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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鲁迅先生的《呐喊》有很浓厚的“寂寞”意识,在这部小说集中《鸭的喜剧》给人的“寂寞”感最强。本文剖析了爱罗先珂的寂寞源泉,同时也分析了鲁迅先生的寂寞之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人”的普遍寂寞感的源泉——“缺少爱和诚”、“人与人的不相干性”。
关键词: 《鸭的喜剧》 寂寞 源泉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用了十次“寂寞”一词,这还不算其他和“寂寞”有同质意蕴的词,如“无聊”、“冷淡”等。在《呐喊》的十四篇小说中,用“寂寞”这个词最突出也是最多的小说要算倒数第二篇的《鸭的喜剧》,在《鸭的喜剧》开始三段便连用了四个“寂寞”。我认为,《鸭的喜剧》虽然在学界研究、赏析得不多,但它要算是“压轴之作”,按一般观点来看,压轴戏一般是倒数第二个出场,这与《鸭的喜剧》在《呐喊》中的排序不谋而合。
《鸭的喜剧》的意识文本(表层结构)是讲爱罗先珂的寂寞,其无意识文本(深层结构)。我认为是指涉鲁迅先生自己的,那么究竟爱罗先珂寂寞什么?鲁迅先生的寂寞之泉的“泉眼”又在何处?我们来一探究竟。
一
爱罗先珂于1922年初,应北京大学之邀,来该校任课,并借住于鲁迅八道湾寓所。那么,刚到北京的爱罗先珂为什么会感叹说:“寂寞啊寂寞,在沙漠上的寂寞啊。”在此,我们必须了解他在此时的理想追求和坎坷遭遇。
(一)1919年7月,爱罗先珂从印度回到日本,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处境与悲惨命运,与在俄国革命影响下正在高涨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在他心理发生了剧烈的对撞,使他早已有之的人类主义发展成阶级主义,并从理想化的立场支持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在东京晓民会上的讲演就成为这种转变的最显著的标志。他当时说:“从希腊罗马以来,人们为解放自己而喝干很苦的灾祸的杯,这样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无产阶级再次为了理想社会的实现要喝干这一最后的灾祸的杯。”[1]
(二)1921年5月,从海参崴上岸的爱罗先珂,为回到阔别7年的故乡,经过了漫长的横穿西伯利亚之旅,然而,在乌苏里江的伊曼,被赫塔的远东共和国拒绝入境。当时的苏俄由于革命后的混乱,与白军的内战,以及列强的干涉战争[2],正处于一种动荡而又濒于被颠覆的时刻,因而极力阻止从外国人入境,以及随之而采取的一些过左的政策(如红色恐怖)。这对于已把布尔什维主义引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并为之而遭受重大迫害的爱罗先珂而言,不啻为当头一棒并油然而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这次未曾料及的遭遇,使他狂热的革命情感倾向急剧降温,他开始对自己所信仰、所遵循的“主义”理想进行冷峻的全局性审视。
(三)当爱罗先珂怀着对革命的复杂情感来到北京时,他是被当作俄国革命的预言者而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因此,他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题为《知识阶级的使命》的演讲时,挤满了前来期望得到某种启示的人。然而,在这次及以后的系列演讲中,他依然回复到人类主义立场,讲知识分子应该怀着无私的精神为大众服务,并对布党进行了诋毁,特别是对他们的“暴力”倾向强烈地反对[3]。这对于同样怀着狂热的革命信仰而言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而言,是深为失望的。因而,接受他本人授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最后仅只两人——这对于爱罗先珂在历经“人类主义—阶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人类主义”这样一条思想探求之路后,他越来越感觉得找不到知音;并且一系列的挫折,也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信仰的人类主义理想的内在幻灭,如同置身于沙漠的空虚、寂寞、悲哀之感。由此爱罗先珂发出“寂寞啊,寂寞啊,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啊!”的感叹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鲁迅先生只是想告诉我们爱罗先珂的寂寞是什么吗?当然没这么简单。鲁迅先生也是有着“大寂寞”的人。正如他在《呐喊·序言》中所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4]那么鲁迅先生的“寂寞之泉”又从何而来呢?
