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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是政府埋单的项目，按“十二五”的规划，国家将向城市垃圾处理产业投入近3000亿元。对环保行业的炼金术士们而言，机会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处理垃圾？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运动莫过于将垃圾“资源化”。于是，形形色色的新技术和新公司应运而生。
它们是真正的创新吗？
垃圾变身
一天几百个车次的挖掘机，将多年前填埋的垃圾掘开，然后放进十几个大型滚筒筛里筛分。北天堂二号填埋场弥漫的腐蚀质味道分外刺鼻。现在是夏天，对盖良益来说，一年中最刺激感官的时候到了。
盖良益是格林雷斯环保公司项目部的生产经理。以他的切身体会，他脚下的这片筛分工地，还只不过是“土腥味特别重”而已，空气中腐蚀质味道之所以会如此浓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邻近的新鲜垃圾处理场。
这个位于北京东南五环内，被称做“天堂”的地方，在1987年开始成为了非正规的垃圾填埋场。之所以承载如此功能，是因为当年在永定河边淘沙的人们留下了几处大坑。二十多年里，与日俱增的垃圾持续威胁着这里的空气质量和地下水，而现在，它还恰好毗邻南水北调工程的干渠。
2010年，盖良益初到这里的时候，大坑均已被垃圾填为平地，野草长到了2米多高，成群的乌鸦起落。“很荒凉，我们有的女同事差点没哭出来。”
但值得期待的是，这里将出现一个新的北天堂。2009年，丰台区政府把北天堂规划为“循环经济园”。作为园区工程的一部分，在占地500亩的区域内，三个非正规垃圾填埋区里460万立方米的陈腐垃圾需要处理，格林雷斯因此参与其中。
和不远处的高楼大厦一样，北天堂的垃圾见证了北京城现代化的历史。“我们挖的第一个坑是1987年开始填垃圾的，那时候老百姓家里烧煤，用保温膜种菜，垃圾里的煤渣、塑料片特别多。”盖良益对《创业家》记者说。而现在，当他们掘开第二个坑的时候就发现，那种大塑料片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不计其数的白色塑料袋；而在垃圾坑的上层，在筛分技术中被称为“大骨料”的建筑垃圾也多了起来——这是近十多年城市拆迁与扩张的产物。
垃圾是一种令人头痛的文明。按园区规划，在格林雷斯完成陈腐垃圾筛分处理后，腾出的大坑要铺上防渗膜，成为无害化的正规填埋场，用于收纳新生垃圾。
按目前每天处理约3000吨的速度，完成这三个填埋区垃圾筛分的工期约为5年。在此过程中，北天堂将陆续建成预处理筛分厂、湿解处理厂、渗沥液处理厂、焚烧厂及餐厨垃圾处理厂及办公大楼绿化带等其他配套设施。
这样一个“循环经济园”一旦建成，丰台一带的垃圾将被重新管理，除了大大降低对环境的伤害，还将一步步“变废为宝”。
在格林雷斯的工地上，记者看到了两种“资源化”的产品，一种是成吨捆扎的脏兮兮的废塑料，另一种是高耸的小山脉一般的腐殖土堆——眼看就要顶到高处的公路高架桥了。按盖良益提供的大致数据，废塑料占到陈腐垃圾的比重在20%以上，而腐殖土则高达50%。
在工地的办公室，盖良益领记者观赏了地板上的花盆。整齐排列的50个花盆里种了五种花，依次是麦冬、绿萝、长寿花、芦荟和康乃馨。每种10盆，按所掺腐殖土的比例由少到多排列。经过精心浇灌，他发现，含有30%左右腐殖土的盆栽土肥力较为适中。
试验成功，卖给园林公司是腐殖土的一个理想的去向。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北京的园林公司很难将产出如此高的腐殖土消化掉。“比方说，我们一天产1000吨，他们只需要50吨。剩下的还要找去向。”
从合同关系上说，格林雷斯只负责筛分，“资源化”产品的出路要由业主来考虑。在办公室里，“循环经济园”的业主——一位来自丰台区市容市政委的官员部分回应了记者的疑问：将腐殖土用于附近的山体回填。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我们，在丰台区的大灰厂村，有一片因开山采石而被掏空的山体。尝试用腐殖土将山体回填和覆盖后，他欣慰地看到，原本极为贫瘠的山上已经长出了绿草。
