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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28日上午，江苏省苏州地区举行公审反革命分子胡肇汉大会。胡肇汉就是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里那个人尽皆知的“草包司令”胡传魁的原型。现实生活中的胡肇汉并不是糊里糊涂的“草包”，他阴险、狡猾、凶残，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据不完全统计，胡肇汉曾以各种残酷的手段，杀害我党的军政人员53人、无辜平民156人……
在人们愤怒的声讨声中，审判长庄严宣布：胡肇汉罪大恶极，判处胡肇汉死刑，立即执行!
阳澄湖上“草头王”
胡肇汉生于1906年，原籍湖南省岳阳县。初中毕业后，他便去了岳阳警官训练班。抗战前夕，三十刚出头的胡肇汉就已经当上了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市)警察局警长。
1938年初，胡肇汉因抗战形势所迫，到太湖国民党程万军部六支队谋了个副官的差事。胡肇汉琢磨着，在这乱世之秋，只要有枪有人，就能独霸一方。他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方向，寻找机会，抢夺实权。他拉拢从太湖一起来的曾文标、胡吉、李炳等人，同他们结拜为弟兄，经常密谋如何夺权。
胡肇汉到六支队不久，六支队很快就扩充为一支拥有200余人、十几挺机枪、100余条步枪的地方武装。1938年5月，胡肇汉联合曾文标、胡吉、李炳等人暗杀了六支队的支队长。从此，胡肇汉大权在握，当上了阳澄湖一带的“草头王”。
胡肇汉虽然当上了“草头王”，但也得罪了程万军，程万军扬言要收拾他。他明白，自己这点家底决不是程万军的对手。1938年，6月，胡肇汉为求自保，利用当时联合抗日的形势，接受了江南抗日义勇军叶飞老六团的改编，部队组建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独立一支队”，胡肇汉任司令。
胡肇汉接受改编是迫不得已，一旦时机成熟，他“脚踏两只船”、伺机反共的嘴脸便逐渐暴露出来。1938年9月，中共中央命令江南抗日义勇军整编西进，赴苏北开辟抗日根据地。胡肇汉决定向叶飞请假，声称要回阳澄湖养病。回阳澄湖不久，在当地大地主陈正学等人的支持下，胡肇汉又拉起一支四五十人的武装，在阳澄湖一带继续称王称霸。
1939年10月，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司令部宣告成立，由夏光(即《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原型)任司令。为继续争取胡肇汉抗日，经上级批准，任命胡肇汉为副司令。胡肇汉表示愿意率部再次加入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其实这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从1940年6月开始，胡肇汉便打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旗号，公开倒向国民党顽固派。其间，胡肇汉制造了多起惨案，杀害了许多我党的军政人员和无辜群众。短短几个月时间，胡肇汉就成了阳澄湖一带妇孺皆知的杀人魔王。
1941年6月底7月初，日伪展开第一期“清乡”，胡肇汉这支杂牌军根本无心抗战，一触即溃。汪伪十师摸清了胡肇汉的底细，从苏州派人找到胡肇汉，要他向日军投降。为掩人耳目，糊弄部下，胡肇汉假惺惺地对汪伪十师代表说：“不可，不可，我一个堂堂的中国军人，岂有向日军投降之理?要投降，就向你们十师投降。”
胡肇汉投靠汪伪后，日子并不好过。几经折腾后，胡肇汉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无奈之下他跑到浙江西部煤山一带，过上了流浪的生活。
这种没有枪、没有队伍的流浪生活，对胡肇汉来说，可谓度日如年。经四处钻营，1944年春，胡肇汉终于从国民党第二战区专员许宝光和常熟县县长安蔚南处先后要到了数十支枪。他从宜兴网罗了一帮人，又一次把队伍开进了阳澄湖地区。
胡肇汉东山再起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洋沟娄惨案。
1944年4月17日下午3时许，胡肇汉的走狗康金荣在阳澄湖莲花垛的树阴下，发现了由无锡河埒口渔民驾驶的12艘渔船，船舱里装满了白花花的大米。康金荣顿时眼红，心里痒痒，硬是逼着渔民们将船摇到了洋沟娄。胡肇汉听到康金荣的报告后，心里好不欢喜。他明知这些渔民偷偷贩运大米纯粹是为了赚钱养家，却一口咬定说：“你们哪来这么多大米?这分明是抢来的，你们是一帮土匪!”胡肇汉派人在官泾小娘坟挖了埋人坑，把渔民们押到坑边，用枪托砸，用刺刀捅，硬是把他们给活埋了。就这样，33个无辜的渔民死于非命!
