不能永远用感动作为收尾，否则我们付出的代价都白付出了。
我5月11日晚上才从日本采访完回到北京，两个国家在预防地震上的差距太大了，6月1日我特别送给孩子们一个礼物，把《岩松看日本》里的内容重新编辑了一个10分钟的短片。5月15日开始，在我的直播过程中不断地讲地震常识，请人来写相关的顺口溜，唯有常识才能在将来救命啊。
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计划搞一个直播，当时中国要搞一个比较大型的地震演习，后来有人认为搞这样大型的地震演习会引起老百姓的恐慌，很遗憾那次演习被取消了。以后这种地震演习应该越来越多，从灾 区回来，我收获最大的一个细节是，当我采访当地教育厅厅长的时候，他告诉我两个变化，第一是从新学期开始，他们将把心理课作为中小学的常备课永远讲下去，第二个是要在教育中普及防震常识。不光是四川，全国各地的学校，难道教育里不应该加上逃生、防震方面的课程吗?
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制度去处理如果大家只是在口号上说要建设震不垮的房子，可能那些盖了那么多一震就垮房子的人依然没有任何问题，不会受到相应的处理将来还会有无数轻易就会被震垮的房子产生。你到过灾区就会知道假如只针对校舍进行评估，也有不公平的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在北川县城，县委书记所在的办公楼、住宿楼全部垮塌，当然有些学校是让人很痛心的，像聚源镇中学等等，不能只是情绪上的判定，应该交给建筑方面的专家去评定看建筑是否处于地震的断裂带上，只进行情感上的评估是不公平的。但科学的评估过后，必须有结果，不能不了了之，尤其要把沉重代价转化为将来震不垮的房子。
我在直播持续到十几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审计方面，在直播中去追问，审计署在节目里明确地表示，6月20日第一份审计报道就会出来，我在灾区做的最后一个节目就是跟了一趟审计，如果大家的爱像太阳一样，那么不能允许有太阳黑子吧。
中国人在共患难时有很大的美德，能够迸发出一种非常可贵的东西，但是我们也有另外的问题，我们容易健忘，我在节目中几次说过我们现在是爱如潮水，谁知以后会不会爱如退潮呢。
我理解中国人，如果没有“健忘”这种自我保护，这么多年的历史，很难。但是到了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的经济实力 民众的素质都在变化，我觉得我们不能“健忘”，在采访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时，我明确提到这次大地震，我们必须用“长期化、制度化，细分化”去救助，我提出了“10年”的概念，我们必须用长跑的姿态去做这件事，等爱要退潮的时候，我们再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灾区时，我就跟《生死不离》词作者王平久和成龙交流，商议启动一个“爱陪你成长”的10年公益计划，这里最重要的是“10年”和一个“陪”字，这样他们会恢复得更快。只要你去关注，每年都会有新闻在那片土地上发生，保持一个持续关注的心，就能吸引大家的目光，一直不会离开那里。回头想想，5年之后，我们还有人谈“SARS”吗，我们还记得那些“SARS”当中的孤儿吗?才5年，但是我们觉得已经非常遥远了，连一些细节都模糊了，但是身在当初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大的恐惧啊。
随着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会有慢慢沉下来的一些人，这次在灾区我看到了很多的志愿者我们的司机就是一个志愿者，一个阿坝州的小伙子，非常棒越来越多的公民已经读懂了公民这两个字的含义。在5月14日那天我在直播节目里很含蓄地当着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的面说了这样一句话，“面对10年这样一个过程，除了政府，同时要启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包括NGO来介入这10年。”光靠政府是不行的。
我一直在告诉自己，现在不着急，因为是媒体所以我要现在去，但对于许多爱心人士和志愿者，我觉得不着急，只要你关注它年底去，明年去，都没问题，只要心足够细，有无数个地方需要我们，比如明年我们能否启动“陪灾区群众过年”的活动，只占用我们一个除夕不可以吗?在那些活动板房里，一个公众人物去了，就能把10家热闹起来，那怕只是跟每一家敬几杯酒，带着酒，带着烟，带着食品过去，不然我想许多家庭在明年的除夕，伴随他们的将是眼泪。
