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文体经典的《牡丹亭》，在后世实际遭遇从人物到主题的重写。对柳梦梅的重写，除了在“情”的力度和强度上进行补足之外，通过杜丽娘这个人物形象改写了“美女”叙事传统，其被遮蔽的男性欲望同时在对“杜丽娘”的具体化中得以凸显。这也同时表现在美女、才女、贞女、薄命才女等人物形象的不同具体化上面。性别话语与时代话语撞击而形成的对女性颇具层次感的欲望对象化描写，正是明清文化在新旧格局当中摇摆的缩影。
　　关键词：明清传奇;“杜丽娘”;具体化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作为传奇经典，《牡丹亭》在后世的影响除了读者的痴迷、批评家们的争论之外，还在于对后世创作潜移默化的引领作用。《牡丹亭》是以杜丽娘为叙事视角，因此，相对于杜丽娘的形象刻画，“柳梦梅人物形象缺乏光彩，是《牡丹亭》恋爱故事的美中不足”。[1]40后世作家在“情”的格局创作中极力补充着柳梦梅形象的不足，重拾男性视角，进行着角心人物的性别置换，“柳梦梅”代替“杜丽娘”成为表情达意的主要人物。除了直接在“情”的力度上进行补足描写外，“柳梦梅”在后世作品中的“实现”还隐匿于对“杜丽娘”的具体化中。男主人公们将杜丽娘“落实”在对理想伴侣的想象与追寻上，被女性欲望叙事表面所遮蔽的男性面对女性主体性上升的心态也因此得到暴露。对女性颇具层次感的欲望对象化，是性别话语与时代话语撞击的结果，是男性面对女性主体性加强、地位上升的认同而犹疑、欣喜并恐慌的矛盾心理体现。对男性而言，女性的本体觉醒犹如一座“围城”，城内城外各自有着不同的风景，在城内与城外的徘徊构成《牡丹亭》之后传奇作品中男性的重要心理冲突之一。
　　一、传统性别话语霸权对女性塑形的延续：“美女”、“弱姿”
　　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成为爱情叙事的模式，影响至今。男性有关爱情的幻想集中于对“美女”的热衷，“耳熟能详的文学传统教给我们：不是美女，在文学作品中是不配享受爱情的。”[2]美女，是文人内心深处的不变情结。女性的“美”与“丑”，在这样的叙事语境中，仿佛成为了人生的“金钥匙”抑或“原罪”。从出生起，女性的命运就这样被定格。男性对女性“美”的首要且唯一的强调，置女性于主体性缺失的被动境地，成为任由男性品评和听从命运摆布的“他者”，是“被审美”、“被注定”、“被安排”的非主体性存在。“美女”对男性而言，是满足其肉体感官需求的空洞“能指”，是对女性主体性需求与本体性存在的轻视与忽略，体现了传统性别话语霸权对女性的第二性定位。
　　汤显祖通过杜丽娘，对“美女”叙事传统进行着改写。游园前，春香赞美她“今日穿插的好”。“穿插的好”，使“美”的完成仿佛主要得力于后天的人为修饰，既有着力取悦他人的嫌疑又割裂了“美”与杜丽娘本体存在的关联，“美”好像与本人无关，只是做给他人看。杜丽娘对这样的赞美显然非常不满，她毫不客气地驳斥了春香的说法，指出她的错误。杜丽娘坚决地撇清了与“空洞美女”的关联，“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强调了她所追求的“美”，不是靠指向取悦他人的刻意修饰，而是自为的存在，“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种天然的、本性的、自在的“无为”之美即为最美，“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牡丹亭》中，杜丽娘作为叙事主体，以女性的话语立场形成了对“美”的新的“所指”：“自然”即美，“美”是对自我的发现与确认。对“美”的追求指向主体性的需求，是和自身其他天性并存的“自我”的一种，而非迎合他人欲望的主体性的缺席。
　　由于叙事主体的性别置换，特别是话语的性别立场有意无意地转向，后世传奇作品回归传统的男性性别霸权意识，在主人公为“美女”的创作接受中却偏离杜丽娘“美”的“所指”，回到传统“美女”的空洞“能指”。《西楼记》中的于鹃，定要寻觅“倾国之姿”。《梦花酣》中的萧斗南，“自思必得绝代佳人，方称双璧。”而这里的“佳人”等同于“美女”，因为他对“模样儿”最为关心。当听说迦陵寺有个傻和尚，“绝有神通，会摄生魂，与人相见。”便迫不及待前往，“小生待看一看浑家，怎生模样儿”。如果不满意，宁愿独身，“倘然凤拙，宁守鱼鳏”（第五出《谒僧》）。《画中人》庾启，必得“落雁沉鱼”，方好配其“雕龙绣虎”。而“碌碌尘寰，岂有佳丽？”因此摹写一图，构建理想中的绝色美女，“神形映发，骨肉匀停，极态穷妍，纤毫无憾”（第二出《图娇》）。男性的“才”、女性的“貌”，往往被视为最具异性吸引力的质素。“才”可通过自身努力和后天培育获得，主要运用于社会事务中，是具有无限发挥空间与升腾潜力的社会属性;“貌”则主要取决于先天生成，是有限的并呈下滑趋势的自然属性。“男性作家对女性的艺术想象，一旦被读者广泛接受，就会成为强有力的文化规范，塑造着作为读者的男性和女性。”[3]61男性对女性外在美过度强调的叙事，引导女性对“貌”的自发执着，一方面，这种追求不会对男权社会构成任何威胁与不安，反而越发使女性成为社会的“他者”而失去主体性的参与;同时，对女性“貌”的强调，是男性话语立场的表述，遮蔽了女性的本体需求。
