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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安徽省芜湖县东筦村村庄整治项目案例，运用意象理论分析东筦村乡村意象重构动因与影响因素，总结村庄整治设计策略。综合分析法与经验总结法。分析表明，乡愁文化寻根、村庄空心化治理、旅游产业勃兴是当前东筦村乡村意象面临重构的主要动因，其构建既受宗族文化内生影响，也与村庄人居环境外部特征相关。村庄整治设计策略应围绕乡村道路、乡村水体、乡村环境、鄉村景观与乡村公共空间五要素展开，目的是构建延续记忆脉络、强调自然生态、尊重田园特质、贯穿乡愁意蕴、立足日常生活的美好乡村意象。
关键词：乡村意象 美好乡村 村庄整治
中图分类号：F98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9）11-0039-03
引言
自“定县实验”开展至今，中国从整体上经历了民国时期“官民合作”、建国后“官方主导”、21世纪以来“官民互动”三波乡村建设。“乡村意象”作为乡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人们头脑里所形成的“共同的心理图像”，乡村建设模式的变迁必然会引起人们精神世界中的投影波动，使得“乡村意象”并非如田园诗歌对乡村的热切描写中所显现出的“图画”般稳定，而是面临着不断重构与再造。在此过程中，村庄整治设计作为村庄规划广泛应用的重要类型之一。成为“乡村意象”的重要构造手段。安徽省芜湖县东筦村是长江下游支流青弋江畔千年古村落，是全县16个美丽乡村整治示范点之了，已历经近两年村庄整治建设实践。东筦村意象重构与再造的动因是什么？形成过程受哪些因素影响？如何总结与之相适应的村庄整治设计策略？
二、乡村意象理论研究现状
（一）概念与内涵
行为心理学者把人类对空间环境的主观印象称之为意象。“乡村意象”则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乡村聚落环境在观察者头脑中所形成的具有共识性和稳定性的群体投影，其既包括观察者对乡村物质空间的直接感知，也包括人们对乡村文化的间接理解与感悟。“乡村意象”具有三方面内涵，其一，“乡村意象”区别与“城市意象”，反映出乡村区别于城市以及该乡村区别于其他乡村的独有特征。其二，“乡村意象”本质是乡村与乡村观察者间主客观交互作用的结果，要求两者间有动态关联。其三，“乡村意象”具有深层情感意义，是饱蘸乡土情怀的“社会-空间-文化”记忆图景。
（二）要素与特征
“乡村意象”由五要素构成，如表1所示。“线路”指人类或动物的活动线路所组成的方向性网络。“界面”指界定乡村内外部不同区域的人工或自然侧面，往往起背景参照作用。“团块”指具有相似特征且分布相对集中的地区，人们容易识別其特征并在该地区做出一致且连续的举动。“节点”指路径交汇、连接或起终点，某些团块焦点或某些乡村性特征集中的兴趣点。“核心”指具有唯一性和强识別性的标志物或标志物系统，其处在关键且突出的位置，与节点相比视觉特征更鲜明。综上，乡村意象具有动态性、根植性、社会性、文化性兼而有之的多重特征。
（三）形成与演变
乡村意象的形成和观察者、观察对象密切相关。就观察者而言，乡村意向因观察者主观经验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征。原住民头脑中的乡村图景偏向于日常生活与农业生产，外来游客脑海里的乡村意向则更侧重于乡野景观与乡土氛围。就观察对象而言，乡村聚落环境的乡土性特征越强，人们对乡村意象的认知就越清晰，有助于形成稳定且被广泛认同的村庄人居意象系统。乡村意象的演变受多重外部因素影响，并非完全由观察者所决定。因此，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增强“人”的地位和作用，提升乡村意象的“可意象性”成为乡村规划设计的重要问题。
三、东筦村乡村意象面临重构的主要动因
