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人亨特估算伍浩官的稻田、住宅、店铺、银号以及在英美货船上的外贸货物，以1834年的货币来算，共约值2600万元。若亨特的估算与事实相去不远，则伍秉鉴一个人的家产就可以打一场鸦片战争。
　　“浩官（Howqua）”是个人名，也是中国货的品牌。但提起伍秉鉴，国内知之者甚少，其实，伍秉鉴就是伍浩官的真名。这位被洋人称为伍浩官的清朝人在19世纪不仅是广州首屈一指的富商，而且还是世界上少有的富翁之一。
　　据国外媒体估算，1834年，伍浩官拥有资产2600万银两，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他在西方商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甚至美国第一艘商船下水，亦起其名“浩官”。在巴拿马运河和泛美铁路开通前的美国对华贸易主要中心波士顿，它的别号“浩官”，象征着财富和商业信用。
　　据史载，伍秉鉴却是个袒护鸦片商的汉奸，林则徐封锁十三行“夷馆”时，他与洋人互通信息，还暗中接济糖、油、面包火腿等食品。无疑，伍秉鉴的巨额财富中肯定有其灰暗部分，但是一个留着辫子的外贸商人在当时所取得的财富肯定能启迪今天的商人。
　　
　　在矛盾中周旋
　　
　　伍浩官是伍秉鉴的商名。鸦片战争以前的80余年，广州是中国法定惟一的外贸港口，其时，在广州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民营”企业集团，称十三行。鸦片战争前20年间，怡和行是十三行中的老大，南海人伍秉鉴则是怡和的董事长兼CEO。
　　据记载，伍浩官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他的富有在当时举世瞩目。西方学者称其为“天下第一大富翁”，那怡和行就是一个跨国大财团了。
　　想像一下，伍浩官像柜台后面的伙计那样，销售茶叶、丝绸、瓷器给满口袋白银、兴冲冲而来的欧洲商人，这有多难吗？事实上，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在某种程度上，伍秉鉴是一个被浪潮推着走却又能左右财富的商人。
　　1813 年，伍秉鉴登上广州首席行商的位置（当时外国商人在广州进行贸易，必须通过官方指定的行商），此后数十年间，伍家父子一直居于行商的领导地位。伍家父子在复杂环境妥善处理和利用了其他行商、官府、外商之间的各种矛盾，在竞争中稳操胜券，成为行商中的首富；同时又兼顾其他行商的某些利益，博取了全体行商的信任和支持。
　　以伍秉鉴们的商业谋略，不和官府勾结，他们的生意也不会差到哪去，只是在开始，广州外贸被朝廷钦派的“皇商”垄断，伍秉鉴们并无准入权。但是，“皇商”们做生意乏善可陈：他们倒买倒卖，却常常亏掉本钱；他们广签合同，却常常延误交割。最后，“皇商”们山穷水尽，既没钱也没货，洋商一怒之下拒绝与其交易，转而与没有营业执照的伍秉鉴们做生意。“皇商”背后的政府坐不住了：法律哪能当儿戏？执照岂是一张废纸？于是，找了个台阶：“皇商”退出广州商界，由“民营企业”接任，于是行商们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指导，并交纳比“皇商”多得多的各项公私税费。因此，伍秉鉴们也就不情不愿地变成了伍浩官们。
　　鸦片战争前后，行商大多完成了由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的历史转变。在1834年以前，伍家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完全信任”，又同英商颠地等紧密勾结；此后，伍家专和美商旗昌洋行一家合作，对外贸易全由旗昌行一家代理，伍氏家族不仅是封建的商人资本家，而且还是较早同欧美的商业资本接触的先行者。
　　在行商中，伍秉鉴为讨好官府，不惜以巨资贿赂、捐输、报效；为谋求商业利益，他又包庇外商进行鸦片走私，这也是他行商史上的污点。鸦片战争期间，伍秉鉴也自购军舰一艘，贡献给清朝政府。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两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10万两。
　　在矛盾斗争中审时度势，并努力实现最大利益化，拥有这样的商业头脑使伍浩官胜出了。
　　
　　行商之道
　　
　　1787年，一艘从事茶叶买卖的货船在中国购置价值8000美元的货物，到美国东海岸落地之后可以卖到12万美元。中美贸易的巨大利润造就了一大批中国富商，伍秉鉴以商人的头脑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当时在美国，凡带有“浩官”商标的茶叶就能卖得起高价。
　　但不是谁都能赚钱的，除了眼光，还得有资本和技巧。由于内地商人大多从未与外商打过交道，语言不通，交易习惯各有差别，缺乏必要的信用关系。外商对中国的交易习惯、货币制度、度量衡等也不熟悉，加之内地尚未开放，外商不得不雇佣买办作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为其推销进口商品和采购土货。伍浩官适时地完成了这一角色任务。
　　伍浩官与外商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通过契约来规定的，明确规定买办的雇佣期限、责任和权利。合同要到各有关国家驻华领事馆备案，买办与外商的关系受到外国领事的保护。但是在当时，伍浩官的名气和信用在外国商人中颇被称道。他们认为与像伍浩官这样的商人做生意，交易可靠而手续便捷，确实做到了互信互惠。
　　在外国商人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伍秉鉴曾和一个美国商人做过生意，后来那商人经营不善，血本无归，债台高筑，在广州苦苦挣扎三年，他欠伍浩官的7万美元也没能偿还分毫。某日，伍浩官找到他，掏出了那张7万元的本票，用他的洋泾浜英语说道：“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人挺实诚，只是运气不好。”语毕，伍浩官撕掉了本票，继续说：（现在债务一笔勾销，你回国去罢）。
　　7万美元，约合今日300万元人民币，就这么一把扯掉了，伍浩官之名在美洲脍炙人口达半个世纪。
　　1837年，24岁的美国商人约翰·穆瑞·福布斯回到美国。8年前他前往中国时，还是不名一文的学徒。在中国，福布斯贩卖过茶叶和鸦片，还认了一个义父——广州十三行商界领袖伍秉鉴。这层关系让他回到美国时，口袋里多了50万墨西哥银元的投资。福布斯利用这笔钱开始了一门新生意——修铁路，并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大铁路的最大承建商。
　　伍浩官的财富，委实得来不易。在清政府和洋人的缝隙中，伍秉鉴要巧妙周旋；在同业商人中，他要控制货品信息和价格；在矛盾冲突中，他要充当救火队员；而他的巨大财富又时时为清朝腐败官僚觊觎。虽然同时代的美国和英国的一些日记作者写下了与伍浩官所做的一些商业交易，但是几乎没有西方人见到他在家或在港口之外其他地方的样子。
　　但他的确拥有一个家仆达500人的大家庭，还有一个种植了“万棵松”的花园。伍秉鉴被洋人认为“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也许，正是这些性格成就了伍秉鉴的商业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