二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说过:“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其实,我认为,这个“荒原”尤似鲁迅笔下的“铁屋”,而铁屋中仅有的几位清醒者感到“寂寞”也是很正常的,曲高和寡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思想上的精英几乎都是寂寞的,这不足为怪。比如尼采。鲁迅在早期就很欣赏这位寂寞的思想者。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热情赞颂了尼采学说,主张中国不应当接受当时在西方流行的以鼓吹“众数”、追求物欲享受为特征的“旧文化”,而應吸收刚刚兴起的以倡导个人的自大和追求超人理想为鹄的的尼采一派的新学说,尼采成为鲁迅当时重视的几个西方人物之一。对尼采的赞扬及对超人之说的共鸣是前期鲁迅的一个显著特色。
尼采说过:“希望在今天就发现有人接受我所宣讲的真理,那将是彻底的矛盾。今天没有人能听从我,没有人知道接受我要提出的东西,这一事实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非常适当的。”[5]这句话正好找了鲁迅这位“铁屋”中的“呐喊”者孤独的“泉眼”之一。
尼采对其代表作《察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作了这样的概括:“我的整个察拉图士特拉,就是一首对于孤独的赞美歌。察拉图士特拉的形象也可视作狂人,他常在市场发表一些令群众不知所云的说教,使他们大笑一通,这时,他对自己说:他们现在开始笑了,他们完全不了解我,我的舌与他们的耳太不对劲了,难道先要撕去他们的耳朵,使他们用眼睛听话吗?”[6]尼采惯于通过孤独的方式来和愚昧的大众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察拉图士特拉就常常高呼:“朋友,逃到你的孤独里去吧,一切伟大事物总是远离了市场和荣誉才能发生,新价值的发明者总是住在离市场和荣誉很远的地方。我的朋友,带着你的热爱与创造力往孤独里去吧,慢慢地,正义会拖着脚跟在你后边。”[7]察拉图士特拉这位看似“疯子”实则是“清醒者”的形象难道和鲁迅先生就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吗?
三
前面从宏观上笼统地分析了鲁迅寂寞的“泉眼”所在。下面从微观上即从鲁迅具体的思想、行为上来找一下鲁迅寂寞的“泉眼”。
(一)
早期鲁迅在热衷于科学救国时,他思想的另一面也在发展。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只要将西方的科学技术输入中国,就能使沉疴中的中国起死回生,因而人们特别注重的是所谓“实学”,像法政、理工、军事、工商等,是留学生选择的热门课程,而对“人”的问题殊少注意。而在1903年鲁迅就提出了“人”的问题,他和许寿裳曾商讨“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中国人性中最缺少什么东西?”这种对人的关注和当时的时代气氛颇不合拍。如果从行动上对鲁迅的孤独作一探赜的话,从他到日本不久的表现,就能看出端倪。1903年4月,东京各报连载沙皇政府占据中国东北拒不撤兵、反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的消息,留学生闻之大哗,他们出于爱国热情,纷纷组织拒俄义勇队,日夜操练,准备开赴疆场。在这场热血沸腾的救国运动中,鲁迅的不少好友加入了义勇队,可鲁迅却未加入。不久,形势果然发生了急剧变化,中俄矛盾一转而为日俄交恶,两国为争夺权益在中国领土上厮打起来。青年鲁迅特别反对对事物未识其所以然,辄归依于众志,甚至不惜以自己为贡献的盲从式的牺牲者,他不参加义勇队,表明他对形势显然有自己的判断。
鲁迅仙台之行,也颇耐人寻味。东京有不少高等学府,聚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为什么鲁迅选定了仙台这样一个没有中国留学生、比较偏远的地方呢?对这一选择的动机鲁迅倒是留下了一些解释。他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在樱花烂漫的时节,绯红的轻云下面少不了成群结队的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志极了。中国留学生的会馆里,一到傍晚,有一间地板便不免咚咚地响个震天,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8]这种充满讥笑嘲讽的笔调,表明鲁迅对某些留学生很是看不惯。从“人”的角度评价现实而感到不满,恐怕是鲁迅远离自己的同胞的原因之一吧。
(二)
