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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对后奥运时期中国 体育改革的阻力和困境,分别从话语权的博弈失衡;即得利益集团及路径依赖等多视角进行 剖析。并提出,在后奥运时期,由于传统体制累积性影响不可能马上消除,民众的话语不被 重视、及路径依赖、原体制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等因素的效应,阻碍了新制度的供给,这 一过程中的讨价还价或“逆”改革行为,会延缓新体制改革的速度。
关键词:后奥运时期;体育改革;体育体制;困境与阻力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10)01-0022-03
Analysis on the Bottleneck and Obstacles of the Competitive Spor ts Reform
ZHANG Chunhe
(Huaihua College, Huaihua 418008, Hunan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adopts the theories i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ologyto analyze the obstacles and bottleneck of China’s sport reform in the postOl y mpic era from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e imbalanced voice, gr oup with vested interest and pathdependence. It points out that, in the post Ol ympic era, the lingering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system, weak public voice,path dependence and group with vested interest under the old system are the obs tacle of creating a new system. The bargaining in the reform and antireform ac tion may slow down the new system reform.
Key words: postOlympic era;sport reform;sport system;obstacles andbottleneck
在第29届奥运会上,中国奥运军团以51枚金牌的辉煌成绩,圆满地完成了任 务,中国体育目前已经步入了后奥运时期,而根据历届奥运会后举办国的发展情况,这一阶 段,许多举办国的体育体制都将发生一定的改革和变化。一般认为,后奥运时期是体 育体制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是发生改革的“实质”阶段[1],因此,后奥运会 时期的 中国体育格局会不会发生变化?将如何变化?是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的问题。特别是我国竞技 体育体制,由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一直都将体育发展的重心偏向竞技体育。因此, 虽然我国的竞技体育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迈入了竞技体育强国之列,但基础 体育却还很薄弱,基础体育水平却很低的畸形现象。因此,许多 研究者认为,北京奥运会后是改革的一个良好时机,但改革牵扯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在进程 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困境。本研究以多元的视角,研究我国后奥运时期竞技体育变革 的阻力和困境,以利于拓宽竞技体育变革研究的视野。
1 话语权博弈失衡与体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分析
所谓话语权,就是以话语建构(表达)形成对他人控制的影响力,简言之,就是谁有权说 话,谁的声音能被传达,谁的话语能产生较大影响[2]。话语权是支配体育政策的 产生、贯 彻、实施和修订,因此,话语权的流转必然导致体育政策的流变。而话语权的强弱与制度安 排(政权、政体形式)、媒体掌控(报刊、著作、广播、音像等形式)、经济操纵、个人地位( 德高望重、位高权重)等因素紧密相连[3]。目前我国的话语体系大体分为三个层次 ,即官方 话语、学者话语和民众话语。所谓官方,主要是指政府官员;所谓学者,主要是指学术精英 和体育理论工作者;所谓民间,主要是指体育实践工作者和普通民众。官方往往通过制定体 育法规等公文形式,传达社会对体育的要求和规定,标示体育的社会使命,体现的是社会权 力;学者往往是通过撰写体育相关方面的论著、研究报告,以实证的方法、科学的范式,对 体育领域进行客观化的解释、说明,表达自己对体育体制改革的主张和观点,传达的是一种 “逻辑的权力”,民众则往往是通过随感、札记、日记、博客,甚至是运动场上高呼“下课 ”的形式,表白个体对体育的观点,它传达的是一种“隐喻的权力”。话语权不仅影响社会 生活的诸多领域,而且在政策决策,及公共政策的选择领域的影响作用也较为突出。在社会现实中,话语权是通过媒介来实施的,但因为利益群体间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存在 差异,媒介话语权的博弈出现严重的失衡。媒介话语权博弈的失衡必然导致政府公共政策利 益选择的偏向。现实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社会资源、尤其是政治资源的拥有与否和拥有的 多少,决定了一个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声音的强弱。