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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已经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过渡到资本推动阶段，中小企业亟待解决的融资困难，是中国经济能否再上一个台阶的决定性命题。
“真的快挺不住了，幸亏小额贷款公司及时试点，让我们有了喘气的机会。”刚从温州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公司获得50万元贷款的老刘很欣喜。
老刘的生意很特别，是一家专门为房地产做配套塑钢门窗的小厂。在温州，这种做“短线”生意的家庭式作坊数不胜数，它们大多需要自己先垫付资金，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聘请工人，为其他企业做配套、贴牌，在产品交付使用后，才能拿到回款。经济形势不景气，各项成本又在不断增加，让老刘这种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厂的现金流显得异常紧张。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已经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过渡到资本推动阶段，中小企业亟待解决的融资困难，是中国经济能否再上一个台阶的决定性命题。小额贷款公司的诞生，也许意味着这场破冰之旅的起步……
小额贷款40天
“我们农村……”这是瑞丰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潘献勇常用的开头。其实瓯北是永嘉经济最发达的一个镇，隔江相望的便是温州市区。瑞丰坐落在瓯北镇双塔路上，毗邻的街道上店铺一个挨着一个，高楼大厦一座挨着一座。除了揭牌仪式时那乡土气息十足的舞狮表演，以及噼啪作响的鞭炮，人们很难将这里和农村联系起来。
2008年10月18日，瑞丰小额贷款公司正式揭牌营业。在签约仪式上，包括三家“三农”企业、一家中小企业和两个村，从该小额贷款公司获得了总额为2900万元的贷款信用额度。地处永嘉楠溪江畔的浙江三五早农业开发公司董事长叶胜滔与瑞丰公司签了500万元的贷款合同，“可以放心地搞茶场扩建了。”
如今，到小额贷款公司办贷款，已经成为了当地颇为“时尚”的一件事情。仅一个上午，潘献勇就要接待30多位客户，每个客户都表现出对资金的强烈渴求。“我们原计划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把可贷额度发放完毕，现在看来可能会提前”，潘献勇表示，“主要是因为我们手续简单。”
“好借好还，当天办完”的标语在公司各处都能看到。“如此快捷的贷款速度，来自瑞丰创造的‘土办法’。”潘献勇拿出一份长长的客户登记表，贷款时间、地点、名称、担保被简单地记录在上面。然后，瑞丰会在一天之内进行调查。
至于具体的调查方式，更是颇具“感性特色”。整个瓯北镇，常住人口只有13万，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人与人相互之间也是知根知底，稍微打听一下，对方的“底细”基本上就一清二楚了。
“我们从来不看客户的财务报表。”在潘献勇看来，这里大多数的企业中，丈夫是法人代表，妻子就是财务会计，报表的随意性很大，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因此，他嘱咐手下的客户经理去调查时，第一个要让对方出具的，就是电费清单。“这个你是瞒不了的，特别是生产型企业，用电量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企业生产忙不忙，其他的你说得再好是没用的。”从开始调查到款项打到对方的账户，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
实际上，这样的小企业，客户也一般不会拖欠他们那么一点点加工费。资金回笼后，客户会立即还款，因此小额贷款本身不存在太大的风险。
小额贷款银行以及现在的小额贷款公司，一直被认为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有效途径。然而，正规融资渠道与地下金融的博弈，才刚刚打响。
一个亿与6000亿的对垒
过去半年以来，在从紧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以及国际因素影响下，浙江的中小企业因为融资问题倒闭或停产的现象愈演愈烈。现实情况是，民间融资需求高涨，利率一路飙升。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甚至升到了5年以来的历史高位。