八年抗战期间，胡肇汉为自己写下了被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土匪历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苏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孙天放下令缴了胡肇汉及其手下人员的枪，并将他扣押到司令部。胡肇汉在司令部关了3天，最后通过关系才被释放出来。胡肇汉眼看他这个杂牌武装吃不开了，不得不重返青浦县任警察大队长。1946年11月，他一手破坏了我青浦县的地下党组织，亲手杀害了十几名地下党员。1947年4月，胡肇汉因“剿共”有功，被委任为吴县阳澄区区长。兼苏、昆、虞三县联防清剿指挥部办事处主任。重返阳澄湖的胡肇汉此时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血腥镇压我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
胡肇汉原以为有“后台老板”国民党作“后盾”，他就可以高枕无忧，随心所欲。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
惶惶不可终日的胡肇汉在上海隐蔽下来，但他还不甘心。仍在做垂死挣扎。1949年秋，解放后的阳澄湖突遭水灾，群众情绪有所波动。胡肇汉见有机可乘，便蠢蠢欲动。他和阳澄湖残余的匪徒们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决定利用群众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不太了解、对胡肇汉又害怕的心理，先造谣惑众，再制造几起“有影响”的事件，以扰乱治安，干扰大军南下。胡肇汉的勤务兵唐斌制造了第一起血案，他残忍地枪杀了阳澄区助理员。接着，匪徒们又恐吓群众，勒索商行，制造了一连串血案，其中较大的有苏州娄门大街“鼎丰粮行”的“人头案”。
吴县县委下定决心，一定要捉拿胡肇汉这个恶魔，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找到胡肇汉在上海的落脚点
1950年初，吴县县委把主办胡肇汉案的任务交给了湘城公安分局。湘城公安分局当时只有六七个干警，分局长名叫包振家。包振家接受任务后，侦查苏、沪等地胡匪联络点数十处，仍未查到有关胡肇汉的线索。正当他们感到无从下手时，原胡肇汉的第一大队大队长、干儿子史云泉前来密报：“胡肇汉有一个小老婆住在阳澄村。”
包振家决定连夜行动，直插阳澄村。而胡肇汉小老婆一口咬定，胡肇汉自十个月前将她送到这里藏身后，从未来过。包振家问胡肇汉都到过哪些地方，她说她曾与胡肇汉一起去过上海浦东，那里有一个布店老板与胡肇汉非常熟悉。第二天，包振家带着两名助手以及胡肇汉的小老婆前往上海。