吴小莉在电视上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希望大事发生的时候，我存在。”我在中央电视台，可能只是去做就好了，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广告词。
类似中日关系这样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个大的挑战，我很好奇，中国在走向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如何突破原有的概念，其中要考验的东西太多了，国家的意志，国家的方向，大国国民的心态，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是一道好的考试题，不仅仅是个外交问题，还是个新问题。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善良、简单，7年前我在莫斯科直播申奥，回去看国内的电视，我觉得中国人心里不仅仅有种“百年奥运梦圆”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被世界所接纳了。7年之后，在火炬传递过程中遇到一些事情，就感觉受挫了 其实既没有被世界接纳，也没必要这么受挫，你现在玩大了，很快就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要不是欧元升值，中国去年就会超过德国 用可购买力，现在你是世界第二，再这样的脚步坚持10年，你就是老二，而且可以跟美国掰掰手腕了。
中国1949年建国之后结束了挨打的时代，30年改革开放结束了挨饿的时代，现在该进入挨骂的时代了。
全世界每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前不久一位日本政界的高官也跟我说，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日本在世界上被骂’惨了，哪儿都不顺不也过去了吗?哪个国家没遇到过这样的阶段呢，中国是刚开始。我在“新闻1+1”里说过，这个阶段起码是10年，这是一个非常叫劲的过程，等有一天你真强大了这些事儿就会像风一般地散去。你没扛住，这一路上你心态乱了，你就摔下来了，你该干什么去，该到哪个地方喊口号去吗?
中国人要面对它，又不必太在意它，奥运会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北京的而是全世界的，所以路途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凭什么都要那么痛苦地觉得都要自己扛着，我在节目中也明确说过，所有华人和中国人都应该分享火炬传递的荣耀与幸福。而不是承担所有的责任去保护火炬这是所在国家和城市该承担的责任，它如果不承担，出了问题，恐怕出丑的不会只是中国人吧，我们一定要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恰恰因为在中央台，我才知道普通老百姓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日子，我在文章里写到，家乐福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他生活中的日子，你为什么要去干扰人家的日子呢?可能他们是你我的父母和邻居。在这次抵制家乐福的过程中 主要人群恰恰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15岁到30岁之间的人，日子过的还算不错，网络化的80后的一群人，青春被“爱国”二字点燃就会不顾一切，比恋爱还猛的时候属于荷尔蒙性爱国，我非常理解他们，但我不认为他们代表了父母。
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一代人没有经过家庭式民主的熏陶，没博弈过 而像我们这代人，家里兄弟几个，知道光自己说话算数是不牢靠的，都经过了一种非民主性的民主熏陶，知道一个梨是要分3份的，你说话别人要听，别人说话你也要听。
我觉得指望年轻人立即理性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一样，但如果岁数大的人也愤青，那这个国家就太可怕了，你必须得清楚你在做什么，处在哪个阶段你该干什么，所以我强调“理性去面对它，不要当回事儿”。 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时候我说过，反日游行的时候我也说过，没有一种报复比你把自己变强大更牛的，你弱着，天天骂人家，没用。假如你特强，旁边一个人整天叽叽歪歪的，他的日子过的很惨，你会觉得很受伤害么，反而你会特同情他。
