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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是对一个创作者最好的褒奖。很多创作者成功了，渐渐开始有很多助手，工作室的人环绕着他而众星捧月是她最怕的状态。她将自己定义为『最普通的创作者』。
薛晓路 著名编剧、导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0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获硕士学位，现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副教授。著有电视连续剧剧本《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电影剧本《和你在一起》等。2010年拍摄电影处女作《海洋天堂》，2013年自编自导第二部作品《北京遇上西雅图》。
2013年6月，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现场。这是薛晓路第三次以导演的身份来到这个一年一度的电影盛会。不同于前两次携新作品亮相，此次来沪的薛晓路以新锐导演的身份出席了一场名为“青年制造”的电影论坛，坐在她旁边的，是那部打破多项票房纪录的黑马电影《人在途之泰》的制造者徐峥。在这个电影票房爆发式增长的年头，他们作为新晋“亿元俱乐部”导演，格外受到关注。
导演是薛晓路近三年才有的身份，在业界，她早已是有着十几年经验的“金牌编剧”。她用14年自闭症志愿者的经历拍出了电影处女作《海洋天堂》，呼唤社会对边缘群体的爱和关怀。后一部讲述“孕妇谈恋爱”的浪漫喜剧《北京遇上西雅图》，因涉及时下“拜金女”话题，在席卷5亿票房的同时也掀起一阵舆论风波，引发了观众对“赴美生子”等社会问题的激烈讨论。站在这个风口浪尖之上，薛晓路表现得异常清醒与冷静。她对自己的定义，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创作者。
不是“漂白小三”
因为和美国电影协会的渊源，论坛的前一晚，薛晓路参加了一场名为“美国电影之夜”的活动。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不善于社交的人，成为导演之后，这样的“社交障碍”依然存在。“总觉得尴尬，可能活动上认识我的人还多一点。”凭借《北京遇上西雅图》获得更广泛的声名之后，薛晓路始终努力地与“声色犬马的世界”保持距离，坚持做一个“正常的人”。
在第二天的论坛上，主持人、导演何平这样问薛晓路：“《北京遇上西雅图》赚了这么多钱，接下来怎么办？”薛晓路回答：“赚很多钱跟我没什么关系，跟老板才有关系。对于创作者来说，在下一个作品上，表达自己欲望的可能性会大一点，这才是我看重的，其他都是浮云。”何平导演的问题代表了许多同行人的疑问。事实上，《北京遇上西雅图》成功之后，许多制作方找到薛晓路，希望她快速复制几部同类型的电影。她对所有类似的邀约一一拒绝。她想坚持的，始终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打磨每一部作品，不因为市场就乱了节奏” 。
做了十几年的编剧，薛晓路深知，这一行的起伏，必定伴随着诸多争议，她不愿意将自己钉在行业的某个位置。“票房上一串漂亮的数字，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状态，这些数字并不能否定我过去的努力，也不代表将来就能一味地辉煌下去。在这一年内，我的电影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所以我被一个所谓的‘电影现象’所划入进来，变成了一个有话题的创作者，仅此而已。”而她不忘自嘲：“亿元俱乐部的头衔，越来越不值钱了。我可能也就是一条底线，以后，我就干脆以被超过为荣。”
心态平和的薛晓路也曾有过“较真”的时候。那时《北京遇上西雅图》人气居高不下，随着电影的热映，批评剧情过于理想化、“漂白小三”的观点不断见诸各大媒体。一贯以温和形象示人的薛晓路在微博上终于坐不住了。重提旧事，她依然有些激动，不仅是愤怒，更多则是担忧。她越来越发现，如今整个电影界的评论环境有一种趋向叫“过度解读”。这让她想起了中学上语文课的时候，最让她反感的组织段落大意：“有时候创作是带有随机性的，过度解读对于创作者或者整个的电影环境都是一件坏事。”