他们来到了那家布店，老板姓王，是湖南人。经过包振家反复做工作，王老板终于打消了顾虑，供出了胡肇汉的行踪。包振家弄清了胡肇汉在上海的落脚点后，便返回吴县，专等上海方面王老板的消息。 1950年9月初，湘城公安分局接到王老板打来的长途电话。“客人要来了”，按照约定的暗语，包振家知道杀人魔王果真要自投罗网了，兴奋得再也呆不住了。于是，他带了两个助手，连夜雇船赶到苏州，连县公安局也来不及汇报，就直接跳上半夜的火车，拂晓时分就赶到了上海浦东。
到王家后，王老板急忙拿出胡肇汉从香港寄来的快信，只见信笺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几行字：“老王兄，我已平安到港，勿念。在沪承热情招待，兄弟十分感激，永记在心。现正在接生意，接到之后，一定返沪面谢。弟字”
包振家清楚，“接生意”就是与国民党匪特“接关系”的暗语。根据这封信没留寄信地址，而且信封和信笺都是从商店购买的情况推断，此时的胡肇汉尚未与香港匪特联络上。但胡肇汉素来诡计多端。或许他故意耍花招，说不定在最近一两天内就会突然返沪。于是，包振家决定暂时留在浦东，来个“守株待兔”。
正在这时，因为胡肇汉一案影响太大，苏州公安处决定将此案连提两级，直接由苏州公安处来抓，具体承办人是苏州公安处一科科长江华，原承办胡肇汉案的吴县公安局湘城分局原班人马则配合行动。江华听说包振家他们已经在上海发现了胡肇汉的行踪，就连夜率领十多名侦察人员赶到了上海，同包振家他们会合。
江华一行赶到上海的第四天，王老板急急忙忙地跑过来报告说：“胡肇汉派人来了，说他后天就到上海，要我做好准备。我是推说到市区进货，抄近道才过来的。我今后不能来了，有事只能靠递条子。”说完，王老板就急匆匆地走了。
王老板走后，江华立即召集大家开会，进行分工。
天渐渐暗下来了。大家都在焦急万分地等待着王老板的消息。突然，老板娘神色慌张，急急忙忙地赶来了。一见到江华他们，她结结巴巴地说：“他们来了……28个，都在……楼上开会，我推说……布店断货，要向小姐妹……借……布，才准……我一人……出门!”
这完全出乎江华他们的预料。胡肇汉的老规矩是出门带随从一般不超过三人，整个行动计划都是按这个估计布置的，现在匪徒突然来了这么多，真有些措手不及。大家既惊喜又感到棘手，喜的是可以端他的老窝，多抓些匪徒；棘手的是第一梯队的力量明显不足，但人多了上楼梯又必然惊动匪徒，在室内格斗力量也难以展开。经过反复讨论，分析利弊，大家最后决定按原方案行动，尖刀组仍由江华、包振家、吴同法三人组成。
紧接着，研究接敌战术。包振家首先发言：“我想我们突人匪群后，应趁匪徒惊呆的当儿，火速抢占壁角，用双枪逼住群匪，喝令他们举手投降。或者我趁混乱之机钻到桌底下，使群匪无法发挥火力，我在桌底下发枪，扫射敌人足部，打乱敌阵，造成内外夹击之势。”
大家听后齐称妙计。
杀人魔王终于落网
1950年9月15日傍晚，天已经黑下来了，路上行人已少，店铺也多半关门了。只见三个人力车夫模样的人正急匆匆地赶路，不多时，他们已抵弄口。这三人不是别人，正是江华他们。
他们停下车子抬头望去，只见布店楼房窗户紧闭，窗帘低垂，一楼异常的死寂，只有第二层的楼窗内有几丝灯光从窗帘上透出。气氛显得恐怖、神秘。
江华他们带着手枪，随老板娘走近大门。江华示意老板娘开锁。钥匙刚插入锁孔，还未转动，就听见门内传来一个很低的声音。
“啥人?”