同时，民间的非法集资活动日益严重。据估算，仅温州一地的地下钱庄资本就高达6000亿元。而国家推出小额贷款公司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此举规范民间金融秩序。
由于政策的限制，“我们只贷不存、不能拆借、不能委托，完全依靠自有资金在运作。”在潘献勇看来，瑞丰的资金来源让他在具体经营中很为难。瑞丰小额贷款公司由温州奥康集团主发起，联合其他9家民营企业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金1亿元全部来自各企业的自有资金。此外，农行作为瑞丰的合作银行在2009年1月融资5000万元，实际上公司可用资金只有1.5亿元。
而瑞丰刚刚开业一个多月，就已经贷出了8000多万元，贷出去的款项期限普遍为6个月到1年。一些投向农业的贷款，还款期限甚至达到了3年。可以预想的是，这家小额贷款公司很快就会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对此，潘献勇笑得有些无奈，“钱贷完了我们就可以休息了，不用再做得这么辛苦。”
“此外，小额贷款公司本身的盈利能力就是一个问题。”按规定，公司的贷款利率上限不高于央行基准利率的4倍，下限不低于基准利率的0.9倍，月利率一般在10.2‰～23.1‰。目前瑞丰的贷款利率只有不到20%，再除去各种税费，实际资金回报率只有6%。“对于奥康而言，随便把这些钱投在什么项目上，哪怕是开一个专卖店，可能都不止这点利润。”
这仅有的6%的利润，两年之内还不能对股东分红，只能作为公司的风险金存入商业银行。潘献勇对此解释说：“这肯定不是一个暴利的项目，我们企业做这个，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社会效益。”
然而在温州，小额贷款公司按照“11+5”的政策，即温州市辖11个区县，每个区县可以申报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其余有5家机动名额。即使将来这16家公司全部成立，这仅有的一二十亿的资金，能否撬动当地具有6000亿规模地下钱庄，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潘献勇的烦恼
面对数目庞大、嗷嗷待哺的众多中小企业，潘献勇感到颇为尴尬，“整个永嘉县，总共有93万人口，我们现在钱都快贷光了，也只做了100来户。”
泵阀与轻工制造，是温州最发达的产业。对许多中小企业而言，有时候一台机床就要四五十万元，“由于政策限制，我们贷出去的款项只能三七开。”这是瑞丰开业以来，潘献勇在具体经营中最为烦恼的事情。
目前，瑞丰70%的小额贷款金额都在50万元以下，只有30%的贷款被允许超过50万元，上限为500万元。这就意味着，按照瑞丰目前的资金规模，只有3000万元能够发放“大额”贷款。而在开业一个月之内，这3000万元的额度就已经贷出了2940万元。“这是根政策高压线，绝对不能碰。”现在超过50万元的贷款申请，都被潘献勇一一回绝了。
在沿海温州这样民营经济极其发达的地方，区区50万元的资金，并不能够给大多数企业带来明显的帮助。潘献勇面对得最多的还是“大额贷款”的请求。
而50万元以下的贷款，主要来自一些小企业的临时资金需求。再者，就是农业。
“面向‘三农’的贷款也是个问题，农村土地能不能抵押，目前还不明了。”据潘献勇介绍，永嘉县70%的农民宅基地都属于集体土地。这庞大的资源利用不起来，导致农业贷款以及农民经营的家庭作坊，往往难以提供有效的担保，从而“不能在这里得到贷款。”
由于贷款资金结构的矛盾、贷款对象的局限，“目前我们发放的小额贷款，究竟对本地经济产生了多大的推力？在我看来，效果还并不明显。”
不论外界多么看好，毕竟，小额贷款公司还处于试点阶段，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仅仅“摸”了一个多月，潘献勇就摸到了不少的难题。
亟待解决的难题
小额贷款公司该如何定性？这个在外界看来无关痛痒的问题，却给潘献勇在具体经营中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参照银行机构管理办法”是温州金融办给潘献勇要求，因此在提供贷款时，包括流程、管理、税收等，全部都按照金融服务业的准则进行。但是金融机构在银行中的同业存款利率较高，而瑞丰没有金融许可证，所以在银行中的存款被按照一般工商企业对待。
“出身”为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却在经营货币这一特殊商品。定性不明给潘献勇带来的问题是：
“第一，我们该谁来管？人民银行、银监局、工商局、金融办都可以管我们，要是大家都来管，会把我们管死，但是要是没人管，也会出问题。
“第二，从银行融入的资金，在银行看来是对小贷公司的‘贷款’，但在小额贷款公司看来是‘拆入资金’。一个要按照央行的基准利率，另一个却要按照同业拆借利率。
“第三，我们该采用哪一类报表进行核算？用四大银行的报表，人民银行说我们不是它审批的；采用农村金融机构的？税收返还力度应该比较大，现在也还不明确。”