诚然，因为作品触及过去被人所忽视的内容，本身容易引发关注和对号入座。但另一方面，薛晓路更担心这样的惯常思维“以极其简单和标签化的要求去框定人物，会使得人物越来越苍白，回到过去所谓‘高大全’的单一方式”。在她看来，这样“落后的，甚至是腐朽的创作观念”对于创作的发展是一个桎梏，一次倒退。因此，对薛晓路来说，这场讨论已经不单纯是“道德层面”孰是孰非的争执，她害怕在这样一种思潮下，生活中一些负面的人物将永远不能进入作品，或者只能以一种贬义的、批判的眼光去表现，“如果永远不能写一个有过错误的、有问题的人物最后能经历成长产生出人性的光辉，甚至获得一个好的归宿，那才是一个创作者最排斥的状况。”
五年等一个故事
1994年，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的薛晓路第一次接触到自闭症，自此她成为了北京星星雨自闭症教育研究所的一名志愿者。后来，她想为自闭症患者搞一场义演，眼看项目快要达成，却被北大突然叫停，不仅如此，因为种种误会，他们还被告到电影学院说是“组织非法活动”。最后，薛晓路和同伴们被学校点名批评，这件事甚至影响了她的毕业留校。
那时，中国电影正经历一段没有优秀作品出现的暗淡时期，“毕业以后就特别不想工作，不知道该干嘛”。之后薛晓路被聘到中央台科教中心，拍一些传记片。“我上学时候拍的东西都比工作时候的长，我不愿意。”当时对人生和生活都产生了怀疑的薛晓路想到了出国，英语差到一塌糊涂的她发现，澳洲有一个项目可以先出国再考托福，“我当时就觉得去哪儿都成，反正就不想在这儿呆着，后来就懵懵懂懂地去了，念的工商管理专业。”
这段出国经历对于薛晓路而言是一段“思考人生”的过程，其间因为护照的问题，她又回到了国内，几经辗转，有着一股“倔劲儿”的薛晓路还是走上了编剧之路。
2000年，一群外国记者对自闭症患者家长的采访让她震惊而难忘。她突然觉得，也许该有这么一个人去讲讲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家庭，这是电影《海洋天堂》的缘起。为了筹备这个剧本，她等了将近五年的时间。那时她刚刚写完电视剧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剧本，播出后，她迅速被冠以“中国金牌编剧”的称号。
“那时候如果顺着这个名号去签另外的电视剧，稿酬肯定是翻倍的，但是真的就停下了，静心地等了四五年的时间，打磨剧本，找投资，直到等来江先生（编者按：江志强，安乐影片有限公司总裁）帮我一起做《海洋天堂》。”薛晓路有时候会想，那几年如果没有碰到这个慧眼识珠的老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有时候想想，在人生的选择上，是有偶然性的。” 在过去，从没有一部真正以自闭症患者为主角的电影在中国院线公映，而编剧出身的薛晓路，更希望好好去讲一个故事：“我个人非常喜欢好莱坞的九十年代那种叙事性非常强的电影，而中国的电影从早期第五代电影开始就是以文化符号作为电影的标志的，在叙事上不是那么强调的。”
到了第二部作品，其叙事风格比起前作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时候，薛晓路总是拿曾经等过的五年来鼓励自己，“你在那么不顺、没有任何目标的时候都敢等五年，而现在，在可能有投资的情况下，为什么就不敢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呢？”真实表达也是她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后来，《北京遇上西雅图》因为社会性的话题和逐渐累积的口碑成为“票房黑马”时，人们才发现，这部电影的导演正是当年拍《海洋天堂》的那位。
《北京遇上西雅图》的成功，处于同时期电影市场上中低成本电影崛起的背景下。薛晓路承认，话题性和故事本身是它能够成功的关键，“中低成本的电影，使得创作者在开拍前对于整个故事的完整度、叙事的整齐和规范更加注意。如果是大片，可以靠大牌演员的配置和炫目的特效来搞定，但正因为这些不存在，就得靠别的搞定。这样，就一定带来创作质量的提高，这是好的一面。”
负责任而非女权
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汤唯饰演的文佳佳从骄纵跋扈的拜金女，最终变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人”。这代表了薛晓路个人的价值判断，同时她也认为，男女应该承担各自的社会责任。“现在整个社会大趋势是，大多数男人没办法负担整个家庭生活，一定是需要女性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薛晓路看来，一个没有责任的人，在社会上就如同没有出现过，没有存在过一样。尽管坚持女性的社会责任，但薛晓路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在骨子里还是一个蛮传统的人”。她表示自己尊重基本的社会规范，认为女性完全没必要以标榜的姿态去做一些事情。