　　“强调女性美，也就是说使女性看起来更像女人，能够在社会性别体系内，恢复一种特定的秩序。”[4]173何为女性美？何为“像女人”？这种意识层面的观念认知，即是在社会培育中形成的“特定秩序”。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5]9女性的“美”同样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在人类社会早期的母系氏族社会，生成方式的变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多余财富的分配问题引发了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完成了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从此确立了以男性为社会统治的父权制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儒家思想观念以及屈原“香草美人”所建立的男女与君臣的关系对等，巩固和强化着男权社会模式。男性把持着社会叙事和文学叙事的话语权，他们用话语规范着女性的形象，规定着女性的美。“男权时代的男人都是大男人。大男人就要同情弱小，以衬托自己的‘大’和‘强’。”[6]在这种以男性为中心、以男性需求和认同为核心价值观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弱姿”被当作“女人味”和“女性美”而加以塑造。楚楚动人、望之犹怜的弱小娇艳之姿，成为铺垫男性性别优越感的基石。对女性“病态美”的欣赏，即是彰显自身强大和寻找优势心理的凸显。典型如被高彦颐称之谓“道德的身体实践”的缠足，“实有辅助儒家礼教的功用”，助长了妇女培养“内敛性的人格及身体取向”的取向。“妇女既主内，则才德声容自不必耀目，取向亦当以内视收敛为尚。”。[7] 　　在对《牡丹亭》进行创作接受的“《牡丹亭》影响传奇作品群”中，女性幽贞、娴静的内在气质，弱不胜衣、多愁善病的身体状况及缠足后遗症的摇摇晃晃等“弱姿”也就成为得到全社会（包括男性及女性自身在内）认可的集体性别审美追求和作者乐于摹写的内容。萧斗南描摹臆想的美人，“想他簇金莲行径”（第三出《画梦》），现实中的谢蒨桃果然弱不禁风，动辄昏倒。庾启想象中的女子，“芙蓉泣艳，杨柳羞娇”，而郑琼枝“慵茶少饭，易病多愁”，正与此相符。周朝俊《红梅记》中卢昭容之母崔氏，训诫女儿，“如今天气融和，你可同朝霞红梅阁做些生活，幽静些儿。”（第三出《慈训》）尤泉山人《梦中因》黄飞香之父黄良珍出去游赏胜景之前，叮嘱女儿“闺门以内更宜肃静”（第四出《肃阁》）。连妙语评《牡丹亭》的三妇，“既评完，钞写成帙，不欲以闺阁名闻于外，间以示其姊之女沈归陈者，谬言是人所评。”[8]145
　　二、追求“知音”的时代渴求：“才女”
　　（一）“才女”大批出现的社会语境
　　明代中后期，王阳明的心学打破了传统儒家的秩序观，缩减着圣人与凡人的差距。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被压抑中的女性地位的改善，男与女之间的鸿沟开始缩小，性别的秩序同时被打破。李贽更是针对“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言论，公开反对歧视妇女，“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9]165明清时期，女子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即使部分出于道德教化的目的，但她们的实际阅读并不会局限于此类书籍，关注兴趣也不会停滞于此。这一点，从杜丽娘对《关雎》的自我解读和吕坤的《闺范·自序》①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证实。心智的启迪，思维的开阔使她们开始走出“内闱”，走向“外围”。写诗作曲，从事文学创作。“阅读女性通过运用她们的才智和想像，栖居于远大于其闺阁的世界中;当她自己开始提笔写作时，她在公众领域中的位置就更加牢固。”