当地政府政策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人员编制最多不超过15个。如此之小的一个公司，却面临着非常现实的管理难题。在瑞丰开业的第一个月，潘献勇忙得焦头烂额。随着可贷资金的减少，他才腾出时间来考虑公司的内部管理。
“我在考虑按照商业银行的管理制度来建立我们的细则，可我们员工的权责如何来确定？”对此，潘献勇打了个比方，一个客户经理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把他提升成为总经理。而一旦他贷出去的款项真的出了问题，这个责任该如何承担？“商业银行的内部考核体系放在我们身上，一点用都没有。”
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不断出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民营企业的金融梦想
尽管困难重重，但仅永嘉县，争夺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企业就至少有100多家，他们抱团组成了10家以上的“联合体”。
“在温州，有些企业为了拿到一块牌照，几乎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最后各县市政府只能召开协调会议，希望协调各企业的申报。”奥康总裁王振滔坦承，温州当地的大企业，都想当主发起人，甚至一些上市公司也加入了竞争者的行列，以致“很难协调”，“参与竞争的都是骨干民营企业，谁都不服谁。”
这场争夺至今没有结束，有些地方的名额之所以迟迟还没有上报，就因为竞争激烈。
激烈争夺的背后，是浙江企业家浓厚的金融情结。
“虽然小额贷款公司本身的盈利不被看好，但是将来一旦获得乡镇银行的资质，就拥有完善存贷业务的银行所能产生的高额利润，这正是这些浙江民营企业的最终意图。”潘献勇点出其中奥妙。
王振滔则私下里笑谈对未来的憧憬：“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家。”
“如果能改制为村镇银行，我相信大多数企业家都愿意积极争取。”王振滔并不掩饰其金融梦想。他说，从产品到品牌再到金融，这是大多数温州企业家都梦寐以求的，“产品和品牌几乎人人都能做，但金融行业却是完全不同的，有很多规则，有很多框框，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奥康集团并非没有涉足过金融领域。2004年6月16日，由奥康集团等9家温州民营企业共同出资、融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于一体的首家中国民营财团——中瑞财团曾高调成立，并宣布其可以用5500万元的注册资金撬动100亿元的民间资本，由此，王振滔开始了他的金融梦。
后来的运作证明，中瑞财团并没有能顺当地开展金融之旅，甚至该财团曾一度沉寂，后来也变更了运营方向。“那时候不是好时机，中瑞财团也太高调，但现在不一样了，小额贷款公司是国家大力支持的。”
“比起参股城市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仅是试水，金融领域的投资是一池深水，但前景却很好。”王振滔说，当小额贷款公司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有可能顺利进军金融业的大门时，天生敏感的浙江草根企业家，不可能与之擦肩而过。
而潘献勇预言，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慢慢放开，瑞丰公司可以优先展开拓展类业务的试点，如果能达到10亿元甚至20亿元的规模，利润就会相当可观。“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民营企业的金融‘钱景’，才会真正显现出来……”
编 辑 陆 坷
E-mail:[email protected]
2008年5月4日，银监会联合央行颁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进一步为农村小额信贷的规范运作指明了方向。
此前，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已在一些地区相继展开。
其中，浙江省率先启动试点。2008年7月，浙江省颁布了《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其后还颁布了我国首部小额贷款公司登记管理办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按规划，浙江将诞生100家小额贷款公司，而临近的江苏已开业20多家。在较早开展试点的山西，当地一央行人士透露，山西晋中市目前已发展了15家小额贷款公司，逾20亿资本金，未来还将发展15家。即使是金融机构林立的上海，首批8家小额贷款公司也于11月开业或在筹备中。各省市参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热情高涨。