社会的强势群体往往根据自己的 利益需要,利用媒介扩大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及有意向的解释法规和政令,影响政策 和政令执行者的行为选择, 最终实现自己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是筛选信息,刻意突出或 者隐蔽一部分信息;并给筛选出来的信息赋予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而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状 况下,最大群体的声音并不是最强的,表达渠道也是最少的,“有组织的少数胜过无组织的 多数,更充分体现在普通群众身上[4]。这些普通民众的话语权缺失在于:一方面 ,他们 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既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 的各种信息,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实际上是用主流上层阶层的标准 话语,来论释和衡量普通民众群体,这些群体的真实的状况和需要,并没有在主流阶层所控 制的主流媒介中得到应有的表现。由于我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进行的,因此,体育体制的 改革在触动自身利益的时候,利益集团便会利用对传媒的垄断来传播“有利于己”的意识形 态和观念,误导对改革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新制度的供给便不会产生。后奥运时期,在 围绕着中国体育体制改革方面,在决定改革的社会重要因素之一的国民对金牌的期望值方面 ,权利部门就利用话语权的优势,强调金牌是社会的公共必需品,是供13亿人的精神消费, 没有金牌则是公共风险,而民众对金牌的需求不会减弱[5]。并无限放大民众对金 牌的高期 望值,从而使维护原体育体制的行为,是顺应民心的举动。因此,明知“举国体制”已经和 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严重冲突,其运行也存在诸多问题,但仍力捧“举国体制”,而批判“ 举国体制”者则成了“冒天下之大不违”。由此可见,话语权博弈失衡与体育体制改革的成 效具有重要关系,话语权的棒杀与默杀,便会自然成为阻挠体制创新的最有效的武器。
2 即得利益集团
利益问题,是中国各项改革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一些垄断行业的改革遭到的最大阻力, 就是来自在改革中将失去垄断行业部分利益的集团和个人。“既得利益集团”的提法,在我 们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威胁,就是改革者成为“既得利益集团”[6],在改革中, 政府、团 体、个人,都存在着主动被动承担风险、分享收益的问题,因此,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改革 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对改革起到不同的作用,而“即得利益集团”往往会成为改革的重要 阻力,他们会为巩固现存制度的利益,改革的动力很小;对于体育系统来说,由于我国在长 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竞技体育体制的组织系统,在由政府转向社会、由 机关转向社团的过程中,很多人对于过去的“权力”恋恋不舍,认为社团化使自己失去了“ 管”的权利,因此不愿改,但迫于目前改革的压力和趋势,该系统不得已也进行一些边际改 革[7],但是,由于08年奥运会的举办,给即得利益集团找到了很好的借口,来暂 缓改革的 实施,而奥运会后,由于中国奥运军团的辉煌成就,这更加给原体育体制的改革增加了留恋 的借口,这和中国其他部门改革的情形非常相似,它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也曾经以 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坚决反对(比如电信在国务院打算设立中国联通时)。
举国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会触动原体制这条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因为 原体制的主体是政府,支撑举国体制的物质基础是政府财政,只要有举国体制,每个环节都 可以不断的要求政府财政加大投入,一旦他们对体育资源的垄断被打破,垄断背后隐藏着的 政府部门的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就会使原有体制下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反过来成为改革的 阻力,如体育总局虽然在前一阶段国家机构改革的浪潮中,成立了许多项目管理中心,但这 些“亦官’亦民”的机构性质上总体还是行政机构[8]。因此,能否真正对举国体 制进行改 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就是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而意识形态往往告诉权力中心,哪些制度是 可以变动的,若权力中心认为原体制是竞技体育的相当重要的实现形式,那么,对举国体制 只会放权让利、加强内部管理等改革,而不会进行“伤筋动骨”的产权改造。与此同时,中 国一向奉行以稳定为前提的渐进性改革,其直接考虑是希望尽量不触动既得利益者,再开辟 新的领域进行增量改革,即使进行产权改造,也会大量保留对原体制的利益主体地位。另外 ,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的目标也有多种层次,一种新制度的供给即使有巨大的社会和经济 利益,如果威胁到权力中心的政治地位或政治支持度,这种制度供给是不会产生的,比如举 国体制改革中大量的遗留问题,体制中大量政府人员的安置等,当这股力量为自身的不稳定 因素担忧时,将会通过各种形式对改革进行阻挠。其结果是,新制度供给迟迟得不到。后奥 运会时期,如果体育体制发生彻底的改革,可能是以协会实体化为推进路径,而这无疑会削 弱原体制的权力,必然招致阻挠,特别是如果制度变迁中的受损者是国家所依靠的对象,比 如我国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系统,国家就不愿进行这种威胁自己政治支持或社会基础的 制度变迁,而且更重要的是,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及观念通常唇齿相依,凡此种种,使改革 者本身成为改革的障碍。
