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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达
1954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1989年赴德国汉堡艺术学院深造现代设计,后在易北基督教学院艺术部任教。在欧洲举办过20多次个人艺术展览,1994年归国,后多次赴国外讲学并举办个人展览。1999年归国执教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研究信息视觉化与视觉传播课题至今。
据说,神在造人之后,发现泥做的人总是软软的,一经风雨就会倒下,于是神在人的背上插了根脊梁,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雨坎坷,这根脊梁都可以让人屹立不倒。这根脊梁就是信仰。等到我们繁华落尽,惊觉心中一片荒芜之时,才会想起细细品味梵高的《星空》。或许那时才能真正体会,如张浩达这般挺直脊梁的艺术家们执着坚守的意义所在。
初识张浩达,是在中国美术馆一次他的讲座上。听讲座的有20来岁的年轻一代,有银发满头的老艺术家,还有很多是他的学生,不少已经毕业,再见到恩师的眼睛里都闪着光。张浩达的声调始终不急不缓,无比柔和,却又不止一次表示出由于时间关系,太多想说的东西无法展开的惋惜……这位恨不得倾囊相授的教授,不知勾起了在场多少人大学时光的回忆。
又见张浩达,是在他的工作室里,一如上次的亲切随和。确切地说,那里根本不像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如果你见过太多支着画架、画笔丢在一旁、颜料随地可见的画室的话。满墙壁的画并没有让这个不大的房间有一丝的拥挤,只像是在干净整齐的底板上添了令人愉悦的丰富色彩。起初,他声音的柔和与德语的生硬对比总让我觉得牵强,但眼前的一丝不苟又让人不禁对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多了几分联想。
他的信仰是艺术
张浩达前往德国深造时,已经35岁。这个时间现在看来确实晚了一些,但在那个年代,一切都只能在摸索中前行,工科出身的他放弃别人眼中的大好前途,坚持自己的追求,已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能每个艺术家内心都有不安分的因素,就是对思想的追求。那时候的自己比较狂妄,读了很多书,又自认为在艺术史、理论、表现方式上都很强,但总觉得西方的有些艺术是看不懂的。”
不久后,一位德国教授的一句话则是彻底打击了他的自信心。“那时候,我负责参与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壁画的创作,当时我们都还觉得挺自豪的。后来请了一个德国的教授来,熟了以后他告诉我,严格来说那些都不能说是艺术,而是装饰。我们看艺术史,往往没有深入到艺术家的内心去看,也没有将其放到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去看。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出去看看!”
1989年1月,抱着“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欧洲艺术”的想法,张浩达告别了父母、妻儿,告别了工作,只身一人奔赴西德汉堡的艺术学院学习深造。前后5年的时间里,他在德国不同的城市举办个人画展,每次画展之后都用一部分售画所得去旅行,每到一地,首先参观博物馆,继而是教堂和古迹。对德国社会中,精神、信仰层面的理解的逐渐全面,加深了他对这个文明、诚信、有序的社会的喜爱。
“现在不少的艺术家都很困惑,一方面觉得自己做的是纯艺术,一方面又恨不得把这些作品都卖掉。其实,真正的艺术家并不指望靠艺术生活。我在西方的艺术家朋友,在超市打零工,有点钱了就自己办展览,有人买很高兴,没人买也能活。无数个人的艺术,他们的作品都能变成社会的一面镜子,让无数的受众通过这些不同的镜子,反思自己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20年前,身在德国的张浩达见证了政治艺术的站不住脚。“苏联还没有解体时,东德和苏联的很多艺术家都做政治艺术。有趣的是,柏林墙倒塌之后,冷战结束,铁幕突然不复存在,一年后苏联也消失在历史当中。在西德,原来那些政治艺术家的画就以箱为单位卖,用别人一张画的价钱买走他们一箱作品。”
几年后回国的他,又亲历了国内先锋艺术的火热。“1993年我回国在圆明园做画廊。当时那里有一个不好的倾向,谁能吸引外国人来,谁就是成功的。”在那个充斥着革命情结的年代,一轮高过一轮的新潮和运动让本就不安分的艺术家更加狂热,艺术变成了一场先锋之战。“当然短时间内它有着革命意义,但对文化知识的贫乏,对哲学、历史深刻认识的缺乏,决定了他们最终只能停留在形式上做追求。”
今天的张浩达,依旧站在孕育艺术的讲台上。也许现在艺术大军中的很多人,学艺术不再是为了艺术。但他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灵魂——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而我也总觉得,能对艺术乃至生活有如此深刻感悟的人,必定来自信仰。就像当年德国媒体报道他离开时所说,他的信仰是艺术。
看不见的力量
