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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千夫长小说《草原记》为例，通过分析文本深层的叙事策略，揭示“草原”空间代表的道德寓意，将张向阳所在城市空间“阉割化”的处理，解构城市文化的优势地位，以获得“草原”文化的自我确认。
关键词：《草原记》 潜文本 道德寓意 阉割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6-0179-02
《草原记》是千夫长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讲述了天津知青张向阳到蒙古某地区下乡接受“再教育”，并与蒙古牧民宝力德一家发生的故事。文本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与宝力德、张向阳、吉雅的叙述视角不断穿插，其中，二元对立的模式运用得非常普遍：汉族知青张向阳/蒙古族牧民宝力德、草原/城市、强壮/瘦弱、男人（宝力德、张向阳）/女人（吉雅、女知青娟子）、文明/自然、白净/粗黑、冷酷/温情……其中：草原/城市这组对立最为显著，从表面看，草原似乎处于与主体相对的一方，处处呈劣势：
草原生活环境恶劣而艰苦。由于放牧工作繁重，环境艰苦，还有几千只羊牛需要照顾，宝力德不得不生下的一个孩子就送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当“留守儿童”，十年间送回了七个，而自己和妻子已经十几年没和父母孩子一起过年了。
草原上的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基本不识汉字。“我的看不懂，汉字的不认识。”[1]大多书人只能讲一点不规范的汉语，按城市的标准来分，显然还是“文盲”身份。
个人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也比较落后。“宝力德不刷牙，但有他的讲究方法，在见人的时候，总是用两只袖子在鼻子上左右各擦一下，然后把两只手在前衣襟上蹭一下，显得很礼貌。”[1]
牧民资源严重匮乏，饮食结构单一，几乎只能食用与放牧有关的食物：羊肉、牛肉、羊奶、牛奶，以至于张向阳初到草原极不适应，一吃羊肉、牛肉，闻到味道就恶心。
若仅从表面看，草原似乎是落后、贫穷、原始未开化的代名词，但是，若深入考察文本的叙事结构，我们会发现“潜文本”呈现出相反的走向。
一、草原空间的道德寓意
文本中，张向阳是个知识青年，在寶力德眼中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尽管他还不能像宝力德那样，在半睡半醒中舞动身子，把钐草当成一种休息和享受，但他很快找到了“刀感”，看似文弱，却在一天之内学会了钐草的规律。
“他很快学会了钐草，看他像羊一样吃草，宝力德有点喜欢这个知青了。觉得张向阳是一个很灵敏的男人，干活很有窍门，钐刀当天就会使了，还琢磨出了抡钐刀的时候，怎样使巧劲儿，找刀感。”[1]
张向阳在宝力德的影响下学会了放牧，和草原环境越来越融洽，与家里的动物包括家里的狗都相处得越来越好。他知道宝力德和妻子十来年没回家过年，自告奋勇为他们守牧场，宝力德与妻子回来，满意地发现牧场被照顾得很好：
“两口子在马车上眼神会意一下，好像是说这孩子还活得挺好。再往羊圈、牛圈、马圈里看看，牲畜都很老实，说明喂得好，都没渴着饿着。”[1]
张向阳主动替宝力德照顾牧场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叙事此时悄悄发生了变化，宝力德回家发现，张向阳杀了家里的老狗“老迷糊”，还吃了狗肉。
“张向阳说，该吃就吃，狗肉也香。再说，人是人，狗是狗。再老的狗也是狗呀。狗和羊有啥区别呢？不都是动物吗？过年了，来客人了，我们不能没有肉吃呵。”[1]
在草原人民心中，狗的地位和家人是一样的，尤其鞠躬尽瘁了一辈子的老狗，更要照顾到它终老以示感谢，这和张向阳为代表的城里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叙述直接通过宝力德之口表达了反感：
“你们的这些外来人不懂事呀，有很坏的分别心，人和狗有什么区别呢？都是一样的，一条老狗就是一个老人呵。我的和狗是没有分别心的，狗跑不动了，就当老人来养，一直到自己老死，就像老人一样把它葬了。”[1]
即使是“小脸细白柔弱”的女知青在这件事上也没有体现出女性柔软善良的一面，辩解道：“我和向阳不吃羊肉，太膻，你们草地人又不养猪。”
城里人就像水中的鱼一样“滑”“肉少，还刺人”。叙事显示：张向阳离宝力德越近，他变得越好。一旦离开宝力德，和知青朋友（城市空间）接触，他又变回那个冷血功利的城市人。
小说对宝力德的描写几乎都是正面的。他单纯、善良、强壮，甚至在冒出杀人念头的时刻，也显得极其单纯和憨厚，而不会游泳的宝力德，在善良天性的驱使下想救“仇人”（睡了自己老婆的）张向阳，原想“借刀杀人”反而成了救人，最后被拖入漫沼淹死。
“张向阳进了漫沼，双脚踩进清凉的水里，发出了清脆的拍打水面溅起水花的声音。这声音突然惊醒了宝力德，他不由自主地甩出套马杆，就把张向阳在水中给拦腰套上了。他想把张向阳拽出来，张向阳却带着套马杆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宝力德也被拖进了水里。他大声喊，小张，你的快回来，会被淹死的。”[1]