3 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概念,它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在外部性偶然事 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及定的路径发展演进,很难为其他潜在的体系所代替, 即使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9]。路径依赖思想最早来源于保 罗•大卫 和阿瑟,关于技术演变过程的自我增强机制的研究,该研究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 酬递增的机制,由于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机占据优势,并且受初始 条件的严格制约,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同技术演进一样,同样存在报酬递增和自 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原来所选定的道路,在其后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10 ]。 而中国在竞技体育改革过程中,路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建立和发展达数十年的现行竞技体 制,既相当完备且刚性极强,进入后奥运时期后,体育领域的改革也进入了举步维艰的阶段 ,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推行计划经济,国家拨款是主要资金来源,行政编制、 红头文件是主要管理手段,在体育系统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思想,因此,对改革形 成巨大的抵触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体育在“举国体制”这一典型的计划经济产物的保 障下,取得了辉煌的竞技体育成绩,特别是29届奥运会的成绩,给了抵制改革找了一个借口 ,认为现行体制很好,不可能有更好的体制取代它,没必要进行改革;而本届奥运会中,最 早进行市场化项目的足球的糟糕表现,更给原系统以充分的论据,来说明中国体育进行市场 化改革的误区,有人甚至公开主张退回原有联赛的官办体制,还有人由于对改革的效果认识 不确定,认为改了不如不改,政府一旦放手就会影响体育发展。
客观方面,造成路径依赖的原因还由于是体育改革的特殊性,频繁的国际大赛和国内比 赛,使得政府部门难有改革的时机,改革的事宜每每被 搁置、推迟。而且由于“金牌”的压 力,国际体育比赛成绩的好坏,也成为人们对体育改革是否能获得成功的一种忧虑。并且旧 有的体制,对于培养竞技运动员也确实有效,因此改革事宜也一直向后推迟。而在后奥运时 期,本该有一个较好的改革时机,但奥运会结束后,但相关部门马上宣布立刻着手后奥运会 几年里的夺牌任务,强调并开始准备2009-2012的四年间的大赛的比赛任务,要求在2008年 奥运会后的一个周期的11个大型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继续保持领先优势[11]。如 果按照这样的目标实施,北京奥运会后的良好改革时机又将荡然无存。
4 结 语
虽然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始终是一个讨论的热点话题,但直至目前 为止,尚有许多理论问题,还没有答案,第一,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 ,国家逐渐从一些体育事务中脱离出来,将自主权交与社会,社会也具备一定的实力承担一 定的体育事务,是否还有必要举国体制?第二,举国体制的改革举步维艰,关键阻 力是来源于体制本身,还是来源于社会制度本身?第三,将体育交于社会是不是能导致竞技 体育大幅度的萎缩,比如我国足球方面的改革,这种萎缩或震荡效应对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 大?在我国改革的社会环境下,这种交由社会发展的竞技体育是将永远萎缩,还是经过短暂 的滑坡后,在市场中找到准确位置后获得更为持续、更为强劲的发展动力?另外,资源相对 溃乏,体育体制改革 中,体育资源究竟该如何配置?权力、资本和利益该如何分配?政府和社会怎样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竞技体育如何实现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这一系列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使得中国 体育在后奥运会时期无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今天,由于 改革牵涉到利益调整、行业重组、人事变动等问题,体育的改革注定是艰巨和漫长的,将要 面临许多阻力。
参考文献:
[1] 张婷,刘壮.日韩奥运后的体育发展对北京奥运后中国体育政策的启示[J] .体育与科学,2008,29(4):49-51.
[2] 度继光,田秋生.体育传播中的媒介话语权分析—以电视体育传播为例[J].广州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5):63-68.
[3] 李丹.学者遭遇媒体:别枉用公众话语权[J].人民论坛.2008.11:48-49.
[4] 冯国有.媒介话语权与公共政策利益选择[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3):114-11 6.
[5] 刘鹏.举国体制要坚持[N].人民日报,2008-9-7.
[6] 黄毅.社会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分化与整合机制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博 士论文,2006.
[7] 张新萍.中国体育改革的动力与阻力[J].体育学刊,2006,13(41:1-5.
[8] 李振国.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回顾[J].体育文化导刊,2008(4):3- 7.
[9] 傅沂.路径依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演变—从新制度经济学到演化经济学[J].经济学 研究,2008(3):63-70.