[4]32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中国前现代女作家凡4000余人，而明清两代就有3750余人，占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百分之九十以上”。[10]她们才华不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男子分享了文学的天地，最早在诗词、继而在戏曲上显示了实力”。[11]180走出家庭，结社唱和，以文会友，甚至成为职业女性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琥珀匙》中桃佛奴“能诗会画，远近闻名”，邻家咸婆竟以此兜揽生意，倒比倒换首饰更“济事”。“那些仕宦人家夫人小姐，多央老身上门求取。今日又有许多册页、扇子”，有乔奶奶的册页求画山水，有涂小姐的扇子求画花鸟（第二出《画梅》）。明清之际的黄媛介，可谓“职业艺术家和作家”，“与丈夫和孩子一起或一个人”，“漫游于江南的城镇中，以寻求被雇佣和资助的机会”。[4]125“心”和“身”的松动，使“才女”在明清时期的大批出现成为可能。
　　（二）男性对“知音”的渴求，召唤着“才女”的出现
　　1.“才女”可以分担并化解男性面对社会期望的压力与焦虑，适应了明清时期“向内转”的男性对个人生活更高质量的追求
　　日趋激烈和无序失控的社会竞争，使男性在外部战场的厮杀愈觉难以应对而疲惫不堪;传统的婚恋格局，因强调“内外有别”，女子甘于“守内”，男子专于“攻外”，不对等、不交叉的圈子归属造成男性精神上的孤独，情感生活索然无味。于内于外，父权制社会树立的男性权威和对男性的“强者”期待，使男性同样遭遇非人性的压抑和焦虑而陷入作法自毙的窘境。“男性作茧自缚在被社会所期待的、越来越强化的强者角色中，往往要承受更大的身心压力。”“不仅女性是父权制的受害者， 男性也同样是父权制的受害者。”[12]一旦得到有效的话语认可与支持，早就疲于自撑的男性纷纷从宦海风波中逃离，留恋于个体私生活层面的追求。挣脱“强者”身份束缚的男性，开始耽于日常生活的趣味之乐。明清时期女性“向外”，男性“向内”的发展趋势，解构着儒家思想所规定的“内”与“外”的性别空间对立，性别角色与定位也因此发生了转变。男性不再硬挺“强者”的名号而品尝自种的苦果，为得到精神上彼此扶持的“伙伴”和“知音”，宁可舍去作为“强者”的自设。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主体意识的觉醒，伴随而来的不甘于仅是形而下的日常琐事的料理，正好回应了男性的“知音”召唤。两性的空间转移需求指向了恋爱婚姻以及家庭生活的格局重构。家庭，既可让男性得到心灵的休憩与情感的慰藉，又成为保证女性在展示个人才智的同时不会逾越“良家女”身份的合法领地。“才女”，是这种“知音型”爱情婚姻模式物化与实现的关键。女性的“才”让男性在思想上、情感上觅得对话的伙伴，精神不再孤独;闺阁中女性的才华让人惊叹，这在一定程度上让男性从“强者”不能实现的焦虑中得到解脱。
　　男性向内转后，有更多的精力和兴趣投入到个人生活及其建设上来，对情感及家庭生活的追求自然有了高质量的标准和期望。伴侣，不再是生活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因此，男性对女性的“才”极为看重，有时甚至超越了“貌”和“德”成为近乎唯一的择偶标准。《绿牡丹》中，当谢英被问到什么样的女子才中意时，他回答，“又要有色，又要有才，怎得个文君眉上还留黛，苏惠机中再吐花”（第九出《访俊》）。《疗妒羹》中，杨器的夫人颜氏，“聪明向学，可称闺阁文人;勤俭操家，不愧须眉男子。”即使娶妾，也要“佳人”才好（第二出《贤风》）。“世上果无佳人，情愿虚此侧室。”（第八出《语娇》）而“佳人”即才貌两绝，“若轻输燕舞非佳丽，须韵压涛笺好和酬”，并以“才”为重，“生平最厌的是脂粉！”（第十出《空访》）重“才”，是男子对精神“知音”的渴望，对“伙伴式”婚姻的向往和憧憬。“只要韵似梅花冷，人有荆钗性。嗏，竹下小窗明，品香评茗。一样花笺，自觉红袖扶来胜。我但卿卿也要值得卿。”（《疗妒羹》第十出《空访》）钟心“除是闺阁中得个知己，如古云，弹琴对文君，春风吹鬓影，才算得千古风流。”（《梦中缘》第二出《幻缘》）龙燮《琼花梦》，江云仲对近在咫尺、“有铜山样家私堆垛”的“织女”毫不动心，却对“诗饶秀致，字带余妍”且未曾谋面的袁氏钟情，“莫说千里程途，就是万里，也要去访她一访。”（第二出《梦笺》）“江云仲心目中的理想配偶，是才华和容貌并重;但如果没有才华，则是不予考虑的”[13]9 　　《牡丹亭》中，杜宝重视对女儿的教育，认为“自来淑女，无不知书”，“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为此专门请来塾师陈最良。