（一）乡愁文化寻根推动人居环境更新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新的形势要求我国的乡村建设不再仅仅考虑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深入探索乡村发展的“造血”机能。“乡愁”在此提出，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乡愁”是贯穿乡村意象重构全过程的基本原则，要求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避免将城市造景方式直接引入农村;另一方面，“乡愁”是引领乡村意象重构的目标与方向，指明人居环境整治更新应充分考虑保持乡村特色，推动村庄人居规划设计寻找“村庄之魂”，避免“千村一面”。
（二）村庄空心化治理加速乡土景观再造
东筦村与芜湖市市区、芜湖县城区交通联系便利，受城市拉力影响大，面临严峻的人口外流问题。目前，村内青壮年劳动力均外出务工，宅基地自建住房空置比例高，且约3成已属危房。但与此同时，出于务工者回乡建房需要，村庄外围仍留出空地用作新增居民点建设，使得建设用地规模持续扩大，出现人地失调的“空心化”现象。为推动村庄“空心化”治理进程，芜湖县政府借助“美好乡村”建设工作，以具有浓郁乡土特色的村庄环境营造为核心手段，提升留守居民生活品质，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归。此举将乡土性贯穿于村庄整治建设主题中，从而客观上加速了乡土环境再造进程。
（三）旅游产业勃兴促进乡野功能重塑
东筦村作为陶辛镇乡村旅游发展典型代表，境内河塘资源与聚落空间变化丰富，尤其是千年古墓、宗族祠堂等特色文化资源得到投资者青睐。在此背景下，旅游产业发展不断加快村庄功能组织重塑，从而推动乡村意象重构。首先，乡村旅游开发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使得乡村风貌变迁呈现明显的迎合市场与客群喜好的新型特征;其次，建设主体中不乏地方能人、回乡企业家等原住民人群，其对家乡的内在理解会对乡村意向构建产生影响。最后，受旅游开发影响，乡村意象往往需要衍生出生动有趣、便捷良好的新奇体验。
四、东筦村乡村意象构建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一）内生因素：以崔氏宗族为核心内涵的乡土文化
东筦村崔氏宗族文化独具特色。对乡村意象构建起内生决定性作用。其一，崔氏宗族文化是串联乡村意象要素的社会纽带与情感联系。东筦村历史可追溯到东晋，其在千余年中奇迹般保持了名称始终不变、位置始终不变、家族始终不变，使得宗族文化脉络能够具象化为村庄空间，并转化为村民记忆中的共同故乡图景。其二，崔氏宗族历史遗存是乡村意象构建的重要承载物。东筦村现存明、清至民国时期古建筑百余栋，另有古墓葬数座。总之，崔氏宗族文化及其遗存是代表东筦村自身特色且可不断“遗传”的物质与非物质信息，是决定乡村意象构建的“乡土基因”。 （二）外部因素：以水居共生为典型特色的乡村格局
东筦村街巷与水网肌理相互交织。具有典型江南水乡村落特征，如图1所示。一方面，生态水网是组织东筦乡村意象的骨干脉络。村庄东有河流聚“北水朝南”之水口，西南北三面大小水系逶迤来龙，呈现出沟沟相连，渠渠相通的水网结构。另一方面，水居共生的村落形态塑造了东筦乡村意象的核心感知特征。居民点均紧靠水体布局，水网与村落相互穿插，形成水乡氛围。另外，东筦村千百年來得益于“沟沟相通，渠渠相连”的“古法海绵”智慧，未曾受到水患破坏和影响。因此，“水网-绿脉-民居”耦合构成的乡土空间是东筦乡村图景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乡村意象的“血肉系统”。
五、基于乡村意象构建的村庄整治设计策略
（一）线路设计：延续“记忆脉络”的乡村道路整治