[10] Stachurski.“Stochastic Growth with Increasing reruns: Stability and Pathdependence" Studies in Nonlinear Dynamics &Econometrics,2003,7(2):1159-1184.
[11] 国家体育总局十一五规划全文[EB/OL].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14 52/index.html[S].
关键词:后奥运时期;体育改革;体育体制;困境与阻力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10)01-0022-03
Analysis on the Bottleneck and Obstacles of the Competitive Spor ts Reform
ZHANG Chunhe
(Huaihua College, Huaihua 418008, Hunan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adopts the theories i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ologyto analyze the obstacles and bottleneck of China’s sport reform in the postOl y mpic era from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e imbalanced voice, gr oup with vested interest and pathdependence. It points out that, in the post Ol ympic era, the lingering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system, weak public voice,path dependence and group with vested interest under the old system are the obs tacle of creating a new system. The bargaining in the reform and antireform ac tion may slow down the new system reform.
Key words: postOlympic era;sport reform;sport system;obstacles andbottleneck
在第29届奥运会上,中国奥运军团以51枚金牌的辉煌成绩,圆满地完成了任 务,中国体育目前已经步入了后奥运时期,而根据历届奥运会后举办国的发展情况,这一阶 段,许多举办国的体育体制都将发生一定的改革和变化。一般认为,后奥运时期是体 育体制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是发生改革的“实质”阶段[1],因此,后奥运会 时期的 中国体育格局会不会发生变化?将如何变化?是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的问题。特别是我国竞技 体育体制,由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一直都将体育发展的重心偏向竞技体育。因此, 虽然我国的竞技体育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迈入了竞技体育强国之列,但基础 体育却还很薄弱,基础体育水平却很低的畸形现象。因此,许多 研究者认为,北京奥运会后是改革的一个良好时机,但改革牵扯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在进程 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困境。本研究以多元的视角,研究我国后奥运时期竞技体育变革 的阻力和困境,以利于拓宽竞技体育变革研究的视野。
1 话语权博弈失衡与体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分析
所谓话语权,就是以话语建构(表达)形成对他人控制的影响力,简言之,就是谁有权说 话,谁的声音能被传达,谁的话语能产生较大影响[2]。话语权是支配体育政策的 产生、贯 彻、实施和修订,因此,话语权的流转必然导致体育政策的流变。而话语权的强弱与制度安 排(政权、政体形式)、媒体掌控(报刊、著作、广播、音像等形式)、经济操纵、个人地位( 德高望重、位高权重)等因素紧密相连[3]。目前我国的话语体系大体分为三个层次 ,即官方 话语、学者话语和民众话语。所谓官方,主要是指政府官员;所谓学者,主要是指学术精英 和体育理论工作者;所谓民间,主要是指体育实践工作者和普通民众。官方往往通过制定体 育法规等公文形式,传达社会对体育的要求和规定,标示体育的社会使命,体现的是社会权 力;学者往往是通过撰写体育相关方面的论著、研究报告,以实证的方法、科学的范式,对 体育领域进行客观化的解释、说明,表达自己对体育体制改革的主张和观点,传达的是一种 “逻辑的权力”,民众则往往是通过随感、札记、日记、博客,甚至是运动场上高呼“下课 ”的形式,表白个体对体育的观点,它传达的是一种“隐喻的权力”。话语权不仅影响社会 生活的诸多领域,而且在政策决策,及公共政策的选择领域的影响作用也较为突出。在社会现实中,话语权是通过媒介来实施的,但因为利益群体间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存在 差异,媒介话语权的博弈出现严重的失衡。媒介话语权博弈的失衡必然导致政府公共政策利 益选择的偏向。现实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社会资源、尤其是政治资源的拥有与否和拥有的 多少,决定了一个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声音的强弱。社会的强势群体往往根据自己的 利益需要,利用媒介扩大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及有意向的解释法规和政令,影响政策 和政令执行者的行为选择, 最终实现自己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是筛选信息,刻意突出或 者隐蔽一部分信息;并给筛选出来的信息赋予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而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状 况下,最大群体的声音并不是最强的,表达渠道也是最少的,“有组织的少数胜过无组织的 多数,更充分体现在普通群众身上[4]。