“真的快挺不住了，幸亏小额贷款公司及时试点，让我们有了喘气的机会。”刚从温州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公司获得50万元贷款的老刘很欣喜。
老刘的生意很特别，是一家专门为房地产做配套塑钢门窗的小厂。在温州，这种做“短线”生意的家庭式作坊数不胜数，它们大多需要自己先垫付资金，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聘请工人，为其他企业做配套、贴牌，在产品交付使用后，才能拿到回款。经济形势不景气，各项成本又在不断增加，让老刘这种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厂的现金流显得异常紧张。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已经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过渡到资本推动阶段，中小企业亟待解决的融资困难，是中国经济能否再上一个台阶的决定性命题。小额贷款公司的诞生，也许意味着这场破冰之旅的起步……
小额贷款40天
“我们农村……”这是瑞丰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潘献勇常用的开头。其实瓯北是永嘉经济最发达的一个镇，隔江相望的便是温州市区。瑞丰坐落在瓯北镇双塔路上，毗邻的街道上店铺一个挨着一个，高楼大厦一座挨着一座。除了揭牌仪式时那乡土气息十足的舞狮表演，以及噼啪作响的鞭炮，人们很难将这里和农村联系起来。
2008年10月18日，瑞丰小额贷款公司正式揭牌营业。在签约仪式上，包括三家“三农”企业、一家中小企业和两个村，从该小额贷款公司获得了总额为2900万元的贷款信用额度。地处永嘉楠溪江畔的浙江三五早农业开发公司董事长叶胜滔与瑞丰公司签了500万元的贷款合同，“可以放心地搞茶场扩建了。”
如今，到小额贷款公司办贷款，已经成为了当地颇为“时尚”的一件事情。仅一个上午，潘献勇就要接待30多位客户，每个客户都表现出对资金的强烈渴求。“我们原计划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把可贷额度发放完毕，现在看来可能会提前”，潘献勇表示，“主要是因为我们手续简单。”
“好借好还，当天办完”的标语在公司各处都能看到。“如此快捷的贷款速度，来自瑞丰创造的‘土办法’。”潘献勇拿出一份长长的客户登记表，贷款时间、地点、名称、担保被简单地记录在上面。然后，瑞丰会在一天之内进行调查。
至于具体的调查方式，更是颇具“感性特色”。整个瓯北镇，常住人口只有13万，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人与人相互之间也是知根知底，稍微打听一下，对方的“底细”基本上就一清二楚了。
“我们从来不看客户的财务报表。”在潘献勇看来，这里大多数的企业中，丈夫是法人代表，妻子就是财务会计，报表的随意性很大，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因此，他嘱咐手下的客户经理去调查时，第一个要让对方出具的，就是电费清单。“这个你是瞒不了的，特别是生产型企业，用电量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企业生产忙不忙，其他的你说得再好是没用的。”从开始调查到款项打到对方的账户，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
实际上，这样的小企业，客户也一般不会拖欠他们那么一点点加工费。资金回笼后，客户会立即还款，因此小额贷款本身不存在太大的风险。
小额贷款银行以及现在的小额贷款公司，一直被认为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有效途径。然而，正规融资渠道与地下金融的博弈，才刚刚打响。
一个亿与6000亿的对垒
过去半年以来，在从紧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以及国际因素影响下，浙江的中小企业因为融资问题倒闭或停产的现象愈演愈烈。现实情况是，民间融资需求高涨，利率一路飙升。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甚至升到了5年以来的历史高位。
同时，民间的非法集资活动日益严重。据估算，仅温州一地的地下钱庄资本就高达6000亿元。而国家推出小额贷款公司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此举规范民间金融秩序。