至于那些同样堆积如山的废塑料，这位业主说，北京金隅集团对将其用作水泥生产的燃料有兴趣。“他们有成套的焚烧工艺，只是成本有点高。”另外，能否用来做再生塑料、造粒或者炼油，也还在探讨中。
去向未明，这些“宝藏”的处境有点尴尬：如果不尽快离场，对园区的空间仍是一大考验。
炼金术士
在格林雷斯董事长李怡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个小车床，有空的时候他会在上面亲手做点东西。“他就是从小心灵手巧好玩儿。”前来拜访的启迪创投的投资总监程鹏对《创业家》记者说。对李怡而言，和机械打交道已经是摆在面前的一大课题。
在2006年成立格林雷斯之前，李怡是做园林绿化的。公司的开门第一单，是在朝阳区单店将一片700亩的垃圾场平整为地产用地。也就是那个时候，李怡购置了公司的第一批机器，包括防堵塞型滚筒筛、比重分离式分选装置和上料机，在9个月里，这批机器处理了134万方陈腐垃圾。“机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我们拿来做了80%的改造。”李怡说。
改造后的机器获得了专利，随后在2009年进入了北京市首批自主创新政府采购目录，并由此成功进军北天堂。后来的实践表明，作为专利产品，这批机器并非外国产品的山寨版，而是因地制宜的产物。
单店的垃圾和国外不同，而北天堂的垃圾又跟单店不同。2010年3月进场，格林雷斯用了4个月的时间，将设备进行了新一轮的改装。那是让公司上下颇感焦虑的4个月，“在现场做设备调试的时候，一个问题刚解决，又冒出一个新问题，弄得大家心力交瘁，有时候甚至怀疑公司到底该不该接这个活。”程鹏说。
这些机器的原型适应于国外那种分类做得很好，填埋程序也很规范的垃圾场，而北天堂一区的垃圾，是非正规填埋的，而且主要是生活垃圾。施工的过程中，面临许多变量，比如塑料袋所占的比重比原来勘测得多，各个区域的湿度不一样，垃圾物料分散度也不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装机器，使之适应有中国特色的垃圾场。
最终，格林雷斯将那些庞然大物改造成功了。“我们全负荷运转了7个月，在2011年春节前完成了一号区域的清理。”程鹏说。2011年，北天堂二区填埋场公开招标，轻车熟路的格林雷斯成为了乙方。 经过北天堂一号垃圾场的一番折腾，李怡知道，那里的项目并非一锤子买卖，变数太多了。“现在，李总已经不管原来那个园林公司的事，一门心思来做垃圾处理。”北天堂循环经济园这个由政府埋单的项目，总投资额为11.29亿元，其中陈腐垃圾处理占近4亿元。这对李怡来说，是重大的机遇：他快成为大公司老板了。
启迪见证了李怡的转身。2009年年初，启迪创投成立一个有北京市引导基金参股的新基金启迪明德，在政府提供的项目信息中发现了格林雷斯。那时的格林雷斯，尽管在履历上还只有朝阳单店那一个项目，但在启迪看来，它在一个存在刚性需求的行业有先发优势，“即便在国内没有什么先例，这样的公司也没有理由不进步。”程鹏说，“类似的先例可能要到巴西、印度那样的国家去找；可在垃圾这件事情上，你会悲哀地发现，他们未必解决得比中国好。就像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看到的，孩子们在孟买市中心附近的垃圾堆上生活，北京至少还没到那个程度。”
2009年9月，启迪明德向格林雷斯投入了2500万元。“即便是那些和我们一起竞标的大企业，也未必懂这个行当，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买不到足够好的设备。因为就算把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买回来，也不能直接用。”而和政府做成生意，头顶有“国家信用”的三尺神明，格林雷斯这个民营“小字辈”的融资渠道还算通畅。2010年北京市农商行根据格林雷斯的“政府采购合同”向其发放3年期4000万元贷款。另外有消息说，尾随启迪而来的浙江达泰又对格林雷斯做了新一轮投资。