这些普通民众的话语权缺失在于:一方面 ,他们 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既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 的各种信息,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实际上是用主流上层阶层的标准 话语,来论释和衡量普通民众群体,这些群体的真实的状况和需要,并没有在主流阶层所控 制的主流媒介中得到应有的表现。由于我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进行的,因此,体育体制的 改革在触动自身利益的时候,利益集团便会利用对传媒的垄断来传播“有利于己”的意识形 态和观念,误导对改革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新制度的供给便不会产生。后奥运时期,在 围绕着中国体育体制改革方面,在决定改革的社会重要因素之一的国民对金牌的期望值方面 ,权利部门就利用话语权的优势,强调金牌是社会的公共必需品,是供13亿人的精神消费, 没有金牌则是公共风险,而民众对金牌的需求不会减弱[5]。并无限放大民众对金 牌的高期 望值,从而使维护原体育体制的行为,是顺应民心的举动。因此,明知“举国体制”已经和 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严重冲突,其运行也存在诸多问题,但仍力捧“举国体制”,而批判“ 举国体制”者则成了“冒天下之大不违”。由此可见,话语权博弈失衡与体育体制改革的成 效具有重要关系,话语权的棒杀与默杀,便会自然成为阻挠体制创新的最有效的武器。
2 即得利益集团
利益问题,是中国各项改革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一些垄断行业的改革遭到的最大阻力, 就是来自在改革中将失去垄断行业部分利益的集团和个人。“既得利益集团”的提法,在我 们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威胁,就是改革者成为“既得利益集团”[6],在改革中, 政府、团 体、个人,都存在着主动被动承担风险、分享收益的问题,因此,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改革 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对改革起到不同的作用,而“即得利益集团”往往会成为改革的重要 阻力,他们会为巩固现存制度的利益,改革的动力很小;对于体育系统来说,由于我国在长 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竞技体育体制的组织系统,在由政府转向社会、由 机关转向社团的过程中,很多人对于过去的“权力”恋恋不舍,认为社团化使自己失去了“ 管”的权利,因此不愿改,但迫于目前改革的压力和趋势,该系统不得已也进行一些边际改 革[7],但是,由于08年奥运会的举办,给即得利益集团找到了很好的借口,来暂 缓改革的 实施,而奥运会后,由于中国奥运军团的辉煌成就,这更加给原体育体制的改革增加了留恋 的借口,这和中国其他部门改革的情形非常相似,它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也曾经以 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坚决反对(比如电信在国务院打算设立中国联通时)。
举国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会触动原体制这条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因为 原体制的主体是政府,支撑举国体制的物质基础是政府财政,只要有举国体制,每个环节都 可以不断的要求政府财政加大投入,一旦他们对体育资源的垄断被打破,垄断背后隐藏着的 政府部门的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就会使原有体制下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反过来成为改革的 阻力,如体育总局虽然在前一阶段国家机构改革的浪潮中,成立了许多项目管理中心,但这 些“亦官’亦民”的机构性质上总体还是行政机构[8]。因此,能否真正对举国体 制进行改 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就是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而意识形态往往告诉权力中心,哪些制度是 可以变动的,若权力中心认为原体制是竞技体育的相当重要的实现形式,那么,对举国体制 只会放权让利、加强内部管理等改革,而不会进行“伤筋动骨”的产权改造。与此同时,中 国一向奉行以稳定为前提的渐进性改革,其直接考虑是希望尽量不触动既得利益者,再开辟 新的领域进行增量改革,即使进行产权改造,也会大量保留对原体制的利益主体地位。另外 ,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的目标也有多种层次,一种新制度的供给即使有巨大的社会和经济 利益,如果威胁到权力中心的政治地位或政治支持度,这种制度供给是不会产生的,比如举 国体制改革中大量的遗留问题,体制中大量政府人员的安置等,当这股力量为自身的不稳定 因素担忧时,将会通过各种形式对改革进行阻挠。其结果是,新制度供给迟迟得不到。后奥 运会时期,如果体育体制发生彻底的改革,可能是以协会实体化为推进路径,而这无疑会削 弱原体制的权力,必然招致阻挠,特别是如果制度变迁中的受损者是国家所依靠的对象,比 如我国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系统,国家就不愿进行这种威胁自己政治支持或社会基础的 制度变迁,而且更重要的是,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及观念通常唇齿相依,凡此种种,使改革 者本身成为改革的障碍。