早期鲁迅的这些行为,只是孤独的初步表现。要使这种孤独进一步得到发展,思想上就需以尖锐的分歧为基础,内心感受的孤独实为思想的要求和呼唤得不到呼应而在心理上的反射,它是由观点不能引发共鸣导致的。那么,早期鲁迅形成了哪些独异的观点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和俄国在对日本的战争中均遭失败,日本一跃而为东方列强。这两场战争引起了人们思索。日本原先在中国人眼中是弹丸小国,现在清政府对它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于是派大臣出洋考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相继搬出自己的改革计划。有的提出中国应革新武备,振业兴兵;有的立议发展工商,立宪国会。所有这些主张,归纳到一点,就是把19世纪西方文明认作仿效对象,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吸取这种文明。在这个问题上,鲁迅的态度是特别的,他认为上述主张反映出一些人思虑粗疏,考索未用,引文明之语,徒作新态,用惑乱人。他尖锐地指出,这些人“为按其实,多数常为盲子,少数乃为巨奸”。[9]鲁迅把他们的荒谬主张斥之为“恶声”。
鲁迅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但不是简单盲目地将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国来,学习不能停留在“抱枝拾叶”,做表面文章上,而要从根本入手,这就要对西方强盛和中国衰败的真正原因有所洞察。1907年,和早年对人的问题的关注相呼应,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使鲁迅把目光集中到人的问题上来。在他看来,西方强盛,不在于它有坚船利炮,也不在于它的工商诸业能够赚取巨额利润,因为手持钢枪利炮的是人,人是第一性的因素,中国比西方落后,根源在人的问题的解决上。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美之强,根抵在人。”中国衰败,人的落后是根本原因。人民大众几千年来受封建意识钳制,思想愚昧顽固,这种精神状态的国民,即使体魄再强,也只能做砍头示众的材料;武器再精,也是欺压弱小者的奴隶。鲁迅说:“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他后来讲得更明确:“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10]因而中国自强,当务之急不是要革新武备,搞什么立宪国会,而是要对国民加以改造,重铸“国魂”,使每个人“尊个性、张精神”,“人各有己,万事才能立举”。中国的现实需要的是“立人”,人的改造是其它一切变革的基础,是中国能否强盛的根本原因。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鲁迅才毅然弃医从文,转而鼓吹思想启蒙,提倡文学运动。所以,“反清排满”的声浪席卷九州,“民主”“共和”的呼声震撼华夏,鲁迅发出的却是“改造国民性”的逆耳之声。“立人”任务的提出,对鲁迅一生具有重大意义。早期鲁迅,怀着赤诚之心,一腔热忱,倾其全力,去改造国民,但他得到的回报却是《新生》的流产,《域外小说集》的无销路。在《呐喊·序言》中,鲁迅这样写道:“《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就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这足以使人感到“寂寞孤独”了,但“而其后却连着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命运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更让人感到异常的“寂寞”。
更让鲁迅感到寂寞的是新文化阵营的分化。运动伊始,鲁迅与其他的文化先驱者一道高举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旗帜,满腔热情地投入其中。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随着运动的深入,到1920年,同被卷入这场运动的各派人物开始分道扬镳。作为民主主义者的鲁迅,既与资产阶级的右翼代表胡适等人根本不同,又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刘半农、钱玄同等人也意见相左,还与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人在指导思想上有别。“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3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情景”,因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11]这种曲终人散,同志者成陌路人的境况,该是鲁迅“荒原”情结在此时总爆发最大的诱因吧。
四
以上从宏观上(几乎思想精英都有些孤独)、微观上(鲁迅的思想、行为)探幽了鲁迅寂寞之源,那么只有思想精英才有寂寞之感吗?