“是我，提货回来了!”老板娘镇静地回答。
大门刚开一线缝儿，三人即闪身进去，用枪逼住那哨兵。一声不响地解下了他的武器。江华往周围扫视了一下，没有发现匪徒。室内光线很暗，只有楼梯上端的一只灯泡发着微弱的光。从下面往楼梯口上看，上面空荡荡的，也没有发现匪徒，看来匪徒是麻痹了。
江华正考虑如何上楼，忽然发现楼梯转角处有一只煤球炉子正吐着一圈蓝光，炉上的钢精水壶盖子被水气冲击得“咣咣”直响。他灵机一动，右手提枪，左手顺便提起那把水壶。轻声跨上了楼梯。
“是谁在上楼?”匪徒好像听到了脚步声，低声问道。
“是我。”老板娘在楼下镇静地应了一声，楼上便不响了。
江华他们登上二楼，匪徒们竟毫无察觉。这时，王老板走过来用手指了指匪徒们开会的房间，江华他们迅速靠拢过去，侧耳一听，才知群匪此时正在聚精会神地开会，在争吵什么“官衔”。
江华立即用枪口向房门指了指，包振家会意，迅速接近房门，提起腿来，照准锁孔，用足全力，“嘣”的一声，房门大开。
房内灯火通明，只见匪徒们围坐在三只大方桌拼成的会议桌四周，黑压压地挤满了一室。原先突入匪群的方案很难做到，江华、包振家当机立断，趁匪徒们被这突然袭击震怔的一刹那，六枝短枪一齐对准了群匪，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困兽犹斗。突然，一个亡命的悍匪猛地跨上桌面，向上一窜，用头颅撞碎了天花板上的灯泡，室内顿时一片漆黑。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两支雪亮的光柱射了进来，原来是第二梯队及时赶到了。
江华、包振家、吴同法齐声大喝：“谁动手就打死谁!”匪徒们又被震慑住了。
眼见大势已去，匪徒们一个个高举双手，鱼贯走出房门，被戴上手铐，押下楼去了。其中就有杀人魔王胡肇汉。
为了一网打尽残余匪特，江华和包振家决定立即开审胡肇汉。
阳澄湖一带的老百姓有句民谚，叫做“不怕胡肇汉跳，只怕胡肇汉笑”，说的是胡肇汉平日杀人从不眨眼，视人命如草芥。但此时此刻，胡肇汉却脸色苍白，浑身发抖，语不成声。他连称“先生、先生”不止，一再恳求保全他的性命。昔日的杀人魔王，今日却成了惜命懦夫。
据胡肇汉供认，上海解放后，他不得不逃往广州，后又转至香港、台湾。因人事不熟，胡肇汉并未与匪特机关联络上。到了1950年3月，胡肇汉只得再转至舟山，找到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才取得联系，被委任为江苏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兼行政委员。起初，他企图带着他的助手王群和另外一帮匪徒从宁波沿海登陆，但因解放军戒备森严，未能得逞，只得仍从香港入境。本来他准备先到上海，再潜回阳澄湖收集旧部，企图以淀山、阳澄、太湖为基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哪知脚跟还没站稳，就钻进了我公安人员布下的口袋。
责任编辑 刘金旭
在人们愤怒的声讨声中，审判长庄严宣布：胡肇汉罪大恶极，判处胡肇汉死刑，立即执行!
阳澄湖上“草头王”
胡肇汉生于1906年，原籍湖南省岳阳县。初中毕业后，他便去了岳阳警官训练班。抗战前夕，三十刚出头的胡肇汉就已经当上了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市)警察局警长。
1938年初，胡肇汉因抗战形势所迫，到太湖国民党程万军部六支队谋了个副官的差事。胡肇汉琢磨着，在这乱世之秋，只要有枪有人，就能独霸一方。他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方向，寻找机会，抢夺实权。他拉拢从太湖一起来的曾文标、胡吉、李炳等人，同他们结拜为弟兄，经常密谋如何夺权。
胡肇汉到六支队不久，六支队很快就扩充为一支拥有200余人、十几挺机枪、100余条步枪的地方武装。1938年5月，胡肇汉联合曾文标、胡吉、李炳等人暗杀了六支队的支队长。从此，胡肇汉大权在握，当上了阳澄湖一带的“草头王”。
