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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做足疗，给人捏脚，从阶层来说是小人物，但他从境界和情怀来说是大人物，活得比做房地产的人有境界多了。所以我特别喜欢小人物，有大情怀，大智慧。
今年春天，范伟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老大的幸福》在多家电视台播出，收视率奇高。从一名小品演员慢慢进入影视荧屏，范伟的转型显得比较成功。4月12日下午，范伟在北京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谈及他对演艺和生活的思考。
2003年，到北京发展的范伟把大哥从沈阳接到北京生活。大哥是个下岗工人，身体不太好，有糖尿病。范伟本想大哥能在北京找到幸福的生活，他给大哥安排好吃住，并让他学开车、学电脑。
但是三个月后，大哥“绷不住了”。他对范伟说：“不瞒你说，我血糖上来了，在这里上火，遭罪啊。”范伟只好送大哥回到沈阳。
“是我哥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幸福因人而异。”范伟说，“我哥在他的圈子里也是活跃分子，他的幸福就是周围有一圈朋友，每天一起聊天，怡然自得。在北京他吃的住的都受不了，我反而是绑架了他的幸福。”
这个经历，就是《老大的幸福》创作缘起。
开始，范伟让一个编剧朋友就此整理出来一个故事，但感觉不够厚重，又找了好几拨作者修改，后来剧本基本定位为，“一群自以为很幸福的人帮助一个本身很幸福的人找幸福”。
剧中，除了范伟饰演那个生活在东北小城的本身很幸福的足疗师傅“老大”，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几乎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老二是房地产界叱咤风云的老板，老三是已经混到一官半职的公务员，老四是怀揣明星梦的演员，老五是大学音乐教师。
但经过一系列的故事，“精英”们最后发现其实老大很幸福，不幸福的是自己。
“含泪的笑”是范伟听到的对此剧的最高评价，他说：“‘笑’是幽默，喜剧性，‘含泪’是情感，不是悲情，是温情，人与人之间的爱。”
“我在生活中悟出的道理，用老大的嘴说出来。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幸福观过时了，没关系，我们还在讲一个温情的故事。”范伟说。
小人物接地气
在《老大的幸福》中，老大带女友梅好去商店买衣服，衣服很贵，他躲到洗手间里数了数身上带的钱，不够。正在为难时，一名清洁工走过来，帮他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要小费，老大先掏出五角，看对方不满意，只好拿出一张十元的大票。
“本来钱不够，还有人要小费，但他又好面子，不能不给。喜剧就是不断给人物设置障碍。”范伟说，这个情节设置就是为了增加老大的喜剧性。
不管是小品《卖拐》里的厨师，电影《耳朵大有福》中的退休工人，还是电视剧《老大的幸福》中的足疗师，范伟演的都是这种充满了尴尬的小人物。
《瞭望东方周刊》：你为什么一直演小人物，而且这些小人物身上都有些很可笑的东西?
