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下午14时26分许，浦东机场T2航站楼国际出发C岛值机柜台附近，一名男子从随身携带的背包内拿出用啤酒瓶自制的爆炸物丢至值机柜台前，引发爆燃后，该男子从背包中取出匕首，割颈后倒地。公安机关表示，男子伤情危重，另有4名旅客被爆燃玻璃瓶碎片轻微划伤，均已送医治疗。事件造成三个航班受到影响。经侦查，该男子叫周兴柏，29岁，出生于贵州农村，高中毕业后先后到多个城市打工，因沉溺网上赌博，输光积蓄，案发前在微信群中留言“欠了很多人的钱”，“准备去干一件疯狂至极的事情，丢小命是一定的”。
　　“报复社会”，大多新闻标题给此案这样定性。也许有人会把浦东机场爆燃案件定义为一个因赌博而引发的孤立案件。然而，类似“报复社会”案件曾经发生过多起，那些公交纵火案、校园袭击案等至今仍历历在目。这些案件有没有共性？
　　回顾这些案件，我们发现共性是有的。虽然这些作案者的人生轨迹各有不同，但是作案人大多为中青年男性，性格上不善与人交流，作案地点多为人流密集场所，作案后要么同归于尽要么选择自杀，还有最重要一点，这些人大多来自社会底层。
　　厦门公交纵火案中，城市贫困户陈水总，因当年派出所年龄填写错误，办理更改手续过程中四处碰壁，上访无门，泄愤纵火；十堰校园持刀砍人案中，到县城打工的陈严富，因其女儿在学校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冲进校园砍杀师生；而如今，浦东机场爆燃案件中，这位来自农村的周兴柏，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城市里打工，没房没媳妇，债台高筑，干出了这么一件“疯狂至极”的事情。这些人要么是进城务工人员，要么是城市里较为贫困的市民，他们为什么会走上“报复社会”的不归路？处于社会底层的他们，原本生活就很艰辛，若遭遇不公他们无处伸冤，或身患大病他们无钱医治，再加上平时不善与人交流等原因，他们更容易因不满而迁怒于他人，泄愤于社会，从而将罪恶的双手伸向了无辜的人们。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曾指出，暴力缘于身份的单一化，缘于别人或自己给自己贴上了唯一的身份标签，比如宗教、种族、民族和政治倾向等。如果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城里的低收入群体，既无法在农村得到保障，又无法在城市立足，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而忘记了自己同其他人共有的身份，比如国籍、居住地、语言、个人爱好或社会角色等，那么他们身上的暴力因子就容易一触即发。
　　从心理学角度，你可以说他们精神上可能存在某些“缺陷”，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个社会是否还需完善？本文无意为这些严重触犯法律的犯罪分子“脱罪”，他们的行为当然必须得到社会和法律的否定评价。然而，如果不解决个中深层的社会问题，那么将不能避免今后出现类似个案。
　　——要给他们以利益表达的畅通渠道。这些人可能不善于口头表达，但是他们会有行动表达。如果陈水总们之前多次的办事、上访过程中，有关部门能认真倾听、关注他的诉求，辅之以耐心解释、积极作为，后果不至于那么严重。底层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盼，也要有人帮他们传递、反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方面理应发挥更大、更多的作用。
　　——要给他们以向上流动的加宽通道。有人指出，改革开放后一度松动的社会阶层纵向流动，如今有固化的倾向。教育是向上流动的出路，但是农村学生被重点大学录取比例减少。“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的出现，表明家庭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隐形门槛，“知识改变命运”有所失灵。中国至今尚未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要通过系统性改革避免大量的底层老百姓向上流动通道变窄，并将其不断拓宽。
　　——要给他们以爱的拥抱。其实他们就在我们之中。公共安全，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共处同一个社会的你我，可以做些什么？也许可以很简单，给陌生人一个微笑，向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及时伸以援手，以爱之钥打开封闭的心锁，用爱之火融化冷漠的冰雪。“报复社会”虽然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但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社会让更多的人感到温暖，才会有更少的人走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