我现在不会再关注抵制家乐福本身的问题，而会关注中国民主进程，赶紧去锤炼我们的民主模式、民主能力和民主心理吧，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将会太可怕了。
中国马上就要打开民主这扇门，如果民众没有相应的民主素养，这扇门打开的将是“潘多拉的盒子”。爱国非常容易学来，而且让人难以用理性去拒绝，同时它又很危险。我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爱国心，并且知道自己是谁，对这个国家是什么感情，但是对所有群体打爱国旗号的行为保持谨慎的观望态度，因为它极易被政府利用，极易被某些个人或群体利用。
但是任何个体的爱国心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我们都记得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刻，它是多么的珍贵和纯洁，当被某些人利用成为一个群体事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管是德国还是日本无外乎如此，全部是用爱国心煽动起来的。爱国从来就是油，一只小小的火柴就能把它点燃然后走向相反的一面。
爱国是把双刃剑，政府、媒体、专家压制或放纵，迎合或利用它都很可怕。假如在火炬传递的时候遇到金晶所遭遇到的，我下意识也会去保护它，不让人抢走，但是如果有人把它上升到爱国的层面，我也会很脸红的。金晶很幸运，同时也很不幸地成为了这次事件中的一个符号。
十七大正式提出了民主这个词，而且家乐福事件所隐藏的冲突的东西，跟中国下一步即将推进的民主有极大的关系，我不同意你说话的内容，但是我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力。那么你怎么可以用大卡车把家乐福的门堵住呢，怎么可以辱骂其他去家乐福购物的人呢。这不是民主，这是独裁呀，不然中国随时可能走向独裁，文化大革命还会重来，中国有几个人在反思当初用皮带抽他的老师，我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没有人去回忆，因为中国人认为“法不责众”，都不是自己的责任，全是受害者，这是扯淡!、
导致这样的结果在于缺乏教育、民主的熏陶，但是这两年在进步，厦门的PX项目，上海市民采用集体购物的方式反对磁悬浮，都很成功，尤其是这次抵制家乐福事件，我既看到了糟糕的一面，也看到了好的一面，迅速听到了理’性的声音，双方有争论，有交织。我是做传媒的，我知道里面隐藏的东西，挨骂是谈不上的，我不爱上网，中国的民主进步，一定需要一批人在别人的唾液中成为牺牲品，才会警醒。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前进一步退半步，再前进一步，再退半步”，但是它的总体方向是向前的，尤其是现在民主也拉开大幕了，我相信动作会越来越大。
中国正在接受世界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人权，民主、自由，不是接受了西方普遍价值观后你就是西方中的一员了，这一点老百姓要明白。苏联刚解体的时候，全世界都说好话，那个时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以为把共产党改个名字西方国家都支持你后来普京就发现，这是“扯淡”，所以又重新走回自己的路。
中国也一样，你毕竟是长时间的社会主义国家，你是东方的，13亿人，中国是一个睡着的狮子，现在醒来了，天天跟别人解释，“我不吃人”，但是人家说的话你没听清楚，你虽然说不吃人，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狮子是有吃人能力的。这就是中国威胁论越来越大的原因，日本这样的国家没有感到威胁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太正常的。
中国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中国的媒体管理使大家听到的都是好声音，大家的免疫力变得极差，但凡外面说我们不好的声音都被筛掉了，达赖去美国三四十次，为什么这次格外地报道，如果每次有这样杂音的时候，大家都能听到，会有这次这么极端的反应吗?
