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而言，信任危机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只是整个社会在信任危机中垮塌的速度和规模实在太惊人，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从华南虎、七十码、毒奶粉、传销到最近的乐清钱云会事件，政府、法院、专家、企业、熟人、媒体、行业协会、公益组织都变得令人生疑，人们觉得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倒在利益的诱惑或者权力的恐吓之下。
　　信任危机的深化，并不只是表现在不信任范围的扩大上，更可怕的前景或许在于，人们建立信任机制的信心和耐心受到巨大打击。人们不仅怀疑威权，也怀疑民主；不仅怀疑地方，也怀疑中央；不仅怀疑官方媒体，也怀疑市场化媒体；不仅怀疑教授专家，也怀疑民间意见领袖；不仅怀疑官方的鉴定机构和程序，也怀疑民间或者专业组织的鉴定机构和程序。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并不那么容易回答。乐观的人们认为，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代价，旧的道德已经失去作用，新的道德尚未建立。我们只需等待，随着经济增长，收入提高，诚信自然会重新回来。这种论调弥漫着进步主义的迷信和犬儒主义逆来顺受的气质，它或许会收一时安慰人心的功效，却丝毫无助于我们改善自己的处境。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就是信任，在中国，市场经济为何却与信任危机的深化同步？或者说，我们只仅仅看到了市场因素对社会信任机制的瓦解，而很少见到市场所孕育的信任机制的确立。
　　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许多基于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不再发挥作用，政府、宗教、圣贤这些曾经的绝对权威都被一一消解。多元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言论和思想自由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而这些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全民一致的信任成为不可能。但现代社会发育出许多新的信任制度，比如专业团体、法律体制。而一些传统社会的信任机制也变换了形式依然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亲族、熟人、宗教。对于古代社会而言，真相是确定不疑的，而在现代社会里，真相本身也变得可疑起来，至少它不再是绝对的客观存在。从近代以来，中国也曾借社会契约重订之机，尝试着确立社会信任机制，在道德和政治领域，我们曾经尝试过一个领袖、一种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并不那么成功。对于一个缺乏程序正义传统和土壤的民族，对于一个坚信真相的绝对性的民族，对于一个将真相的获得寄托于某个阶层或者某些个人的高尚道德的民族，现代的信任机制应当如何建立？
　　当所有的人都失去天然公信力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达成和解和信任？或许，这才是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温家宝总理说，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诚哉斯言！没有诚信体系织就的网络，我们依然是一盘散沙的民族，任何风吹草动，哪怕仅仅一个可笑的谣言，都能令整个大厦瞬间崩塌。北非和中东的故事只不过再次印证了这个古老的命题。
　　《文化纵横》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