杜宝让女儿“知书”、“晓书”，并非仅是道德上的规范，也在于对她自身才能的提升，如此“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出于对女儿日后婚姻生活的关心和负责，“过来人”杜宝从父亲更是从理解男性需求的角度，有意培育女儿适应彼时对女性的新的内在需求。在这种家庭教育之下，杜丽娘诗书画俱通：“依注解书，学生自会”，“学生自会临书”。连陈最良都惊叹，“我从不曾见这样好字。”（第七出《闺塾》）这样一位“画似崔徽，诗如苏惠，行书逼真卫夫人”②的“才女”，在适应大的时代语境与男性的欲望召唤中，不断地被复制和强化。阮大铖《春灯谜》，韦初平教育女儿，“古来贤达女子，不但针工独擅，兼且文墨旁通。那读过的女孝经、毛诗，也要时常温诵，就楷书也要用心学习。知书识字，目后也好做人家”（第三出《宴擢》）。王元寿《异梦记》顾云容，“姿容绰约，德性幽贞;守礼称诗，秉伯姬之雅操;填词染翰，追班氏之才华。”（第三出《春游》）吴炳笔下，女性之“才”更是被标举，非但不亚于男性，且往往过之。《西园记》中的赵玉英，“班姬之训，熟传于母;谢庭之咏，欲过其兄”（第五出《庭宴》）。《绿牡丹》中，车静芳的兄长“游荡猖狂，甚不成器”，偏车静芳“挣气”，“不要说他仪容绝世，那百家诸史，无不淹通;诗词歌赋，援笔立成”，“端的饱学秀才，考他不过”（第四出《倩笔》）。年青女性甚至无意女红，专意读书。《琼花梦》中袁餐霞“懒问家常琐屑，只好翰墨诗词”（第四出《闺选》）。 黄振《石榴记》中，罗惜惜“年虽幼小，不事女红，立志攻书”（第二出《就塾》）。
　　2.对“才女”的期许与赞美，是明清文人“边缘化”后的替代性满足
　　明清时期，男性从公共事务中的撤退和抽身，对他们而言，无论如何不是出于本意的一件畅意的事。撤退，是无可奈何地抉择，意味着人生“进攻”道路的不通，是理想的破灭;抽身，是看清真相后认定现状不可逆转和无法挽回的绝望。这种对公共事务的绝望在经历易代的伤痕和清朝文网森严的恐怖之后，更是走向对整个存在世界的幻灭。清代大量“下凡历劫”题材传奇的出现，正是这种消极无望思想的反映，现世意味着一个必定充满劫难且最终必定想要设法脱离的苦海。男性世界，充满了混乱和阴谋，有失公正的竞争和变化莫测的仕途让人无所适从，是一个令人失望和幻灭的世界。对男性世界的质疑和幻灭，是通过对理想女性的追寻与歌颂，对女性世界的向往和赞美来传递的。“对自己的失望却唤起了对理想女性的回归。”[14]文人带有补恨与建构理想人格性质的女性想象，自然倾心于“才女”。“边缘化”文人带着对男性世界的失望，投入到与“才女”有关的事业中，宣告了对现有秩序的无望。他们的阅读兴趣和审美态度发生转变，对于“才女”的创作极感兴趣。明清时期的女性作品，基本都是男性为之奔走辑录、整理和刊刻的。如评选《红蕉集》的邹漪，坦承“仆本恨人，癖耽奁制”，因而“薄游吴越，加意网罗”。[15]898《然脂集》的编者王士禄，“仆粤自髫龄，夙有彤管之嗜，辛巳以来，即勤编撰”。[15]909
　　在《牡丹亭》中，杜丽娘“能绰斡，会写作”、“秀入江山”，“才”是其特质之一。随着外部空间的日渐萎缩和日益边缘化的滑落，文人的视点发生转移。对“才女”的书写和赞美成为“才子”的替代性满足，女性的“才”在“《牡丹亭》影响传奇作品群”中被强调和放大。吴炳《情邮记》，刘乾初就是这样为“女才”癫狂的人，“为和几句和韵，一路唱咏，不离肩舆左右”（第二十二出《代聘》）。看到驿壁所题之诗有女子相和，虽未见人，由“才绝”推知其“色”，笃定其必是“才色两绝”。在得知她是枢密家眷后，不但不知难而退，反而越发激起他的怜才之意，“我看你韵如清罄从风送，怎忍见你命似残花逐水流”，骑马相追，“似这等有才调有情致的女子，意中常则想他，眼中不曾见他，岂可当面错过？”（第十四出《见和》）《风流院》中的舒新弹对小青“怜才惜色”而“思恋不忘”;南山老人也因“怜才惜色”而撮合二人姻缘之事。蒋世铨《临川梦》，俞二姑对书的痴迷程度超乎男性，“终年终日，守着两架遗书，翻阅不倦，比那做秀才的赶科场还加紧要。”（第四出《想梦》）加之这种阅读不是指向“赶科场”，目的更加纯粹。而俞二姑对汤显祖的相知之情，超越了性别和现实的功利等因素，“男女虽则异形，性天岂有分别？人生所贵相知者，此心耳。古人云，得一知己死可不恨，何必定成眷属乎？”（第十出《殉梦》）纯粹的对“才”的钟爱，对阅读的真实兴趣，使俞二姑成为让男性汗颜的理想的人格。即使离世，也终有善报：“那冥官念我因牵文字之缘，不同情欲之感，将奴永脱轮回，任凭游戏。”（第十六出《访梦》）
　　3.“才女”因独具慧眼成为倾心于逆境中才子的“闺中伯乐”，在成全才子的同时构成了对现实的反讽