我一直用的一个词叫“脱敏”，你对某件事情很过敏是因为它第一次刺激了你，假如你总跟它打交道，时间长了自然就“脱敏”了，它对你就没伤害了。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像我们想象的有那么多好声音。
这几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道德经》中一句话：无私为大私。30岁刚过的时候看到这句话，一下子就把很多事情看得很淡了，西方人为什么在眼睛里有别人他知道要想让自己更幸福，跟别人是有关系的。你是银行工作，他是学校工作，我是出租司机，我们每个人都从其他人那里收获某种幸福但是前提是我自己必须做好。
眼里要有别人，缺少“非常正向的幸福观”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中国现在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幸福，每一个人都是，当下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幸福观是“钱”，是“物质”，我们信“钱”这个宗教这就很糟糕了，希望有一天中国人的幸福观修正了，它来自一种内心的愉悦人和人之间的友善、民主，可以自由表达的声音，很合适的生活节奏，等等。
前几天刚看完北岛的《青灯》，他的每篇文章里都会写道酒，他有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可以想象他在外面流浪那么多年，到现在可以回国。政治是什么，如果政治不是让人更幸福的生活，不去照顾人内心的话，政治什么都不是但是在你热血沸腾的时候，它又非常的有价值，当十几年的时间，他们回不了自己的国家，各种压力一个接一个，政治也会像棱角一样被磨圆的。
我在河南看过一副中国画，画面是就是一堆鹅卵石，上面是河水，画的名字叫《岁月》，我特别喜欢这幅画，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那一块鹅卵石吧。
别人问我做新闻有没有准则，站在政府的一边或者是人民的一边，我从来不站在这两边，只看这件事情是该做的还是不该做的，比我聪明的人多了 比我说话有分量的人多了，为什么不发出你的声音。说句实话，我非常愤怒，迎合也是贻害无穷。可能因为我是蒙族人 我从草原出来，对于很多东西没有那么多的禁忌。
这个位置上所拥有的一切东西，除了表达的空间之外，都不会让我留恋，所以我不在乎。你越没把它当会事儿，它越给你很多。当你真的不怕结果的时候，就会敢做这件事情。
这个时代我做什么都可以活着，而且不见得比现在活的差，所以我就不怕。“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的时代早结束了，文字狱的时代也结束了，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共产党所做的事情，当然也有错误，但是总体方向是对的。
197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视台正式更名为中央电视台的时候，白岩松还是内蒙古海拉尔市小学一位五年级的小学生，偶尔还有些羞涩。在若干年后，一次给台下大学生做演讲的时候，白岩松这样开玩笑道 再穷我也照过镜子啊，从来也没想过自己会当上主持人。
也正是从那一年1月1日起，《新闻联播》正式开始播出，播出时间为19时至19时20分。上世纪70年代末，电视机开始进入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电视对于每个人都是新鲜玩意，谁家买了电视机，等于把电影院、剧场搬到自己家里，相信白岩松也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迷恋过这个制造声音与图像的机器。当时光进入2000年的时候，白岩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感叹道：“中国人该从电视机前离开了。”
1999年12月31日，白岩松走进直播间迎接新千年的到来，凌晨走出位于复兴门的中央电视台，发现满大街全是人，大家终于不再紧紧守候在电视机前了。
在股民经常光顾的贴吧里，你可以轻易找到一条名为“白岩松九问中国证监会”的帖子，有明显杜撰痕迹的文字假借白岩松之口把中国股市的问题抛向一个颇遭诟病的机构——中国证监会，“为什么中石油香港发行价格仅11港元，而大陆发行价格16 7元人民币，高出10多倍?我们的政策究竟是为什么人服务的?”人们心头无数的阴霾需要被吹散，人们希望通过白岩松的口使自己更加明白些。
2008年3月，新闻评论节目《新闻1+1》开播，白岩松由主持人变身新闻评论员之前他辞去了3个栏目的制片人职务，呼吁理性对待抵制家乐福、安徽阜阳案、引渡法案、顶风作案的平江虎，一系列重磅话题迅速打开了央视新闻视野，作为一档直播节目，有传媒人士评价它是“央视的一次冒险”，直播无疑提高了说错话的可能性，必将出现事后无法修饰的言论。
白岩松这样看待手中的话语权， “我时常警惕，背靠着大树，别以为自己就是大树，拉条狗去中央电视台，连播1个月，就是中国名狗了。而已。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动力，你的确要说有价值的话，话语权给了你，看你怎么用。”