胡肇汉虽然当上了“草头王”，但也得罪了程万军，程万军扬言要收拾他。他明白，自己这点家底决不是程万军的对手。1938年，6月，胡肇汉为求自保，利用当时联合抗日的形势，接受了江南抗日义勇军叶飞老六团的改编，部队组建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独立一支队”，胡肇汉任司令。
胡肇汉接受改编是迫不得已，一旦时机成熟，他“脚踏两只船”、伺机反共的嘴脸便逐渐暴露出来。1938年9月，中共中央命令江南抗日义勇军整编西进，赴苏北开辟抗日根据地。胡肇汉决定向叶飞请假，声称要回阳澄湖养病。回阳澄湖不久，在当地大地主陈正学等人的支持下，胡肇汉又拉起一支四五十人的武装，在阳澄湖一带继续称王称霸。
1939年10月，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司令部宣告成立，由夏光(即《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原型)任司令。为继续争取胡肇汉抗日，经上级批准，任命胡肇汉为副司令。胡肇汉表示愿意率部再次加入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其实这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从1940年6月开始，胡肇汉便打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旗号，公开倒向国民党顽固派。其间，胡肇汉制造了多起惨案，杀害了许多我党的军政人员和无辜群众。短短几个月时间，胡肇汉就成了阳澄湖一带妇孺皆知的杀人魔王。
1941年6月底7月初，日伪展开第一期“清乡”，胡肇汉这支杂牌军根本无心抗战，一触即溃。汪伪十师摸清了胡肇汉的底细，从苏州派人找到胡肇汉，要他向日军投降。为掩人耳目，糊弄部下，胡肇汉假惺惺地对汪伪十师代表说：“不可，不可，我一个堂堂的中国军人，岂有向日军投降之理?要投降，就向你们十师投降。”
胡肇汉投靠汪伪后，日子并不好过。几经折腾后，胡肇汉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无奈之下他跑到浙江西部煤山一带，过上了流浪的生活。
这种没有枪、没有队伍的流浪生活，对胡肇汉来说，可谓度日如年。经四处钻营，1944年春，胡肇汉终于从国民党第二战区专员许宝光和常熟县县长安蔚南处先后要到了数十支枪。他从宜兴网罗了一帮人，又一次把队伍开进了阳澄湖地区。
胡肇汉东山再起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洋沟娄惨案。
1944年4月17日下午3时许，胡肇汉的走狗康金荣在阳澄湖莲花垛的树阴下，发现了由无锡河埒口渔民驾驶的12艘渔船，船舱里装满了白花花的大米。康金荣顿时眼红，心里痒痒，硬是逼着渔民们将船摇到了洋沟娄。胡肇汉听到康金荣的报告后，心里好不欢喜。他明知这些渔民偷偷贩运大米纯粹是为了赚钱养家，却一口咬定说：“你们哪来这么多大米?这分明是抢来的，你们是一帮土匪!”胡肇汉派人在官泾小娘坟挖了埋人坑，把渔民们押到坑边，用枪托砸，用刺刀捅，硬是把他们给活埋了。就这样，33个无辜的渔民死于非命!
八年抗战期间，胡肇汉为自己写下了被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土匪历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苏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孙天放下令缴了胡肇汉及其手下人员的枪，并将他扣押到司令部。胡肇汉在司令部关了3天，最后通过关系才被释放出来。胡肇汉眼看他这个杂牌武装吃不开了，不得不重返青浦县任警察大队长。1946年11月，他一手破坏了我青浦县的地下党组织，亲手杀害了十几名地下党员。1947年4月，胡肇汉因“剿共”有功，被委任为吴县阳澄区区长。兼苏、昆、虞三县联防清剿指挥部办事处主任。重返阳澄湖的胡肇汉此时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血腥镇压我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