　　“怀才不遇”，作为独特的心理标记，几乎成为文人的身份象征。“古代中国文人之所以好顾影自怜，并不完全是由于多愁善感，实在是因为社会提供给他们的道路，只有窄窄的一条，即仕途”。[16]421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再加上选拔人才的方式未必恰当，选拔的过程未必公开公正等因素，注定了遗才的普遍性。明清时期，科考舞弊泛滥成灾，场内夹带，场外贿赂，考官昏庸，对科举选才的失望在明清传奇中通过大量对试场插科打诨的荒诞描写反映出来。在这种“带泪的笑”中，文人质疑并寻觅着其他的证明自己的方式。寄希望于“才女”的知重即是其一，传奇中的才女往往是辩真识伪的伯乐，她们洞察真才，有着超出男性的眼力。
　　《临川梦》作者蒋士铨，“性峭直，不苟随时，以刚介为和珅所抑，留京师八年，以母老乞归。其才其遇，无一不与明汤玉茗相类，因为《临川梦》传奇，以自况焉。”（徐珂《清稗类钞》） [17]248“古来才大难为用”，“娄江有个人知重”（《临川梦·提纲》），即是蒋士铨架构的怀才不遇文人的补遗写恨。汤显祖“拒绝权门，归来六载，不复入京会试”，创作《牡丹亭》，“借此填词，写吾幽意”。但“世鲜知音，谁能叹赏？”（第三出《谱梦》）“世上那些蠢才，看了此曲，不以为淫，必议其艳”。俞二姑的出现补足了汤显祖的不遇之恨，“非我佳人，莫之能解”。俞二姑不仅妙通文心，“看他文字之中，意旨之外，情丝结网，恨泪成河。我想此君胸次必有万分感叹，各种伤怀，乃以美人香草寄托幽情，所谓嬉笑怒骂皆是徵词”;而且重才敬才，“若能与你添香磨墨，死也甘心。”（第四出《想梦》）蒋士铨赞其识人之力远远超过执政当局，“独惜娄江女子为公而死，其识力过于当时执政远矣”（ 蒋士铨《临川梦·自序》）。吴炳《情邮记》，刘乾初在驿壁题诗，“阳春白雪，怕属和已寥寥。”而“埋没青春也笔花空自剪”的闺中女性与“遭时偃蹇”的“弱书生”的相似境遇，使王慧娘看后不由“泪涟”（第十二出《半和》）。浣霞子《雨蝶痕》第一回《发端》下场诗总括大意，“桂小姐好眼力阅文决俊”。桂韵如之父赞其“女红乃是本分之事，翰墨亦其游戏之场。不惟诗擅一家，似从天授;抑且文通八股，迥不雷同”（第三出《忠愤》）。因此，才子白璧的被肯定就由“情耽经史，胸中具有缥缃。性喜诗文，眼底可分玉石”③的桂韵如来完成。第七回《私羡》评语道：“果是闺秀具眼，省却闱幕关节”。《西楼记 》于鹃，“做一向词曲，只道世无识者。谁料素徽相爱。真同调矣。”（第六出《私契》）“小生一向觅缘，碌碌风尘无能解吾意者。刘楚楚家得卿亲笔，且闻相爱已久，不胜惊喜。今蒙以生死相订，小生永期秦晋，决不他图。”（第八出《病晤》）吴炳《西园记》中，“半生来落拓被人欺”的张绣林，“嗟伯乐世希”，“谁承望提携国士的是香闺”（第八出《讹始》）。龙燮《琼花梦》中，江云仲自叹无人识其才，“那一班俗眼皮相我辈的不必说了，便有一二相知，也只道我会作几首诗文，那里晓得我江云仲到其实有些担当，有些手段哩”（第二出《梦笺》）。而袁餐霞与鲍云姬一文一武两位“才女”的出现，正弥补了这种缺憾，“不信怜才重义，俱属温柔”（第一出《提纲》）。袁彩霞具有识文才的眼光，“幼观书史，癖好文词。因此这些姻戚间都叫俺女中秀才”（第四出《闺选》）;鲍云姬具有识英雄的眼力，“虽比不得木兰杀寇贼的身材，颇也具红拂识英雄的眼力。”（第十出《侠赠》）一个为江云仲的文才折服，“他文心独茧抽，机锦全归手，身登八面坛，笔扫横天帚”，“若见我评评赏赏，嗟嗟叹叹，定结一个素心良友。”“奴心既许之，则索抱着这本书儿过活也。”（第四出《闺选》）;一个赞之“言谈器宇，真是丈夫！便道秦中，哪里还寻得第二个出来？”不惜解宝剑相赠，“暗托终身”（第十出《侠赠》）。“袁餐霞、鲍云姬在《琼花梦》中，是作为江云仲的知己而塑造的”[13]283 　　对女性“才”的重视，一方面，使明清时期男性更新了爱情的理解，不再是“洞房花烛”的空洞“能指”，而是成为心灵相通的“灵魂伴侣”的“所指”。“更看重两性之间对彼此才华即内在的欣赏”，“这种无功利的情爱意识，或者说是纯粹的爱情观念，在权力至上、物欲横流的时代，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13]9是使两性共赢的利好，男性的主体性，伴随女性主体性的上升而同步提高，人的本体性存在均得到了尊重与认可。另一方面，对“才女”的书写，完成了边缘化文人的替代性满足和怀才不遇文人的“伯乐”召唤。
　　三、对女性地位上升的不安和恐慌：“贞女”、“薄命才女”
　　女性主体性的上升及空间的扩张，使男性在收获知音，缓解生存压力和焦虑的同时，又感到对自身优势构成威胁而有隐隐的不安和担忧。“女性权力的增长又让男性意识到在家庭关系甚至公共秩序上的潜在威胁。”[18]“《牡丹亭》影响传奇作品群”中，“贞女”及“薄命才女”的形象塑造，即是对杜丽娘暗含特质的有意误读和放大，是男性作家想要把持和收回性别话语权的叙事策略。
　　（一）自主追求爱情的“贞女”：男性的自我炫耀
