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元”是清代科举的特产。当时规定，外省人可以应试顺天（北京）乡试，但肥水不流外人田，就像现在考北大、清华，北京比湖南等南方省份低很多分一样，第一名解元只在直隶省内选取，会读书的南方人，考得再好也只能屈居第二。为了安慰南方学子，清王朝创造了“南元”这个罕见的词儿，用来指称顺天乡试的第二名。
　　道光二年（1822），即将而立之年的魏源，有幸中了“南元”，迈出了科举路上最闪光的一步。各位考官对魏源“南元”试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担任副考官的刑部左侍郎韩文绮是这样评价的：“陈言务去，清光大来”；另一位副考官是刑部左侍郎恩铭，他评曰：“笔力清刚、精采焕发”；身为主考官的户部尚书、军机大臣黄钺，其评语是“超心研炼、灏气流行”。最后考房的总评更是褒奖有加：“披一品衣，抱九仙骨。其才识足以包涵群籍，其笔力足以扛举千钧；析理如茧丝牛毛，制局如铜墙铁壁，非平日寝馈于古文大学不能臻此境也。”魏源的试卷被进呈皇上，受到道光皇帝的“手批嘉赏”。
　　魏源这次乡试应该说是幸运的，但如果早出生30年，考卷能呈给有个性的乾隆皇帝批阅，或许能成为真正的解元。据《清稗类钞·考试类》记载：“乾隆辛卯，高宗以解元文甚不佳，移第三，以南元为第一。”
　　如果说，魏源像长沙人周寿昌、江苏人张謇（后来中状元）等南方学子一样，只能中“南元”，不能中解元，是他们没有遇上乾隆皇帝这样的明君的话，那么，他后来的科举之路走得坎坎坷坷，则与其不阿附权奸的性格直接相关。
　　魏源从小聪明，在同时代人中一直都是最杰出的。但在中“南元”以后的20多年里，他就像走夜路碰了鬼，每次都是陪考。一直陪考到51岁，才考中第19名进士，却因字迹潦草，被罚停殿试一年。
　　细考魏源的科举之路，可以发现，他后来科举不顺，还真是碰了鬼，这个“鬼”就是朝中权奸穆彰阿。
　　道光三年（1823）春，取得举人资格的魏源，首次参加礼部会试。考试前，好友陶澍暗示他去考官穆彰阿门下拜拜“码头”，但他一是仗着自己是上年度的“南元”，试卷受到道光帝的赞赏，二是看不起穆氏的人品，耻为他的门生，没有去拜这个“码头”，这一年会试名落孙山便是“必须的”了。
　　时过三年，魏源企图东山再起，踌躇满志地再次迈进会试考场。这一回，他与龚自珍的考卷都被房考官刘逢禄推荐上去了。然而，上年穆彰阿不取的人，自然无人敢取。刘逢禄无奈地赋《两生行》赞之惜之，称“更有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精选理跞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两生指的就是魏源和龚自珍，将他俩比作“无双国士”。
　　有学者统计，魏源自道光三年首次参加会试以来，前后六次会试，分别是道光三年、六年、九年、十二年、十五年、二十四年。前两次会试未中的原因，上文做了探析。道光九年会试的主考官是穆彰阿的同僚曹振镛，十二年魏源画像会试，穆彰阿又为副考官，十五年会试，穆彰阿为正考官。
　　著名学者李抱一，是魏源的同乡，他著文称，魏源屡试不第，就是穆彰阿在搞鬼。
　　长篇小说《魏源》的作者徐少文指出魏源“屡考屡败”还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思想开放，笔锋犀利，属思想危险的激进分子，主考官既怕他，也讨厌他；二是他知识渊博，时而天上地下，时而大海小溪，内容常超出范围，主考官知识不够，看后如坠云里，不敢对他放心；三是他不拘小节，卷面像一幅油画。
　　笔者认可徐先生的分析，同时认为魏源“屡考屡败”的原因，跟他重视实学，主张经世致用，蔑视空谈，对科举取仕路线不认同，也是十分相关的。他在《默觚·治篇一》中，讥讽科举“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的‘科举兔册’”。“科举兔册”就是讽刺朝廷“梦想通过科举考试得到月亮上的玉兔”。
　　受到科考打击的魏源，在科举之路上遁迹了十来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过半百的他重回科举路，考中第19名，不料主考官以“磨勘稿草模糊”为由，即试卷文稿草率、字迹模糊，罚停殿试一年。本来已十分沮丧的魏源，心里又蒙了一层阴影，满腔悲愤地写下《都中吟》，以“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嘲讽只要能写上一笔秀丽的小楷，胡诌几首八韵诗，就可以当上文武将相。次年春，魏源通过补行殿试，才被录取为三甲九十三名，赐同进士出身。
　　探访魏源的科举之路，深感科举制度何其黑暗。好在辛亥革命在打倒皇帝的同时，也彻底革了科举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