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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是江青，但不是那个江青。”今年67岁的舞蹈家江青经常需要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字。和毛泽东夫人江青重名，给她的人生带来种种烦恼，而她的确也和“那个江青”从事过同样的职业：电影演员。我们面前的“这个”江青在红色教育里长大，经历了由电影明星到现代舞先驱的跌宕人生，但她的声名长久以来不得不被“另一个江青”所覆盖，直到最近她的自传《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出版，这段因重名而不一样的人生经历，才首度在内地公开。
“江青同志”与“江青小姐”
她原本叫“江独青”，1946年在北京的腊月里出生。那个“独”字后来被拿掉，是一家人“追求进步”的结果。
江青上小学时，正值“思想教育”层出不穷的1950年代，老师反复在班会上教导，要斩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毒草，这时她的名字便显出“不先进”来——“独”字，背后是独自、独霸、独断，没有一个是社会主义美德。江青的母亲虽不是党员，却是积极的民革成员，为了表明“自我改造”的决心，将她改名为“江青”。派出所专门派人来了解改名的原委，听了解释后大加赞许：“‘思想改造’工作做得彻底。”
“江独青”就这样变成了“江青”，有意味的是，当时，就连派出所的干部，也没意识到这与某位大人物重名。1962年江青到香港探亲，阴错阳差留了下来，因被李翰祥发掘而开始电影生涯。1963年她要去台湾拍戏，持香港身份证申请台湾签证，被问到：“为什么偏偏要用江青做艺名？”这时她才知道，还有一位大人物也叫江青：“在北京做學生时只知道她本姓李，当年从影的艺名是‘蓝苹’。”
这一年，17岁的江青用本名演电影，首部作品《七仙女》在台湾打破了票房纪录。此时，那位改名“江青”的前演员李云鹤则正在北京举办“戏曲工作座谈会”，开始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
那几年港台和东南亚盛行“黄梅调电影”，把传统戏曲搬上大银幕，让俊男美女演出，专业黄梅调演员配唱，演员江青也在这股潮流中主演了《 状元及第》和《玉堂春》；内地则在夫人江青指导下舍弃了传统戏，大排“创造英雄人物形象”的现代京剧，最终只留给全国观众八套样板戏。
演员江青在台湾越来越红。1966年，她主演了当时最大制作的国语电影《西施》，盛名之下忽然选择与当时默默无闻的学生歌手刘家昌闪电结婚，震惊港台。1967年，江青以电影《几度夕阳红》赢得第五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这两年间，内地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江青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正逐步走向权力的巅峰。
政治和电影话题里都频频出现“江青”，但当时台湾的报禁还未开放，“江青”是“敏感词”，小心翼翼的台湾报纸每次在影剧版提到“江青”时，会用特号字把这两个字特意区分出来。报纸里也会说“这岸江青”、“对岸江青”，后来又用称谓来区分，一个江青是“江青同志”，电影演员江青则是“江青小姐”。
有时甚至连江青自己都会产生身份的错位。1967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揭晓当天，江青在朋友家做客，新闻播报中提及“江青”二字——由于那段时间有关“对岸江青”的新闻特别多，“这岸江青”便没有留意听，直到朋友家的门铃响了，开门后涌入一群前来祝贺的人，她才意识到刚刚那条新闻说的是：江青拿到了金马奖。
“毅然改名”
1970年，电影明星江青婚姻失败，结束影坛生涯投入舞蹈事业，不再是媒体追逐的热点。文革结束后，阔别家乡已久的她第一时间申请回内地探亲，却始终没有回音，她私下打听才知道：又是名字惹的祸。
此时江青正与瑞典学者比雷尔·彭贝克交往，彭贝克受邀去中国内地讲学，江青立刻和他领了结婚证书，在名字后加上夫姓，以“青·彭贝克”的身份，顺利入境。江青已在国际舞坛闯出名堂，她回国，国内的舞蹈杂志报道了一则小消息：“美籍华裔舞蹈家彭贝克夫人访华”。没有人敢提她的本名。