范伟：小人物更真实。我是从(生活)土壤里走出来的，明白什么样的人物接地气。人不可能没有缺点，没有缺点就假了。生活里就是这样，人有小缺点，大善良，就会可爱；如果缺点是致命的，品质有问题，就不行了。
小人物和大人物是用阶层来划分吗?老大，做足疗，给人捏脚，从阶层来说是小人物，但他从境界和情怀来说是大人物，活得比做房地产的人有境界多了。所以我特别喜欢小人物，有大情怀，大智慧。
我想把老大打造成平民偶像，其貌不扬，但是他有智慧，让大家学学他的活法该多好啊。
《瞭望东方周刊》：小人物演真实了也不容易。
范伟：喜剧，不管多么夸张，都要有根，让人觉得合理，不合理就是瞎闹，虚假的喜剧特别难受。
比如，剧本原来有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情节：老大在老二家偷偷拿了几瓶洋酒给农民工拿去换钱。我感觉很虚假，就想这几个民工一定要跟老大有什么关系(才说得通)，后来就改成三个民工都是东北人，其中一个民工是老大在老家顺城的一个老邻居的外甥，所以老大的动机首先是他家的声誉，老二在北京做了那么大老板，不给人家民工工钱，在老家传出去不好。在这种情况下，老大才偷酒给民工。这个根找到了，情节就立起来了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戏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范伟：文学流派里讲意识流，我们这叫“生活流”。
与赵本山没什么
“要做好演员，心态很重要，因为技巧的东西太多，急功近利，反而会适得其反。”范伟说，生活中的自己跟老大有点像，拍完戏就在家陪老婆孩子，做饭，看书，看电影。
范伟1962年出生在沈阳，十几岁时开始学相声，曾经在铁岭民间艺术团工作三年半，1983年考到沈阳曲艺团，一直是相声演员。1993年开始与赵本山合作，之后的十年，他与赵本山合作的一系列小品《牛大叔提干》、《三鞭子》、《红高粱模特队》、《拜年》、《卖拐》等在央视春晚播出，范伟也因此为全国观众所熟悉。
2003年，赵本山在沈阳成立了辽宁民间艺术团，招兵买马，而这一年，范伟到北京工作，开始涉足影视，为此，曾经一度有传言他与赵本山产生矛盾。
《瞭望东方周刊》：2003年你来到北京，怎么做这个选择的?
范伟：当时我是为了让孩子到北京来读书，我家庭观念比较强，觉得孩子的成长环境很重要。开始有个部队的文工团，特别希望我去，我跟本山谈了，他说部队特别严，到时候他那里如果有事怕不方便，让我选一个相对宽松的地方，经过他提醒，我2003年到了煤矿文工团。之后一点没有影响我和本山大哥合作，2003年我们合拍了《马大帅》，然后2006年拍《乡村爱情》两部，2008年又拍了《关东大先生》。来北京后，我们合作了六部电视剧，怎么能说我们之间有问题呢。
我们本来没什么，大家说着说着好像真有问题了。后来我不上春节晚会，他可能比较焦虑，说过气话。2009年的《乡村爱情》第三部，也不来找我了，真生气了。不过没关系，去年他生病，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上海，没见着，但是他知道我去了，只要没有矛盾，有点误会，是会化开的。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你撤出春晚?
范伟：我对媒体的回答是想休息休息，其实有更深的原因??不好说，我不想撒谎。
《瞭望东方周刊》：是不是小品不能让你成长了?
范伟：这跟演戏绝对没有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你2003年之前以演小品为主，之后开始涉足影视剧，怎么想到要转型的?
范伟：没有刻意的要转型，就是一步一步自然走过来的，演员是被动的。2001年拍《刘老根》，当时满大街的人都喊我“药匣子”(《刘老根》里的人物)。之后，影视剧开始找我。冯小刚找我演《手机》里面葛优的表哥，就说喜欢看我演的“药匣子”。
演电影能打动我自己
“我演了那么多文艺片，好多观众都不知道，但我喜欢文艺片，特别能打动我自己。”范伟说，作为一名演员，他80％为观众想，拍观众喜欢的；20％替自己想，拍自己喜欢的。
2004年，范伟凭借在一部小成本电影《看车人的七月》中的表演获第十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同年以此剧获28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6年，他获第三十届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金钥匙”奖(《芳香之旅》)；2009年，获第九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主角奖(《耳朵大有福》)。 这几部相对不太为观众熟知的电影都是文艺片。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一直做小品演员，赶场子，收入上要比演文艺片高一些吧?
范伟：这是肯定有的。虽然谁跟钱都没仇，但作为演员，挣钱是一方面，心气儿，情怀，还是很重要的。我曾经演过一些小品，有点粗糙，过后我都不太敢看。但演电影很有成就感，能打动我自己。小品就是几个人干不溜儿地表演，而电影有音乐、画面修饰和剪接来帮助你，更精致。
《瞭望东方周刊》：电影能让你在表演艺术上提升吗?