街巷节点空间的保护与更新需处理好与功能、居民使用行为等方面的关系等。东筦村线路设计以不破坏现有路径体系为前提，着重围绕道路断面、道路绿化以及道路导视系统三方面展开。在道路断面设计方面，如图2所示。入村水泥主路路面宽度设计为5m.两侧各控制3～5m绿化带，并为两侧农户预留通道;碎石次路路面宽度设计为3～3.5m不等，两侧各控制1-1.5m绿化带，并结合农户门前场地统一进行绿化设计;步行小路路面宽度建议值为1.5～2m.但不强求统一。在沿路绿化设计方面，沿主次道路两侧补植行道树。同时保留现有景观植物群落;步行小路设计强调依形就势，与具体场景相适应，鼓励沿路布置竹木篱笆划定宅旁景观空间，引导村民自主绿化。在道路导视系统设计方面，其一是结合路灯灯箱等路侧设施设计方向标识物，引导村民或游客快捷到达目的地;其二是结合交叉口或小广场等场地设计具有乡土特色的村庄标志物，帮助人们识别不同的村庄功能区;其三是结合村部、活动中心等公共建筑门前场地以及公交站点站牌设计空间方位地图。指明行人所在方位。其四是在重点地段设计文化宣传景观墙，展示村庄历史文化与发展成就。
（二）界面设计：强调“自然生态”的乡村水体整治
东筦村界面设计主要是指水体景观设计，涉及池塘、水渠、河流三类水体。首先，池塘与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构成乡村意象的重要小尺度界面。一方面，应注重水体沿线驳岸的选材与选型，鼓励生态与软质材料的应用;另一方面，需对沿岸地段进行“立面-屋顶-场地”系统整治，增强其空间凝聚性和亲水特性。其次，水渠可以根据功能不同划分为生活型、生产性、生态型三类。针对生活型水渠，设计通过构建特色水生植物体系，一定程度上治理、调节和抑制水体污染;针对生产型水渠，设计采用本土树种开展沿渠绿化，强调灌木与乔木、速生与慢生、落叶与常绿树种搭配。针对生态型水渠，设计结合水渠驳岸和两侧道路构建分层绿化，适应枯、丰水期水文变化。最后，河流是构建乡村意象的重要纽带，具有关键的生态锚固与景观构建功能。其一，赋予线状水体空间游览线路功能，并按照旅游观光标准提升沿线景观。其二，利用河流沿线角落空间种植各类乡野植物，增加点缀性绿量。其三，分别对临水、临圩、临路三类建筑通过墙面出新、要素补充、色彩更新等方式进行系统提升，增强滨水景观观赏性。
（三）团块设计：尊重“田园特质”的乡村环境整治
东筦村团块设计主要针对农居建筑群落、农户庭院、农家场地三个层次展开。就农居建筑群落而言，全村建筑按功能划分为三大区块：特色文化片区以东筦老街为核心，鼓励运用传统建筑语汇，并采用高明度浅灰主色调。以体现清爽明快的滨水风貌。中心服务片区以现代简洁建筑风格为主。采用中高纯度与明度的青灰色调，局部可适当提高彩度以增强公共与商业服务气氛。其他居住片区保持原有乡土建筑风格，采用与自然环境相呼应的中饱和度基调色和活跃明丽的点缀色。就农户庭院而言，主要采取四方面的改造措施：依法拆除私搭违建，并对现状庭院围墙进行修缮粉刷;对庭院小路进行梳理，就地取材铺设地面铺装;按照本地居民习惯对各功能区进行统一安排;增加庭院绿量，鼓励种植地方经果树木，引导居民建设小型菜园或果园。就农家场地而言，对于由于日照通风等方面存在劣势而形成的农户建筑间的“间隙地块”，建议借助增植植物，设置游园小路和休憩座椅，适当增强其公共活动功能。对于原来作为村庄分散排污使用的“邻避地块”，建议对其进行入地改造，地面用于设置小型停车场。
（四）节点设计：贯穿“乡愁意蕴”的乡村景观整治
本次村庄整治设计着重对8处景点进行特色景观提升，塑造“东莞新八景”。其中，自然景点包括3处：“古树森森”是指对村口白果树群进行环境整治，设置古树名木保护设施，开辟树下休憩活动场地。“竹林虬木”是指数棵自然形成的虬木景观，结合间隙空间设置凉亭座椅，营造树藤缠盘、幽静神秘观赏体验。“港桥新貌”是指目前村庄内散落存在的数处木质人行桥，经过修缮作为观景平台使用。人文景点包括四处，“先贤古墓”是指对崔氏大老茔进行墓墙修缮，增植松柏草花，营造肃穆感和神秘感。“古街遗蕴”景点借助重点整治、保护修缮、旧址重建等手段开展历史建筑保护，同时适度引入商业功能。“圩渡问津”景点设计着重对青弋江古渡口遗址进行整治，增植芦苇等水生植物，结合废弃木船设置拍照点。标志景点包括两处：“驳墙黛瓦”设计取形于汉字“崔”。主体为白色砖砌墙体，压顶形式为简徽风格，色彩黑白对比，搭配木质花格漏窗，上书村名作为入口标志物。“博古寻今”景点以农耕博物馆为核心，主要功能为留存民居建筑技法和展示木艺石刻遗存，并借助农具和家具展现农民生活图景，如图3所示。