在最后一刻，宝力德善良的天性驱使他做出了救人的动作，他用死完成了人性的回归，展现了宽厚、生命至上的品质，在生命面前，宝力德完成自我的救赎，同时用“死亡”净化了城市空间（张向阳）对草原空间（吉雅）的污染。
而与此同时，张向阳正准备伪造自己溺水失踪的事故，以便从漫沼悄悄游回天津老家。张向阳的狡猾、自私与宝力德的仁厚、善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明显，宝力德是隐含作者心中的“理想化”人物。两相对比，我们发现：善良、厚道、仁义一直与“草原”这个空间有关。
反过来，隐含作者对张向阳的叙事一直是跳跃不定的。从一个孱弱没用的城市人（瘦弱、喝不了酒、奇怪的刷牙仪式、居然不吃羊肉）→杀狗（冷血自私）→与吉雅偷情（恩将仇报）→被草原同化（变得和草原男子一样粗黑、喝酒、吃肉）→跳漫沼（假死悄悄逃回家）→回草原（患癌症）→死亡（葬在宝力德的坟边）。
这条线与张向阳受宝力德影响的过程直接相关，可以说张向阳人性的转变就在与宝力德所在的“草原空间”的亲密接触上，离草原越近，他越像个“人”，反之只能走向毁灭。故事最后，在近三十年混乱放纵的“城里生活”后，曾经瘦弱白净的张向阳完全变了样： “张向阳一副松松垮垮的样子，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曾经肥胖过。脖子脸黑红，像烤糊了的羊。他那松弛的脸上，眼袋肥大、乌黑，是常年纵烟、纵酒、纵肉、纵欲的后遗症。他开着一辆墨绿色的宽大吉普，悠闲地晃荡在草地上。吉普的车窗、天窗都打开着。他右手老练地握着方向盘，左手，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夹起了一根烟。一副宽大的墨镜架在额头上。他左瞅瞅，右看看，像是一个迷路的人。”[1]
得了癌症的张向阳终于明白自己的归宿是草原，文本用“癌症”意象喻示放纵“恶”的欲望就是走向毁灭。草原空间/城市空间背后形成了善/恶、生命/死亡的指向，显然这个故事具有道德寓意，只不过它的道德说教是隐性的，通过展示人物内心的“善”“恶”冲突来展现道德主题。
故事最后，隐含作者安排张向阳死后埋在草原上，与宝力德的坟为邻，暗示了一种原谅和接纳，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两个空间的和谐交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继续挖掘叙事的整体风格与两个空间的出场策略。
二、女性化叙事策略与“城市空间”的解构
张向阳睡了宝力德的老婆，面对背叛，宝力德并没有过多道德上的拷问，他只是觉得不服气，认为老婆不该看上这样不像“男人”的小子：
“你咋和那样的男人去干？你看他那个小样，瘦得像公羊的一样。
吉雅说，他皮肤多白呀，像羊油一样细腻。
宝力德生气地说，我的皮肤不好吗？宝力德说完，摸摸粗黑的肚皮，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1]
这是宝力德第一次从“南方人”的视角观察自己，以往引以为豪的优点都变成了让他尴尬的缺陷，如果仅从表面看，似乎是张向阳赢了，他漂亮、干净、温柔，赢得了吉雅的喜爱，宣告了宝力德的失败，但随着文本的叙述，我们发现这种表面的对立慢慢发生了翻转。
以草原崇尚“力量”“阳刚”的审美视角来说，张向阳太“女生”气了，叙事不止一次用“女性化”方式形容他：“来的这个白净瘦弱的张向阳，连马背都上不去。蹿三蹿，才被托着屁股推到鞍子上去。”[1]“白净”“瘦弱”，这原本是形容女性的，而且他还被人“托着屁股”推上馬背，很明显也被当成女性来对待。
“根据父权制社会的传统两性观，男人心胸开阔，女人心胸狭窄；男人英勇无畏，女人懦弱胆怯；男人积极主动，女人消极被动；男人冷静沉着，女人容易激动；男人钢筋铁骨，女人柔和脆弱。”[2]
文本中出现了多处“性别倒置”“这个天津来的汉族小伙子，酒量太糠啦，端起酒杯来，就像端着一杯耗子药，哆哆嗦嗦地不敢往嘴里倒。”[1]张向阳不但外形像女人，性格也偏“女性”化，“哆哆嗦嗦”与“雄性”“阳刚”等惯常的男性形容词是相对的。
张向阳和宝力德出去放马，遇到大雾回不去了，宝力德嘱咐他看好火圈，自己离开了，“下雾”原本是平常的草原气候，在千夫长笔下“女人”般的张向阳眼里却异常恐怖，他被吓得魂飞魄散，这在传统框架中，只有女人才会这么胆小脆弱。
“过了一会儿，一道墙被冲开了，惊魂未定的张向阳又吓了一跳。
是宝力德骑马回来了。他说，下雾了，好大的雾呵。他把马上驮的两大
捆干硬的柴草扔到了火堆上。
张向阳说，是下雾呵，把我吓得够呛。他镇静下来了，心情也好了，宝力德大哥，你去弄柴火去了？这不到处都是吗？”[1]
张向阳此时充当的更像“妻子”的角色，他如此被动无能，满怀依赖地等待宝力德，与草原男性的勇敢、沉着形成鲜明的对照。宝力德死后的三十年，他再也没有回到草原，这说明即使他和吉雅发生了关系，内心真正在意的人却只有宝力德；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向吉雅提出了希望和宝力德葬在一起的遗愿：
“张向阳绕着宝力德的坟走了一圈儿，说大哥的坟埋在了一个好地方，我就睡在他的右边，给我埋一个小坟就行了。我自己先挖好坑，你到时候给我填上土，把我埋上就行了。”[1]