范伟：我想演一演不同的人物，比如演《南京南京》特别遭罪，其实戏不多，但演出跨度有一年。陆川本来找我演一个营长，我说怎么选我演军人，演农民还差不多，他说那时候很多军人都是农民出身的。但我当时胸椎受伤，演不了。过了一段时间，陆川又找我，说有一个人物，动作幅度不大，他把人物小传给我发过来，就是电影里的“唐先生”，他在传统意义上是汉奸，但又不是纯粹的汉奸，我愿意演这样性格比较复杂的人物。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在接演唐先生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电影整体气氛很悲壮，而你担心演成喜剧。
范伟：其实真正的坎儿在《看车人的七月》，这个电影演的特悲凉，不是喜剧，我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没压力。到《南京南京》的时候，看到媒体报道，某某演的什么，电影院里笑场了，我就担心了。
《瞭望东方周刊》：结果你没有“跳戏”，有些演员不管演什么戏都是演自己，而你能完全进入人物，怎么控制呢?
范伟：就是想着这个人物。
《瞭望东方周刊》：有评论说你是个没有流露出相声演员痕迹的相声演员。
范伟：要知道是在演人物，不是说相声，比如演老大说评书的时候，要演得有点怯，不能像相声演员那么专业。《老大的幸福》里有几段评书戏，很可惜，审查时删掉了。评书说到了奥巴马、萨科齐，还有扔鞋打布什的事儿。你想，在一个东北的小城里，一个做足疗的说这些，多有意思啊，(被删掉)还是很心疼的。
我不想有一贯的模式
“大哥，缘分啊!”
“人跟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这些范伟说过的小品台词在人们生活中广为流传，在《老大的幸福》中，老大也有类似的语言。
当老大发现梅好吃他的醋时，他暗喜，自言自语道：“吃醋的背后就是爱啊，一不小心还让一颗心受煎熬了呢!”
范伟的喜剧人物语言方式很特别，被人总结为“范式喜剧”。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想到这种说话的方式?
范伟：这是东北人固有的幽默。东北人也有让人很不舒服的弱点，比如有时候我到菜市场买菜，(菜贩子)说“呦，大腕啊，宰他!”这时候特别不舒服。但当碰到事儿的时候，东北人又很可爱。
《老大的幸福》中，有一次梅好希望老大留下过夜，说“我想报答你”，老大反应特别激烈，你什么意思你?(帮助梅好母子)本来是挺高尚的事儿，这样给整庸俗了。如果是一般人，就会说你误会了，但是东北人一定要把这话说透了。但他回去做了一个梦，梦见把梅好抱在怀里。老大醒过来不住地骂自己是伪君子，当面装成那样，梦里抱得“噔噔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喜剧人物都有点喜欢吹牛。
范伟：东北人具备这样的性格，愿意把一个事儿说得比较夸张，但是用心是好的。如果把一个事说玄了，然后骗别人，就是《卖拐》里面的“大忽悠”，是可恶的。但如果说玄了，爱吹吹呼呼，又做很善良的事，就会很可爱。老大喜欢撒谎，但每次撒谎都是善意的，都想把事情撮合好。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台词是临场发挥吗?
范伟：这个戏相对严谨，里面的演员习惯按剧本来，临场发挥不多，过去我和本山大哥演对手戏，两个人一坐，能碰(撞)起来，你有来言我有去语，随便聊，什么时候喊停，拉倒。2009年春节前后，我把自己关在宾馆的房间里，就是调剧本的语言，按照情节，调得符合老大的说话习惯，两个月才调了20集。
比如老大的出场，设计“快乐健身操”，把人物的性格都凝结在里面，既有国外的笑疗理念，又有心理学的方法，还有身体锻炼。
《瞭望东方周刊》：你平时怎么观察生活?