其实,庸众也会感到寂寞。试概举几例。
“祥林嫂可能是鲁迅小说中最不幸的孤独者”,[12]她失去了孩子,没有人真正关心她;她结过几次婚,人们对她避而远之,她不孤独吗?《孔乙己》中的孔乙己连他是否死了没都无人知晓,他不孤独吗?阿Q只是人们眼中的“小丑”,他不孤独吗?《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每天处在“惊恐”之中,他不孤独吗?
这些人何来寂寞?我认为,最主要的缘由是“中国人缺少诚和爱”(许寿裳语)。我认为“诚和爱”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正是由于缺少这两种因素才会出现人的冷漠,出现“幻灯片”事件,出现“看与被看”的冰冷。
我认为,寂寞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互不相干性”。在此借废名的一首小诗来抒发情怀。
?摇?摇《街头》
?摇?摇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
?摇?摇乃有邮筒寂寞。
?摇?摇邮筒PO
?摇?摇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
?摇?摇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
?摇?摇汽车寂寞,
?摇?摇大街寂寞,
?摇?摇人类寂寞。”
废名借一些不相干的意象“汽车、邮筒、汽车号码、大街、人类”来营造了一个“不相干”的世界,人与人不相干,不交流,不问候,“寂寞”就自然产生了。
鲁迅的寂寞或许来自于“曲高和寡”,庸众(人类)的寂寞可能就来自于“人与人的不相干”。
“人类寂寞”或许是永恒的主题。
参考文献:
[1][2][3]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鲁迅.呐喊·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
[5]尼采.瞧!這个人.台湾志文出版社.
[6][7]尼采.察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上海中华书局.
[8]鲁迅.藤野先生.
[9]鲁迅.文化偏至论.
[10]鲁迅.华盖集·补白.
[11]鲁迅.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2]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
关键词: 《鸭的喜剧》 寂寞 源泉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用了十次“寂寞”一词,这还不算其他和“寂寞”有同质意蕴的词,如“无聊”、“冷淡”等。在《呐喊》的十四篇小说中,用“寂寞”这个词最突出也是最多的小说要算倒数第二篇的《鸭的喜剧》,在《鸭的喜剧》开始三段便连用了四个“寂寞”。我认为,《鸭的喜剧》虽然在学界研究、赏析得不多,但它要算是“压轴之作”,按一般观点来看,压轴戏一般是倒数第二个出场,这与《鸭的喜剧》在《呐喊》中的排序不谋而合。
《鸭的喜剧》的意识文本(表层结构)是讲爱罗先珂的寂寞,其无意识文本(深层结构)。我认为是指涉鲁迅先生自己的,那么究竟爱罗先珂寂寞什么?鲁迅先生的寂寞之泉的“泉眼”又在何处?我们来一探究竟。
一
爱罗先珂于1922年初,应北京大学之邀,来该校任课,并借住于鲁迅八道湾寓所。那么,刚到北京的爱罗先珂为什么会感叹说:“寂寞啊寂寞,在沙漠上的寂寞啊。”在此,我们必须了解他在此时的理想追求和坎坷遭遇。
(一)1919年7月,爱罗先珂从印度回到日本,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处境与悲惨命运,与在俄国革命影响下正在高涨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在他心理发生了剧烈的对撞,使他早已有之的人类主义发展成阶级主义,并从理想化的立场支持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在东京晓民会上的讲演就成为这种转变的最显著的标志。他当时说:“从希腊罗马以来,人们为解放自己而喝干很苦的灾祸的杯,这样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无产阶级再次为了理想社会的实现要喝干这一最后的灾祸的杯。”[1]