3 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概念,它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在外部性偶然事 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及定的路径发展演进,很难为其他潜在的体系所代替, 即使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9]。路径依赖思想最早来源于保 罗•大卫 和阿瑟,关于技术演变过程的自我增强机制的研究,该研究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 酬递增的机制,由于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机占据优势,并且受初始 条件的严格制约,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同技术演进一样,同样存在报酬递增和自 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原来所选定的道路,在其后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10 ]。 而中国在竞技体育改革过程中,路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建立和发展达数十年的现行竞技体 制,既相当完备且刚性极强,进入后奥运时期后,体育领域的改革也进入了举步维艰的阶段 ,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推行计划经济,国家拨款是主要资金来源,行政编制、 红头文件是主要管理手段,在体育系统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思想,因此,对改革形 成巨大的抵触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体育在“举国体制”这一典型的计划经济产物的保 障下,取得了辉煌的竞技体育成绩,特别是29届奥运会的成绩,给了抵制改革找了一个借口 ,认为现行体制很好,不可能有更好的体制取代它,没必要进行改革;而本届奥运会中,最 早进行市场化项目的足球的糟糕表现,更给原系统以充分的论据,来说明中国体育进行市场 化改革的误区,有人甚至公开主张退回原有联赛的官办体制,还有人由于对改革的效果认识 不确定,认为改了不如不改,政府一旦放手就会影响体育发展。
客观方面,造成路径依赖的原因还由于是体育改革的特殊性,频繁的国际大赛和国内比 赛,使得政府部门难有改革的时机,改革的事宜每每被 搁置、推迟。而且由于“金牌”的压 力,国际体育比赛成绩的好坏,也成为人们对体育改革是否能获得成功的一种忧虑。并且旧 有的体制,对于培养竞技运动员也确实有效,因此改革事宜也一直向后推迟。而在后奥运时 期,本该有一个较好的改革时机,但奥运会结束后,但相关部门马上宣布立刻着手后奥运会 几年里的夺牌任务,强调并开始准备2009-2012的四年间的大赛的比赛任务,要求在2008年 奥运会后的一个周期的11个大型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继续保持领先优势[11]。如 果按照这样的目标实施,北京奥运会后的良好改革时机又将荡然无存。
4 结 语
虽然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始终是一个讨论的热点话题,但直至目前 为止,尚有许多理论问题,还没有答案,第一,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 ,国家逐渐从一些体育事务中脱离出来,将自主权交与社会,社会也具备一定的实力承担一 定的体育事务,是否还有必要举国体制?第二,举国体制的改革举步维艰,关键阻 力是来源于体制本身,还是来源于社会制度本身?第三,将体育交于社会是不是能导致竞技 体育大幅度的萎缩,比如我国足球方面的改革,这种萎缩或震荡效应对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 大?在我国改革的社会环境下,这种交由社会发展的竞技体育是将永远萎缩,还是经过短暂 的滑坡后,在市场中找到准确位置后获得更为持续、更为强劲的发展动力?另外,资源相对 溃乏,体育体制改革 中,体育资源究竟该如何配置?权力、资本和利益该如何分配?政府和社会怎样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竞技体育如何实现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这一系列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使得中国 体育在后奥运会时期无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今天,由于 改革牵涉到利益调整、行业重组、人事变动等问题,体育的改革注定是艰巨和漫长的,将要 面临许多阻力。
参考文献:
[1] 张婷,刘壮.日韩奥运后的体育发展对北京奥运后中国体育政策的启示[J] .体育与科学,2008,29(4):49-51.
[2] 度继光,田秋生.体育传播中的媒介话语权分析—以电视体育传播为例[J].广州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5):63-68.
[3] 李丹.学者遭遇媒体:别枉用公众话语权[J].人民论坛.2008.11:48-49.
[4] 冯国有.媒介话语权与公共政策利益选择[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3):114-11 6.
[5] 刘鹏.举国体制要坚持[N].人民日报,2008-9-7.
[6] 黄毅.社会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分化与整合机制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博 士论文,2006.
[7] 张新萍.中国体育改革的动力与阻力[J].体育学刊,2006,13(41:1-5.
[8] 李振国.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回顾[J].体育文化导刊,2008(4):3- 7.
[9] 傅沂.路径依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演变—从新制度经济学到演化经济学[J].经济学 研究,2008(3):63-70.
[10] Stachurski.“Stochastic Growth with Increasing reruns: Stability and Pathdependence" Studies in Nonlinear Dynamics &Econometrics,2003,7(2):1159-1184.
[11] 国家体育总局十一五规划全文[EB/OL].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14 52/index.htm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