范伟：作为一个演员，我变成职业病了，平时跟朋友出去吃饭，聊天，会留心所有可笑的场景，本能地储存在脑子里。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把你的喜剧总结为“范式喜剧”。
范伟：这是大家在捧我，这个可能代表固有的风格，会束缚我，我不想有一贯的模式。
今年春天，范伟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老大的幸福》在多家电视台播出，收视率奇高。从一名小品演员慢慢进入影视荧屏，范伟的转型显得比较成功。4月12日下午，范伟在北京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谈及他对演艺和生活的思考。
2003年，到北京发展的范伟把大哥从沈阳接到北京生活。大哥是个下岗工人，身体不太好，有糖尿病。范伟本想大哥能在北京找到幸福的生活，他给大哥安排好吃住，并让他学开车、学电脑。
但是三个月后，大哥“绷不住了”。他对范伟说：“不瞒你说，我血糖上来了，在这里上火，遭罪啊。”范伟只好送大哥回到沈阳。
“是我哥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幸福因人而异。”范伟说，“我哥在他的圈子里也是活跃分子，他的幸福就是周围有一圈朋友，每天一起聊天，怡然自得。在北京他吃的住的都受不了，我反而是绑架了他的幸福。”
这个经历，就是《老大的幸福》创作缘起。
开始，范伟让一个编剧朋友就此整理出来一个故事，但感觉不够厚重，又找了好几拨作者修改，后来剧本基本定位为，“一群自以为很幸福的人帮助一个本身很幸福的人找幸福”。
剧中，除了范伟饰演那个生活在东北小城的本身很幸福的足疗师傅“老大”，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几乎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老二是房地产界叱咤风云的老板，老三是已经混到一官半职的公务员，老四是怀揣明星梦的演员，老五是大学音乐教师。
但经过一系列的故事，“精英”们最后发现其实老大很幸福，不幸福的是自己。
“含泪的笑”是范伟听到的对此剧的最高评价，他说：“‘笑’是幽默，喜剧性，‘含泪’是情感，不是悲情，是温情，人与人之间的爱。”
“我在生活中悟出的道理，用老大的嘴说出来。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幸福观过时了，没关系，我们还在讲一个温情的故事。”范伟说。
小人物接地气
在《老大的幸福》中，老大带女友梅好去商店买衣服，衣服很贵，他躲到洗手间里数了数身上带的钱，不够。正在为难时，一名清洁工走过来，帮他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要小费，老大先掏出五角，看对方不满意，只好拿出一张十元的大票。
“本来钱不够，还有人要小费，但他又好面子，不能不给。喜剧就是不断给人物设置障碍。”范伟说，这个情节设置就是为了增加老大的喜剧性。
不管是小品《卖拐》里的厨师，电影《耳朵大有福》中的退休工人，还是电视剧《老大的幸福》中的足疗师，范伟演的都是这种充满了尴尬的小人物。
《瞭望东方周刊》：你为什么一直演小人物，而且这些小人物身上都有些很可笑的东西?