(二)1921年5月,从海参崴上岸的爱罗先珂,为回到阔别7年的故乡,经过了漫长的横穿西伯利亚之旅,然而,在乌苏里江的伊曼,被赫塔的远东共和国拒绝入境。当时的苏俄由于革命后的混乱,与白军的内战,以及列强的干涉战争[2],正处于一种动荡而又濒于被颠覆的时刻,因而极力阻止从外国人入境,以及随之而采取的一些过左的政策(如红色恐怖)。这对于已把布尔什维主义引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并为之而遭受重大迫害的爱罗先珂而言,不啻为当头一棒并油然而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这次未曾料及的遭遇,使他狂热的革命情感倾向急剧降温,他开始对自己所信仰、所遵循的“主义”理想进行冷峻的全局性审视。
(三)当爱罗先珂怀着对革命的复杂情感来到北京时,他是被当作俄国革命的预言者而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因此,他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题为《知识阶级的使命》的演讲时,挤满了前来期望得到某种启示的人。然而,在这次及以后的系列演讲中,他依然回复到人类主义立场,讲知识分子应该怀着无私的精神为大众服务,并对布党进行了诋毁,特别是对他们的“暴力”倾向强烈地反对[3]。这对于同样怀着狂热的革命信仰而言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而言,是深为失望的。因而,接受他本人授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最后仅只两人——这对于爱罗先珂在历经“人类主义—阶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人类主义”这样一条思想探求之路后,他越来越感觉得找不到知音;并且一系列的挫折,也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信仰的人类主义理想的内在幻灭,如同置身于沙漠的空虚、寂寞、悲哀之感。由此爱罗先珂发出“寂寞啊,寂寞啊,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啊!”的感叹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鲁迅先生只是想告诉我们爱罗先珂的寂寞是什么吗?当然没这么简单。鲁迅先生也是有着“大寂寞”的人。正如他在《呐喊·序言》中所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4]那么鲁迅先生的“寂寞之泉”又从何而来呢?
二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说过:“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其实,我认为,这个“荒原”尤似鲁迅笔下的“铁屋”,而铁屋中仅有的几位清醒者感到“寂寞”也是很正常的,曲高和寡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思想上的精英几乎都是寂寞的,这不足为怪。比如尼采。鲁迅在早期就很欣赏这位寂寞的思想者。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热情赞颂了尼采学说,主张中国不应当接受当时在西方流行的以鼓吹“众数”、追求物欲享受为特征的“旧文化”,而應吸收刚刚兴起的以倡导个人的自大和追求超人理想为鹄的的尼采一派的新学说,尼采成为鲁迅当时重视的几个西方人物之一。对尼采的赞扬及对超人之说的共鸣是前期鲁迅的一个显著特色。
尼采说过:“希望在今天就发现有人接受我所宣讲的真理,那将是彻底的矛盾。今天没有人能听从我,没有人知道接受我要提出的东西,这一事实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非常适当的。”[5]这句话正好找了鲁迅这位“铁屋”中的“呐喊”者孤独的“泉眼”之一。
尼采对其代表作《察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作了这样的概括:“我的整个察拉图士特拉,就是一首对于孤独的赞美歌。察拉图士特拉的形象也可视作狂人,他常在市场发表一些令群众不知所云的说教,使他们大笑一通,这时,他对自己说:他们现在开始笑了,他们完全不了解我,我的舌与他们的耳太不对劲了,难道先要撕去他们的耳朵,使他们用眼睛听话吗?”[6]尼采惯于通过孤独的方式来和愚昧的大众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察拉图士特拉就常常高呼:“朋友,逃到你的孤独里去吧,一切伟大事物总是远离了市场和荣誉才能发生,新价值的发明者总是住在离市场和荣誉很远的地方。我的朋友,带着你的热爱与创造力往孤独里去吧,慢慢地,正义会拖着脚跟在你后边。”[7]察拉图士特拉这位看似“疯子”实则是“清醒者”的形象难道和鲁迅先生就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吗?