不仅有格林雷斯，如今的北天堂已经是一个各种新技术概念荟萃的地方。“立足于（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原则，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可以来参与竞争。”北天堂的业主对《创业家》记者说。
去年，格林雷斯已经将挖成大坑的一号填埋场交付给另一家叫吉成丰林的公司。那是一个占地80亩，深17米的巨坑，可填埋垃圾81万吨。吉成丰林提供了一种用防渗膜和防渗布在大坑里将新垃圾密封的技术，按设计，除了有害物不会从坑面上逸出，坑底还有渗沥液收集池。
但吉成丰林并不仅仅是一家只蹲在坑里铺防渗膜的公司，它同样是一个“科技公司”。“我们提供的是一体化的综合服务。”公司技术总监刘瀛海对记者说。
刘瀛海是台湾人，之前曾供职于法资环保公司威利雅，他给吉成丰林这家新公司带来了成套的外商经验。
在他指点给《创业家》记者看的模型中，未来的北天堂一号区既是一个垃圾无害化防渗防漏装置，同时也是一个再生资源的生产车间。模型中有像巴比伦空中花园一样的垃圾堆，像冰箱一样的发电机，以及向出租车供给天然气的燃气站。
刘瀛海希望业主能将他们的服务“一站式购足”。“我们从铺膜开始，到怎么将垃圾分层覆盖，怎么降低渗滤液，怎么治理和回收气体，有全套的技术。”他不希望各个环节被分段招标，“那样会出现工艺不相匹配的情况。”他说。
尴尬的“创新”
去年，北京又传出了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十二五”期间，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业主个人投资在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总投资将达到2800亿元；按环保产业投资对产值1∶1.2的乘数效应，到“十二五”末，生活垃圾处理的产值将约达3360亿元。垃圾处理从来是一个由政府埋单的行业，不管这笔钱最终会花掉多少，垃圾“资源化”的浪潮已经掀起。
“在我们国家有两个词，一是垃圾，一是废品，还值点钱的叫废品，不值钱的叫垃圾。”中国城市设计院总工徐海云对记者说。
在如今的北京或者其他地方，我们随便走进哪个小区，都能看到一些老头老太太或者保安在垃圾桶前俯身翻拣，废瓶、废纸、破铜烂铁都是他们的目标。而且，这还不是垃圾从住户到垃圾场的旅行中，释放利益最多的环节。在垃圾桶的上游，上述废品更多地会被精打细算的主男主妇们卖给上门收购的人；而在下游，市政的垃圾收集站里，有心人将有价废品堆成一座小山的情景也随处可见。
“发达国家，比如像德国、日本，如果倒推几十年，也有人在拣破烂，但现在他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社会劳动力成本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也很高，拣破烂是没有人给钱的。”而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废品是有价的，还有低收入人群在回收。在徐海云看来，这可以算是一种处理垃圾的经济措施。
当然，这项措施并不彻底。“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分拣垃圾桶里的东西，就应该拿出钱来，给拣废品的人创造更好的劳动条件，创造更多的收入。”不光是能卖上价钱的废瓶子、废书报和破铜烂铁，就是那些让人头痛的塑料袋，如果回收的价值足够高，也自然会被拾荒者分拣出来。徐海云不相信所谓公德教育能最终解决白色污染问题，“真正有效的，还是经济手段”。但问题是，拾荒的老头老太太们能否得到更高的补贴呢？
