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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卡多·J.伊莱亚(Ricardo J.Elia)是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考古系副教授、讲座教授。他讲授的课程为考古道德、法律和遗产管理,其研究方向包括考古保护、政策与文物市场。
近期,涉及通过谈判归还考古遗址被掠夺文物的若干案例突出了一个问题,即为向国际市场提供艺术品而劫掠考古遗址的行径使这些遗址蒙受了不可替代的损失。虽然许多案例中要求归还的是早就被掠夺的考古出土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帕台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品),但这一问题更多地涉及到考古遗址上新近被掠夺的文物,而掠夺文物现象本身仍是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那些寻求归还近期被掠夺文物的人必须牢记,文物的返还对于文物原属国而言最多只是个代价惨痛的胜利,因为即使文物得到归还,它原先所在的考古环境已不可能再复原。
在文物原属国与博物馆、私人收藏家谈判文物归还事宜时(最近意大利和希腊就在做这样的事),谈判代表和媒体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了作为艺术珍宝的单件文物上,而非关注考古环境的破坏与考古信息的丢失。因此,在公众看来,这些案例本质上只是关于文化财产所有权的法律争议。文物原属国可能倾向于以索回单件艺术珍宝作为成功的标志,而非保护考古遗址不再在未来受到劫掠。每一件从原考古环境中被掠夺走的文物都代表着一条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信息的丢失。为了得到一只希腊花瓶,掠夺者可能会毁掉十几座或更多的古墓,破坏或毁掉那些遗址里的人体遗骸和不具有市场价值的文物,夺走我们从中了解过去的一切可能。而索回一只希腊花瓶丝毫无助于复原这些遗址或其中所蕴含的信息。
在归还被掠夺文物的案例中——特别是在公开声明和媒体采访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谈判方和文物原属国的代表需要指出,有比争论艺术珍宝所有权更要紧的事。持有被掠夺文物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是文化遗址遭劫掠这一系统破坏工程的最后一环,也是劫掠考古遗址行动的主要推动力,因此需要追究其在此过程中的相关责任。
不幸的是,大多数由谈判达成的归还被掠夺文物的协议很少突出博物馆在掠夺文物的破坏活动中犯下的错。相反,为了取得不通过诉讼方式索回文物的结果,这些协议通常允许博物馆声称无罪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事实是,它们犯了错还被允许以清白的面目示人,就好像它们是真的不明白无原则的收藏与掠夺行径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而且,它们往往会从协议中获得带有奖赏性质的慷慨贷款。文物原属国理所当然可以用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使要求归还被掠夺文物的权利,而接下来的媒体注意力肯定代表公众利益,去揭露受人尊敬的博物馆持有并必须归还被掠夺文物的事实。但我们应该问一声,难道这样就可以了吗?文物原属国的谈判者不仅应该以确保被掠夺文物的归还为行动目标,还应该阻止针对该国文物的进一步掠夺。应该鼓励他们不仅要关注单件被掠夺文物,还要关注对博物馆施压,迫使其改变收藏政策。防止对文物的进一步掠夺应该是与索回被掠夺文物同等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索回若干件被掠夺文物并不能复原劫掠过程中被毁掉的考古学信息。索回被掠夺文物不会是一个彻底的胜利,除非它能防止将来继续发生掠夺文物、破坏遗址的事件。
(闻樵译)
近期,涉及通过谈判归还考古遗址被掠夺文物的若干案例突出了一个问题,即为向国际市场提供艺术品而劫掠考古遗址的行径使这些遗址蒙受了不可替代的损失。虽然许多案例中要求归还的是早就被掠夺的考古出土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帕台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品),但这一问题更多地涉及到考古遗址上新近被掠夺的文物,而掠夺文物现象本身仍是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那些寻求归还近期被掠夺文物的人必须牢记,文物的返还对于文物原属国而言最多只是个代价惨痛的胜利,因为即使文物得到归还,它原先所在的考古环境已不可能再复原。
在文物原属国与博物馆、私人收藏家谈判文物归还事宜时(最近意大利和希腊就在做这样的事),谈判代表和媒体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了作为艺术珍宝的单件文物上,而非关注考古环境的破坏与考古信息的丢失。因此,在公众看来,这些案例本质上只是关于文化财产所有权的法律争议。文物原属国可能倾向于以索回单件艺术珍宝作为成功的标志,而非保护考古遗址不再在未来受到劫掠。每一件从原考古环境中被掠夺走的文物都代表着一条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信息的丢失。为了得到一只希腊花瓶,掠夺者可能会毁掉十几座或更多的古墓,破坏或毁掉那些遗址里的人体遗骸和不具有市场价值的文物,夺走我们从中了解过去的一切可能。而索回一只希腊花瓶丝毫无助于复原这些遗址或其中所蕴含的信息。
在归还被掠夺文物的案例中——特别是在公开声明和媒体采访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谈判方和文物原属国的代表需要指出,有比争论艺术珍宝所有权更要紧的事。持有被掠夺文物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是文化遗址遭劫掠这一系统破坏工程的最后一环,也是劫掠考古遗址行动的主要推动力,因此需要追究其在此过程中的相关责任。
不幸的是,大多数由谈判达成的归还被掠夺文物的协议很少突出博物馆在掠夺文物的破坏活动中犯下的错。相反,为了取得不通过诉讼方式索回文物的结果,这些协议通常允许博物馆声称无罪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事实是,它们犯了错还被允许以清白的面目示人,就好像它们是真的不明白无原则的收藏与掠夺行径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而且,它们往往会从协议中获得带有奖赏性质的慷慨贷款。文物原属国理所当然可以用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使要求归还被掠夺文物的权利,而接下来的媒体注意力肯定代表公众利益,去揭露受人尊敬的博物馆持有并必须归还被掠夺文物的事实。但我们应该问一声,难道这样就可以了吗?文物原属国的谈判者不仅应该以确保被掠夺文物的归还为行动目标,还应该阻止针对该国文物的进一步掠夺。应该鼓励他们不仅要关注单件被掠夺文物,还要关注对博物馆施压,迫使其改变收藏政策。防止对文物的进一步掠夺应该是与索回被掠夺文物同等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索回若干件被掠夺文物并不能复原劫掠过程中被毁掉的考古学信息。索回被掠夺文物不会是一个彻底的胜利,除非它能防止将来继续发生掠夺文物、破坏遗址的事件。
(闻樵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