范伟：小人物更真实。我是从(生活)土壤里走出来的，明白什么样的人物接地气。人不可能没有缺点，没有缺点就假了。生活里就是这样，人有小缺点，大善良，就会可爱；如果缺点是致命的，品质有问题，就不行了。
小人物和大人物是用阶层来划分吗?老大，做足疗，给人捏脚，从阶层来说是小人物，但他从境界和情怀来说是大人物，活得比做房地产的人有境界多了。所以我特别喜欢小人物，有大情怀，大智慧。
我想把老大打造成平民偶像，其貌不扬，但是他有智慧，让大家学学他的活法该多好啊。
《瞭望东方周刊》：小人物演真实了也不容易。
范伟：喜剧，不管多么夸张，都要有根，让人觉得合理，不合理就是瞎闹，虚假的喜剧特别难受。
比如，剧本原来有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情节：老大在老二家偷偷拿了几瓶洋酒给农民工拿去换钱。我感觉很虚假，就想这几个民工一定要跟老大有什么关系(才说得通)，后来就改成三个民工都是东北人，其中一个民工是老大在老家顺城的一个老邻居的外甥，所以老大的动机首先是他家的声誉，老二在北京做了那么大老板，不给人家民工工钱，在老家传出去不好。在这种情况下，老大才偷酒给民工。这个根找到了，情节就立起来了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戏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范伟：文学流派里讲意识流，我们这叫“生活流”。
与赵本山没什么
“要做好演员，心态很重要，因为技巧的东西太多，急功近利，反而会适得其反。”范伟说，生活中的自己跟老大有点像，拍完戏就在家陪老婆孩子，做饭，看书，看电影。
范伟1962年出生在沈阳，十几岁时开始学相声，曾经在铁岭民间艺术团工作三年半，1983年考到沈阳曲艺团，一直是相声演员。1993年开始与赵本山合作，之后的十年，他与赵本山合作的一系列小品《牛大叔提干》、《三鞭子》、《红高粱模特队》、《拜年》、《卖拐》等在央视春晚播出，范伟也因此为全国观众所熟悉。
2003年，赵本山在沈阳成立了辽宁民间艺术团，招兵买马，而这一年，范伟到北京工作，开始涉足影视，为此，曾经一度有传言他与赵本山产生矛盾。
《瞭望东方周刊》：2003年你来到北京，怎么做这个选择的?
范伟：当时我是为了让孩子到北京来读书，我家庭观念比较强，觉得孩子的成长环境很重要。开始有个部队的文工团，特别希望我去，我跟本山谈了，他说部队特别严，到时候他那里如果有事怕不方便，让我选一个相对宽松的地方，经过他提醒，我2003年到了煤矿文工团。之后一点没有影响我和本山大哥合作，2003年我们合拍了《马大帅》，然后2006年拍《乡村爱情》两部，2008年又拍了《关东大先生》。来北京后，我们合作了六部电视剧，怎么能说我们之间有问题呢。
我们本来没什么，大家说着说着好像真有问题了。后来我不上春节晚会，他可能比较焦虑，说过气话。2009年的《乡村爱情》第三部，也不来找我了，真生气了。不过没关系，去年他生病，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上海，没见着，但是他知道我去了，只要没有矛盾，有点误会，是会化开的。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你撤出春晚?
范伟：我对媒体的回答是想休息休息，其实有更深的原因??不好说，我不想撒谎。
《瞭望东方周刊》：是不是小品不能让你成长了?
范伟：这跟演戏绝对没有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你2003年之前以演小品为主，之后开始涉足影视剧，怎么想到要转型的?
范伟：没有刻意的要转型，就是一步一步自然走过来的，演员是被动的。2001年拍《刘老根》，当时满大街的人都喊我“药匣子”(《刘老根》里的人物)。之后，影视剧开始找我。冯小刚找我演《手机》里面葛优的表哥，就说喜欢看我演的“药匣子”。
演电影能打动我自己
“我演了那么多文艺片，好多观众都不知道，但我喜欢文艺片，特别能打动我自己。”范伟说，作为一名演员，他80％为观众想，拍观众喜欢的；20％替自己想，拍自己喜欢的。
2004年，范伟凭借在一部小成本电影《看车人的七月》中的表演获第十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同年以此剧获28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6年，他获第三十届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金钥匙”奖(《芳香之旅》)；2009年，获第九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主角奖(《耳朵大有福》)。 这几部相对不太为观众熟知的电影都是文艺片。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一直做小品演员，赶场子，收入上要比演文艺片高一些吧?
范伟：这是肯定有的。虽然谁跟钱都没仇，但作为演员，挣钱是一方面，心气儿，情怀，还是很重要的。我曾经演过一些小品，有点粗糙，过后我都不太敢看。但演电影很有成就感，能打动我自己。小品就是几个人干不溜儿地表演，而电影有音乐、画面修饰和剪接来帮助你，更精致。
《瞭望东方周刊》：电影能让你在表演艺术上提升吗?