回国了，江青才知道自己在“文革”期间早已被定为罪人。由于她1962年赴港探亲没有按时归校（当时她是北京舞蹈学校的学生），滞留香港，被定性为“叛国投敌”，而这样一个人竟敢和“江青”同名，更是罪上加罪。她的三姨因为“帮外甥女改名”，不断遭到拷打辱骂：“胆大包天，没有自知之明，你外甥女是国家叛徒，有哪一点配用江青这个名字？你居心何在？”批斗者甚至将一痰盂的秽物直接扣在三姨头上。
在母校，江青则是最“臭名昭著”的学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把她的明星照片在学校里张贴，学生们都知道这个江青“叛逃”去了香港，又去了“反动大本营”台湾，学校里但凡有政治运动，第一个要批斗的就是她。“虽然我人早就离校，但仍‘阴魂不散’，比我低十几届的学生都知道我的臭名。”校长陈锦清在“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罪状之一就是她培养出了“叛徒”江青。
“江青”二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变成了中国人避之不及的政治讳语和心理创伤。舞蹈家江青刚回国时总有人跟她说：“你的名字我叫不出口。”“一想到她心里就别扭。”
1977年秋，“江青舞蹈团”到巴黎参加“第十五届国际艺术节”，中国大使馆官员也去观看。他们议论：“早就看到海报上印着‘CHIANG CHING DANCE COMPANY’，原以为是有剧团存心针对中国政府审判江青这件事演讽刺剧。法国推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大有人在，判江青死刑，还有人到使馆示威抗议。”
驻巴黎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都是第一次看现代舞，不明所以。其中一位如此解读江青的舞蹈《深》：“四个花脸的舞者代表着万恶的‘四人帮’，穿白衣的女主角代表中国人民，口袋状的层层黑色幕布象征了‘文化大革命’。四个花脸在台上滚下去，是‘四人帮’被打倒，白衣女主角拿下面具，代表中国人民重见光明过上了新生活。”江青目瞪口呆。
1979年下半年，中国舞蹈家协会和北京舞蹈学院邀请江青次年回国演出，但为通过审查，她必须改个名字，最终，陈锦清做主给她“戴了一顶草帽”，变成了“江菁”。
那次演出后，她看到1980年5月的一篇国内报道中这样写道：“江菁原名江青，恰与‘四人帮’江青一笔不差，故她毅然改名江菁。”“毅然改名”四字，令江青啼笑皆非。
（摘自《看天下》）
“江青同志”与“江青小姐”
她原本叫“江独青”，1946年在北京的腊月里出生。那个“独”字后来被拿掉，是一家人“追求进步”的结果。
江青上小学时，正值“思想教育”层出不穷的1950年代，老师反复在班会上教导，要斩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毒草，这时她的名字便显出“不先进”来——“独”字，背后是独自、独霸、独断，没有一个是社会主义美德。江青的母亲虽不是党员，却是积极的民革成员，为了表明“自我改造”的决心，将她改名为“江青”。派出所专门派人来了解改名的原委，听了解释后大加赞许：“‘思想改造’工作做得彻底。”
“江独青”就这样变成了“江青”，有意味的是，当时，就连派出所的干部，也没意识到这与某位大人物重名。1962年江青到香港探亲，阴错阳差留了下来，因被李翰祥发掘而开始电影生涯。1963年她要去台湾拍戏，持香港身份证申请台湾签证，被问到：“为什么偏偏要用江青做艺名？”这时她才知道，还有一位大人物也叫江青：“在北京做學生时只知道她本姓李，当年从影的艺名是‘蓝苹’。”
这一年，17岁的江青用本名演电影，首部作品《七仙女》在台湾打破了票房纪录。此时，那位改名“江青”的前演员李云鹤则正在北京举办“戏曲工作座谈会”，开始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
那几年港台和东南亚盛行“黄梅调电影”，把传统戏曲搬上大银幕，让俊男美女演出，专业黄梅调演员配唱，演员江青也在这股潮流中主演了《 状元及第》和《玉堂春》；内地则在夫人江青指导下舍弃了传统戏，大排“创造英雄人物形象”的现代京剧，最终只留给全国观众八套样板戏。