（五）核心设计：立足“日常生活”的乡村公共空间整治
东筦村公共空间主要分为交往空间、纪念空间与活动空间三类。首先，村庄交往空间包括两处：农民文化舞台按照芜湖县统一标准设置农民礼堂和农民讲堂;农民活动中心按照美好乡村建设标准配置文化室、活动室和图书室。两者均充分利用了现状废弃小学部，对沿路危房进行拆除，就地改建为农民文化广场;对原小学内部整齐栽种杉树林予以保留，并增设游园路与座椅;对质量较好的教学楼进行改扩建，用以容纳相关交往功能，如图4所示。其次，“崔氏宗祠”作为宗族文化传承与发扬的重要场所，是纪念性公共空间的核心。设计对宗祠建筑开展“修旧如旧”的保护性修缮，同时运用鹅卵石或青石板等乡土材料对门前场地进行硬化，并结合地面铺装设计崔氏文化纹样与图腾。另外。设计保留宗祠周边古树名木并增强树下空间利用，增设石桌椅，为纪念与观光人群提供休憩场所。最后，活动空间划分为集中与分散两类。前者为集中设置于村部的篮球场地，设计对其进行了质量提升和设施优化;后者是分散在各个邻里单元中的体育健身场地。设计在道路交叉口、晒场等可达性较强地段，配套建设体育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便于居民日常使用。
（六）小结
东筦村村庄整治设计既有对特色展示、生态环保、设施完善的方法选取即“乡村性”，也有对村容村貌、村民生活、村庄文化的美好期许即“美好性”。其中。“乡村性”是客观设计要素的重构，“美好性”则是主观层面的乡村意象感知，如图5所示。因此，一方面，“美好乡村”建设实践并非城市化建设经验在村庄中的复制，而是以乡土特色村庄环境营造为目的。另一方面，“美好乡村”设计以乡土要素重构与再造为主要手段，激发人们对美好田园的内心向往，实现乡村意象的系统形成。
结语
东筦村“美好乡村”规划以村庄整治设计为主要手段，对乡村意象进行了多要素的系统重构与再造，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文章认为，未来可以进一步立足东筦村案例，思考村庄基层治理方式、村庄旅游产业发展、村庄人口流动及构成对乡村意象构建的影响，总结乡村意象构建典型模式，从“乡村”与‘火’的关系视角探索乡村意象构建的核心意涵。
关键词：乡村意象 美好乡村 村庄整治
中图分类号：F98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9）11-0039-03
引言
自“定县实验”开展至今，中国从整体上经历了民国时期“官民合作”、建国后“官方主导”、21世纪以来“官民互动”三波乡村建设。“乡村意象”作为乡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人们头脑里所形成的“共同的心理图像”，乡村建设模式的变迁必然会引起人们精神世界中的投影波动，使得“乡村意象”并非如田园诗歌对乡村的热切描写中所显现出的“图画”般稳定，而是面临着不断重构与再造。在此过程中，村庄整治设计作为村庄规划广泛应用的重要类型之一。成为“乡村意象”的重要构造手段。安徽省芜湖县东筦村是长江下游支流青弋江畔千年古村落，是全县16个美丽乡村整治示范点之了，已历经近两年村庄整治建设实践。东筦村意象重构与再造的动因是什么？形成过程受哪些因素影响？如何总结与之相适应的村庄整治设计策略？
二、乡村意象理论研究现状
（一）概念与内涵
行为心理学者把人类对空间环境的主观印象称之为意象。“乡村意象”则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乡村聚落环境在观察者头脑中所形成的具有共识性和稳定性的群体投影，其既包括观察者对乡村物质空间的直接感知，也包括人们对乡村文化的间接理解与感悟。“乡村意象”具有三方面内涵，其一，“乡村意象”区别与“城市意象”，反映出乡村区别于城市以及该乡村区别于其他乡村的独有特征。其二，“乡村意象”本质是乡村与乡村观察者间主客观交互作用的结果，要求两者间有动态关联。其三，“乡村意象”具有深层情感意义，是饱蘸乡土情怀的“社会-空间-文化”记忆图景。
