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到2017年，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走过欲说还休的10年。10年之前，市场大多相信，危机终会过去，一切必将复归如常；10年之后，市场渐渐明白，危机影响不会消逝，世界格局变化已经深深烙上危机的印记，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利益，是最现实的普世价值。利益最大化，既是理性人的行为基准，也是国家博弈的核心关切。危机带来的最大冲击，是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全球经济增长中枢系统性下降，利益总蛋糕在缩小，随之而来的，是蛋糕分配的矛盾内生激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结构从和风细雨的共赢模式转化为以邻为壑的冲突模式。
　　对于中国而言，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样是天经地义的理性选择，只是在践行这一“普世价值”的过程中，需要一些更务实、更前瞻、更长期、更策略的考虑：第一，中国不能天真认为现有规则会时时有效、整体利益会自然实现；而需要应时而变、有所作为，积极应对外部风险、谨守内部底线，在利益博弈中抢占先行优势。第二，以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为手段，改变全球利益分配格局的失衡结构。对于中国而言，积极推动全球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朝向多元化发生变革，也符合全球利益改进的过程正义。
　　稳定，是最重要的复苏根基。危机十年，恍恍惚惚，世界每个角落都或早或晚地陷入混乱之中。未来10年，纷纷扰扰，宏观乱纪元还将或明或暗地左右着复苏之路。正是由于不确定性丛生成为一种最大的确定性，稳定才显得尤为稀缺、尤为珍贵。
　　对于中国而言，稳中求进不仅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智慧，也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经验。稳字当头，作为宏调基调，需要旗帜鲜明地大力倡导；而作为复苏根基，更需要从危机教训中充实细节内容：
　　第一，以稳定的政策取向避免无谓的人为周期波动。即便是连绵雨季，也会有雨歇的时候。危机十年，至少发生过两次极短的复苏过热现象。而事实表明，危机的内生威力很快会击破刺激政策引发的繁荣假象。危机中政策稳定性相对最高的美国，也实现了最稳定的长期复苏。因此，在短期波动中保持长期政策定力显得格外重要。
　　第二，以稳健的政策搭配避免系统性风险的滋生。危机十年，金融风险不断发生异变，单一政策在危机冲击面前即便再正确，也难以获得预期中的政策效果。对于金融市场进化还不够充分的中国而言，这类教训更为深刻。无论是资产泡沫、股殇、熔断，还是人民币汇率贬值心魔，都是系统性风险的体现，而缺乏监管协同和政策协同始终是中国市场稳定的阿喀琉斯之踵。正因为如此，金融监管改革的破局势在必然。
　　第三，以坚定的底线思維避免经济社会环境的畸变。稳定不仅是稀缺的经济发展属性，更是稀缺的社会演化属性。危机十年之后，经济风险向政治风险悄然轮转，民粹主义、孤岛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世界各地星火燎原。对于中国而言，发展始终是硬道理，在发展中解决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利益藩篱、阶级固化等复杂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如此背景下，底线思维更需彰显，经济增长需要必要的托底，改革推进需要务实的推进，民生福利需要真切的顾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稳字当头，才能在宏观乱纪元中稳健前行，积跬步而至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