演员江青在台湾越来越红。1966年，她主演了当时最大制作的国语电影《西施》，盛名之下忽然选择与当时默默无闻的学生歌手刘家昌闪电结婚，震惊港台。1967年，江青以电影《几度夕阳红》赢得第五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这两年间，内地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江青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正逐步走向权力的巅峰。
政治和电影话题里都频频出现“江青”，但当时台湾的报禁还未开放，“江青”是“敏感词”，小心翼翼的台湾报纸每次在影剧版提到“江青”时，会用特号字把这两个字特意区分出来。报纸里也会说“这岸江青”、“对岸江青”，后来又用称谓来区分，一个江青是“江青同志”，电影演员江青则是“江青小姐”。
有时甚至连江青自己都会产生身份的错位。1967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揭晓当天，江青在朋友家做客，新闻播报中提及“江青”二字——由于那段时间有关“对岸江青”的新闻特别多，“这岸江青”便没有留意听，直到朋友家的门铃响了，开门后涌入一群前来祝贺的人，她才意识到刚刚那条新闻说的是：江青拿到了金马奖。
“毅然改名”
1970年，电影明星江青婚姻失败，结束影坛生涯投入舞蹈事业，不再是媒体追逐的热点。文革结束后，阔别家乡已久的她第一时间申请回内地探亲，却始终没有回音，她私下打听才知道：又是名字惹的祸。
此时江青正与瑞典学者比雷尔·彭贝克交往，彭贝克受邀去中国内地讲学，江青立刻和他领了结婚证书，在名字后加上夫姓，以“青·彭贝克”的身份，顺利入境。江青已在国际舞坛闯出名堂，她回国，国内的舞蹈杂志报道了一则小消息：“美籍华裔舞蹈家彭贝克夫人访华”。没有人敢提她的本名。
回国了，江青才知道自己在“文革”期间早已被定为罪人。由于她1962年赴港探亲没有按时归校（当时她是北京舞蹈学校的学生），滞留香港，被定性为“叛国投敌”，而这样一个人竟敢和“江青”同名，更是罪上加罪。她的三姨因为“帮外甥女改名”，不断遭到拷打辱骂：“胆大包天，没有自知之明，你外甥女是国家叛徒，有哪一点配用江青这个名字？你居心何在？”批斗者甚至将一痰盂的秽物直接扣在三姨头上。
在母校，江青则是最“臭名昭著”的学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把她的明星照片在学校里张贴，学生们都知道这个江青“叛逃”去了香港，又去了“反动大本营”台湾，学校里但凡有政治运动，第一个要批斗的就是她。“虽然我人早就离校，但仍‘阴魂不散’，比我低十几届的学生都知道我的臭名。”校长陈锦清在“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罪状之一就是她培养出了“叛徒”江青。
“江青”二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变成了中国人避之不及的政治讳语和心理创伤。舞蹈家江青刚回国时总有人跟她说：“你的名字我叫不出口。”“一想到她心里就别扭。”
1977年秋，“江青舞蹈团”到巴黎参加“第十五届国际艺术节”，中国大使馆官员也去观看。他们议论：“早就看到海报上印着‘CHIANG CHING DANCE COMPANY’，原以为是有剧团存心针对中国政府审判江青这件事演讽刺剧。法国推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大有人在，判江青死刑，还有人到使馆示威抗议。”
驻巴黎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都是第一次看现代舞，不明所以。其中一位如此解读江青的舞蹈《深》：“四个花脸的舞者代表着万恶的‘四人帮’，穿白衣的女主角代表中国人民，口袋状的层层黑色幕布象征了‘文化大革命’。四个花脸在台上滚下去，是‘四人帮’被打倒，白衣女主角拿下面具，代表中国人民重见光明过上了新生活。”江青目瞪口呆。
1979年下半年，中国舞蹈家协会和北京舞蹈学院邀请江青次年回国演出，但为通过审查，她必须改个名字，最终，陈锦清做主给她“戴了一顶草帽”，变成了“江菁”。
那次演出后，她看到1980年5月的一篇国内报道中这样写道：“江菁原名江青，恰与‘四人帮’江青一笔不差，故她毅然改名江菁。”“毅然改名”四字，令江青啼笑皆非。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