三
前面从宏观上笼统地分析了鲁迅寂寞的“泉眼”所在。下面从微观上即从鲁迅具体的思想、行为上来找一下鲁迅寂寞的“泉眼”。
(一)
早期鲁迅在热衷于科学救国时,他思想的另一面也在发展。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只要将西方的科学技术输入中国,就能使沉疴中的中国起死回生,因而人们特别注重的是所谓“实学”,像法政、理工、军事、工商等,是留学生选择的热门课程,而对“人”的问题殊少注意。而在1903年鲁迅就提出了“人”的问题,他和许寿裳曾商讨“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中国人性中最缺少什么东西?”这种对人的关注和当时的时代气氛颇不合拍。如果从行动上对鲁迅的孤独作一探赜的话,从他到日本不久的表现,就能看出端倪。1903年4月,东京各报连载沙皇政府占据中国东北拒不撤兵、反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的消息,留学生闻之大哗,他们出于爱国热情,纷纷组织拒俄义勇队,日夜操练,准备开赴疆场。在这场热血沸腾的救国运动中,鲁迅的不少好友加入了义勇队,可鲁迅却未加入。不久,形势果然发生了急剧变化,中俄矛盾一转而为日俄交恶,两国为争夺权益在中国领土上厮打起来。青年鲁迅特别反对对事物未识其所以然,辄归依于众志,甚至不惜以自己为贡献的盲从式的牺牲者,他不参加义勇队,表明他对形势显然有自己的判断。
鲁迅仙台之行,也颇耐人寻味。东京有不少高等学府,聚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为什么鲁迅选定了仙台这样一个没有中国留学生、比较偏远的地方呢?对这一选择的动机鲁迅倒是留下了一些解释。他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在樱花烂漫的时节,绯红的轻云下面少不了成群结队的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志极了。中国留学生的会馆里,一到傍晚,有一间地板便不免咚咚地响个震天,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8]这种充满讥笑嘲讽的笔调,表明鲁迅对某些留学生很是看不惯。从“人”的角度评价现实而感到不满,恐怕是鲁迅远离自己的同胞的原因之一吧。
(二)
早期鲁迅的这些行为,只是孤独的初步表现。要使这种孤独进一步得到发展,思想上就需以尖锐的分歧为基础,内心感受的孤独实为思想的要求和呼唤得不到呼应而在心理上的反射,它是由观点不能引发共鸣导致的。那么,早期鲁迅形成了哪些独异的观点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和俄国在对日本的战争中均遭失败,日本一跃而为东方列强。这两场战争引起了人们思索。日本原先在中国人眼中是弹丸小国,现在清政府对它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于是派大臣出洋考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相继搬出自己的改革计划。有的提出中国应革新武备,振业兴兵;有的立议发展工商,立宪国会。所有这些主张,归纳到一点,就是把19世纪西方文明认作仿效对象,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吸取这种文明。在这个问题上,鲁迅的态度是特别的,他认为上述主张反映出一些人思虑粗疏,考索未用,引文明之语,徒作新态,用惑乱人。他尖锐地指出,这些人“为按其实,多数常为盲子,少数乃为巨奸”。[9]鲁迅把他们的荒谬主张斥之为“恶声”。
鲁迅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但不是简单盲目地将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国来,学习不能停留在“抱枝拾叶”,做表面文章上,而要从根本入手,这就要对西方强盛和中国衰败的真正原因有所洞察。1907年,和早年对人的问题的关注相呼应,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使鲁迅把目光集中到人的问题上来。在他看来,西方强盛,不在于它有坚船利炮,也不在于它的工商诸业能够赚取巨额利润,因为手持钢枪利炮的是人,人是第一性的因素,中国比西方落后,根源在人的问题的解决上。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美之强,根抵在人。”中国衰败,人的落后是根本原因。人民大众几千年来受封建意识钳制,思想愚昧顽固,这种精神状态的国民,即使体魄再强,也只能做砍头示众的材料;武器再精,也是欺压弱小者的奴隶。鲁迅说:“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他后来讲得更明确:“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10]因而中国自强,当务之急不是要革新武备,搞什么立宪国会,而是要对国民加以改造,重铸“国魂”,使每个人“尊个性、张精神”,“人各有己,万事才能立举”。