胡肇汉原以为有“后台老板”国民党作“后盾”，他就可以高枕无忧，随心所欲。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
惶惶不可终日的胡肇汉在上海隐蔽下来，但他还不甘心。仍在做垂死挣扎。1949年秋，解放后的阳澄湖突遭水灾，群众情绪有所波动。胡肇汉见有机可乘，便蠢蠢欲动。他和阳澄湖残余的匪徒们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决定利用群众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不太了解、对胡肇汉又害怕的心理，先造谣惑众，再制造几起“有影响”的事件，以扰乱治安，干扰大军南下。胡肇汉的勤务兵唐斌制造了第一起血案，他残忍地枪杀了阳澄区助理员。接着，匪徒们又恐吓群众，勒索商行，制造了一连串血案，其中较大的有苏州娄门大街“鼎丰粮行”的“人头案”。
吴县县委下定决心，一定要捉拿胡肇汉这个恶魔，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找到胡肇汉在上海的落脚点
1950年初，吴县县委把主办胡肇汉案的任务交给了湘城公安分局。湘城公安分局当时只有六七个干警，分局长名叫包振家。包振家接受任务后，侦查苏、沪等地胡匪联络点数十处，仍未查到有关胡肇汉的线索。正当他们感到无从下手时，原胡肇汉的第一大队大队长、干儿子史云泉前来密报：“胡肇汉有一个小老婆住在阳澄村。”
包振家决定连夜行动，直插阳澄村。而胡肇汉小老婆一口咬定，胡肇汉自十个月前将她送到这里藏身后，从未来过。包振家问胡肇汉都到过哪些地方，她说她曾与胡肇汉一起去过上海浦东，那里有一个布店老板与胡肇汉非常熟悉。第二天，包振家带着两名助手以及胡肇汉的小老婆前往上海。
他们来到了那家布店，老板姓王，是湖南人。经过包振家反复做工作，王老板终于打消了顾虑，供出了胡肇汉的行踪。包振家弄清了胡肇汉在上海的落脚点后，便返回吴县，专等上海方面王老板的消息。 1950年9月初，湘城公安分局接到王老板打来的长途电话。“客人要来了”，按照约定的暗语，包振家知道杀人魔王果真要自投罗网了，兴奋得再也呆不住了。于是，他带了两个助手，连夜雇船赶到苏州，连县公安局也来不及汇报，就直接跳上半夜的火车，拂晓时分就赶到了上海浦东。
到王家后，王老板急忙拿出胡肇汉从香港寄来的快信，只见信笺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几行字：“老王兄，我已平安到港，勿念。在沪承热情招待，兄弟十分感激，永记在心。现正在接生意，接到之后，一定返沪面谢。弟字”
包振家清楚，“接生意”就是与国民党匪特“接关系”的暗语。根据这封信没留寄信地址，而且信封和信笺都是从商店购买的情况推断，此时的胡肇汉尚未与香港匪特联络上。但胡肇汉素来诡计多端。或许他故意耍花招，说不定在最近一两天内就会突然返沪。于是，包振家决定暂时留在浦东，来个“守株待兔”。
正在这时，因为胡肇汉一案影响太大，苏州公安处决定将此案连提两级，直接由苏州公安处来抓，具体承办人是苏州公安处一科科长江华，原承办胡肇汉案的吴县公安局湘城分局原班人马则配合行动。江华听说包振家他们已经在上海发现了胡肇汉的行踪，就连夜率领十多名侦察人员赶到了上海，同包振家他们会合。
江华一行赶到上海的第四天，王老板急急忙忙地跑过来报告说：“胡肇汉派人来了，说他后天就到上海，要我做好准备。我是推说到市区进货，抄近道才过来的。我今后不能来了，有事只能靠递条子。”说完，王老板就急匆匆地走了。
王老板走后，江华立即召集大家开会，进行分工。
天渐渐暗下来了。大家都在焦急万分地等待着王老板的消息。突然，老板娘神色慌张，急急忙忙地赶来了。一见到江华他们，她结结巴巴地说：“他们来了……28个，都在……楼上开会，我推说……布店断货，要向小姐妹……借……布，才准……我一人……出门!”