在中国,要问起信仰来,恐怕不少人会称自己为无神论者,说的时候还带着一脸的骄傲。对于长久以来缺乏信仰的我们来说,去虔诚地相信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存在的形象,几乎是一个笑话。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出身工科的张浩达倒没有科学家那套无理不成方圆的拧巴。问起他的时候,他认真地说,他信基督,但是没有受过洗礼。
“西方的哲学是逻辑的、数理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由于无法解释外界的一切,最终只能回归自己的内心。中国老百姓的心里,缺乏的就是一个可敬畏的、神圣的神。”
或许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里最不缺乏的便是关于神的种种,但又何尝不是如张浩达所说,古代的神学思想多被历代统治者作为统治社会的政治教化工具,今天人们的烧香拜佛更是功利行为。“神要负责帮他实现升官发财的愿望,灵了,给你重塑金身,要是不灵,明年他就不来了。”
笃信科学的我们,现在常常一句话就把这些东西否定了,实用便是一切。生活成了一组组忽高忽低的数字的悲喜交响曲,人生成了对一个个让人眼花缭乱的身份的追逐。“很多人眼睛盯着的东西,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爱好和兴趣来决定自己的人生,而是根据他人提供的所谓的社会标准,来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价值观。”
“以前对艺术家心灵、哲学层面、信仰和价值观层面的了解并不深刻。当自己生活在其中,感受最真切的是在许多人内心自觉存在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聆听诗歌或在教堂中听音乐会,那些充盈在眼角的泪花和顺着脸颊慢慢滚落的泪滴当中的确存在让你的心灵受到震撼的力量。”张浩达在书中写道。
平等、博爱的基督精神曾经引领了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也在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现代西方社会为人文关怀提供滋养。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精神超越,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一个对世界有影响力的民族,首先一定是思想上的,而不是科学技术上的。”张浩达无比坚定。想到马克思、韦伯、福柯、康德,我们也许就能明白张浩达所说的“看不见的力量”。
“其实学理和应用的东西是可以同时存在不矛盾的,但我们现在片面地追求应用上的东西,甚至把应用的东西上升到学理的高度。作品里如果没有神性,就不可能永恒。”在我看来,与其说他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倒不如说他是坚持忠实于内心的追求。
艺术家的仰望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五花八门的各种名言充斥了整个社会: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罗斯福说,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毫不相关甚至相悖的社会标准层出不穷,用张浩达的话来说,就是把人彻底弄乱了。
“德国是一个中产阶级非常强大的国家,美国的社会则是两极分化,它的大众是粗俗的,但同时它也拥有来自全世界精英最顶尖的那部分。就算大众文化再消费再粗俗,有了这些精英,这个社会也定得住。中国现在的社会就是乱掉了,说起来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多可怕啊!”
张浩达向我们描述了他眼中的理想社会:“要有3种人才,第一种是思想家,他们是从学理的角度做抽象的深刻的东西,全部的工作就是思考;第二种是管理人才,具有对完备的社会法律制度、流畅的游戏规则的建构能力,有很好的前瞻性、创造性;第三种就是专业型的应用人才,化学的、物理的、文学的……这些人应该占据社会的大部分,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好自己的工作;或许还剩下一些大众,他们并没有太多追求,只求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只要他们把钟撞响了,这个社会就是理想的。”
我顿时有种恍惚的感觉,在学校旁边的阁楼里一边看《西潮》一边感动到哭的异乡游子,在汉堡的街头告诉儿子那些抽大麻的人是哲学家的慈爱父亲,在北大教室要求所有选他课的人必须先读《西潮》的严厉教授,还有眼前这个认真勾勒理想社会的思想者,都是同一个人。也许让眼前的我们快速坚定地认同一种社会核心价值观并不切实际,但因为有着张浩达这样的人,那个长久以来关于艺术是应走向大众化还是坚守精英化的辩论战有了答案:绝不为迎合大众而使精英变得平庸,而是让大众在精英的影响下变得高尚。
或许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召唤他去往德国跟西方直接对话,警醒他时刻听从内心的声音,鼓舞他站在北大这块土壤上孕育新的艺术生命。他说,迷信是理性思维缺失后对所仰望的对象拒绝深思的执迷不悟,信仰则是人理性思维极致之处的继续仰望。他一直在仰望,时间在等着你,也等着我,一起给出答案。
笃信科学的我们,现在常常一句话就把这些东西否定了,实用便是一切。生活成了一组组忽高忽低的数字的悲喜交响曲,人生成了对一个个让人眼花缭乱的身份的追逐。
