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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中外学者多以“士绅”为切入点，集中探讨晚清时期绅权的具体表现以及其产生的影响。而对其限权的具体措施探讨较少。首先，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阐明“绅”的概念以及绅权的形成背景;其次，探究清世祖遏制绅权的原因;最后，详细阐述清世祖为抑制其膨胀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清代;绅权;顺治朝
一、关于“绅”的概念界定
（一）“缙绅”与“乡绅”。史料中记有“搢绅家陈箫鼓举觞”以及“外无金革之虞，朝有搢绅之盛”[1]。“搢”即为“推荐”的含义，后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演变为“缙绅”[2]。同时，由于缙绅常用来指代乡宦之家居者，因此，乡绅与缙绅均“家居而为善”，表同义。据“是大柄付之缙绅、学士，无所疑问”[3]，其中，缙绅与士分开记述，可知二者身份不同，职责不同，不可混为一谈。缙绅以及乡绅，最初仅指拥有官衔的非在任的本籍人士。后其外延不断扩大，一些“准官员”也包含其中。因此，关于缙绅（或乡绅）的人员构成上存在争议，并无明确说法。
（二）“绅士”与“士绅”。随着缙绅与士的融合，出现了“绅士”和“士绅”，二者均以官衔和功名为核心，在地方社会中获取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特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政权在地方上的缺位。绅士，即为“绅”与“士”的合称。除了缙绅所包含的人员外，还将监生、生员等有功名而未出仕的人囊括其中。但对于生员是否应包含其中仍然存在争议[4]。而“士绅”是目前学界在探讨该社会阶层时频繁使用的词汇，其内涵相较于“缙绅”、“乡绅”以及“绅士”更加宽泛，主要指享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本文即采用士绅这一概念。
二、绅权的形成
（一）政治背景。国家对地方的统治，实际上就是“公”和“私”两大组织系统互相作用[5]，进而使国家政权深入至每一寸国土。国家欲对县级以下的区域进行有效统治，就要发挥非官方人员以及组织的作用。而士绅群体恰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扮演了“联络员”的角色，将国家与基层社会紧密联系起来。
（二）经济原因。自井田制瓦解，以及在政府不抑兼并、一条鞭法等政策的影响下，大土地所有制不断发展，巩固并加强了士绅阶层与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士绅阶层由于其特殊身份，从而拥有经济上的特权，成为了被依附的对象。进一步加速了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之间的“被依赖——依赖”关系。
（三）文化原因。癸巳年间，清世祖曾下诏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上之赖以致治，下之资以事君。学官诸生当共勉之”[6]129。即以儒家思想文化作为政府施政、臣事君的价值观引导。同时，士绅阶层中的人员在考取功名进而获取官衔的过程中，儒家文化是其考试以及考察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儒家文化這一点上来说，士绅阶层为国家在地方的代言人。
三、抑制绅权的原因
（一）前车之鉴。明朝时期，士绅拥有优免或止免部分田税以及里甲之役、杂役的特权。但当特权超出了其适用范围后，便出现了优免冒滥之弊。明万历年间“未仕举人免田一千二百亩，贡生免田四百亩，监生、生员免田八十亩”[7]。士绅通过上述政策可免除大量田税，使得大量自耕农采取“投献”与“诡寄”的方法来逃避赋税，危及国家统治。顾炎武道：“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8]。因此，顺治帝即位后亦指出：“毋蹈前辙，自贻颠越”[7]97。
（二）清初巩固统治的需要。顺治时期，“废绅劣衿大为民害，压夺田宅，估攫货财，凌暴良善，抗捕国课”[9]11或“交结官府，霸占土地，武断乡曲”[11]25，致使地方社会动荡。地方的安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是否长治久安。顺治帝年幼即登基即位，此时，国家“寇凶极祸”，征讨四方，政局仍未安稳。“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师征江南”、“败贼于平阳”、“军至陕州”、“师至河南”[7]92。因此，对于初登皇位的顺治帝来说，此时“抚定中华”是其第一要务，稳定地方是基础要务。
四、清世祖采取的具体措施
（一）对“士”采取的限制措施。顺治庚戌年间，“颁六谕卧碑文于天下”[7]128，要求生员留心并认真学习书史中所记载的臣子忠清的事迹，以图培养的人才可以为清朝所用。除此之外，文中还限制生员言论：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可见顺治帝明令禁止生员议政，从政策上规定，士人政治取向须合于清。
（二）对“绅”采取的限制措施。顺治年间发生江南奏销之祸，严重打击了苏、松地区“绅”的势力。自宋朝完成了经济中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之后，江南地区成为了全国赋税的主要来源地，明清时期亦是如此。明亡后，该地也成为明清必争之地。故明的势力也多残存于此地，于是顺治言：“朕平定中原，惟浙东、全闽尚阻击杀”[7]105。因此，无论是从政治方面还是从经济方面分析，江南地区都是清政府严管区域。当巡抚朱国治上书称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抗粮时，统治者以此为借口对江南地区的士绅势力进行一次合乎情理的清洗，遂将江南考官方猷、钱开宗等考官“俱骈戮于市”，“降革乡绅二千七十一名，生员一万一千三百四名”[10]。通过奏销案，彻底打击了江南地区的“绅”势力。
参考文献：
[1]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26卷.
[2]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03，（1）：98-101.
[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坤舆典，104卷.
[4]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J].清史研究，2004，（4）：94-111.
[5]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3）：1-7.
[6]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张显清.论明代官绅优免冒滥之弊[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4）：100-111.