死后能睡在宝力德的身边，张向阳描述起这一幕平静得像回家一样，“死亡”变得不再可怕，显然宝力德成了他的精神信仰。宝力德虽然死了，但依旧在文本中发挥着力量，他被描述为具有男子汉气概、被人爱慕的英雄，而张向阳在象征层面成了被“阉割”的男人（即女人），文中形成一种“男人（草原）/女人（城市）”的对照关系，用以突出张向阳的“女性化”特质。
文本通过将张向阳在象征层面塑造为一个“女人”而成功获得了反讽的意味，张向阳的冷漠（杀狗）、自私（逃跑）、忘恩负义（偷情）只会进一步引来读者的反感，这个叙事策略对他所代表的“城市空间”的解构则更加微妙、彻底，可谓“釜底抽薪”。
哈特·桑克曾说过：“对于‘他者’的否定的另一面，其实来自于对自己中心身份的确认，贬低他者的哲学和历史创造，正是处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超验的、理性的、主体创造的必要前提”[3]。在小说中出现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隐含作者”自我的认同，也是草原呼唤主体回归的一个策略。
三、从身份认同到奇观化叙事
文中，张向阳刚到草原几乎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习惯。不喝酒、不喝奶、闻不惯羊膻味道。
吉雅嫂子说：我们闻不到膻骚味儿，就是香味儿。闻着身上哪儿都舒服。
张向阳：我闻着不舒服，脑仁疼，头晕，胃里恶心，总要吐。
宝力德说，那你的这个人从小就毛病的有，不是羊的事情。[1]
“从小就毛病的有，不是羊的事”这个毛病暗指张向阳长大的环境，他不适应草原，并不是羊肉腥，而是他还不懂得欣赏草原的魅力。渐渐的，张向阳发生了变化，他感受到了割草的乐趣、草根的甜味、艾草的香味。被草原的女人用热辣的身体温存过后，他一下子爱上了羊肉的味道和大碗喝酒的畅快，草原人的淳朴、善良让他一生牵挂，直到生命尽头还梦想着回到草原。作为城市文化知识分子的他，不但没有“知识下乡”，反而被草原文化吸引，草原民族的大气、勇敢、淳朴、贴近自然，反衬了作为城市文化的僵硬、刻板、自私、诡诈与冷血，这是隐含作者从心灵深处流出的渴望捍卫自身文化的温情脉脉的梦想。 小说中，粗狂强壮的草原男人，野性丰满的草原女人，独特的道德伦理观念，独特的生活习惯，对待生死的超然态度……与城市文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质，文本中的前半段，被抓了奸的吉雅拿张向阳与宝力德做了详细的对比，败下阵来的宝力德颓丧不已，只怪自己没张向阳会讨老婆喜欢。乍一看，好像显示了草原文化粗糙的皮肤之下根本无法和“奶油”一样诱人的城市文化相比，可在文章的最后，又通过张向阳的堕落、患病，完成了对城市文化的鞭笞。
被“草原化”的张向阳回到文明世界，明显已经不适应城市文化的一切，作为一个“边缘人”，他在城市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像一个迷路的人”。由此，他的死承载了一个重大的命题：城市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具有承载草原的张力？文本给出癌症的意象，是对城市文化的否定。
“张向阳说，得病了以后，就脑子里天天响着马的嘶鸣声，就是自己骑惯了的那匹枣红马，想起枣红马就想起了牛粪炊烟的味道。想起牛粪炊烟的味道，就想起了大哥和嫂子，就想赶快回到草原来。天天心里害怕，不要死在天津的肿瘤医院里给烧成一把黑灰。”[1]去“城市化”的张向阳要回到草原度过最后的人生，是某种意义上的寻根之旅，通过他的死亡完成对草原精神空间的认同。
文中最后，将两个坟墓比喻为“草原胸膛上的鼓胀的孕育生命的乳房”[1]暗示了一种接纳与和解，尽管这是张向阳的死亡之旅，文本洋溢的却是欢欣美好的情绪：“两个人回来，一身露水，湿漉漉的，却精神饱满，精力充沛。”[1]两人精神上的满足与欣快，让人完全预料不到这是张向阳死前的状态，“草原文化”强大的精神力量被运用到了极致。
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草原文化”大获全胜，那免太低估文本的复杂性。《草原记》中，宝力德操着不熟练的汉语和张向阳、知青以及牧场营地的场长进行交流，语法错误的地方比比皆是。宝力德看不懂汉字，意味着他对城市文化的疏离，但在语言和文化上，城市文化却逐渐侵占了草原空间。在张向阳睡了自己老婆后，他想过报仇：“我的能让这个人死吗？我的是谁？是长生天吗？我的不是。” [1]这个叙述视角是宝力德的内视角，错误的语法结构显示，这段话是用汉语表述的，思考时都不由自主用上了汉语，暗示宝力德与自身文化之间也出现了裂痕。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者法侬说过：“失去了民族的语言就意味着失去了语言背后的那个世界。”[4]看不懂汉语意味着无法进入城市文化的象征秩序中，而草原的衰落让当地人逐渐遗失了自己的语言，被迫用城市文化承认的方式来表达自我，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已经被彻底地抛弃了。
在文中，美丽的蒙古小镇变成了肮脏的煤城，“就像文物贩子做旧的瓷器，看着碍眼”[1]，显示了城市商业文明巨大的破坏作用，作者痛心被所谓现代文明毀掉的故乡，“我们已经生根在城市里，草原变成了我们的远方，可能是永远的远方。”[1]