和多数中式知识分子一样，薛晓路也关注过之前轰动一时的“校长性侵小学生案件”，对于之后在微博上以裸照声援叶海燕的女教授艾晓明，薛晓路尊重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和发声，而她不愿意把这件事看作一个女权主义的表达。“在中国，过度强调女权可能会变成一种小众的关注话题，缺乏了这件事情本身应该有的最大化的社会关注。”在她看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呼喊，是以“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去，对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法律漏洞或者极端的变态和丑闻，做一个很有力量的发声”。
在导演这个以男性居多并处处需要体力劳动的行当中，女导演常常提供的是“不同的视角”。薛晓路本人不爱风花雪月，和电影表面展现的浪漫氛围和“美好的愿景”不同，薛晓路认为，自己最终要回归到理性的人：“感性也许体现在生活的感受和体验上，但是，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创作本身，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过程。”作为创作者，薛晓路只在刚开启一个写作题材时保有感性，“可能是一件小事触发了当下的体会，那个时候你会把情感投入进去”，一旦真的进入写作的程序，做框架、做人物，要计算、要判断、要推导，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过程。
《拆弹部队》是薛晓路很喜欢的一部电影，该片的导演也是她非常敬重的好莱坞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在薛晓路看来，这部电影代表着女导演所能做到的“硬朗的故事，却拥有女导演独有的情感观察”，她觉得，对于情感的发现和对敏感的把握是女性的强项。“像《拆弹部队》，虽然整个故事的场景非常男性化，她表现的人物也非常男性化，但是一些细微情感是非常女性化，这种优势不应该以题材和风格样式来划分。”
无独有偶，薛晓路坦言，从编剧到导演的转变可能会是一柄双刃剑：“好处在于对故事的完整度和故事的清晰程度，每一个画面是什么样子你基本都已经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但同时，在拍摄的时候，那种新鲜感往往就会下降，这是我拍摄过程中最大的困惑。”
从观察者到表达者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海洋天堂》、《北京遇上西雅图》，薛晓路的作品往往基于现实题材，折射时下热门社会现象。受到家庭暴力的女人、自闭症患者及其父母，越洋生子的孕妇、“小三”话题，无数观众在薛晓路的作品里重新认识了那些被忽视的群体。
“我的故事和人物会有当下性。这种当下性，在于我对故事中人物所处的现实是有态度、有表达的，因此就会涉及一些带有话题性的内容。” 从观察者到表达者，薛晓路借着故事中的人物去观察这个世界。
她将电影分为三个等级。第一，脱离了整个的社会性，而最直指人性内心、人性本质的作品，是A类的作品；其次是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和现实有比较大的关系、态度和表达的，是B类作品；而C类作品，是什么都没有，只是供娱乐的，快餐型的电影。对她而言，C类作品绝对不是她所追求的，“我起码有欲望站在B类去摸A类。但是我觉得，真正最好的作品，是跨越了地域，跨越了现实，而直指那种最广泛的人类的意识和价值观的作品，是带有普世价值的那种。”
薛晓路的生活态度是“入世”，平时通过各种媒体关注公共事件，常在微博转发各类社会新闻。她认为，一个好的创作者一定要具备自己的价值体系。而有的时候，创作者的态度也会受到挑战。薛晓路感叹，有时候她不能去触碰某些题材，但自己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坚守，“创作者要保有一点点风骨和姿态，在能写的空间里有态度地进行表达”。
如今的薛晓路依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教书写作，静静关注着这个时代，观察身边每一个人。她用“正常”来形容自己的生活：“正常是一个夸奖。很多创作者成功了，就有很多助手，工作室的人环绕着他，我很怕这种状态。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创作者。”薛晓路努力使生活接近于最真实和正常的状态，该上班上班，该上课上课，唯一让她感恩的是，“在你想下一个创作的时候，支持你的人会多一点，或者愿意提供你机会的人会多一点，这是属于创作者的幸福”。