[8]许苏民.大家精要·顾炎武[M].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98.
[9]王炜（校）.《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0]董含.三冈识略[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63.
关键词：清代;绅权;顺治朝
一、关于“绅”的概念界定
（一）“缙绅”与“乡绅”。史料中记有“搢绅家陈箫鼓举觞”以及“外无金革之虞，朝有搢绅之盛”[1]。“搢”即为“推荐”的含义，后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演变为“缙绅”[2]。同时，由于缙绅常用来指代乡宦之家居者，因此，乡绅与缙绅均“家居而为善”，表同义。据“是大柄付之缙绅、学士，无所疑问”[3]，其中，缙绅与士分开记述，可知二者身份不同，职责不同，不可混为一谈。缙绅以及乡绅，最初仅指拥有官衔的非在任的本籍人士。后其外延不断扩大，一些“准官员”也包含其中。因此，关于缙绅（或乡绅）的人员构成上存在争议，并无明确说法。
（二）“绅士”与“士绅”。随着缙绅与士的融合，出现了“绅士”和“士绅”，二者均以官衔和功名为核心，在地方社会中获取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特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政权在地方上的缺位。绅士，即为“绅”与“士”的合称。除了缙绅所包含的人员外，还将监生、生员等有功名而未出仕的人囊括其中。但对于生员是否应包含其中仍然存在争议[4]。而“士绅”是目前学界在探讨该社会阶层时频繁使用的词汇，其内涵相较于“缙绅”、“乡绅”以及“绅士”更加宽泛，主要指享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本文即采用士绅这一概念。
二、绅权的形成
（一）政治背景。国家对地方的统治，实际上就是“公”和“私”两大组织系统互相作用[5]，进而使国家政权深入至每一寸国土。国家欲对县级以下的区域进行有效统治，就要发挥非官方人员以及组织的作用。而士绅群体恰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扮演了“联络员”的角色，将国家与基层社会紧密联系起来。
（二）经济原因。自井田制瓦解，以及在政府不抑兼并、一条鞭法等政策的影响下，大土地所有制不断发展，巩固并加强了士绅阶层与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士绅阶层由于其特殊身份，从而拥有经济上的特权，成为了被依附的对象。进一步加速了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之间的“被依赖——依赖”关系。
（三）文化原因。癸巳年间，清世祖曾下诏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上之赖以致治，下之资以事君。学官诸生当共勉之”[6]129。即以儒家思想文化作为政府施政、臣事君的价值观引导。同时，士绅阶层中的人员在考取功名进而获取官衔的过程中，儒家文化是其考试以及考察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儒家文化這一点上来说，士绅阶层为国家在地方的代言人。
三、抑制绅权的原因
（一）前车之鉴。明朝时期，士绅拥有优免或止免部分田税以及里甲之役、杂役的特权。但当特权超出了其适用范围后，便出现了优免冒滥之弊。明万历年间“未仕举人免田一千二百亩，贡生免田四百亩，监生、生员免田八十亩”[7]。士绅通过上述政策可免除大量田税，使得大量自耕农采取“投献”与“诡寄”的方法来逃避赋税，危及国家统治。顾炎武道：“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8]。因此，顺治帝即位后亦指出：“毋蹈前辙，自贻颠越”[7]97。
（二）清初巩固统治的需要。顺治时期，“废绅劣衿大为民害，压夺田宅，估攫货财，凌暴良善，抗捕国课”[9]11或“交结官府，霸占土地，武断乡曲”[11]25，致使地方社会动荡。地方的安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是否长治久安。顺治帝年幼即登基即位，此时，国家“寇凶极祸”，征讨四方，政局仍未安稳。“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师征江南”、“败贼于平阳”、“军至陕州”、“师至河南”[7]92。因此，对于初登皇位的顺治帝来说，此时“抚定中华”是其第一要务，稳定地方是基础要务。
四、清世祖采取的具体措施
（一）对“士”采取的限制措施。顺治庚戌年间，“颁六谕卧碑文于天下”[7]128，要求生员留心并认真学习书史中所记载的臣子忠清的事迹，以图培养的人才可以为清朝所用。除此之外，文中还限制生员言论：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可见顺治帝明令禁止生员议政，从政策上规定，士人政治取向须合于清。
（二）对“绅”采取的限制措施。顺治年间发生江南奏销之祸，严重打击了苏、松地区“绅”的势力。自宋朝完成了经济中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之后，江南地区成为了全国赋税的主要来源地，明清时期亦是如此。明亡后，该地也成为明清必争之地。故明的势力也多残存于此地，于是顺治言：“朕平定中原，惟浙东、全闽尚阻击杀”[7]105。因此，无论是从政治方面还是从经济方面分析，江南地区都是清政府严管区域。当巡抚朱国治上书称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抗粮时，统治者以此为借口对江南地区的士绅势力进行一次合乎情理的清洗，遂将江南考官方猷、钱开宗等考官“俱骈戮于市”，“降革乡绅二千七十一名，生员一万一千三百四名”[10]。通过奏销案，彻底打击了江南地区的“绅”势力。
参考文献：
[1]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26卷.
[2]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03，（1）：98-101.
[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坤舆典，104卷.
[4]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J].清史研究，2004，（4）：94-111.
[5]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3）：1-7.
[6]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张显清.论明代官绅优免冒滥之弊[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4）：100-111.
[8]许苏民.大家精要·顾炎武[M].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98.
[9]王炜（校）.《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0]董含.三冈识略[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