对于如今的白岩松看来，名气想躲也躲不开，电视就是靠露脸让别人认识，不会认为有了名气就是有水平，“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人，中国银行的刘金宝，他现在在监狱里，但他说的一句话是非常有价值的，当时我问他 名气、权利、钱对于男人都是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你喜欢哪一个，他说权利。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名、权和钱都是中性词，既不好也不坏，看在谁手里，看怎么用。”
对于一个传播者，白岩松认为一定要明白传播规律，理性一定要用感情的方式去表达，理性才能让人记得住，2008年4月24日留法学生李洹关于奥运会的演讲稿用很感性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理性爱国。“明天我会在节目里说，这个国家对外发出声音都要借鉴这个小伙子的方式，要人心、入耳，合情合理，从西藏问题出现，国内的报道连篇累牍，只是给国内人听了，而这种有理、有利、合情合理的声音更需要说给国外人听。”
端午节的前一天，白岩松结束一周的四川之行回到北京，空荡荡的北川县城依然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这座满是废墟的空城将来会建成地震纪念馆，他希望每个遇难者的名字都能篆刻在纪念碑上。
“人要有一个前提，你要不怕失去利益，不是所有事情都是获得利益的。”白岩松自言自语地说着。
岩松面对面
“遇难者不应该只是一个数字，必须变成具体的名字。”
6月4日的时候，我跟着北川的县委书记进了空空的北川县城眼睛看到的是一片废墟，鼻子里闻到的是消毒水的味道，耳朵里听不到任何声音，心里非常的难受。将来北川的县城将全部异地重建，现在的北川将原貌维持，上面建起一座地震纪念馆，还要多修几个服务区，让未来的人们能感受到大地震带来的巨大破坏，北川县会将那些遇难者的名字都找到，把这些名字刻在纪念碑上。我特别强调的是，每个人的名字是不是都刻在上面了，遇难者不应该只是一个数字，必须变成具体的名字。
“9·11”的时候，当时不是中央台不想转播，大家把指责都放在中央电视台身上，情况是很复杂的；后来的“SARS”，虽然也参与去制作，但不是第一时间的报道，也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如何应对突发事件，需要一个国家的整体进步，从“伊拉克”、“SARS”再到现在的汶川地震直播，虽然艰难，但是一路走来，很自然地走到了这一次“第一时间、第一速度、第一现场”，不只是中央台的进步，其实是这个国家的进步，我一直在说这样一句话，门开了就不会再关上，只会越开越大。如果说以前有人认为，类似这样突发性事件，如果立即报道会不会引起更大范围的震荡、社会会不会稳定，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越是快速的、透明的报道时，反而能让大家拧成一股绳。“SARS”已经给中国上了非常印象深刻的一课，由于最初的封闭，反而导致它快速的蔓延，但是终于有一天发现不行了，必须撤掉两个部级干部，必须每天下午直播，全部公开透明才打赢了“SARS”这场仗，那时候这个国家就已经在思考，我们怎么更好地让舆论和传媒与大家同呼吸共命运，用一种更开放更透明的姿态。
所以你看今年的雨雪冰冻灾情也没有丝毫的迟缓，很快就开始直播，否则不可能有这种全民族爱的涌动，这次地震就更加变成了“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所以它正在变成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也许是个巧合，今年的5月1日刚刚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过去大家表扬的是，“做了，真棒!”将来可能大家会说，“没做，不可能吧!”在人们神情微小变化中，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一个民族怎么可能不在灾难中学会进步，在灾难过后，不能永远用感动作为收尾，否则我们付出的代价都白付出了。
我5月11日晚上才从日本采访完回到北京，两个国家在预防地震上的差距太大了，6月1日我特别送给孩子们一个礼物，把《岩松看日本》里的内容重新编辑了一个10分钟的短片。5月15日开始，在我的直播过程中不断地讲地震常识，请人来写相关的顺口溜，唯有常识才能在将来救命啊。
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计划搞一个直播，当时中国要搞一个比较大型的地震演习，后来有人认为搞这样大型的地震演习会引起老百姓的恐慌，很遗憾那次演习被取消了。以后这种地震演习应该越来越多，从灾 区回来，我收获最大的一个细节是，当我采访当地教育厅厅长的时候，他告诉我两个变化，第一是从新学期开始，他们将把心理课作为中小学的常备课永远讲下去，第二个是要在教育中普及防震常识。不光是四川，全国各地的学校，难道教育里不应该加上逃生、防震方面的课程吗?
