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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数据分析过程被比喻为“体检”：不同指标对应着不同阈值，超过阈值就会“亮起红灯”。发现这些异常问题后，平台会自动报警，成为纪委追查的线索。有了这个系统，可精准找到某领域的问题。
在最近一次案件查办中，沈阳市纪委监委发现，为提升录取率，有学生把户口迁到沈阳参加高考。通过大数据分析比对，发现有疑似学生800多名，且集中在一个区县，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始对“高考移民”亮剑。对于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展的大数据监督，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去年6月21日到此调研时给予了充分肯定。
大数据成反腐“利刃”
让沈阳市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的韩冰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在大数据监督平台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沈阳市纪委监委来了一个“自首”的干部。对方是一名区县基层干部，他上交了300万元的现金，并主动交代了自己的腐败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早就被沈阳正风肃纪大数据监督平台盯上了。
正风肃纪大数据监督平台于2018年3月建立。“在沈阳，纪委监委把涉及公共财政的项目、资金、物资、决策和权力，都纳入了监督范畴。”沈阳市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郭彬说。在综合分析系统有十几个标签，写着政府工作中可能出现疏漏的项目。比如点开“民生资金”，下面就会出现“企业法人领取社保”“死亡人口领取社保”等子项目，项目括号里自动标记着可疑问题的条目。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方金云将这个大数据分析过程比喻为“体检”：不同指标对应着不同阈值，超过阈值就会“亮起红灯”。发现这些异常问题后，平台会自动报警，成为纪委追查的线索。
在民生资金信息库里，记录着沈阳市民政局每一笔民生资金的流向，包括发放时间、金额、对象等。而在工商信息库里，记录了沈阳市工商户信息。“两个数据库碰撞对比，就发现了大量的问题。其中张某是一个典型。”郭彬介绍，张某从2012年1月开始领低保，同年10月却购买了一辆奥迪车。工商信息显示，张某还是沈阳某商贸公司的法人代表。在其他数据库比对后又发现，张某在2017至2019年期间，多次往返欧洲、新马泰。
韩冰说：“有了这个系统，以前几十个人的团队工作半年才发现的问题线索数量，平台可能一天就能达到，准确率在80%以上，可精准找到某领域的问题。”
“捉贼要向贼学习”
在数据采集平台，如何高效地收集各单位的行权数据，是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展大数据监督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要数据就是动别人奶酪。过去平级政府部门间，哪怕工作内容相关也难以实现数据流通。”据沈阳市紀委监委工作人员介绍，为打破不同部门间信息系统的数据孤岛，沈阳市纪委监委推动全市建立了数据备案机制，将房产局、民政局、人社局等业务单位的数据纳入“大数据仓库”。
“通过对政府内部权力和资源的流转分析，我们研发了5套分析方法，构建了近300个规则模型。我们现在推行的‘一案一模型’是通过访谈案件中的问题官员，找出相关领域的漏洞后，再调整平台规则和参数来堵住这个漏洞。这就是所谓的‘捉贼要向贼学习’。”工作人员说，通过大数据比对分析等方式能实现精准监督，发现各类廉洁风险点。
在访谈中，也有人拒绝透露如何钻制度的漏洞。如沈阳市某区原劳动局一副局长，因帮28人伪造工龄被查。该案具有典型性，技术人员想通过该案查找出同类型的案例。但在访谈中，此人却拒绝透露作案方式。
沈阳大数据监督团队并没有放弃，在仔细分析了这28人的基本信息后，挖掘出了5个数据特征，比如都有异地转入的痕迹、都是灵活就业人员等。“我们把这5个数据特征拿到社保局的信息库里比对，查出了700多条疑似记录，涉及3个区县的经办人，这些人都有可能涉及同类问题。”
“不过，大数据发现的问题不一定都能成为案件线索，后期涉及到大量的核查工作，都需要充分调动纪检机关的力量，包括基层的正风肃纪监督员。”郭彬说。
“小专项撬动大监督”