对拾荒者来说，废塑料袋是不值钱的，那么，在北天堂，它价值几何？“把塑料分选出来，送到水泥厂，能够替代一点煤炭，减少一点能耗，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还是不错的。但问题是，人家的塑料是在填埋之前就分选出来的，而不是从土里再挖出来，清洗了再烧。”此塑料非彼塑料，在北天堂，清洗塑料的巨大成本显然被忽略了。而北天堂关于“一吨废塑料可以卖到800至1000元”的说法在徐海云看来颇为荒诞，“把废塑料送到水泥厂，如果在发达国家你会看到，不是水泥厂要给你钱，而是你要给人家钱。”理由很简单，对水泥厂来说，既要保证烧塑料不影响水泥质量，又要保证塑料焚烧不污染环境，这就意味着水泥厂要改造工艺流程，如此一来，哪怕是再小的改造，都需要不小的投入。
这个看法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北天堂业主的说法：水泥厂的“（处理）成本有点高”。徐海云主张算好经济账，因为处理成本比想象的要高得多，除了脏塑料要清洗，把它们从地里挖出来的成本也很高。北天堂对陈腐垃圾处理的投资为3.98亿元，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在规划者的眼里，将废塑料挖出来重新分拣是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减少了污染，又获得了资源。但如今它的尴尬已经显示出来，那些堆积如山的废塑料和腐殖土到底要送到哪里去？“不符合经济规律，垃圾还是垃圾，只不过换个地方去放而已。”徐海云说。 北天堂不过是近年中国垃圾“资源化”运动的冰山一角，在徐海云看来，各环保组织和群情激昂的大众掀起这个浪潮，“最终花掉的钱是政府的钱、纳税人的钱，我可以预测，这些钱都会流失出去。”
“自然降解了那么多年，污染也早已造成了，再去动它意义不大。”至于那些项目何以成立，生意何以发生，徐海云不想继续讨论。
我们可以继续追问的是到底什么叫创新？假使是特殊的官商关系使得生意得以成立，这是我们的商业传统，无须再创造新的模式，剩下的创新空间留给了技术。可什么是靠得住的技术呢？
和格林雷斯一样，吉成丰林也是一家成立于2006年的新公司。这家“应运而生”的公司向业主提出了一揽子的垃圾处理方案，但其技术的“先进性”尚未被证实，因而同样面临诘难：基于环境和经济效益的综合考量，是否值得被北天堂采用？
很多时候，“资源化”不过是垃圾的新装，全国范围内已经备受诟病的垃圾焚烧发电就是一例。政府的大额电价补贴刺激了一些上市公司纷纷上马发电项目，而事实上，绝大多数垃圾场的垃圾并不好烧，那些混合着废塑料、硬骨料和潮湿泥土的垃圾事实上也提供不了多少热能，到头来，发电厂不得不往炉膛里添上大量的煤。
形势令人鼓舞：政府已经认可了垃圾“资源化”的方向，有3000亿元可花。不管大量新兴的公司和新项目是不是冲着这笔公帑，边拣鸡蛋边编篮子，它起码说明，我们的政府现在真的很有钱了。
巴西拾荒者组织
巴西垃圾处理模式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将城市拾荒者组织起来，成立拾荒者合作社(又称赛普利)。当地政府免费提供场地，非政府组织赞助设备，企业提供垃圾分类培训，帮助拾荒者组织合作社。市政环卫部门无偿地把收集来的垃圾运送到合作社分拣。过去在街头和垃圾场谋生的拾荒者如今在厂房内的流水线上把各种干垃圾分门别类，压缩打包，然后卖给在合作社登记的提供不同回收的厂家。建立拾荒者合作社投资很少，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很高。合作社由拾荒者实行民主管理，有固定的销售渠道，产品价格也不低，人均月收入可达200美元，相当于巴西最低工资水平的两倍。
垃圾分拣是劳动密集型工作，合作社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目前，巴西有约 50万人从事垃圾回收利用产业。在合作社工作使过去处于社会边缘的拾荒者能够得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享有正规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使他们有一种社会归属感。通过使用这种垃圾处理模式，巴西的再生资源利用率大大提升。据巴西有关行业协会统计，2004年巴西回收铝易拉罐90亿个，回收率达到96%，高居世界第一。巴西的回收率如下：钢易拉罐为88%，纸箱为79%，玻璃为47%，PET饮料瓶为 48%，无菌包装纸盒为22%，塑料为21%，均居世界前列。