　　“妇女的失去自我，首先从失去对自我身体的欲望的感觉开始，她们的觉醒，也就要从身体的觉醒开始。”[19]183汤显祖以杜丽娘情欲的萌动和身体的觉醒带动了女性意识的苏醒。从思想到行动，从精神到肉体，明清时期女性接受了杜丽娘的启蒙与教育：有读书立说，交游结社者;也有私奔偷情、贪色恋欲者。面对种种“越矩”行为，男性作家通过对“情”的叙事转换进行话语的反攻。他们把叙事重点由“情至”转移到所谓的“情正”;由女性的情欲需求，转向男性的情感保障。
　　《牡丹亭》中，杜丽娘要求柳梦梅立下“生同室，死同穴。口不心齐，寿随香灭”的誓愿，是在自愿同对方厮守的情浓之时，对自己爱情的捍卫和对自我的珍视，“俺则怕聘则为妻奔则妾”（第三十二出《冥誓》）。“杜丽娘坚持让柳梦梅对天盟誓”，其目的“也是促使柳梦梅与她一起共同实现互为‘唯一’的理想爱情。”“杜丽娘‘从一而终’的理想爱情，在实质上与传统伦理道德所宣扬的‘从一而终’判然有别，它超越了传统伦理道德，而具有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婚姻的新元素。”[20]163而后世评论家和作家往往故意屏蔽杜丽娘“从一而终”的崭新内涵，有意放大并借助这一传统外在形式，寻找与旧有伦理道德的相接。如王思任认为杜丽娘“从一而终，得《易》之恒”，“则不第情之深，而又为情之至正者。”[21]1573孟称舜强调“从一而终，至于没身而不悔”的行为即是“始若不正，卒归于正”。④虽与汤显祖同样谈“情”， 这种论调却是以“情”为饰，最具时代光彩的杜丽娘开始时的自主寻情在他们的心目中，已被牢牢定义为“不正”;汤显祖所标举的“情至”，由超越生死的人的本体力量的表达，转为对女性的“从一而终”的“贞”的道德要求。
　　“《牡丹亭》影响传奇作品群”中，相当一部分女性的行为是大胆热烈的，“密约偷期”、“自荐枕席”。男性作家在《牡丹亭》所掀起的“情”的狂潮下，以女性在情感上的主动表面顺应这股潮流，对这些行为默许、视而不见，甚至她们的主动示爱是被男性所鼓励和召唤的。因为女性的主动既帮助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男性达成欲望，又使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逃脱道德和责任的承担。“她的所谓主体性是男性的恩准，是男性主体欲望的映射。”[22]475而“传统男权文化既消费女性欲望又鄙视女性欲望”，[23]对这种大胆热烈行为的道德评价最终是以是否“从一而终”的“贞”来衡量的。女性欲望如不以“贞”为依归，不能保证对男性的忠诚，这种欲望就会作为“不道德”而被鞭笞和谴责。如钱宜的一段评论，“丽娘魂遇柳生，不胜悲苦，与后文还魂后见柳而羞，同一羞恶之心所发。然犹曰鬼可虚情，人须实礼，于此可想丽娘贞性。不则，与马、卓、崔、张之淫佚者何异？玉茗每以言情为讲学，此之谓也。”[8]70“作品群”中，“贞女”是以自主追求爱情的新面貌出现的，是主动的坚贞。对男性而言，为“坚贞”而“密约偷期”的主动是“为我”的。她们虽然扩大了地盘，但还是忠诚于“我”，在“我”的掌控之中。这种“贞女”的出现，是应对新形势的话语扭转策略，是男性的炫耀。
　　袁于令在《西楼记》第一出《标目》中“羡杀佳人节似霜”的表白，把这种心态暴露无遗。第八出《病晤》，穆丽华对于鹃大胆“自荐”，“妾本烟花贱质，君乃阀阅名流，葭玉萝乔虽不相敌，然锦帆三奏，已殷殷司马之挑。妾铅椠数行，岂泛泛雪涛之笔。情之所投，愿同衾穴，不知意下若何？”这种主动，让于鹃“不胜惊喜”。在被骗卖给池三公子之后，池同虽“做下千般计较，费了万种心机，拜之跪之打之骂之杀之”，各种威逼利诱都不能使穆丽华改志，“越触越生，只是不得相好”（第二十七出《巫绐》），甚至自缢殉情。“生在烟花，志坚金石”的穆丽华，让侠士胥长公赞叹不已，“你果然有这般贞烈，堪垂靑史，可载彤编”（第三十四出《卫行》），“这衷肠恰胜似那孝子忠臣。”（第三十七出《巧逅》）《娇红记》中王娇娘，“始遇申生，虽则未获老爷之命”而密订佳期。尔后父亲将她改嫁他人，她愿效“荀氏毁容截发，以抗亲命”而绝不“自背初盟”。孟称舜对女性的期待，“广大教化之弘愿”⑤的目的，由王娇娘完满地阐释，“我始以不正遇申生，今又改而之他，则我之淫荡甚矣。既不克其始，则当有其终。”（第四十七出《芳殒》）《洒雪堂》中贾娉娉“因婚姻之约，竟成枕席之私”，“然既委身，岂能再适？”“女子事人，惟知从一”，否则，即为“痴淫女子，不知命者之流”（第二十四出《私闺泣诀》）。许廷录《两种情》中，王娇娘自言，“我始以不正遇他，若又背他，我只算一个淫荡人矣。既不克其始，又不克其终。我王莹卿一生情重，至此改弦易辙，怎生下见明灵大王也。”（第二十八出《花殒》）钱惟乔《乞食图》崔莹为张灵自缢身亡，临终之时，“浑身衣服尽皆密密缝好，看来久已有心殉义，这也是难得的贞女了。”（第三十一出《双还》）李文翰《紫荆花》中的凌玉娘，同样是坚定“一鞍一马，一女一夫”⑥的“烈凤贞鸾”，不惜违抗父母，为报理郎而寻自尽。（第十三出《救玉》） 　　女性的“贞”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被赋予不同的“所指”。明清时期，针对女性的“越界”而作为性别美德树立的“贞”，是作为男性的自我炫耀或为重拾这种炫耀而出现的。至于更多作为政治美德而非两性间的性别美德加以颂扬的女性“贞节”观念，由于不是直接指向女性而另当别论。