由于政策的限制，“我们只贷不存、不能拆借、不能委托，完全依靠自有资金在运作。”在潘献勇看来，瑞丰的资金来源让他在具体经营中很为难。瑞丰小额贷款公司由温州奥康集团主发起，联合其他9家民营企业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金1亿元全部来自各企业的自有资金。此外，农行作为瑞丰的合作银行在2009年1月融资5000万元，实际上公司可用资金只有1.5亿元。
而瑞丰刚刚开业一个多月，就已经贷出了8000多万元，贷出去的款项期限普遍为6个月到1年。一些投向农业的贷款，还款期限甚至达到了3年。可以预想的是，这家小额贷款公司很快就会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对此，潘献勇笑得有些无奈，“钱贷完了我们就可以休息了，不用再做得这么辛苦。”
“此外，小额贷款公司本身的盈利能力就是一个问题。”按规定，公司的贷款利率上限不高于央行基准利率的4倍，下限不低于基准利率的0.9倍，月利率一般在10.2‰～23.1‰。目前瑞丰的贷款利率只有不到20%，再除去各种税费，实际资金回报率只有6%。“对于奥康而言，随便把这些钱投在什么项目上，哪怕是开一个专卖店，可能都不止这点利润。”
这仅有的6%的利润，两年之内还不能对股东分红，只能作为公司的风险金存入商业银行。潘献勇对此解释说：“这肯定不是一个暴利的项目，我们企业做这个，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社会效益。”
然而在温州，小额贷款公司按照“11+5”的政策，即温州市辖11个区县，每个区县可以申报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其余有5家机动名额。即使将来这16家公司全部成立，这仅有的一二十亿的资金，能否撬动当地具有6000亿规模地下钱庄，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潘献勇的烦恼
面对数目庞大、嗷嗷待哺的众多中小企业，潘献勇感到颇为尴尬，“整个永嘉县，总共有93万人口，我们现在钱都快贷光了，也只做了100来户。”
泵阀与轻工制造，是温州最发达的产业。对许多中小企业而言，有时候一台机床就要四五十万元，“由于政策限制，我们贷出去的款项只能三七开。”这是瑞丰开业以来，潘献勇在具体经营中最为烦恼的事情。
目前，瑞丰70%的小额贷款金额都在50万元以下，只有30%的贷款被允许超过50万元，上限为500万元。这就意味着，按照瑞丰目前的资金规模，只有3000万元能够发放“大额”贷款。而在开业一个月之内，这3000万元的额度就已经贷出了2940万元。“这是根政策高压线，绝对不能碰。”现在超过50万元的贷款申请，都被潘献勇一一回绝了。
在沿海温州这样民营经济极其发达的地方，区区50万元的资金，并不能够给大多数企业带来明显的帮助。潘献勇面对得最多的还是“大额贷款”的请求。
而50万元以下的贷款，主要来自一些小企业的临时资金需求。再者，就是农业。
“面向‘三农’的贷款也是个问题，农村土地能不能抵押，目前还不明了。”据潘献勇介绍，永嘉县70%的农民宅基地都属于集体土地。这庞大的资源利用不起来，导致农业贷款以及农民经营的家庭作坊，往往难以提供有效的担保，从而“不能在这里得到贷款。”
由于贷款资金结构的矛盾、贷款对象的局限，“目前我们发放的小额贷款，究竟对本地经济产生了多大的推力？在我看来，效果还并不明显。”
不论外界多么看好，毕竟，小额贷款公司还处于试点阶段，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仅仅“摸”了一个多月，潘献勇就摸到了不少的难题。
亟待解决的难题
小额贷款公司该如何定性？这个在外界看来无关痛痒的问题，却给潘献勇在具体经营中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参照银行机构管理办法”是温州金融办给潘献勇要求，因此在提供贷款时，包括流程、管理、税收等，全部都按照金融服务业的准则进行。但是金融机构在银行中的同业存款利率较高，而瑞丰没有金融许可证，所以在银行中的存款被按照一般工商企业对待。
“出身”为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却在经营货币这一特殊商品。定性不明给潘献勇带来的问题是：
“第一，我们该谁来管？人民银行、银监局、工商局、金融办都可以管我们，要是大家都来管，会把我们管死，但是要是没人管，也会出问题。
“第二，从银行融入的资金，在银行看来是对小贷公司的‘贷款’，但在小额贷款公司看来是‘拆入资金’。一个要按照央行的基准利率，另一个却要按照同业拆借利率。
“第三，我们该采用哪一类报表进行核算？用四大银行的报表，人民银行说我们不是它审批的；采用农村金融机构的？税收返还力度应该比较大，现在也还不明确。”
当地政府政策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人员编制最多不超过15个。如此之小的一个公司，却面临着非常现实的管理难题。在瑞丰开业的第一个月，潘献勇忙得焦头烂额。随着可贷资金的减少，他才腾出时间来考虑公司的内部管理。