（来源《福建日报》）
如何处理垃圾？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运动莫过于将垃圾“资源化”。于是，形形色色的新技术和新公司应运而生。
它们是真正的创新吗？
垃圾变身
一天几百个车次的挖掘机，将多年前填埋的垃圾掘开，然后放进十几个大型滚筒筛里筛分。北天堂二号填埋场弥漫的腐蚀质味道分外刺鼻。现在是夏天，对盖良益来说，一年中最刺激感官的时候到了。
盖良益是格林雷斯环保公司项目部的生产经理。以他的切身体会，他脚下的这片筛分工地，还只不过是“土腥味特别重”而已，空气中腐蚀质味道之所以会如此浓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邻近的新鲜垃圾处理场。
这个位于北京东南五环内，被称做“天堂”的地方，在1987年开始成为了非正规的垃圾填埋场。之所以承载如此功能，是因为当年在永定河边淘沙的人们留下了几处大坑。二十多年里，与日俱增的垃圾持续威胁着这里的空气质量和地下水，而现在，它还恰好毗邻南水北调工程的干渠。
2010年，盖良益初到这里的时候，大坑均已被垃圾填为平地，野草长到了2米多高，成群的乌鸦起落。“很荒凉，我们有的女同事差点没哭出来。”
但值得期待的是，这里将出现一个新的北天堂。2009年，丰台区政府把北天堂规划为“循环经济园”。作为园区工程的一部分，在占地500亩的区域内，三个非正规垃圾填埋区里460万立方米的陈腐垃圾需要处理，格林雷斯因此参与其中。
和不远处的高楼大厦一样，北天堂的垃圾见证了北京城现代化的历史。“我们挖的第一个坑是1987年开始填垃圾的，那时候老百姓家里烧煤，用保温膜种菜，垃圾里的煤渣、塑料片特别多。”盖良益对《创业家》记者说。而现在，当他们掘开第二个坑的时候就发现，那种大塑料片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不计其数的白色塑料袋；而在垃圾坑的上层，在筛分技术中被称为“大骨料”的建筑垃圾也多了起来——这是近十多年城市拆迁与扩张的产物。
垃圾是一种令人头痛的文明。按园区规划，在格林雷斯完成陈腐垃圾筛分处理后，腾出的大坑要铺上防渗膜，成为无害化的正规填埋场，用于收纳新生垃圾。
按目前每天处理约3000吨的速度，完成这三个填埋区垃圾筛分的工期约为5年。在此过程中，北天堂将陆续建成预处理筛分厂、湿解处理厂、渗沥液处理厂、焚烧厂及餐厨垃圾处理厂及办公大楼绿化带等其他配套设施。
这样一个“循环经济园”一旦建成，丰台一带的垃圾将被重新管理，除了大大降低对环境的伤害，还将一步步“变废为宝”。
在格林雷斯的工地上，记者看到了两种“资源化”的产品，一种是成吨捆扎的脏兮兮的废塑料，另一种是高耸的小山脉一般的腐殖土堆——眼看就要顶到高处的公路高架桥了。按盖良益提供的大致数据，废塑料占到陈腐垃圾的比重在20%以上，而腐殖土则高达50%。
在工地的办公室，盖良益领记者观赏了地板上的花盆。整齐排列的50个花盆里种了五种花，依次是麦冬、绿萝、长寿花、芦荟和康乃馨。每种10盆，按所掺腐殖土的比例由少到多排列。经过精心浇灌，他发现，含有30%左右腐殖土的盆栽土肥力较为适中。
试验成功，卖给园林公司是腐殖土的一个理想的去向。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北京的园林公司很难将产出如此高的腐殖土消化掉。“比方说，我们一天产1000吨，他们只需要50吨。剩下的还要找去向。”
从合同关系上说，格林雷斯只负责筛分，“资源化”产品的出路要由业主来考虑。在办公室里，“循环经济园”的业主——一位来自丰台区市容市政委的官员部分回应了记者的疑问：将腐殖土用于附近的山体回填。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我们，在丰台区的大灰厂村，有一片因开山采石而被掏空的山体。尝试用腐殖土将山体回填和覆盖后，他欣慰地看到，原本极为贫瘠的山上已经长出了绿草。