　　（二）“薄命才女”：男性优越感的失而复得
　　“才女”与“薄命”并无必然关联，“才”与“命”也并不相妨。“世之论者每云，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余独谓不然。福本不易得，亦不易全。古来薄福之女，奚啻千万亿，而知名者，代不过数人，则正以其才之不可没故也。又况才福亦常不相妨……娴文事，而享富贵以没世者，亦复不少，何谓不可以才名也。”[24]302而文学叙事仅突出才女的不幸，是与叙事者的文人身份分不开的，“是与文人自身遭遇相对应建立起来的悲剧结构。”[14]“薄命才女”在边缘化的明清文人社会中更是成为热门的书写。明清男性文人对“薄命才女”的感情特殊而微妙。在情感体验上，边缘化文人与“薄命才女”的内心悲歌几乎是零距离地相融，文人在“薄命才女”的故事中进行着“自我”的伤悼;另一方面，在位置上，文人在“薄命才女”故事中有意“不在场”，距离的拉开，便于以“同情”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叙事，对更边缘的才女的怜惜使其重获失去的优越感。
　　1.男性作家对“薄命才女”的零距离体认
　　明清时期男性在公共领域的无力和抽身，使他们转移到对女性的观照上来，女性成为男性叙事的中心。与“边缘化文人”身份对应的“薄命才女”，自然引发他们极大的关注和书写兴趣。如《风流院》作者朱京藩曾言：“余之于小青也，未知谁氏之家。一读其诗，如形贯影，相契之妙，不在言表。”（朱京藩《风流院·自叙》）遭遇和心理体验的同构，使男性作家笔下的“薄命才女”成为无障碍的自我书写，“作品群”中的“薄命才女”，或是恹恹早逝，或是所嫁非偶，或是娥眉遭嫉。共同指向与其“才”不匹配、不应得的“命运”。这在小青剧中得到最为明显的体现：朱京藩在“男子有才，必蹇抑于功名;女子有才，必迍邅于遭际”的观念之下，塑造了“诗学可比曹姑，女红不低苏惠”但却偏偏“折与樵夫汉”的小青形象，她“自谓悦琴解瑟，必然跨凤而乘龙，岂期啄玉埋珠”。而“三战文坛”而不录，“可怜一疋文章锦，竟付尘箱小蠹鱼”的舒新弹，正是那个“正值下第之惨”的作者的“自为写照”。舒新弹“有才而为瞎吏所逐，就如此女有才而为鄙夫所污一般”，“正是我命薄，他命薄，郎心女意正合幅。”（第八出“得诗”）《疗妒羹》中的小青，“画里争妍，岂但文君敛黛;庭前斗句，直教谢女停毫”。但却“命不逢辰，事非其主耳”。《梅花梦》作者张道，“少年惊才绝，艳拥书城;填墨堑，撑肠拄腹，万言不待点”，但却“才高被鬼嫌”。正是借小青“枉抱芳姿，不修艳福”之事，寄寓万千感慨：“正为才人落魄遭沦贬，因此上借粉黛闲针砭。”（缀一折《寄韵》）
　　2.对“薄命才女”的“间距化”处理，在“同情”中获得优越感
　　才女们的薄命与不幸，是由于“才子”的缺席所致;才子的出席则能改变和挽救才女的薄命。男性的无能感，在这种发现中得到了消解。因此，失意才子在零距离体认薄命才女境况的同时，又通过对“薄命才女”有意的“间距化”获得优越感。《风流梦》中小青因母亲贪金帛，被迫嫁与“狼蠢鄙俗”之冯致虚为妾，直到舒新弹出现，小青命运才有了转机，“将万种愁和怨付与伊家要洗清”，得以“苦尽甜来事不迟”（第十五出《冥叙》）。作者朱京藩通过对“鸾雏落在豚鸡阵”的小青的“可惜”，获得了心理和身份位置的优越感，从而实现了对现实痛苦的超越：“珠斛屋金生不幸，全凭笔占风流胜。”（《风流院》第一出《开场》）《疗妒羹》中，杨器是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在小青的生命中，只有“艳冶偿佳配”⑦才能消除才女的“薄命”感。这固然是男权社会的深层信仰，“最平庸的男性面对女人也自以为是半神”[25]19;同时，又是在对自身地位渐失的恐慌与不安中所做出的心理自救。
　　法国启蒙思想家浦兰·德·拉巴尔说过，“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25]1杜丽娘在男性性别视角下的具体化即是因此而被怀疑的。不论是性格特征的分化，还是美女、才女、贞女、薄命才女等的不同具体化，“特定的男性视野往往遮蔽、压抑了女性生命与男性需求无关甚至不相和谐的某一面，又强调、夸大了女性生命符合男性需求的另一面。”[3]65后世作家在“杜丽娘”的具体化中实现对柳梦梅形象的补写，叙事视角的转向，凸显了时代话语与性别话语纠缠之下男性对女性性别位置的犹疑，而这正是明清文化在新旧格局中左右摇摆的一个缩影。