随着大数据监督平台的持续深挖，沈阳纪委监委人员发现了第一个问题“重灾区”——民政领域。
2018年，沈阳纪委监委指出了民政领域的近7万个问题。这些问题中包括社区低保干事崔某所办理的“服刑保”。2011年4月至2015年5月期间，崔某辖区内低保户徐某因触犯刑法入狱，按照相关规定，低保户在服刑期间不再享受低保待遇。由于负责辖区低保户的审核及低保金领取发放工作的崔某未及时发现徐某已经入狱，私自代为签到、盖章，并为其发放低保金，造成徐某冒领救助金24180元。崔某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除了“服刑保”，“重复保”“死亡保”现象更是时有发生，暴露了民政领域信息不对称、数据未融合、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历时5个月，全市490名民政工作人员被问责，民政领域避免经济损失2900多万元。
2019年7月，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始推进监督体系和治理体系“两个体系”建设。当月选取了问题汇聚、权力聚集的民政、国资、科技、交通、人防等6家单位进行试点。
“民政部门实现了‘平台之外无业务’，再想跟以前一样人工干预某项业务申请，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沈阳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长陆军说，现在如果低保户或者服刑人员再申报低保救助，系统就会预警。
去年9月，沈阳市纪委监委将试点范围扩展到13个区县（市），分别在农业、征收、残联等6个领域开发了13个“小专项”监管系统，用“小专项撬动大监督”。在此情况下，浑南区建设了基于航拍高清影像、数据比对分析的土地房屋征收治理和监督系统。目前该系统已录入征收项目1385个，涉及征收对象1万多人，从源头上堵住征收乱象。
今年8月，辽宁省纪检监察大数据监督现场会在沈阳召开。会上，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指出：“大数据监督是沈阳、辽宁的一张名片。”
自此开始，沈阳大数据监督迈向全省。按要求，下一步沈阳市纪委监委将为全省提供技术保障，计算分析各市汇总的大数据，找出漏洞、生成结果后再返到各市。
沈阳市监委主任王冬石强调：“如何能让大数据监督提升智能化水平，实现反腐的智能化革命，沈阳将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沈阳日报》等）
在最近一次案件查办中，沈阳市纪委监委发现，为提升录取率，有学生把户口迁到沈阳参加高考。通过大数据分析比对，发现有疑似学生800多名，且集中在一个区县，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始对“高考移民”亮剑。对于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展的大数据监督，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去年6月21日到此调研时给予了充分肯定。
大数据成反腐“利刃”
让沈阳市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的韩冰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在大数据监督平台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沈阳市纪委监委来了一个“自首”的干部。对方是一名区县基层干部，他上交了300万元的现金，并主动交代了自己的腐败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早就被沈阳正风肃纪大数据监督平台盯上了。
正风肃纪大数据监督平台于2018年3月建立。“在沈阳，纪委监委把涉及公共财政的项目、资金、物资、决策和权力，都纳入了监督范畴。”沈阳市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郭彬说。在综合分析系统有十几个标签，写着政府工作中可能出现疏漏的项目。比如点开“民生资金”，下面就会出现“企业法人领取社保”“死亡人口领取社保”等子项目，项目括号里自动标记着可疑问题的条目。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方金云将这个大数据分析过程比喻为“体检”：不同指标对应着不同阈值，超过阈值就会“亮起红灯”。发现这些异常问题后，平台会自动报警，成为纪委追查的线索。
