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一个美丽、安静和舒适的岛屿，穿行于台北市绿树环抱的街区之间，总给人一种安逸和清爽的感觉。而与眼下这美丽的环境相比，台北市民的普遍道德水平，更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无论在与著名教授的学术对话，还是与学生助手的工作交往，乃至与私人复印店老板娘的私下闲谈之中，都使我感觉到一种负责、守法、好客与谦虚的内在精神。正是在这些“看不见的实在”之中，深深渗透着某种长久积淀下来的道德自律基因。作为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位学人，这一感受似乎让我也从中再次发现了自己研究方向的某些内在价值。
　　“道德体系”这种大词，需要用日常生活的“小事”予以验证。比如在台北市，“交通管制灯”就是实实在在的“法律”，人们宁可站在没有任何车辆驶过的十字路口“呆傻地”等候，也不愿意“聪明地”以身试法。在“捷运”的电梯上，人们也非常习惯地站在扶梯的右边，以让出左边供有急事的旅客行走，而违反这个规定者则必然招致众人的轻蔑和不耻。这不正是孔子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的现实写照吗？正如政治学理论中所常提及的，公民美德是民主政治的保障，道德框架之下的秩序感，实在地为其提供了法制基础。任何一个期望走向民主、法制的社会，道德建设都是必不可免的基础一环。
　　在台湾近2个月中，我高效率地实现着研究目标，这与台湾高度重视知识建设的成就直接相关。在中研院著名的傅斯年图书馆，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寻觅多时的关于政治符号方面的珍贵史料，真是喜出望外。各图书馆的服务人员一般均具有较高素质，她们对所管业务的熟悉程度和知识的广泛度，令我相当吃惊。如在中研院的几个图书馆，服务人员会热情地帮助读者熟悉分类系统，甚至可以直接把你带到所需类书的书架，直到找到所需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