范伟：我想演一演不同的人物，比如演《南京南京》特别遭罪，其实戏不多，但演出跨度有一年。陆川本来找我演一个营长，我说怎么选我演军人，演农民还差不多，他说那时候很多军人都是农民出身的。但我当时胸椎受伤，演不了。过了一段时间，陆川又找我，说有一个人物，动作幅度不大，他把人物小传给我发过来，就是电影里的“唐先生”，他在传统意义上是汉奸，但又不是纯粹的汉奸，我愿意演这样性格比较复杂的人物。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在接演唐先生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电影整体气氛很悲壮，而你担心演成喜剧。
范伟：其实真正的坎儿在《看车人的七月》，这个电影演的特悲凉，不是喜剧，我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没压力。到《南京南京》的时候，看到媒体报道，某某演的什么，电影院里笑场了，我就担心了。
《瞭望东方周刊》：结果你没有“跳戏”，有些演员不管演什么戏都是演自己，而你能完全进入人物，怎么控制呢?
范伟：就是想着这个人物。
《瞭望东方周刊》：有评论说你是个没有流露出相声演员痕迹的相声演员。
范伟：要知道是在演人物，不是说相声，比如演老大说评书的时候，要演得有点怯，不能像相声演员那么专业。《老大的幸福》里有几段评书戏，很可惜，审查时删掉了。评书说到了奥巴马、萨科齐，还有扔鞋打布什的事儿。你想，在一个东北的小城里，一个做足疗的说这些，多有意思啊，(被删掉)还是很心疼的。
我不想有一贯的模式
“大哥，缘分啊!”
“人跟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这些范伟说过的小品台词在人们生活中广为流传，在《老大的幸福》中，老大也有类似的语言。
当老大发现梅好吃他的醋时，他暗喜，自言自语道：“吃醋的背后就是爱啊，一不小心还让一颗心受煎熬了呢!”
范伟的喜剧人物语言方式很特别，被人总结为“范式喜剧”。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想到这种说话的方式?
范伟：这是东北人固有的幽默。东北人也有让人很不舒服的弱点，比如有时候我到菜市场买菜，(菜贩子)说“呦，大腕啊，宰他!”这时候特别不舒服。但当碰到事儿的时候，东北人又很可爱。
《老大的幸福》中，有一次梅好希望老大留下过夜，说“我想报答你”，老大反应特别激烈，你什么意思你?(帮助梅好母子)本来是挺高尚的事儿，这样给整庸俗了。如果是一般人，就会说你误会了，但是东北人一定要把这话说透了。但他回去做了一个梦，梦见把梅好抱在怀里。老大醒过来不住地骂自己是伪君子，当面装成那样，梦里抱得“噔噔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喜剧人物都有点喜欢吹牛。
范伟：东北人具备这样的性格，愿意把一个事儿说得比较夸张，但是用心是好的。如果把一个事说玄了，然后骗别人，就是《卖拐》里面的“大忽悠”，是可恶的。但如果说玄了，爱吹吹呼呼，又做很善良的事，就会很可爱。老大喜欢撒谎，但每次撒谎都是善意的，都想把事情撮合好。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台词是临场发挥吗?
范伟：这个戏相对严谨，里面的演员习惯按剧本来，临场发挥不多，过去我和本山大哥演对手戏，两个人一坐，能碰(撞)起来，你有来言我有去语，随便聊，什么时候喊停，拉倒。2009年春节前后，我把自己关在宾馆的房间里，就是调剧本的语言，按照情节，调得符合老大的说话习惯，两个月才调了20集。
比如老大的出场，设计“快乐健身操”，把人物的性格都凝结在里面，既有国外的笑疗理念，又有心理学的方法，还有身体锻炼。
《瞭望东方周刊》：你平时怎么观察生活?
范伟：作为一个演员，我变成职业病了，平时跟朋友出去吃饭，聊天，会留心所有可笑的场景，本能地储存在脑子里。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把你的喜剧总结为“范式喜剧”。
范伟：这是大家在捧我，这个可能代表固有的风格，会束缚我，我不想有一贯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