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制度去处理如果大家只是在口号上说要建设震不垮的房子，可能那些盖了那么多一震就垮房子的人依然没有任何问题，不会受到相应的处理将来还会有无数轻易就会被震垮的房子产生。你到过灾区就会知道假如只针对校舍进行评估，也有不公平的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在北川县城，县委书记所在的办公楼、住宿楼全部垮塌，当然有些学校是让人很痛心的，像聚源镇中学等等，不能只是情绪上的判定，应该交给建筑方面的专家去评定看建筑是否处于地震的断裂带上，只进行情感上的评估是不公平的。但科学的评估过后，必须有结果，不能不了了之，尤其要把沉重代价转化为将来震不垮的房子。
我在直播持续到十几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审计方面，在直播中去追问，审计署在节目里明确地表示，6月20日第一份审计报道就会出来，我在灾区做的最后一个节目就是跟了一趟审计，如果大家的爱像太阳一样，那么不能允许有太阳黑子吧。
中国人在共患难时有很大的美德，能够迸发出一种非常可贵的东西，但是我们也有另外的问题，我们容易健忘，我在节目中几次说过我们现在是爱如潮水，谁知以后会不会爱如退潮呢。
我理解中国人，如果没有“健忘”这种自我保护，这么多年的历史，很难。但是到了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的经济实力 民众的素质都在变化，我觉得我们不能“健忘”，在采访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时，我明确提到这次大地震，我们必须用“长期化、制度化，细分化”去救助，我提出了“10年”的概念，我们必须用长跑的姿态去做这件事，等爱要退潮的时候，我们再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灾区时，我就跟《生死不离》词作者王平久和成龙交流，商议启动一个“爱陪你成长”的10年公益计划，这里最重要的是“10年”和一个“陪”字，这样他们会恢复得更快。只要你去关注，每年都会有新闻在那片土地上发生，保持一个持续关注的心，就能吸引大家的目光，一直不会离开那里。回头想想，5年之后，我们还有人谈“SARS”吗，我们还记得那些“SARS”当中的孤儿吗?才5年，但是我们觉得已经非常遥远了，连一些细节都模糊了，但是身在当初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大的恐惧啊。
随着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会有慢慢沉下来的一些人，这次在灾区我看到了很多的志愿者我们的司机就是一个志愿者，一个阿坝州的小伙子，非常棒越来越多的公民已经读懂了公民这两个字的含义。在5月14日那天我在直播节目里很含蓄地当着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的面说了这样一句话，“面对10年这样一个过程，除了政府，同时要启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包括NGO来介入这10年。”光靠政府是不行的。
我一直在告诉自己，现在不着急，因为是媒体所以我要现在去，但对于许多爱心人士和志愿者，我觉得不着急，只要你关注它年底去，明年去，都没问题，只要心足够细，有无数个地方需要我们，比如明年我们能否启动“陪灾区群众过年”的活动，只占用我们一个除夕不可以吗?在那些活动板房里，一个公众人物去了，就能把10家热闹起来，那怕只是跟每一家敬几杯酒，带着酒，带着烟，带着食品过去，不然我想许多家庭在明年的除夕，伴随他们的将是眼泪。
吴小莉在电视上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希望大事发生的时候，我存在。”我在中央电视台，可能只是去做就好了，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广告词。
类似中日关系这样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个大的挑战，我很好奇，中国在走向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如何突破原有的概念，其中要考验的东西太多了，国家的意志，国家的方向，大国国民的心态，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是一道好的考试题，不仅仅是个外交问题，还是个新问题。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善良、简单，7年前我在莫斯科直播申奥，回去看国内的电视，我觉得中国人心里不仅仅有种“百年奥运梦圆”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被世界所接纳了。7年之后，在火炬传递过程中遇到一些事情，就感觉受挫了 其实既没有被世界接纳，也没必要这么受挫，你现在玩大了，很快就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要不是欧元升值，中国去年就会超过德国 用可购买力，现在你是世界第二，再这样的脚步坚持10年，你就是老二，而且可以跟美国掰掰手腕了。
中国1949年建国之后结束了挨打的时代，30年改革开放结束了挨饿的时代，现在该进入挨骂的时代了。
全世界每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前不久一位日本政界的高官也跟我说，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日本在世界上被骂’惨了，哪儿都不顺不也过去了吗?哪个国家没遇到过这样的阶段呢，中国是刚开始。我在“新闻1+1”里说过，这个阶段起码是10年，这是一个非常叫劲的过程，等有一天你真强大了这些事儿就会像风一般地散去。你没扛住，这一路上你心态乱了，你就摔下来了，你该干什么去，该到哪个地方喊口号去吗?