这完全出乎江华他们的预料。胡肇汉的老规矩是出门带随从一般不超过三人，整个行动计划都是按这个估计布置的，现在匪徒突然来了这么多，真有些措手不及。大家既惊喜又感到棘手，喜的是可以端他的老窝，多抓些匪徒；棘手的是第一梯队的力量明显不足，但人多了上楼梯又必然惊动匪徒，在室内格斗力量也难以展开。经过反复讨论，分析利弊，大家最后决定按原方案行动，尖刀组仍由江华、包振家、吴同法三人组成。
紧接着，研究接敌战术。包振家首先发言：“我想我们突人匪群后，应趁匪徒惊呆的当儿，火速抢占壁角，用双枪逼住群匪，喝令他们举手投降。或者我趁混乱之机钻到桌底下，使群匪无法发挥火力，我在桌底下发枪，扫射敌人足部，打乱敌阵，造成内外夹击之势。”
大家听后齐称妙计。
杀人魔王终于落网
1950年9月15日傍晚，天已经黑下来了，路上行人已少，店铺也多半关门了。只见三个人力车夫模样的人正急匆匆地赶路，不多时，他们已抵弄口。这三人不是别人，正是江华他们。
他们停下车子抬头望去，只见布店楼房窗户紧闭，窗帘低垂，一楼异常的死寂，只有第二层的楼窗内有几丝灯光从窗帘上透出。气氛显得恐怖、神秘。
江华他们带着手枪，随老板娘走近大门。江华示意老板娘开锁。钥匙刚插入锁孔，还未转动，就听见门内传来一个很低的声音。
“啥人?”
“是我，提货回来了!”老板娘镇静地回答。
大门刚开一线缝儿，三人即闪身进去，用枪逼住那哨兵。一声不响地解下了他的武器。江华往周围扫视了一下，没有发现匪徒。室内光线很暗，只有楼梯上端的一只灯泡发着微弱的光。从下面往楼梯口上看，上面空荡荡的，也没有发现匪徒，看来匪徒是麻痹了。
江华正考虑如何上楼，忽然发现楼梯转角处有一只煤球炉子正吐着一圈蓝光，炉上的钢精水壶盖子被水气冲击得“咣咣”直响。他灵机一动，右手提枪，左手顺便提起那把水壶。轻声跨上了楼梯。
“是谁在上楼?”匪徒好像听到了脚步声，低声问道。
“是我。”老板娘在楼下镇静地应了一声，楼上便不响了。
江华他们登上二楼，匪徒们竟毫无察觉。这时，王老板走过来用手指了指匪徒们开会的房间，江华他们迅速靠拢过去，侧耳一听，才知群匪此时正在聚精会神地开会，在争吵什么“官衔”。
江华立即用枪口向房门指了指，包振家会意，迅速接近房门，提起腿来，照准锁孔，用足全力，“嘣”的一声，房门大开。
房内灯火通明，只见匪徒们围坐在三只大方桌拼成的会议桌四周，黑压压地挤满了一室。原先突入匪群的方案很难做到，江华、包振家当机立断，趁匪徒们被这突然袭击震怔的一刹那，六枝短枪一齐对准了群匪，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困兽犹斗。突然，一个亡命的悍匪猛地跨上桌面，向上一窜，用头颅撞碎了天花板上的灯泡，室内顿时一片漆黑。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两支雪亮的光柱射了进来，原来是第二梯队及时赶到了。
江华、包振家、吴同法齐声大喝：“谁动手就打死谁!”匪徒们又被震慑住了。
眼见大势已去，匪徒们一个个高举双手，鱼贯走出房门，被戴上手铐，押下楼去了。其中就有杀人魔王胡肇汉。
为了一网打尽残余匪特，江华和包振家决定立即开审胡肇汉。
阳澄湖一带的老百姓有句民谚，叫做“不怕胡肇汉跳，只怕胡肇汉笑”，说的是胡肇汉平日杀人从不眨眼，视人命如草芥。但此时此刻，胡肇汉却脸色苍白，浑身发抖，语不成声。他连称“先生、先生”不止，一再恳求保全他的性命。昔日的杀人魔王，今日却成了惜命懦夫。
据胡肇汉供认，上海解放后，他不得不逃往广州，后又转至香港、台湾。因人事不熟，胡肇汉并未与匪特机关联络上。到了1950年3月，胡肇汉只得再转至舟山，找到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才取得联系，被委任为江苏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兼行政委员。起初，他企图带着他的助手王群和另外一帮匪徒从宁波沿海登陆，但因解放军戒备森严，未能得逞，只得仍从香港入境。本来他准备先到上海，再潜回阳澄湖收集旧部，企图以淀山、阳澄、太湖为基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哪知脚跟还没站稳，就钻进了我公安人员布下的口袋。
责任编辑 刘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