薛晓路 著名编剧、导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0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获硕士学位，现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副教授。著有电视连续剧剧本《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电影剧本《和你在一起》等。2010年拍摄电影处女作《海洋天堂》，2013年自编自导第二部作品《北京遇上西雅图》。
2013年6月，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现场。这是薛晓路第三次以导演的身份来到这个一年一度的电影盛会。不同于前两次携新作品亮相，此次来沪的薛晓路以新锐导演的身份出席了一场名为“青年制造”的电影论坛，坐在她旁边的，是那部打破多项票房纪录的黑马电影《人在途之泰》的制造者徐峥。在这个电影票房爆发式增长的年头，他们作为新晋“亿元俱乐部”导演，格外受到关注。
导演是薛晓路近三年才有的身份，在业界，她早已是有着十几年经验的“金牌编剧”。她用14年自闭症志愿者的经历拍出了电影处女作《海洋天堂》，呼唤社会对边缘群体的爱和关怀。后一部讲述“孕妇谈恋爱”的浪漫喜剧《北京遇上西雅图》，因涉及时下“拜金女”话题，在席卷5亿票房的同时也掀起一阵舆论风波，引发了观众对“赴美生子”等社会问题的激烈讨论。站在这个风口浪尖之上，薛晓路表现得异常清醒与冷静。她对自己的定义，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创作者。
不是“漂白小三”
因为和美国电影协会的渊源，论坛的前一晚，薛晓路参加了一场名为“美国电影之夜”的活动。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不善于社交的人，成为导演之后，这样的“社交障碍”依然存在。“总觉得尴尬，可能活动上认识我的人还多一点。”凭借《北京遇上西雅图》获得更广泛的声名之后，薛晓路始终努力地与“声色犬马的世界”保持距离，坚持做一个“正常的人”。
在第二天的论坛上，主持人、导演何平这样问薛晓路：“《北京遇上西雅图》赚了这么多钱，接下来怎么办？”薛晓路回答：“赚很多钱跟我没什么关系，跟老板才有关系。对于创作者来说，在下一个作品上，表达自己欲望的可能性会大一点，这才是我看重的，其他都是浮云。”何平导演的问题代表了许多同行人的疑问。事实上，《北京遇上西雅图》成功之后，许多制作方找到薛晓路，希望她快速复制几部同类型的电影。她对所有类似的邀约一一拒绝。她想坚持的，始终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打磨每一部作品，不因为市场就乱了节奏” 。
做了十几年的编剧，薛晓路深知，这一行的起伏，必定伴随着诸多争议，她不愿意将自己钉在行业的某个位置。“票房上一串漂亮的数字，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状态，这些数字并不能否定我过去的努力，也不代表将来就能一味地辉煌下去。在这一年内，我的电影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所以我被一个所谓的‘电影现象’所划入进来，变成了一个有话题的创作者，仅此而已。”而她不忘自嘲：“亿元俱乐部的头衔，越来越不值钱了。我可能也就是一条底线，以后，我就干脆以被超过为荣。”
心态平和的薛晓路也曾有过“较真”的时候。那时《北京遇上西雅图》人气居高不下，随着电影的热映，批评剧情过于理想化、“漂白小三”的观点不断见诸各大媒体。一贯以温和形象示人的薛晓路在微博上终于坐不住了。重提旧事，她依然有些激动，不仅是愤怒，更多则是担忧。她越来越发现，如今整个电影界的评论环境有一种趋向叫“过度解读”。这让她想起了中学上语文课的时候，最让她反感的组织段落大意：“有时候创作是带有随机性的，过度解读对于创作者或者整个的电影环境都是一件坏事。”
诚然，因为作品触及过去被人所忽视的内容，本身容易引发关注和对号入座。但另一方面，薛晓路更担心这样的惯常思维“以极其简单和标签化的要求去框定人物，会使得人物越来越苍白，回到过去所谓‘高大全’的单一方式”。在她看来，这样“落后的，甚至是腐朽的创作观念”对于创作的发展是一个桎梏，一次倒退。因此，对薛晓路来说，这场讨论已经不单纯是“道德层面”孰是孰非的争执，她害怕在这样一种思潮下，生活中一些负面的人物将永远不能进入作品，或者只能以一种贬义的、批判的眼光去表现，“如果永远不能写一个有过错误的、有问题的人物最后能经历成长产生出人性的光辉，甚至获得一个好的归宿，那才是一个创作者最排斥的状况。”