以宝力德为代表的“草原空间”要努力适应“城市文化”的一切，甚至放弃自己的语言和生活栖息的家园，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草原，来到城市里开始新的生活，草原逐渐变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以一种“失声”的状态逐渐消逝。在强大的城市文化面前，确立自我的主体性始终是艰难的，用一个城市人被改造为“草原汉子”的故事来重塑草原“乌托邦”无疑是一个让人心碎的幻影。
而女性作为他者的“他者”，被隐含作者当成了推动叙事的重要工具。女性用“身体”完成了对张向阳精神的启蒙，“女性身体”实际上成了“草原”的隐喻。
和汉族女性身体截然不同的吉雅，对张向阳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感官刺激和精神的洗礼。吉雅裸露的身体丰满而具有诱惑力，手粗黑，身体却白嫩得不可思议，充满了奇异的美感：“像一匹长了四个紫黑蹄子的马，黑白分界的地方，刀刻一样，清楚明白。” [1]“刀刻”这一意象显示了“草原文化”外观和内涵的差异性，粗看（手、脸）是粗糙的、紫黑、不美的，细细探究深层“不可见”的部分（衣服包裹之下的身体）竟然又白又嫩，散发出野性的“骚酸”味，充满了原始的性吸引力。张向阳从闻到羊肉味就恶心，到爱上她嘴里的羊膻味，从内在到外在，变得越来越像草原的男人，可以说，他完成对草原文化认同的仪式就在与吉雅性爱关系中。
作者用女性的身体完成了一次对城市文化的反击，这种男性叙事策略很常见，女人的“身体”经常被作家当成对“他者”启蒙、反抗、抗议的武器，成为民族叙事的一个工具。遭到外族侵略时，媒体宣传总是用被强暴的女性“身体”激起国家民族主义精神的崛起，因为他们相信女性身体作为国家的占有物而被隐喻的，在《草原记》中女性身体也被挪为他用，作为“文化奇观”来展示并征服了“他者”。
潜文本赞扬草原空间的粗犷、强壮、力量、仁厚，否定以张向阳为代表的城市文明——白软、无力、冷血、没有信仰，与自然的关系是生硬的。草原文化是否一定要和“自然”相联系，城市文化是否一定是反“自然”的？这种本质划分还值得探讨，将城市文化视为“文明、理性、斯文、冷酷”，把“野性、粗狂、自然、温情”烙上本族文化的烙印，这种“贴标签”的态度实际上和赛义德认为的“本质主义”[5]是不谋而合的，充其量只是一种重复定位，将自我进行“他者化”的叙述，为区别而区别。
如果仅仅是基于自己的立场，本质化“他者”，并无助于草原文化的回归和重振，因为强调差异化写作，如果只是压制的反面，根本没有超越二元对立的模式，仍旧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民族话语。
“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了记忆，包括希望。原来的盟改成了市，旗镇建成了城市，草原成了沙漠，沙漠上建起了味精厂，散发着呛鼻的臭味。广东有的，草原都有了；草原原来有的，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当年的花香、奶香、牛粪飘香和清甜的空气，已荡然无存。我小说里的故事，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这就看清了小说、从前的记忆和现实的面目。我的草原记忆，只能存留在我的小说里了，像遗址。”[6]
对于千夫长来说，草原的衰亡是他心中一个隐痛，正是这种对往昔的追忆、失去家园的游牧心态，促使他创作了一系列有关草原的题材，如长篇小说《红马》《长调》等。《草原记》中，美丽草原变成了煤城，人们不再骑马，都改骑摩托车，对牧场的遗忘，也暗示着对自身文化的遗忘。隐含作者心中显然明白这种乌托邦叙事的虚幻性，因此叙事的感伤基调简直快要消解掉对张向阳“文化催眠”带来的胜利感。
对于草原空间来说，越符合城市文化“想象他者”的形象，越有商业价值，可是这同时又削弱了少数民族地区自我认同的力量，无形中迎合了城市的商业文明，一味强化奇观式的少数民族特征作为写作的重点，得失是很难去界定的。
文学不断重塑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与身份认同，如果一味只强调文化的差异，而看不到文化间的融合与发展，肯定无益于获得普遍的、真正的平等，而将文化的差异当成了区分彼此的工具，单纯强调“反同化”，本身就是在重复城市文化的暴力性。因此，争取自我建构的空间仍是一条漫长的路，需要理性的思考和长时间的努力，千夫长们仍需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千夫长.草原记[J].作家，2010，（11）.
[2]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Abdul R.JanMohamed，David Lloyd.The Nature and Context of Minority Discours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4]Frantz Fanon.Black Skin，White Masks.London：Pluto Press，2008.