中国的现实需要的是“立人”,人的改造是其它一切变革的基础,是中国能否强盛的根本原因。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鲁迅才毅然弃医从文,转而鼓吹思想启蒙,提倡文学运动。所以,“反清排满”的声浪席卷九州,“民主”“共和”的呼声震撼华夏,鲁迅发出的却是“改造国民性”的逆耳之声。“立人”任务的提出,对鲁迅一生具有重大意义。早期鲁迅,怀着赤诚之心,一腔热忱,倾其全力,去改造国民,但他得到的回报却是《新生》的流产,《域外小说集》的无销路。在《呐喊·序言》中,鲁迅这样写道:“《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就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这足以使人感到“寂寞孤独”了,但“而其后却连着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命运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更让人感到异常的“寂寞”。
更让鲁迅感到寂寞的是新文化阵营的分化。运动伊始,鲁迅与其他的文化先驱者一道高举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旗帜,满腔热情地投入其中。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随着运动的深入,到1920年,同被卷入这场运动的各派人物开始分道扬镳。作为民主主义者的鲁迅,既与资产阶级的右翼代表胡适等人根本不同,又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刘半农、钱玄同等人也意见相左,还与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人在指导思想上有别。“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3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情景”,因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11]这种曲终人散,同志者成陌路人的境况,该是鲁迅“荒原”情结在此时总爆发最大的诱因吧。
四
以上从宏观上(几乎思想精英都有些孤独)、微观上(鲁迅的思想、行为)探幽了鲁迅寂寞之源,那么只有思想精英才有寂寞之感吗?
其实,庸众也会感到寂寞。试概举几例。
“祥林嫂可能是鲁迅小说中最不幸的孤独者”,[12]她失去了孩子,没有人真正关心她;她结过几次婚,人们对她避而远之,她不孤独吗?《孔乙己》中的孔乙己连他是否死了没都无人知晓,他不孤独吗?阿Q只是人们眼中的“小丑”,他不孤独吗?《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每天处在“惊恐”之中,他不孤独吗?
这些人何来寂寞?我认为,最主要的缘由是“中国人缺少诚和爱”(许寿裳语)。我认为“诚和爱”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正是由于缺少这两种因素才会出现人的冷漠,出现“幻灯片”事件,出现“看与被看”的冰冷。
我认为,寂寞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互不相干性”。在此借废名的一首小诗来抒发情怀。
?摇?摇《街头》
?摇?摇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
?摇?摇乃有邮筒寂寞。
?摇?摇邮筒PO
?摇?摇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
?摇?摇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
?摇?摇汽车寂寞,
?摇?摇大街寂寞,
?摇?摇人类寂寞。”
废名借一些不相干的意象“汽车、邮筒、汽车号码、大街、人类”来营造了一个“不相干”的世界,人与人不相干,不交流,不问候,“寂寞”就自然产生了。
鲁迅的寂寞或许来自于“曲高和寡”,庸众(人类)的寂寞可能就来自于“人与人的不相干”。
“人类寂寞”或许是永恒的主题。
参考文献:
[1][2][3]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鲁迅.呐喊·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
[5]尼采.瞧!這个人.台湾志文出版社.
[6][7]尼采.察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上海中华书局.
[8]鲁迅.藤野先生.
[9]鲁迅.文化偏至论.
[10]鲁迅.华盖集·补白.
[11]鲁迅.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2]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