五年等一个故事
1994年，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的薛晓路第一次接触到自闭症，自此她成为了北京星星雨自闭症教育研究所的一名志愿者。后来，她想为自闭症患者搞一场义演，眼看项目快要达成，却被北大突然叫停，不仅如此，因为种种误会，他们还被告到电影学院说是“组织非法活动”。最后，薛晓路和同伴们被学校点名批评，这件事甚至影响了她的毕业留校。
那时，中国电影正经历一段没有优秀作品出现的暗淡时期，“毕业以后就特别不想工作，不知道该干嘛”。之后薛晓路被聘到中央台科教中心，拍一些传记片。“我上学时候拍的东西都比工作时候的长，我不愿意。”当时对人生和生活都产生了怀疑的薛晓路想到了出国，英语差到一塌糊涂的她发现，澳洲有一个项目可以先出国再考托福，“我当时就觉得去哪儿都成，反正就不想在这儿呆着，后来就懵懵懂懂地去了，念的工商管理专业。”
这段出国经历对于薛晓路而言是一段“思考人生”的过程，其间因为护照的问题，她又回到了国内，几经辗转，有着一股“倔劲儿”的薛晓路还是走上了编剧之路。
2000年，一群外国记者对自闭症患者家长的采访让她震惊而难忘。她突然觉得，也许该有这么一个人去讲讲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家庭，这是电影《海洋天堂》的缘起。为了筹备这个剧本，她等了将近五年的时间。那时她刚刚写完电视剧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剧本，播出后，她迅速被冠以“中国金牌编剧”的称号。
“那时候如果顺着这个名号去签另外的电视剧，稿酬肯定是翻倍的，但是真的就停下了，静心地等了四五年的时间，打磨剧本，找投资，直到等来江先生（编者按：江志强，安乐影片有限公司总裁）帮我一起做《海洋天堂》。”薛晓路有时候会想，那几年如果没有碰到这个慧眼识珠的老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有时候想想，在人生的选择上，是有偶然性的。” 在过去，从没有一部真正以自闭症患者为主角的电影在中国院线公映，而编剧出身的薛晓路，更希望好好去讲一个故事：“我个人非常喜欢好莱坞的九十年代那种叙事性非常强的电影，而中国的电影从早期第五代电影开始就是以文化符号作为电影的标志的，在叙事上不是那么强调的。”
到了第二部作品，其叙事风格比起前作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时候，薛晓路总是拿曾经等过的五年来鼓励自己，“你在那么不顺、没有任何目标的时候都敢等五年，而现在，在可能有投资的情况下，为什么就不敢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呢？”真实表达也是她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后来，《北京遇上西雅图》因为社会性的话题和逐渐累积的口碑成为“票房黑马”时，人们才发现，这部电影的导演正是当年拍《海洋天堂》的那位。
《北京遇上西雅图》的成功，处于同时期电影市场上中低成本电影崛起的背景下。薛晓路承认，话题性和故事本身是它能够成功的关键，“中低成本的电影，使得创作者在开拍前对于整个故事的完整度、叙事的整齐和规范更加注意。如果是大片，可以靠大牌演员的配置和炫目的特效来搞定，但正因为这些不存在，就得靠别的搞定。这样，就一定带来创作质量的提高，这是好的一面。”
负责任而非女权
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汤唯饰演的文佳佳从骄纵跋扈的拜金女，最终变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人”。这代表了薛晓路个人的价值判断，同时她也认为，男女应该承担各自的社会责任。“现在整个社会大趋势是，大多数男人没办法负担整个家庭生活，一定是需要女性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薛晓路看来，一个没有责任的人，在社会上就如同没有出现过，没有存在过一样。尽管坚持女性的社会责任，但薛晓路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在骨子里还是一个蛮传统的人”。她表示自己尊重基本的社会规范，认为女性完全没必要以标榜的姿态去做一些事情。
