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迁新居，寝室和客厅的面积是大了，但我的书房却“缩水”了。原来容得下六个书橱的书房，现在只得摆放三个，这意味着有一半的书籍将忍痛割爱，被“清门出户”。
　　面对累累的书堆，我陡然焦虑、犹豫，不知取谁留谁。但清除一部分是毫无疑义的，恰如近来在网上看到一个很火的词：“断舍离”，舍弃那些并不需要的书籍，正是为了使那些亟需的书籍得以保存，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是印证了佛家所言：“有舍才有得。”
　　检视我的藏书，大体有这么几类：一是工具书，如各类字典、辞典、书目录；二是中外名著；三是大量的杂文选集和杂文家个人文集；四是现代文学史和现代作家文集；五是文史哲杂书；六是名家所赠送的签名本，如冯英子、何满子、陈学昭、拾风、钱君匋、秦牧、赵清阁、罗洪、陈伯吹、柯灵等，这些都是当年我采访他们时所赠。
　　经过重新整理后，那三个书橱作了较为明确的“分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史记》《鲁迅全集》及一些工具书放一橱；名家签名本和现代文学史及现代作家文集、杂文书籍放一橱；另一橱全然是文史哲杂书。这样的“分工”井然有序，便于我检索。“简单”带来的是“明了”，现如今我查找急需的书，反而比以往方便快捷了。但内心还是常有隐痛，因为被清理的那一半书，毕竟也伴随着我度过了几十个春秋，有些还是我学生时代的启蒙书哩！
　　记得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还在读高小时就喜欢读书，我买的第一本书就是《雷锋日记》。“文革”中书店荒芜，除了一些政治书籍，几无文艺名著，我购买的第一批书便是《九评》《列宁选集》之类。改革开放后，出版界繁荣，我购书也繁忙，有时竟将一个月的工资全花在了买书上。书中的知识清楚地照见自己的浅薄，一个劲就想多读些书，不断充实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读了几本书懂了一些知识，发表了几篇文章，确实有些飘飘然，随着阅历的增长、经历的磨砺，尤其是1980年入读华师大夜大学，才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结构残缺不全。三四十岁，是我买书、读书的高峰期，同步的是创作也进入了巔峰期，进而忝列上海市作协，俨然成为一名作家。
　　曾记得，逛一回书店，惊一回心。哇塞！又有一些新书上架了。可上回上上回买的书还没看完，有的甚至尚未翻动过呢。就这样，书的存量越来越多，看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这回卖掉的书，相当一部分是新的“旧书”，从未目染。当年思忖，“有的是时间，以后再看吧”，其实，这是自欺欺人呵！
　　卖掉的还有大量过时的书籍。所谓“过时”，指的是观念陈旧、思维老化、不合时宜的书，主要是那些现代文学研究著作。我一度热衷于现代文学研读，还写过不少论文，出版过《林语堂散文赏析》一书。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见到此类书就买下，觉得“自有自方便”，光《中国现代文学史》我就收藏了不下10种。现在读来，一是雷同化，二是明显落伍，再说我已“移情”于杂文创作，对这类书少有顾及，留些代表作，其余一概清除之，足有满满的一橱。
　　“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这副对联是曾国藩送与其九弟曾国荃的。倘将“百战”改为“退休”，极合我况。我将以余生尽多尽快地读留存下来的那些书。
　　最后，我要慎重地说一句：三橱书卖掉获利：108.88元。我惊诧且忧伤，为那些书的身价“低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