至于那些同样堆积如山的废塑料，这位业主说，北京金隅集团对将其用作水泥生产的燃料有兴趣。“他们有成套的焚烧工艺，只是成本有点高。”另外，能否用来做再生塑料、造粒或者炼油，也还在探讨中。
去向未明，这些“宝藏”的处境有点尴尬：如果不尽快离场，对园区的空间仍是一大考验。
炼金术士
在格林雷斯董事长李怡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个小车床，有空的时候他会在上面亲手做点东西。“他就是从小心灵手巧好玩儿。”前来拜访的启迪创投的投资总监程鹏对《创业家》记者说。对李怡而言，和机械打交道已经是摆在面前的一大课题。
在2006年成立格林雷斯之前，李怡是做园林绿化的。公司的开门第一单，是在朝阳区单店将一片700亩的垃圾场平整为地产用地。也就是那个时候，李怡购置了公司的第一批机器，包括防堵塞型滚筒筛、比重分离式分选装置和上料机，在9个月里，这批机器处理了134万方陈腐垃圾。“机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我们拿来做了80%的改造。”李怡说。
改造后的机器获得了专利，随后在2009年进入了北京市首批自主创新政府采购目录，并由此成功进军北天堂。后来的实践表明，作为专利产品，这批机器并非外国产品的山寨版，而是因地制宜的产物。
单店的垃圾和国外不同，而北天堂的垃圾又跟单店不同。2010年3月进场，格林雷斯用了4个月的时间，将设备进行了新一轮的改装。那是让公司上下颇感焦虑的4个月，“在现场做设备调试的时候，一个问题刚解决，又冒出一个新问题，弄得大家心力交瘁，有时候甚至怀疑公司到底该不该接这个活。”程鹏说。
这些机器的原型适应于国外那种分类做得很好，填埋程序也很规范的垃圾场，而北天堂一区的垃圾，是非正规填埋的，而且主要是生活垃圾。施工的过程中，面临许多变量，比如塑料袋所占的比重比原来勘测得多，各个区域的湿度不一样，垃圾物料分散度也不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装机器，使之适应有中国特色的垃圾场。
最终，格林雷斯将那些庞然大物改造成功了。“我们全负荷运转了7个月，在2011年春节前完成了一号区域的清理。”程鹏说。2011年，北天堂二区填埋场公开招标，轻车熟路的格林雷斯成为了乙方。 经过北天堂一号垃圾场的一番折腾，李怡知道，那里的项目并非一锤子买卖，变数太多了。“现在，李总已经不管原来那个园林公司的事，一门心思来做垃圾处理。”北天堂循环经济园这个由政府埋单的项目，总投资额为11.29亿元，其中陈腐垃圾处理占近4亿元。这对李怡来说，是重大的机遇：他快成为大公司老板了。
启迪见证了李怡的转身。2009年年初，启迪创投成立一个有北京市引导基金参股的新基金启迪明德，在政府提供的项目信息中发现了格林雷斯。那时的格林雷斯，尽管在履历上还只有朝阳单店那一个项目，但在启迪看来，它在一个存在刚性需求的行业有先发优势，“即便在国内没有什么先例，这样的公司也没有理由不进步。”程鹏说，“类似的先例可能要到巴西、印度那样的国家去找；可在垃圾这件事情上，你会悲哀地发现，他们未必解决得比中国好。就像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看到的，孩子们在孟买市中心附近的垃圾堆上生活，北京至少还没到那个程度。”
2009年9月，启迪明德向格林雷斯投入了2500万元。“即便是那些和我们一起竞标的大企业，也未必懂这个行当，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买不到足够好的设备。因为就算把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买回来，也不能直接用。”而和政府做成生意，头顶有“国家信用”的三尺神明，格林雷斯这个民营“小字辈”的融资渠道还算通畅。2010年北京市农商行根据格林雷斯的“政府采购合同”向其发放3年期4000万元贷款。另外有消息说，尾随启迪而来的浙江达泰又对格林雷斯做了新一轮投资。
不仅有格林雷斯，如今的北天堂已经是一个各种新技术概念荟萃的地方。“立足于（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原则，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可以来参与竞争。”北天堂的业主对《创业家》记者说。