和多数中式知识分子一样，薛晓路也关注过之前轰动一时的“校长性侵小学生案件”，对于之后在微博上以裸照声援叶海燕的女教授艾晓明，薛晓路尊重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和发声，而她不愿意把这件事看作一个女权主义的表达。“在中国，过度强调女权可能会变成一种小众的关注话题，缺乏了这件事情本身应该有的最大化的社会关注。”在她看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呼喊，是以“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去，对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法律漏洞或者极端的变态和丑闻，做一个很有力量的发声”。
在导演这个以男性居多并处处需要体力劳动的行当中，女导演常常提供的是“不同的视角”。薛晓路本人不爱风花雪月，和电影表面展现的浪漫氛围和“美好的愿景”不同，薛晓路认为，自己最终要回归到理性的人：“感性也许体现在生活的感受和体验上，但是，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创作本身，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过程。”作为创作者，薛晓路只在刚开启一个写作题材时保有感性，“可能是一件小事触发了当下的体会，那个时候你会把情感投入进去”，一旦真的进入写作的程序，做框架、做人物，要计算、要判断、要推导，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过程。
《拆弹部队》是薛晓路很喜欢的一部电影，该片的导演也是她非常敬重的好莱坞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在薛晓路看来，这部电影代表着女导演所能做到的“硬朗的故事，却拥有女导演独有的情感观察”，她觉得，对于情感的发现和对敏感的把握是女性的强项。“像《拆弹部队》，虽然整个故事的场景非常男性化，她表现的人物也非常男性化，但是一些细微情感是非常女性化，这种优势不应该以题材和风格样式来划分。”
无独有偶，薛晓路坦言，从编剧到导演的转变可能会是一柄双刃剑：“好处在于对故事的完整度和故事的清晰程度，每一个画面是什么样子你基本都已经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但同时，在拍摄的时候，那种新鲜感往往就会下降，这是我拍摄过程中最大的困惑。”
从观察者到表达者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海洋天堂》、《北京遇上西雅图》，薛晓路的作品往往基于现实题材，折射时下热门社会现象。受到家庭暴力的女人、自闭症患者及其父母，越洋生子的孕妇、“小三”话题，无数观众在薛晓路的作品里重新认识了那些被忽视的群体。
“我的故事和人物会有当下性。这种当下性，在于我对故事中人物所处的现实是有态度、有表达的，因此就会涉及一些带有话题性的内容。” 从观察者到表达者，薛晓路借着故事中的人物去观察这个世界。
她将电影分为三个等级。第一，脱离了整个的社会性，而最直指人性内心、人性本质的作品，是A类的作品；其次是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和现实有比较大的关系、态度和表达的，是B类作品；而C类作品，是什么都没有，只是供娱乐的，快餐型的电影。对她而言，C类作品绝对不是她所追求的，“我起码有欲望站在B类去摸A类。但是我觉得，真正最好的作品，是跨越了地域，跨越了现实，而直指那种最广泛的人类的意识和价值观的作品，是带有普世价值的那种。”
薛晓路的生活态度是“入世”，平时通过各种媒体关注公共事件，常在微博转发各类社会新闻。她认为，一个好的创作者一定要具备自己的价值体系。而有的时候，创作者的态度也会受到挑战。薛晓路感叹，有时候她不能去触碰某些题材，但自己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坚守，“创作者要保有一点点风骨和姿态，在能写的空间里有态度地进行表达”。
如今的薛晓路依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教书写作，静静关注着这个时代，观察身边每一个人。她用“正常”来形容自己的生活：“正常是一个夸奖。很多创作者成功了，就有很多助手，工作室的人环绕着他，我很怕这种状态。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创作者。”薛晓路努力使生活接近于最真实和正常的状态，该上班上班，该上课上课，唯一让她感恩的是，“在你想下一个创作的时候，支持你的人会多一点，或者愿意提供你机会的人会多一点，这是属于创作者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