[5]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千夫长.草原记忆与我的小说[Z].2008-8-29.
关键词：《草原记》 潜文本 道德寓意 阉割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6-0179-02
《草原记》是千夫长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讲述了天津知青张向阳到蒙古某地区下乡接受“再教育”，并与蒙古牧民宝力德一家发生的故事。文本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与宝力德、张向阳、吉雅的叙述视角不断穿插，其中，二元对立的模式运用得非常普遍：汉族知青张向阳/蒙古族牧民宝力德、草原/城市、强壮/瘦弱、男人（宝力德、张向阳）/女人（吉雅、女知青娟子）、文明/自然、白净/粗黑、冷酷/温情……其中：草原/城市这组对立最为显著，从表面看，草原似乎处于与主体相对的一方，处处呈劣势：
草原生活环境恶劣而艰苦。由于放牧工作繁重，环境艰苦，还有几千只羊牛需要照顾，宝力德不得不生下的一个孩子就送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当“留守儿童”，十年间送回了七个，而自己和妻子已经十几年没和父母孩子一起过年了。
草原上的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基本不识汉字。“我的看不懂，汉字的不认识。”[1]大多书人只能讲一点不规范的汉语，按城市的标准来分，显然还是“文盲”身份。
个人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也比较落后。“宝力德不刷牙，但有他的讲究方法，在见人的时候，总是用两只袖子在鼻子上左右各擦一下，然后把两只手在前衣襟上蹭一下，显得很礼貌。”[1]
牧民资源严重匮乏，饮食结构单一，几乎只能食用与放牧有关的食物：羊肉、牛肉、羊奶、牛奶，以至于张向阳初到草原极不适应，一吃羊肉、牛肉，闻到味道就恶心。
若仅从表面看，草原似乎是落后、贫穷、原始未开化的代名词，但是，若深入考察文本的叙事结构，我们会发现“潜文本”呈现出相反的走向。
一、草原空间的道德寓意
文本中，张向阳是个知识青年，在寶力德眼中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尽管他还不能像宝力德那样，在半睡半醒中舞动身子，把钐草当成一种休息和享受，但他很快找到了“刀感”，看似文弱，却在一天之内学会了钐草的规律。
“他很快学会了钐草，看他像羊一样吃草，宝力德有点喜欢这个知青了。觉得张向阳是一个很灵敏的男人，干活很有窍门，钐刀当天就会使了，还琢磨出了抡钐刀的时候，怎样使巧劲儿，找刀感。”[1]
张向阳在宝力德的影响下学会了放牧，和草原环境越来越融洽，与家里的动物包括家里的狗都相处得越来越好。他知道宝力德和妻子十来年没回家过年，自告奋勇为他们守牧场，宝力德与妻子回来，满意地发现牧场被照顾得很好：
“两口子在马车上眼神会意一下，好像是说这孩子还活得挺好。再往羊圈、牛圈、马圈里看看，牲畜都很老实，说明喂得好，都没渴着饿着。”[1]
张向阳主动替宝力德照顾牧场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叙事此时悄悄发生了变化，宝力德回家发现，张向阳杀了家里的老狗“老迷糊”，还吃了狗肉。
“张向阳说，该吃就吃，狗肉也香。再说，人是人，狗是狗。再老的狗也是狗呀。狗和羊有啥区别呢？不都是动物吗？过年了，来客人了，我们不能没有肉吃呵。”[1]
在草原人民心中，狗的地位和家人是一样的，尤其鞠躬尽瘁了一辈子的老狗，更要照顾到它终老以示感谢，这和张向阳为代表的城里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叙述直接通过宝力德之口表达了反感：
“你们的这些外来人不懂事呀，有很坏的分别心，人和狗有什么区别呢？都是一样的，一条老狗就是一个老人呵。我的和狗是没有分别心的，狗跑不动了，就当老人来养，一直到自己老死，就像老人一样把它葬了。”[1]
即使是“小脸细白柔弱”的女知青在这件事上也没有体现出女性柔软善良的一面，辩解道：“我和向阳不吃羊肉，太膻，你们草地人又不养猪。”
城里人就像水中的鱼一样“滑”“肉少，还刺人”。叙事显示：张向阳离宝力德越近，他变得越好。一旦离开宝力德，和知青朋友（城市空间）接触，他又变回那个冷血功利的城市人。
小说对宝力德的描写几乎都是正面的。他单纯、善良、强壮，甚至在冒出杀人念头的时刻，也显得极其单纯和憨厚，而不会游泳的宝力德，在善良天性的驱使下想救“仇人”（睡了自己老婆的）张向阳，原想“借刀杀人”反而成了救人，最后被拖入漫沼淹死。
“张向阳进了漫沼，双脚踩进清凉的水里，发出了清脆的拍打水面溅起水花的声音。这声音突然惊醒了宝力德，他不由自主地甩出套马杆，就把张向阳在水中给拦腰套上了。他想把张向阳拽出来，张向阳却带着套马杆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宝力德也被拖进了水里。他大声喊，小张，你的快回来，会被淹死的。”[1]
在最后一刻，宝力德善良的天性驱使他做出了救人的动作，他用死完成了人性的回归，展现了宽厚、生命至上的品质，在生命面前，宝力德完成自我的救赎，同时用“死亡”净化了城市空间（张向阳）对草原空间（吉雅）的污染。