1954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1989年赴德国汉堡艺术学院深造现代设计,后在易北基督教学院艺术部任教。在欧洲举办过20多次个人艺术展览,1994年归国,后多次赴国外讲学并举办个人展览。1999年归国执教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研究信息视觉化与视觉传播课题至今。
据说,神在造人之后,发现泥做的人总是软软的,一经风雨就会倒下,于是神在人的背上插了根脊梁,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雨坎坷,这根脊梁都可以让人屹立不倒。这根脊梁就是信仰。等到我们繁华落尽,惊觉心中一片荒芜之时,才会想起细细品味梵高的《星空》。或许那时才能真正体会,如张浩达这般挺直脊梁的艺术家们执着坚守的意义所在。
初识张浩达,是在中国美术馆一次他的讲座上。听讲座的有20来岁的年轻一代,有银发满头的老艺术家,还有很多是他的学生,不少已经毕业,再见到恩师的眼睛里都闪着光。张浩达的声调始终不急不缓,无比柔和,却又不止一次表示出由于时间关系,太多想说的东西无法展开的惋惜……这位恨不得倾囊相授的教授,不知勾起了在场多少人大学时光的回忆。
又见张浩达,是在他的工作室里,一如上次的亲切随和。确切地说,那里根本不像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如果你见过太多支着画架、画笔丢在一旁、颜料随地可见的画室的话。满墙壁的画并没有让这个不大的房间有一丝的拥挤,只像是在干净整齐的底板上添了令人愉悦的丰富色彩。起初,他声音的柔和与德语的生硬对比总让我觉得牵强,但眼前的一丝不苟又让人不禁对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多了几分联想。
他的信仰是艺术
张浩达前往德国深造时,已经35岁。这个时间现在看来确实晚了一些,但在那个年代,一切都只能在摸索中前行,工科出身的他放弃别人眼中的大好前途,坚持自己的追求,已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能每个艺术家内心都有不安分的因素,就是对思想的追求。那时候的自己比较狂妄,读了很多书,又自认为在艺术史、理论、表现方式上都很强,但总觉得西方的有些艺术是看不懂的。”
不久后,一位德国教授的一句话则是彻底打击了他的自信心。“那时候,我负责参与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壁画的创作,当时我们都还觉得挺自豪的。后来请了一个德国的教授来,熟了以后他告诉我,严格来说那些都不能说是艺术,而是装饰。我们看艺术史,往往没有深入到艺术家的内心去看,也没有将其放到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去看。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出去看看!”
1989年1月,抱着“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欧洲艺术”的想法,张浩达告别了父母、妻儿,告别了工作,只身一人奔赴西德汉堡的艺术学院学习深造。前后5年的时间里,他在德国不同的城市举办个人画展,每次画展之后都用一部分售画所得去旅行,每到一地,首先参观博物馆,继而是教堂和古迹。对德国社会中,精神、信仰层面的理解的逐渐全面,加深了他对这个文明、诚信、有序的社会的喜爱。
“现在不少的艺术家都很困惑,一方面觉得自己做的是纯艺术,一方面又恨不得把这些作品都卖掉。其实,真正的艺术家并不指望靠艺术生活。我在西方的艺术家朋友,在超市打零工,有点钱了就自己办展览,有人买很高兴,没人买也能活。无数个人的艺术,他们的作品都能变成社会的一面镜子,让无数的受众通过这些不同的镜子,反思自己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20年前,身在德国的张浩达见证了政治艺术的站不住脚。“苏联还没有解体时,东德和苏联的很多艺术家都做政治艺术。有趣的是,柏林墙倒塌之后,冷战结束,铁幕突然不复存在,一年后苏联也消失在历史当中。在西德,原来那些政治艺术家的画就以箱为单位卖,用别人一张画的价钱买走他们一箱作品。”
几年后回国的他,又亲历了国内先锋艺术的火热。“1993年我回国在圆明园做画廊。当时那里有一个不好的倾向,谁能吸引外国人来,谁就是成功的。”在那个充斥着革命情结的年代,一轮高过一轮的新潮和运动让本就不安分的艺术家更加狂热,艺术变成了一场先锋之战。“当然短时间内它有着革命意义,但对文化知识的贫乏,对哲学、历史深刻认识的缺乏,决定了他们最终只能停留在形式上做追求。”
今天的张浩达,依旧站在孕育艺术的讲台上。也许现在艺术大军中的很多人,学艺术不再是为了艺术。但他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灵魂——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而我也总觉得,能对艺术乃至生活有如此深刻感悟的人,必定来自信仰。就像当年德国媒体报道他离开时所说,他的信仰是艺术。
看不见的力量
在中国,要问起信仰来,恐怕不少人会称自己为无神论者,说的时候还带着一脸的骄傲。对于长久以来缺乏信仰的我们来说,去虔诚地相信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存在的形象,几乎是一个笑话。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出身工科的张浩达倒没有科学家那套无理不成方圆的拧巴。问起他的时候,他认真地说,他信基督,但是没有受过洗礼。