“我在考虑按照商业银行的管理制度来建立我们的细则，可我们员工的权责如何来确定？”对此，潘献勇打了个比方，一个客户经理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把他提升成为总经理。而一旦他贷出去的款项真的出了问题，这个责任该如何承担？“商业银行的内部考核体系放在我们身上，一点用都没有。”
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不断出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民营企业的金融梦想
尽管困难重重，但仅永嘉县，争夺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企业就至少有100多家，他们抱团组成了10家以上的“联合体”。
“在温州，有些企业为了拿到一块牌照，几乎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最后各县市政府只能召开协调会议，希望协调各企业的申报。”奥康总裁王振滔坦承，温州当地的大企业，都想当主发起人，甚至一些上市公司也加入了竞争者的行列，以致“很难协调”，“参与竞争的都是骨干民营企业，谁都不服谁。”
这场争夺至今没有结束，有些地方的名额之所以迟迟还没有上报，就因为竞争激烈。
激烈争夺的背后，是浙江企业家浓厚的金融情结。
“虽然小额贷款公司本身的盈利不被看好，但是将来一旦获得乡镇银行的资质，就拥有完善存贷业务的银行所能产生的高额利润，这正是这些浙江民营企业的最终意图。”潘献勇点出其中奥妙。
王振滔则私下里笑谈对未来的憧憬：“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家。”
“如果能改制为村镇银行，我相信大多数企业家都愿意积极争取。”王振滔并不掩饰其金融梦想。他说，从产品到品牌再到金融，这是大多数温州企业家都梦寐以求的，“产品和品牌几乎人人都能做，但金融行业却是完全不同的，有很多规则，有很多框框，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奥康集团并非没有涉足过金融领域。2004年6月16日，由奥康集团等9家温州民营企业共同出资、融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于一体的首家中国民营财团——中瑞财团曾高调成立，并宣布其可以用5500万元的注册资金撬动100亿元的民间资本，由此，王振滔开始了他的金融梦。
后来的运作证明，中瑞财团并没有能顺当地开展金融之旅，甚至该财团曾一度沉寂，后来也变更了运营方向。“那时候不是好时机，中瑞财团也太高调，但现在不一样了，小额贷款公司是国家大力支持的。”
“比起参股城市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仅是试水，金融领域的投资是一池深水，但前景却很好。”王振滔说，当小额贷款公司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有可能顺利进军金融业的大门时，天生敏感的浙江草根企业家，不可能与之擦肩而过。
而潘献勇预言，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慢慢放开，瑞丰公司可以优先展开拓展类业务的试点，如果能达到10亿元甚至20亿元的规模，利润就会相当可观。“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民营企业的金融‘钱景’，才会真正显现出来……”
编 辑 陆 坷
E-mail:[email protected]
2008年5月4日，银监会联合央行颁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进一步为农村小额信贷的规范运作指明了方向。
此前，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已在一些地区相继展开。
其中，浙江省率先启动试点。2008年7月，浙江省颁布了《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其后还颁布了我国首部小额贷款公司登记管理办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按规划，浙江将诞生100家小额贷款公司，而临近的江苏已开业20多家。在较早开展试点的山西，当地一央行人士透露，山西晋中市目前已发展了15家小额贷款公司，逾20亿资本金，未来还将发展15家。即使是金融机构林立的上海，首批8家小额贷款公司也于11月开业或在筹备中。各省市参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热情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