而与此同时，张向阳正准备伪造自己溺水失踪的事故，以便从漫沼悄悄游回天津老家。张向阳的狡猾、自私与宝力德的仁厚、善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明显，宝力德是隐含作者心中的“理想化”人物。两相对比，我们发现：善良、厚道、仁义一直与“草原”这个空间有关。
反过来，隐含作者对张向阳的叙事一直是跳跃不定的。从一个孱弱没用的城市人（瘦弱、喝不了酒、奇怪的刷牙仪式、居然不吃羊肉）→杀狗（冷血自私）→与吉雅偷情（恩将仇报）→被草原同化（变得和草原男子一样粗黑、喝酒、吃肉）→跳漫沼（假死悄悄逃回家）→回草原（患癌症）→死亡（葬在宝力德的坟边）。
这条线与张向阳受宝力德影响的过程直接相关，可以说张向阳人性的转变就在与宝力德所在的“草原空间”的亲密接触上，离草原越近，他越像个“人”，反之只能走向毁灭。故事最后，在近三十年混乱放纵的“城里生活”后，曾经瘦弱白净的张向阳完全变了样： “张向阳一副松松垮垮的样子，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曾经肥胖过。脖子脸黑红，像烤糊了的羊。他那松弛的脸上，眼袋肥大、乌黑，是常年纵烟、纵酒、纵肉、纵欲的后遗症。他开着一辆墨绿色的宽大吉普，悠闲地晃荡在草地上。吉普的车窗、天窗都打开着。他右手老练地握着方向盘，左手，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夹起了一根烟。一副宽大的墨镜架在额头上。他左瞅瞅，右看看，像是一个迷路的人。”[1]
得了癌症的张向阳终于明白自己的归宿是草原，文本用“癌症”意象喻示放纵“恶”的欲望就是走向毁灭。草原空间/城市空间背后形成了善/恶、生命/死亡的指向，显然这个故事具有道德寓意，只不过它的道德说教是隐性的，通过展示人物内心的“善”“恶”冲突来展现道德主题。
故事最后，隐含作者安排张向阳死后埋在草原上，与宝力德的坟为邻，暗示了一种原谅和接纳，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两个空间的和谐交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继续挖掘叙事的整体风格与两个空间的出场策略。
二、女性化叙事策略与“城市空间”的解构
张向阳睡了宝力德的老婆，面对背叛，宝力德并没有过多道德上的拷问，他只是觉得不服气，认为老婆不该看上这样不像“男人”的小子：
“你咋和那样的男人去干？你看他那个小样，瘦得像公羊的一样。
吉雅说，他皮肤多白呀，像羊油一样细腻。
宝力德生气地说，我的皮肤不好吗？宝力德说完，摸摸粗黑的肚皮，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1]
这是宝力德第一次从“南方人”的视角观察自己，以往引以为豪的优点都变成了让他尴尬的缺陷，如果仅从表面看，似乎是张向阳赢了，他漂亮、干净、温柔，赢得了吉雅的喜爱，宣告了宝力德的失败，但随着文本的叙述，我们发现这种表面的对立慢慢发生了翻转。
以草原崇尚“力量”“阳刚”的审美视角来说，张向阳太“女生”气了，叙事不止一次用“女性化”方式形容他：“来的这个白净瘦弱的张向阳，连马背都上不去。蹿三蹿，才被托着屁股推到鞍子上去。”[1]“白净”“瘦弱”，这原本是形容女性的，而且他还被人“托着屁股”推上馬背，很明显也被当成女性来对待。
“根据父权制社会的传统两性观，男人心胸开阔，女人心胸狭窄；男人英勇无畏，女人懦弱胆怯；男人积极主动，女人消极被动；男人冷静沉着，女人容易激动；男人钢筋铁骨，女人柔和脆弱。”[2]
文本中出现了多处“性别倒置”“这个天津来的汉族小伙子，酒量太糠啦，端起酒杯来，就像端着一杯耗子药，哆哆嗦嗦地不敢往嘴里倒。”[1]张向阳不但外形像女人，性格也偏“女性”化，“哆哆嗦嗦”与“雄性”“阳刚”等惯常的男性形容词是相对的。
张向阳和宝力德出去放马，遇到大雾回不去了，宝力德嘱咐他看好火圈，自己离开了，“下雾”原本是平常的草原气候，在千夫长笔下“女人”般的张向阳眼里却异常恐怖，他被吓得魂飞魄散，这在传统框架中，只有女人才会这么胆小脆弱。
“过了一会儿，一道墙被冲开了，惊魂未定的张向阳又吓了一跳。
是宝力德骑马回来了。他说，下雾了，好大的雾呵。他把马上驮的两大
捆干硬的柴草扔到了火堆上。
张向阳说，是下雾呵，把我吓得够呛。他镇静下来了，心情也好了，宝力德大哥，你去弄柴火去了？这不到处都是吗？”[1]
张向阳此时充当的更像“妻子”的角色，他如此被动无能，满怀依赖地等待宝力德，与草原男性的勇敢、沉着形成鲜明的对照。宝力德死后的三十年，他再也没有回到草原，这说明即使他和吉雅发生了关系，内心真正在意的人却只有宝力德；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向吉雅提出了希望和宝力德葬在一起的遗愿：
“张向阳绕着宝力德的坟走了一圈儿，说大哥的坟埋在了一个好地方，我就睡在他的右边，给我埋一个小坟就行了。我自己先挖好坑，你到时候给我填上土，把我埋上就行了。”[1]
死后能睡在宝力德的身边，张向阳描述起这一幕平静得像回家一样，“死亡”变得不再可怕，显然宝力德成了他的精神信仰。宝力德虽然死了，但依旧在文本中发挥着力量，他被描述为具有男子汉气概、被人爱慕的英雄，而张向阳在象征层面成了被“阉割”的男人（即女人），文中形成一种“男人（草原）/女人（城市）”的对照关系，用以突出张向阳的“女性化”特质。