在民生资金信息库里，记录着沈阳市民政局每一笔民生资金的流向，包括发放时间、金额、对象等。而在工商信息库里，记录了沈阳市工商户信息。“两个数据库碰撞对比，就发现了大量的问题。其中张某是一个典型。”郭彬介绍，张某从2012年1月开始领低保，同年10月却购买了一辆奥迪车。工商信息显示，张某还是沈阳某商贸公司的法人代表。在其他数据库比对后又发现，张某在2017至2019年期间，多次往返欧洲、新马泰。
韩冰说：“有了这个系统，以前几十个人的团队工作半年才发现的问题线索数量，平台可能一天就能达到，准确率在80%以上，可精准找到某领域的问题。”
“捉贼要向贼学习”
在数据采集平台，如何高效地收集各单位的行权数据，是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展大数据监督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要数据就是动别人奶酪。过去平级政府部门间，哪怕工作内容相关也难以实现数据流通。”据沈阳市紀委监委工作人员介绍，为打破不同部门间信息系统的数据孤岛，沈阳市纪委监委推动全市建立了数据备案机制，将房产局、民政局、人社局等业务单位的数据纳入“大数据仓库”。
“通过对政府内部权力和资源的流转分析，我们研发了5套分析方法，构建了近300个规则模型。我们现在推行的‘一案一模型’是通过访谈案件中的问题官员，找出相关领域的漏洞后，再调整平台规则和参数来堵住这个漏洞。这就是所谓的‘捉贼要向贼学习’。”工作人员说，通过大数据比对分析等方式能实现精准监督，发现各类廉洁风险点。
在访谈中，也有人拒绝透露如何钻制度的漏洞。如沈阳市某区原劳动局一副局长，因帮28人伪造工龄被查。该案具有典型性，技术人员想通过该案查找出同类型的案例。但在访谈中，此人却拒绝透露作案方式。
沈阳大数据监督团队并没有放弃，在仔细分析了这28人的基本信息后，挖掘出了5个数据特征，比如都有异地转入的痕迹、都是灵活就业人员等。“我们把这5个数据特征拿到社保局的信息库里比对，查出了700多条疑似记录，涉及3个区县的经办人，这些人都有可能涉及同类问题。”
“不过，大数据发现的问题不一定都能成为案件线索，后期涉及到大量的核查工作，都需要充分调动纪检机关的力量，包括基层的正风肃纪监督员。”郭彬说。
“小专项撬动大监督”
随着大数据监督平台的持续深挖，沈阳纪委监委人员发现了第一个问题“重灾区”——民政领域。
2018年，沈阳纪委监委指出了民政领域的近7万个问题。这些问题中包括社区低保干事崔某所办理的“服刑保”。2011年4月至2015年5月期间，崔某辖区内低保户徐某因触犯刑法入狱，按照相关规定，低保户在服刑期间不再享受低保待遇。由于负责辖区低保户的审核及低保金领取发放工作的崔某未及时发现徐某已经入狱，私自代为签到、盖章，并为其发放低保金，造成徐某冒领救助金24180元。崔某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除了“服刑保”，“重复保”“死亡保”现象更是时有发生，暴露了民政领域信息不对称、数据未融合、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历时5个月，全市490名民政工作人员被问责，民政领域避免经济损失2900多万元。
2019年7月，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始推进监督体系和治理体系“两个体系”建设。当月选取了问题汇聚、权力聚集的民政、国资、科技、交通、人防等6家单位进行试点。
“民政部门实现了‘平台之外无业务’，再想跟以前一样人工干预某项业务申请，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沈阳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长陆军说，现在如果低保户或者服刑人员再申报低保救助，系统就会预警。
去年9月，沈阳市纪委监委将试点范围扩展到13个区县（市），分别在农业、征收、残联等6个领域开发了13个“小专项”监管系统，用“小专项撬动大监督”。在此情况下，浑南区建设了基于航拍高清影像、数据比对分析的土地房屋征收治理和监督系统。目前该系统已录入征收项目1385个，涉及征收对象1万多人，从源头上堵住征收乱象。
今年8月，辽宁省纪检监察大数据监督现场会在沈阳召开。会上，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指出：“大数据监督是沈阳、辽宁的一张名片。”
自此开始，沈阳大数据监督迈向全省。按要求，下一步沈阳市纪委监委将为全省提供技术保障，计算分析各市汇总的大数据，找出漏洞、生成结果后再返到各市。
沈阳市监委主任王冬石强调：“如何能让大数据监督提升智能化水平，实现反腐的智能化革命，沈阳将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沈阳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