（二）要素与特征
“乡村意象”由五要素构成，如表1所示。“线路”指人类或动物的活动线路所组成的方向性网络。“界面”指界定乡村内外部不同区域的人工或自然侧面，往往起背景参照作用。“团块”指具有相似特征且分布相对集中的地区，人们容易识別其特征并在该地区做出一致且连续的举动。“节点”指路径交汇、连接或起终点，某些团块焦点或某些乡村性特征集中的兴趣点。“核心”指具有唯一性和强识別性的标志物或标志物系统，其处在关键且突出的位置，与节点相比视觉特征更鲜明。综上，乡村意象具有动态性、根植性、社会性、文化性兼而有之的多重特征。
（三）形成与演变
乡村意象的形成和观察者、观察对象密切相关。就观察者而言，乡村意向因观察者主观经验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征。原住民头脑中的乡村图景偏向于日常生活与农业生产，外来游客脑海里的乡村意向则更侧重于乡野景观与乡土氛围。就观察对象而言，乡村聚落环境的乡土性特征越强，人们对乡村意象的认知就越清晰，有助于形成稳定且被广泛认同的村庄人居意象系统。乡村意象的演变受多重外部因素影响，并非完全由观察者所决定。因此，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增强“人”的地位和作用，提升乡村意象的“可意象性”成为乡村规划设计的重要问题。
三、东筦村乡村意象面临重构的主要动因
（一）乡愁文化寻根推动人居环境更新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新的形势要求我国的乡村建设不再仅仅考虑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深入探索乡村发展的“造血”机能。“乡愁”在此提出，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乡愁”是贯穿乡村意象重构全过程的基本原则，要求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避免将城市造景方式直接引入农村;另一方面，“乡愁”是引领乡村意象重构的目标与方向，指明人居环境整治更新应充分考虑保持乡村特色，推动村庄人居规划设计寻找“村庄之魂”，避免“千村一面”。
（二）村庄空心化治理加速乡土景观再造
东筦村与芜湖市市区、芜湖县城区交通联系便利，受城市拉力影响大，面临严峻的人口外流问题。目前，村内青壮年劳动力均外出务工，宅基地自建住房空置比例高，且约3成已属危房。但与此同时，出于务工者回乡建房需要，村庄外围仍留出空地用作新增居民点建设，使得建设用地规模持续扩大，出现人地失调的“空心化”现象。为推动村庄“空心化”治理进程，芜湖县政府借助“美好乡村”建设工作，以具有浓郁乡土特色的村庄环境营造为核心手段，提升留守居民生活品质，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归。此举将乡土性贯穿于村庄整治建设主题中，从而客观上加速了乡土环境再造进程。
（三）旅游产业勃兴促进乡野功能重塑
东筦村作为陶辛镇乡村旅游发展典型代表，境内河塘资源与聚落空间变化丰富，尤其是千年古墓、宗族祠堂等特色文化资源得到投资者青睐。在此背景下，旅游产业发展不断加快村庄功能组织重塑，从而推动乡村意象重构。首先，乡村旅游开发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使得乡村风貌变迁呈现明显的迎合市场与客群喜好的新型特征;其次，建设主体中不乏地方能人、回乡企业家等原住民人群，其对家乡的内在理解会对乡村意向构建产生影响。最后，受旅游开发影响，乡村意象往往需要衍生出生动有趣、便捷良好的新奇体验。
四、东筦村乡村意象构建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一）内生因素：以崔氏宗族为核心内涵的乡土文化