文本通过将张向阳在象征层面塑造为一个“女人”而成功获得了反讽的意味，张向阳的冷漠（杀狗）、自私（逃跑）、忘恩负义（偷情）只会进一步引来读者的反感，这个叙事策略对他所代表的“城市空间”的解构则更加微妙、彻底，可谓“釜底抽薪”。
哈特·桑克曾说过：“对于‘他者’的否定的另一面，其实来自于对自己中心身份的确认，贬低他者的哲学和历史创造，正是处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超验的、理性的、主体创造的必要前提”[3]。在小说中出现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隐含作者”自我的认同，也是草原呼唤主体回归的一个策略。
三、从身份认同到奇观化叙事
文中，张向阳刚到草原几乎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习惯。不喝酒、不喝奶、闻不惯羊膻味道。
吉雅嫂子说：我们闻不到膻骚味儿，就是香味儿。闻着身上哪儿都舒服。
张向阳：我闻着不舒服，脑仁疼，头晕，胃里恶心，总要吐。
宝力德说，那你的这个人从小就毛病的有，不是羊的事情。[1]
“从小就毛病的有，不是羊的事”这个毛病暗指张向阳长大的环境，他不适应草原，并不是羊肉腥，而是他还不懂得欣赏草原的魅力。渐渐的，张向阳发生了变化，他感受到了割草的乐趣、草根的甜味、艾草的香味。被草原的女人用热辣的身体温存过后，他一下子爱上了羊肉的味道和大碗喝酒的畅快，草原人的淳朴、善良让他一生牵挂，直到生命尽头还梦想着回到草原。作为城市文化知识分子的他，不但没有“知识下乡”，反而被草原文化吸引，草原民族的大气、勇敢、淳朴、贴近自然，反衬了作为城市文化的僵硬、刻板、自私、诡诈与冷血，这是隐含作者从心灵深处流出的渴望捍卫自身文化的温情脉脉的梦想。 小说中，粗狂强壮的草原男人，野性丰满的草原女人，独特的道德伦理观念，独特的生活习惯，对待生死的超然态度……与城市文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质，文本中的前半段，被抓了奸的吉雅拿张向阳与宝力德做了详细的对比，败下阵来的宝力德颓丧不已，只怪自己没张向阳会讨老婆喜欢。乍一看，好像显示了草原文化粗糙的皮肤之下根本无法和“奶油”一样诱人的城市文化相比，可在文章的最后，又通过张向阳的堕落、患病，完成了对城市文化的鞭笞。
被“草原化”的张向阳回到文明世界，明显已经不适应城市文化的一切，作为一个“边缘人”，他在城市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像一个迷路的人”。由此，他的死承载了一个重大的命题：城市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具有承载草原的张力？文本给出癌症的意象，是对城市文化的否定。
“张向阳说，得病了以后，就脑子里天天响着马的嘶鸣声，就是自己骑惯了的那匹枣红马，想起枣红马就想起了牛粪炊烟的味道。想起牛粪炊烟的味道，就想起了大哥和嫂子，就想赶快回到草原来。天天心里害怕，不要死在天津的肿瘤医院里给烧成一把黑灰。”[1]去“城市化”的张向阳要回到草原度过最后的人生，是某种意义上的寻根之旅，通过他的死亡完成对草原精神空间的认同。
文中最后，将两个坟墓比喻为“草原胸膛上的鼓胀的孕育生命的乳房”[1]暗示了一种接纳与和解，尽管这是张向阳的死亡之旅，文本洋溢的却是欢欣美好的情绪：“两个人回来，一身露水，湿漉漉的，却精神饱满，精力充沛。”[1]两人精神上的满足与欣快，让人完全预料不到这是张向阳死前的状态，“草原文化”强大的精神力量被运用到了极致。
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草原文化”大获全胜，那免太低估文本的复杂性。《草原记》中，宝力德操着不熟练的汉语和张向阳、知青以及牧场营地的场长进行交流，语法错误的地方比比皆是。宝力德看不懂汉字，意味着他对城市文化的疏离，但在语言和文化上，城市文化却逐渐侵占了草原空间。在张向阳睡了自己老婆后，他想过报仇：“我的能让这个人死吗？我的是谁？是长生天吗？我的不是。” [1]这个叙述视角是宝力德的内视角，错误的语法结构显示，这段话是用汉语表述的，思考时都不由自主用上了汉语，暗示宝力德与自身文化之间也出现了裂痕。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者法侬说过：“失去了民族的语言就意味着失去了语言背后的那个世界。”[4]看不懂汉语意味着无法进入城市文化的象征秩序中，而草原的衰落让当地人逐渐遗失了自己的语言，被迫用城市文化承认的方式来表达自我，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已经被彻底地抛弃了。
在文中，美丽的蒙古小镇变成了肮脏的煤城，“就像文物贩子做旧的瓷器，看着碍眼”[1]，显示了城市商业文明巨大的破坏作用，作者痛心被所谓现代文明毀掉的故乡，“我们已经生根在城市里，草原变成了我们的远方，可能是永远的远方。”[1]