去年，格林雷斯已经将挖成大坑的一号填埋场交付给另一家叫吉成丰林的公司。那是一个占地80亩，深17米的巨坑，可填埋垃圾81万吨。吉成丰林提供了一种用防渗膜和防渗布在大坑里将新垃圾密封的技术，按设计，除了有害物不会从坑面上逸出，坑底还有渗沥液收集池。
但吉成丰林并不仅仅是一家只蹲在坑里铺防渗膜的公司，它同样是一个“科技公司”。“我们提供的是一体化的综合服务。”公司技术总监刘瀛海对记者说。
刘瀛海是台湾人，之前曾供职于法资环保公司威利雅，他给吉成丰林这家新公司带来了成套的外商经验。
在他指点给《创业家》记者看的模型中，未来的北天堂一号区既是一个垃圾无害化防渗防漏装置，同时也是一个再生资源的生产车间。模型中有像巴比伦空中花园一样的垃圾堆，像冰箱一样的发电机，以及向出租车供给天然气的燃气站。
刘瀛海希望业主能将他们的服务“一站式购足”。“我们从铺膜开始，到怎么将垃圾分层覆盖，怎么降低渗滤液，怎么治理和回收气体，有全套的技术。”他不希望各个环节被分段招标，“那样会出现工艺不相匹配的情况。”他说。
尴尬的“创新”
去年，北京又传出了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十二五”期间，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业主个人投资在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总投资将达到2800亿元；按环保产业投资对产值1∶1.2的乘数效应，到“十二五”末，生活垃圾处理的产值将约达3360亿元。垃圾处理从来是一个由政府埋单的行业，不管这笔钱最终会花掉多少，垃圾“资源化”的浪潮已经掀起。
“在我们国家有两个词，一是垃圾，一是废品，还值点钱的叫废品，不值钱的叫垃圾。”中国城市设计院总工徐海云对记者说。
在如今的北京或者其他地方，我们随便走进哪个小区，都能看到一些老头老太太或者保安在垃圾桶前俯身翻拣，废瓶、废纸、破铜烂铁都是他们的目标。而且，这还不是垃圾从住户到垃圾场的旅行中，释放利益最多的环节。在垃圾桶的上游，上述废品更多地会被精打细算的主男主妇们卖给上门收购的人；而在下游，市政的垃圾收集站里，有心人将有价废品堆成一座小山的情景也随处可见。
“发达国家，比如像德国、日本，如果倒推几十年，也有人在拣破烂，但现在他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社会劳动力成本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也很高，拣破烂是没有人给钱的。”而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废品是有价的，还有低收入人群在回收。在徐海云看来，这可以算是一种处理垃圾的经济措施。
当然，这项措施并不彻底。“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分拣垃圾桶里的东西，就应该拿出钱来，给拣废品的人创造更好的劳动条件，创造更多的收入。”不光是能卖上价钱的废瓶子、废书报和破铜烂铁，就是那些让人头痛的塑料袋，如果回收的价值足够高，也自然会被拾荒者分拣出来。徐海云不相信所谓公德教育能最终解决白色污染问题，“真正有效的，还是经济手段”。但问题是，拾荒的老头老太太们能否得到更高的补贴呢？
对拾荒者来说，废塑料袋是不值钱的，那么，在北天堂，它价值几何？“把塑料分选出来，送到水泥厂，能够替代一点煤炭，减少一点能耗，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还是不错的。但问题是，人家的塑料是在填埋之前就分选出来的，而不是从土里再挖出来，清洗了再烧。”此塑料非彼塑料，在北天堂，清洗塑料的巨大成本显然被忽略了。而北天堂关于“一吨废塑料可以卖到800至1000元”的说法在徐海云看来颇为荒诞，“把废塑料送到水泥厂，如果在发达国家你会看到，不是水泥厂要给你钱，而是你要给人家钱。”理由很简单，对水泥厂来说，既要保证烧塑料不影响水泥质量，又要保证塑料焚烧不污染环境，这就意味着水泥厂要改造工艺流程，如此一来，哪怕是再小的改造，都需要不小的投入。