中国人要面对它，又不必太在意它，奥运会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北京的而是全世界的，所以路途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凭什么都要那么痛苦地觉得都要自己扛着，我在节目中也明确说过，所有华人和中国人都应该分享火炬传递的荣耀与幸福。而不是承担所有的责任去保护火炬这是所在国家和城市该承担的责任，它如果不承担，出了问题，恐怕出丑的不会只是中国人吧，我们一定要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恰恰因为在中央台，我才知道普通老百姓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日子，我在文章里写到，家乐福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他生活中的日子，你为什么要去干扰人家的日子呢?可能他们是你我的父母和邻居。在这次抵制家乐福的过程中 主要人群恰恰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15岁到30岁之间的人，日子过的还算不错，网络化的80后的一群人，青春被“爱国”二字点燃就会不顾一切，比恋爱还猛的时候属于荷尔蒙性爱国，我非常理解他们，但我不认为他们代表了父母。
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一代人没有经过家庭式民主的熏陶，没博弈过 而像我们这代人，家里兄弟几个，知道光自己说话算数是不牢靠的，都经过了一种非民主性的民主熏陶，知道一个梨是要分3份的，你说话别人要听，别人说话你也要听。
我觉得指望年轻人立即理性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一样，但如果岁数大的人也愤青，那这个国家就太可怕了，你必须得清楚你在做什么，处在哪个阶段你该干什么，所以我强调“理性去面对它，不要当回事儿”。 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时候我说过，反日游行的时候我也说过，没有一种报复比你把自己变强大更牛的，你弱着，天天骂人家，没用。假如你特强，旁边一个人整天叽叽歪歪的，他的日子过的很惨，你会觉得很受伤害么，反而你会特同情他。
我现在不会再关注抵制家乐福本身的问题，而会关注中国民主进程，赶紧去锤炼我们的民主模式、民主能力和民主心理吧，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将会太可怕了。
中国马上就要打开民主这扇门，如果民众没有相应的民主素养，这扇门打开的将是“潘多拉的盒子”。爱国非常容易学来，而且让人难以用理性去拒绝，同时它又很危险。我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爱国心，并且知道自己是谁，对这个国家是什么感情，但是对所有群体打爱国旗号的行为保持谨慎的观望态度，因为它极易被政府利用，极易被某些个人或群体利用。
但是任何个体的爱国心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我们都记得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刻，它是多么的珍贵和纯洁，当被某些人利用成为一个群体事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管是德国还是日本无外乎如此，全部是用爱国心煽动起来的。爱国从来就是油，一只小小的火柴就能把它点燃然后走向相反的一面。
爱国是把双刃剑，政府、媒体、专家压制或放纵，迎合或利用它都很可怕。假如在火炬传递的时候遇到金晶所遭遇到的，我下意识也会去保护它，不让人抢走，但是如果有人把它上升到爱国的层面，我也会很脸红的。金晶很幸运，同时也很不幸地成为了这次事件中的一个符号。
十七大正式提出了民主这个词，而且家乐福事件所隐藏的冲突的东西，跟中国下一步即将推进的民主有极大的关系，我不同意你说话的内容，但是我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力。那么你怎么可以用大卡车把家乐福的门堵住呢，怎么可以辱骂其他去家乐福购物的人呢。这不是民主，这是独裁呀，不然中国随时可能走向独裁，文化大革命还会重来，中国有几个人在反思当初用皮带抽他的老师，我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没有人去回忆，因为中国人认为“法不责众”，都不是自己的责任，全是受害者，这是扯淡!、