以宝力德为代表的“草原空间”要努力适应“城市文化”的一切，甚至放弃自己的语言和生活栖息的家园，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草原，来到城市里开始新的生活，草原逐渐变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以一种“失声”的状态逐渐消逝。在强大的城市文化面前，确立自我的主体性始终是艰难的，用一个城市人被改造为“草原汉子”的故事来重塑草原“乌托邦”无疑是一个让人心碎的幻影。
而女性作为他者的“他者”，被隐含作者当成了推动叙事的重要工具。女性用“身体”完成了对张向阳精神的启蒙，“女性身体”实际上成了“草原”的隐喻。
和汉族女性身体截然不同的吉雅，对张向阳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感官刺激和精神的洗礼。吉雅裸露的身体丰满而具有诱惑力，手粗黑，身体却白嫩得不可思议，充满了奇异的美感：“像一匹长了四个紫黑蹄子的马，黑白分界的地方，刀刻一样，清楚明白。” [1]“刀刻”这一意象显示了“草原文化”外观和内涵的差异性，粗看（手、脸）是粗糙的、紫黑、不美的，细细探究深层“不可见”的部分（衣服包裹之下的身体）竟然又白又嫩，散发出野性的“骚酸”味，充满了原始的性吸引力。张向阳从闻到羊肉味就恶心，到爱上她嘴里的羊膻味，从内在到外在，变得越来越像草原的男人，可以说，他完成对草原文化认同的仪式就在与吉雅性爱关系中。
作者用女性的身体完成了一次对城市文化的反击，这种男性叙事策略很常见，女人的“身体”经常被作家当成对“他者”启蒙、反抗、抗议的武器，成为民族叙事的一个工具。遭到外族侵略时，媒体宣传总是用被强暴的女性“身体”激起国家民族主义精神的崛起，因为他们相信女性身体作为国家的占有物而被隐喻的，在《草原记》中女性身体也被挪为他用，作为“文化奇观”来展示并征服了“他者”。
潜文本赞扬草原空间的粗犷、强壮、力量、仁厚，否定以张向阳为代表的城市文明——白软、无力、冷血、没有信仰，与自然的关系是生硬的。草原文化是否一定要和“自然”相联系，城市文化是否一定是反“自然”的？这种本质划分还值得探讨，将城市文化视为“文明、理性、斯文、冷酷”，把“野性、粗狂、自然、温情”烙上本族文化的烙印，这种“贴标签”的态度实际上和赛义德认为的“本质主义”[5]是不谋而合的，充其量只是一种重复定位，将自我进行“他者化”的叙述，为区别而区别。
如果仅仅是基于自己的立场，本质化“他者”，并无助于草原文化的回归和重振，因为强调差异化写作，如果只是压制的反面，根本没有超越二元对立的模式，仍旧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民族话语。
“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了记忆，包括希望。原来的盟改成了市，旗镇建成了城市，草原成了沙漠，沙漠上建起了味精厂，散发着呛鼻的臭味。广东有的，草原都有了；草原原来有的，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当年的花香、奶香、牛粪飘香和清甜的空气，已荡然无存。我小说里的故事，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这就看清了小说、从前的记忆和现实的面目。我的草原记忆，只能存留在我的小说里了，像遗址。”[6]
对于千夫长来说，草原的衰亡是他心中一个隐痛，正是这种对往昔的追忆、失去家园的游牧心态，促使他创作了一系列有关草原的题材，如长篇小说《红马》《长调》等。《草原记》中，美丽草原变成了煤城，人们不再骑马，都改骑摩托车，对牧场的遗忘，也暗示着对自身文化的遗忘。隐含作者心中显然明白这种乌托邦叙事的虚幻性，因此叙事的感伤基调简直快要消解掉对张向阳“文化催眠”带来的胜利感。
对于草原空间来说，越符合城市文化“想象他者”的形象，越有商业价值，可是这同时又削弱了少数民族地区自我认同的力量，无形中迎合了城市的商业文明，一味强化奇观式的少数民族特征作为写作的重点，得失是很难去界定的。
文学不断重塑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与身份认同，如果一味只强调文化的差异，而看不到文化间的融合与发展，肯定无益于获得普遍的、真正的平等，而将文化的差异当成了区分彼此的工具，单纯强调“反同化”，本身就是在重复城市文化的暴力性。因此，争取自我建构的空间仍是一条漫长的路，需要理性的思考和长时间的努力，千夫长们仍需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千夫长.草原记[J].作家，2010，（11）.
[2]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Abdul R.JanMohamed，David Lloyd.The Nature and Context of Minority Discours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4]Frantz Fanon.Black Skin，White Masks.London：Pluto Press，2008.
[5]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千夫长.草原记忆与我的小说[Z].2008-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