东筦村崔氏宗族文化独具特色。对乡村意象构建起内生决定性作用。其一，崔氏宗族文化是串联乡村意象要素的社会纽带与情感联系。东筦村历史可追溯到东晋，其在千余年中奇迹般保持了名称始终不变、位置始终不变、家族始终不变，使得宗族文化脉络能够具象化为村庄空间，并转化为村民记忆中的共同故乡图景。其二，崔氏宗族历史遗存是乡村意象构建的重要承载物。东筦村现存明、清至民国时期古建筑百余栋，另有古墓葬数座。总之，崔氏宗族文化及其遗存是代表东筦村自身特色且可不断“遗传”的物质与非物质信息，是决定乡村意象构建的“乡土基因”。 （二）外部因素：以水居共生为典型特色的乡村格局
东筦村街巷与水网肌理相互交织。具有典型江南水乡村落特征，如图1所示。一方面，生态水网是组织东筦乡村意象的骨干脉络。村庄东有河流聚“北水朝南”之水口，西南北三面大小水系逶迤来龙，呈现出沟沟相连，渠渠相通的水网结构。另一方面，水居共生的村落形态塑造了东筦乡村意象的核心感知特征。居民点均紧靠水体布局，水网与村落相互穿插，形成水乡氛围。另外，东筦村千百年來得益于“沟沟相通，渠渠相连”的“古法海绵”智慧，未曾受到水患破坏和影响。因此，“水网-绿脉-民居”耦合构成的乡土空间是东筦乡村图景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乡村意象的“血肉系统”。
五、基于乡村意象构建的村庄整治设计策略
（一）线路设计：延续“记忆脉络”的乡村道路整治
街巷节点空间的保护与更新需处理好与功能、居民使用行为等方面的关系等。东筦村线路设计以不破坏现有路径体系为前提，着重围绕道路断面、道路绿化以及道路导视系统三方面展开。在道路断面设计方面，如图2所示。入村水泥主路路面宽度设计为5m.两侧各控制3～5m绿化带，并为两侧农户预留通道;碎石次路路面宽度设计为3～3.5m不等，两侧各控制1-1.5m绿化带，并结合农户门前场地统一进行绿化设计;步行小路路面宽度建议值为1.5～2m.但不强求统一。在沿路绿化设计方面，沿主次道路两侧补植行道树。同时保留现有景观植物群落;步行小路设计强调依形就势，与具体场景相适应，鼓励沿路布置竹木篱笆划定宅旁景观空间，引导村民自主绿化。在道路导视系统设计方面，其一是结合路灯灯箱等路侧设施设计方向标识物，引导村民或游客快捷到达目的地;其二是结合交叉口或小广场等场地设计具有乡土特色的村庄标志物，帮助人们识别不同的村庄功能区;其三是结合村部、活动中心等公共建筑门前场地以及公交站点站牌设计空间方位地图。指明行人所在方位。其四是在重点地段设计文化宣传景观墙，展示村庄历史文化与发展成就。
（二）界面设计：强调“自然生态”的乡村水体整治
东筦村界面设计主要是指水体景观设计，涉及池塘、水渠、河流三类水体。首先，池塘与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构成乡村意象的重要小尺度界面。一方面，应注重水体沿线驳岸的选材与选型，鼓励生态与软质材料的应用;另一方面，需对沿岸地段进行“立面-屋顶-场地”系统整治，增强其空间凝聚性和亲水特性。其次，水渠可以根据功能不同划分为生活型、生产性、生态型三类。针对生活型水渠，设计通过构建特色水生植物体系，一定程度上治理、调节和抑制水体污染;针对生产型水渠，设计采用本土树种开展沿渠绿化，强调灌木与乔木、速生与慢生、落叶与常绿树种搭配。针对生态型水渠，设计结合水渠驳岸和两侧道路构建分层绿化，适应枯、丰水期水文变化。最后，河流是构建乡村意象的重要纽带，具有关键的生态锚固与景观构建功能。其一，赋予线状水体空间游览线路功能，并按照旅游观光标准提升沿线景观。其二，利用河流沿线角落空间种植各类乡野植物，增加点缀性绿量。其三，分别对临水、临圩、临路三类建筑通过墙面出新、要素补充、色彩更新等方式进行系统提升，增强滨水景观观赏性。
（三）团块设计：尊重“田园特质”的乡村环境整治