“西方的哲学是逻辑的、数理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由于无法解释外界的一切,最终只能回归自己的内心。中国老百姓的心里,缺乏的就是一个可敬畏的、神圣的神。”
或许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里最不缺乏的便是关于神的种种,但又何尝不是如张浩达所说,古代的神学思想多被历代统治者作为统治社会的政治教化工具,今天人们的烧香拜佛更是功利行为。“神要负责帮他实现升官发财的愿望,灵了,给你重塑金身,要是不灵,明年他就不来了。”
笃信科学的我们,现在常常一句话就把这些东西否定了,实用便是一切。生活成了一组组忽高忽低的数字的悲喜交响曲,人生成了对一个个让人眼花缭乱的身份的追逐。“很多人眼睛盯着的东西,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爱好和兴趣来决定自己的人生,而是根据他人提供的所谓的社会标准,来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价值观。”
“以前对艺术家心灵、哲学层面、信仰和价值观层面的了解并不深刻。当自己生活在其中,感受最真切的是在许多人内心自觉存在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聆听诗歌或在教堂中听音乐会,那些充盈在眼角的泪花和顺着脸颊慢慢滚落的泪滴当中的确存在让你的心灵受到震撼的力量。”张浩达在书中写道。
平等、博爱的基督精神曾经引领了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也在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现代西方社会为人文关怀提供滋养。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精神超越,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一个对世界有影响力的民族,首先一定是思想上的,而不是科学技术上的。”张浩达无比坚定。想到马克思、韦伯、福柯、康德,我们也许就能明白张浩达所说的“看不见的力量”。
“其实学理和应用的东西是可以同时存在不矛盾的,但我们现在片面地追求应用上的东西,甚至把应用的东西上升到学理的高度。作品里如果没有神性,就不可能永恒。”在我看来,与其说他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倒不如说他是坚持忠实于内心的追求。
艺术家的仰望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五花八门的各种名言充斥了整个社会: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罗斯福说,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毫不相关甚至相悖的社会标准层出不穷,用张浩达的话来说,就是把人彻底弄乱了。
“德国是一个中产阶级非常强大的国家,美国的社会则是两极分化,它的大众是粗俗的,但同时它也拥有来自全世界精英最顶尖的那部分。就算大众文化再消费再粗俗,有了这些精英,这个社会也定得住。中国现在的社会就是乱掉了,说起来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多可怕啊!”
张浩达向我们描述了他眼中的理想社会:“要有3种人才,第一种是思想家,他们是从学理的角度做抽象的深刻的东西,全部的工作就是思考;第二种是管理人才,具有对完备的社会法律制度、流畅的游戏规则的建构能力,有很好的前瞻性、创造性;第三种就是专业型的应用人才,化学的、物理的、文学的……这些人应该占据社会的大部分,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好自己的工作;或许还剩下一些大众,他们并没有太多追求,只求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只要他们把钟撞响了,这个社会就是理想的。”
我顿时有种恍惚的感觉,在学校旁边的阁楼里一边看《西潮》一边感动到哭的异乡游子,在汉堡的街头告诉儿子那些抽大麻的人是哲学家的慈爱父亲,在北大教室要求所有选他课的人必须先读《西潮》的严厉教授,还有眼前这个认真勾勒理想社会的思想者,都是同一个人。也许让眼前的我们快速坚定地认同一种社会核心价值观并不切实际,但因为有着张浩达这样的人,那个长久以来关于艺术是应走向大众化还是坚守精英化的辩论战有了答案:绝不为迎合大众而使精英变得平庸,而是让大众在精英的影响下变得高尚。
或许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召唤他去往德国跟西方直接对话,警醒他时刻听从内心的声音,鼓舞他站在北大这块土壤上孕育新的艺术生命。他说,迷信是理性思维缺失后对所仰望的对象拒绝深思的执迷不悟,信仰则是人理性思维极致之处的继续仰望。他一直在仰望,时间在等着你,也等着我,一起给出答案。
笃信科学的我们,现在常常一句话就把这些东西否定了,实用便是一切。生活成了一组组忽高忽低的数字的悲喜交响曲,人生成了对一个个让人眼花缭乱的身份的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