导致这样的结果在于缺乏教育、民主的熏陶，但是这两年在进步，厦门的PX项目，上海市民采用集体购物的方式反对磁悬浮，都很成功，尤其是这次抵制家乐福事件，我既看到了糟糕的一面，也看到了好的一面，迅速听到了理’性的声音，双方有争论，有交织。我是做传媒的，我知道里面隐藏的东西，挨骂是谈不上的，我不爱上网，中国的民主进步，一定需要一批人在别人的唾液中成为牺牲品，才会警醒。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前进一步退半步，再前进一步，再退半步”，但是它的总体方向是向前的，尤其是现在民主也拉开大幕了，我相信动作会越来越大。
中国正在接受世界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人权，民主、自由，不是接受了西方普遍价值观后你就是西方中的一员了，这一点老百姓要明白。苏联刚解体的时候，全世界都说好话，那个时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以为把共产党改个名字西方国家都支持你后来普京就发现，这是“扯淡”，所以又重新走回自己的路。
中国也一样，你毕竟是长时间的社会主义国家，你是东方的，13亿人，中国是一个睡着的狮子，现在醒来了，天天跟别人解释，“我不吃人”，但是人家说的话你没听清楚，你虽然说不吃人，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狮子是有吃人能力的。这就是中国威胁论越来越大的原因，日本这样的国家没有感到威胁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太正常的。
中国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中国的媒体管理使大家听到的都是好声音，大家的免疫力变得极差，但凡外面说我们不好的声音都被筛掉了，达赖去美国三四十次，为什么这次格外地报道，如果每次有这样杂音的时候，大家都能听到，会有这次这么极端的反应吗?
我一直用的一个词叫“脱敏”，你对某件事情很过敏是因为它第一次刺激了你，假如你总跟它打交道，时间长了自然就“脱敏”了，它对你就没伤害了。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像我们想象的有那么多好声音。
这几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道德经》中一句话：无私为大私。30岁刚过的时候看到这句话，一下子就把很多事情看得很淡了，西方人为什么在眼睛里有别人他知道要想让自己更幸福，跟别人是有关系的。你是银行工作，他是学校工作，我是出租司机，我们每个人都从其他人那里收获某种幸福但是前提是我自己必须做好。
眼里要有别人，缺少“非常正向的幸福观”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中国现在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幸福，每一个人都是，当下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幸福观是“钱”，是“物质”，我们信“钱”这个宗教这就很糟糕了，希望有一天中国人的幸福观修正了，它来自一种内心的愉悦人和人之间的友善、民主，可以自由表达的声音，很合适的生活节奏，等等。
前几天刚看完北岛的《青灯》，他的每篇文章里都会写道酒，他有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可以想象他在外面流浪那么多年，到现在可以回国。政治是什么，如果政治不是让人更幸福的生活，不去照顾人内心的话，政治什么都不是但是在你热血沸腾的时候，它又非常的有价值，当十几年的时间，他们回不了自己的国家，各种压力一个接一个，政治也会像棱角一样被磨圆的。
我在河南看过一副中国画，画面是就是一堆鹅卵石，上面是河水，画的名字叫《岁月》，我特别喜欢这幅画，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那一块鹅卵石吧。
别人问我做新闻有没有准则，站在政府的一边或者是人民的一边，我从来不站在这两边，只看这件事情是该做的还是不该做的，比我聪明的人多了 比我说话有分量的人多了，为什么不发出你的声音。说句实话，我非常愤怒，迎合也是贻害无穷。可能因为我是蒙族人 我从草原出来，对于很多东西没有那么多的禁忌。
这个位置上所拥有的一切东西，除了表达的空间之外，都不会让我留恋，所以我不在乎。你越没把它当会事儿，它越给你很多。当你真的不怕结果的时候，就会敢做这件事情。
这个时代我做什么都可以活着，而且不见得比现在活的差，所以我就不怕。“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的时代早结束了，文字狱的时代也结束了，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共产党所做的事情，当然也有错误，但是总体方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