东筦村团块设计主要针对农居建筑群落、农户庭院、农家场地三个层次展开。就农居建筑群落而言，全村建筑按功能划分为三大区块：特色文化片区以东筦老街为核心，鼓励运用传统建筑语汇，并采用高明度浅灰主色调。以体现清爽明快的滨水风貌。中心服务片区以现代简洁建筑风格为主。采用中高纯度与明度的青灰色调，局部可适当提高彩度以增强公共与商业服务气氛。其他居住片区保持原有乡土建筑风格，采用与自然环境相呼应的中饱和度基调色和活跃明丽的点缀色。就农户庭院而言，主要采取四方面的改造措施：依法拆除私搭违建，并对现状庭院围墙进行修缮粉刷;对庭院小路进行梳理，就地取材铺设地面铺装;按照本地居民习惯对各功能区进行统一安排;增加庭院绿量，鼓励种植地方经果树木，引导居民建设小型菜园或果园。就农家场地而言，对于由于日照通风等方面存在劣势而形成的农户建筑间的“间隙地块”，建议借助增植植物，设置游园小路和休憩座椅，适当增强其公共活动功能。对于原来作为村庄分散排污使用的“邻避地块”，建议对其进行入地改造，地面用于设置小型停车场。
（四）节点设计：贯穿“乡愁意蕴”的乡村景观整治
本次村庄整治设计着重对8处景点进行特色景观提升，塑造“东莞新八景”。其中，自然景点包括3处：“古树森森”是指对村口白果树群进行环境整治，设置古树名木保护设施，开辟树下休憩活动场地。“竹林虬木”是指数棵自然形成的虬木景观，结合间隙空间设置凉亭座椅，营造树藤缠盘、幽静神秘观赏体验。“港桥新貌”是指目前村庄内散落存在的数处木质人行桥，经过修缮作为观景平台使用。人文景点包括四处，“先贤古墓”是指对崔氏大老茔进行墓墙修缮，增植松柏草花，营造肃穆感和神秘感。“古街遗蕴”景点借助重点整治、保护修缮、旧址重建等手段开展历史建筑保护，同时适度引入商业功能。“圩渡问津”景点设计着重对青弋江古渡口遗址进行整治，增植芦苇等水生植物，结合废弃木船设置拍照点。标志景点包括两处：“驳墙黛瓦”设计取形于汉字“崔”。主体为白色砖砌墙体，压顶形式为简徽风格，色彩黑白对比，搭配木质花格漏窗，上书村名作为入口标志物。“博古寻今”景点以农耕博物馆为核心，主要功能为留存民居建筑技法和展示木艺石刻遗存，并借助农具和家具展现农民生活图景，如图3所示。
（五）核心设计：立足“日常生活”的乡村公共空间整治
东筦村公共空间主要分为交往空间、纪念空间与活动空间三类。首先，村庄交往空间包括两处：农民文化舞台按照芜湖县统一标准设置农民礼堂和农民讲堂;农民活动中心按照美好乡村建设标准配置文化室、活动室和图书室。两者均充分利用了现状废弃小学部，对沿路危房进行拆除，就地改建为农民文化广场;对原小学内部整齐栽种杉树林予以保留，并增设游园路与座椅;对质量较好的教学楼进行改扩建，用以容纳相关交往功能，如图4所示。其次，“崔氏宗祠”作为宗族文化传承与发扬的重要场所，是纪念性公共空间的核心。设计对宗祠建筑开展“修旧如旧”的保护性修缮，同时运用鹅卵石或青石板等乡土材料对门前场地进行硬化，并结合地面铺装设计崔氏文化纹样与图腾。另外。设计保留宗祠周边古树名木并增强树下空间利用，增设石桌椅，为纪念与观光人群提供休憩场所。最后，活动空间划分为集中与分散两类。前者为集中设置于村部的篮球场地，设计对其进行了质量提升和设施优化;后者是分散在各个邻里单元中的体育健身场地。设计在道路交叉口、晒场等可达性较强地段，配套建设体育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便于居民日常使用。
（六）小结
东筦村村庄整治设计既有对特色展示、生态环保、设施完善的方法选取即“乡村性”，也有对村容村貌、村民生活、村庄文化的美好期许即“美好性”。其中。“乡村性”是客观设计要素的重构，“美好性”则是主观层面的乡村意象感知，如图5所示。因此，一方面，“美好乡村”建设实践并非城市化建设经验在村庄中的复制，而是以乡土特色村庄环境营造为目的。另一方面，“美好乡村”设计以乡土要素重构与再造为主要手段，激发人们对美好田园的内心向往，实现乡村意象的系统形成。
结语
东筦村“美好乡村”规划以村庄整治设计为主要手段，对乡村意象进行了多要素的系统重构与再造，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文章认为，未来可以进一步立足东筦村案例，思考村庄基层治理方式、村庄旅游产业发展、村庄人口流动及构成对乡村意象构建的影响，总结乡村意象构建典型模式，从“乡村”与‘火’的关系视角探索乡村意象构建的核心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