这个看法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北天堂业主的说法：水泥厂的“（处理）成本有点高”。徐海云主张算好经济账，因为处理成本比想象的要高得多，除了脏塑料要清洗，把它们从地里挖出来的成本也很高。北天堂对陈腐垃圾处理的投资为3.98亿元，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在规划者的眼里，将废塑料挖出来重新分拣是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减少了污染，又获得了资源。但如今它的尴尬已经显示出来，那些堆积如山的废塑料和腐殖土到底要送到哪里去？“不符合经济规律，垃圾还是垃圾，只不过换个地方去放而已。”徐海云说。 北天堂不过是近年中国垃圾“资源化”运动的冰山一角，在徐海云看来，各环保组织和群情激昂的大众掀起这个浪潮，“最终花掉的钱是政府的钱、纳税人的钱，我可以预测，这些钱都会流失出去。”
“自然降解了那么多年，污染也早已造成了，再去动它意义不大。”至于那些项目何以成立，生意何以发生，徐海云不想继续讨论。
我们可以继续追问的是到底什么叫创新？假使是特殊的官商关系使得生意得以成立，这是我们的商业传统，无须再创造新的模式，剩下的创新空间留给了技术。可什么是靠得住的技术呢？
和格林雷斯一样，吉成丰林也是一家成立于2006年的新公司。这家“应运而生”的公司向业主提出了一揽子的垃圾处理方案，但其技术的“先进性”尚未被证实，因而同样面临诘难：基于环境和经济效益的综合考量，是否值得被北天堂采用？
很多时候，“资源化”不过是垃圾的新装，全国范围内已经备受诟病的垃圾焚烧发电就是一例。政府的大额电价补贴刺激了一些上市公司纷纷上马发电项目，而事实上，绝大多数垃圾场的垃圾并不好烧，那些混合着废塑料、硬骨料和潮湿泥土的垃圾事实上也提供不了多少热能，到头来，发电厂不得不往炉膛里添上大量的煤。
形势令人鼓舞：政府已经认可了垃圾“资源化”的方向，有3000亿元可花。不管大量新兴的公司和新项目是不是冲着这笔公帑，边拣鸡蛋边编篮子，它起码说明，我们的政府现在真的很有钱了。
巴西拾荒者组织
巴西垃圾处理模式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将城市拾荒者组织起来，成立拾荒者合作社(又称赛普利)。当地政府免费提供场地，非政府组织赞助设备，企业提供垃圾分类培训，帮助拾荒者组织合作社。市政环卫部门无偿地把收集来的垃圾运送到合作社分拣。过去在街头和垃圾场谋生的拾荒者如今在厂房内的流水线上把各种干垃圾分门别类，压缩打包，然后卖给在合作社登记的提供不同回收的厂家。建立拾荒者合作社投资很少，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很高。合作社由拾荒者实行民主管理，有固定的销售渠道，产品价格也不低，人均月收入可达200美元，相当于巴西最低工资水平的两倍。
垃圾分拣是劳动密集型工作，合作社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目前，巴西有约 50万人从事垃圾回收利用产业。在合作社工作使过去处于社会边缘的拾荒者能够得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享有正规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使他们有一种社会归属感。通过使用这种垃圾处理模式，巴西的再生资源利用率大大提升。据巴西有关行业协会统计，2004年巴西回收铝易拉罐90亿个，回收率达到96%，高居世界第一。巴西的回收率如下：钢易拉罐为88%，纸箱为79%，玻璃为47%，PET饮料瓶为 48%，无菌包装纸盒为22%，塑料为21%，均居世界前列。
（来源《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