　　注释：
　　①（明）吕坤的《闺范图说·序》云：“自世教衰，而闺门中人，竟弃之礼法之外矣……
　　乃高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
　　则邪教之流也。”见学苑出版社1998年据明万历徽州刻本影印本。
　　②第二十六出《玩真》。
　　③第四出《阅文》。
　　④（明）孟称舜：《节义鸳鸯冢娇红记·题词》。
　　⑤（明）马权奇：《鸳鸯冢·题词》。
　　⑥第五出《闺疑》。
　　⑦第十四出《絮影》。
　　参考文献：
　　[1]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李江峰.美女与文学史[J].文学自由谈，2004（5）.
　　[3]傅光明.女性的心灵地图[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5.
　　[4]（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2004.
　　[5]（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王志明.古人的美女情结[J].文史杂志，2004（2）. 　　[7]（美）高彦颐.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J].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1995（3）.
　　[8]（明）汤显祖.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M].（清）陈同，谈则，钱宜合评.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8.
　　[9]（明）李贽.焚书·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郭延礼.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J].文学遗产，2002（6）.
　　[11]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2]周凤莉.试析戏曲表演中性别置换现象产生的原因[J].作家杂志，2008（9）.
　　[13]（清）龙燮撰，陆林校点.皖人戏曲选刊·龙燮卷·前言[M].合肥：黄山书社，2009.
　　[14]康正果.边缘文人的才女情结及其所传达的诗意（上）——<西青散记>初探[J].
　　明清小说研究，1995（2）.
　　[15]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6]邹纪孟.学而优则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17]徐扶明编著.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8]张春田.不同的“现代”：“情迷”与“影恋”——冯小青故事的再解读[J].汉语
　　言文学研究，2011（1）.
　　[19]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20]谢雍君.<牡丹亭>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1]（明）汤显祖.汤显祖全集[M].徐朔方笺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
　　[22]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23]李玲.<围城>的男性偏见[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24]（清）陈兆仑.紫竹山房诗文集·卷七·才女说[M]//四库未收书辑刊（玖集·贰拾
　　伍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5]（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Ⅰ[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张岚岚（1978-），女，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戏剧文学。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