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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的《风荷鸳鸯图》在哈密历经数年，为保存这些文物倾注了多人的心血。
据自治区书法家协会理事、哈密市作家协会主席毛长水介绍，哈密市文馆所有一批镇馆之宝，其中，最珍贵的当属张大千的《风荷鸳鸯图》，那么张大千的书画真迹怎么会在哈密出现？这些书画会不会是赝品呢？
张大千与刘鼎臣
毛长水曾经详细考证过这批书画的来历，无独有偶，哈密市民俗学家张昕中对这批书画的来历也进行了长期追寻。
张昕中说，哈密市大泉湾乡曾经出过一位叫刘鼎臣的大富商。刘鼎臣热爱琴棋书画，兼喜收藏，对文物字画的鉴赏很有造诣。他在哈密起家之后，先后在北京、成都、西安、兰州、敦煌等地开办自己的商号，专营古玩、字画。抗战时期，他在四川广交文化界朋友，其中就有张大千的二哥。
1940年春，张大千前往敦煌临摹莫高窟壁画，临行前张大千的二哥写信给在敦煌经商的刘鼎臣。刘先生见是挚友的兄弟来敦煌，欣然答应安排张大千的一切生活起居。1941年春，张大千携夫人杨宛君、黄凝素，次子张心智，助手谢稚柳，以及弟子10余人来到敦煌。这一批人吃住在刘鼎臣家里，张大千则与弟子去莫高窟、榆林窟、千佛洞专心临摹壁画。因莫高窟、榆林窟距敦煌还有几十公里路，张大千以及他的弟子们的衣食物品就由刘鼎臣派马车、骆驼隔日运送。
张大千离开敦煌时，为感谢刘鼎臣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赠给他书画60余幅，其中还有谢稚柳、刘力上、马文炳、萧建初等人的字画。《风荷鸳鸯图》就是张大千送给刘鼎臣的国画真迹。张大千的四幅书法作品，有一幅“上皇岁得于华化于朱方”，也是题款后送给刘鼎臣的。据刘鼎臣的子女说还有一幅画画的是柳树，题款是：“折枝之柳赠鼎臣兄”。
1949年，西北时局动乱，刘鼎臣携带着细软字画举家回到哈密。土改运动开始之后，刘鼎臣被划成地主成分，他的全部资产，包括古玩、文物和一批字画没收充公。
陈其山的慧眼
1953年，为了纠正解放初期人员成分划分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哈密县派出若干个工作小组进村入户重新核定全县人员的成分。当时，哈密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陈其山被派到距离哈密县城40余公里的大泉湾公社，即现在的大泉湾乡。
工作组进驻大泉湾之后立即投入了工作。工作组工作考核实行工分制，工分的记录工作由村上的干部负责。那个年代什么都短缺，村干部对用什么记录工作组人员的工分犯起愁来，后来村干部想起曾经从刘鼎臣家查抄的两麻袋书画，把书画剪开装订成小册子不就解决了吗？陈其山对书画多少有些了解，听说村里有老书画，他就和村干部一起来到库房。
没收的书画塞满了两条麻袋，胡乱堆在库房的杂物中间。陈其山打开麻袋，随手从里面抽出几幅字画，画很漂亮，其中一幅很大的画上画着荷叶，鸳鸯，画上有张大千的落款。他觉得把这些老字画剪开记录工分可惜了，便对这个村干部说，干脆我给你们搞几个写字本，换这些书画吧。
村干部听了很高兴，让陈其山随便拿，条件就是弄几个记录工分的本子。陈其山想多拿一些，无奈这些书画太重，他抽出二十余幅字画带回了宿舍，工作组的工作结束之后，陈其山带着这批书画回到原单位，随手把书画放到了办公室的木柜里。
当年年底，陈其山调到水利局工作，这批书画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便安静地呆在了这个木柜之中。文化大革命中期，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担心馆藏书籍丢失，将馆内的所有东西集中到了地区文工团库房统一保管。这批字画也随着那个柜子一起搬了家。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文馆所的物品重新搬回了文馆所，这批书画依然安然无恙的躺在那个柜子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毛长水与《风荷鸳鸯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对书画艺术情有独钟的毛长水调到文化馆工作，来到文化馆的时间不长，他偶然听到老馆长说馆里收藏有张大千的书画，便缠着馆长希望能看看张大千的真迹，老馆长开玩笑让毛长水请客，否则不给看。但是，毛长水请完客，老馆长却说是逗着玩呢，并且信誓旦旦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久了，毛长水发现老馆长常常提到张大千、关山月、刘力上等人的名字，老馆长还对其他人说过馆里藏有一批名人字画，不过一旦仔细追问，老馆长又矢口否认。
毛长水说到这笑着告诉记者，为了一睹张大千的真迹，他施展了所有能耐，但是，老馆长始终云遮雾罩的。
后来，这个消息传开了，自治区领导专门派人调查情况的真实性。老馆长一口否认自己说过有张大千的画之类的话。
经历这件事之后，毛长水也对老馆长所说张大千的画的事情产生了怀疑。但是，他还是有点不理解，凭着毛长水对老馆长的了解，老馆长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既然没有画，他怎么能凭空杜撰呢？可是既然有画，自治区来人了，他为什么不展示出来呢？
1989年发生的一件事更蹊跷。自治区有关部门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书画的消息，直接给文馆所的帐户上打来8000块钱，随后来人点名要张大千的画。当时，老馆长火了。毛长水还记得老馆长当时说的话：谁有画，你们找谁去。
这件事发生以后，毛长水再也没有听到过老馆长提书画的事情。哈密市文化馆究竟有没有张大千的真迹成了一个谜。
1995年，毛长水接替老馆长被任命为哈密市文馆所馆长。但一件奇怪的事情让毛长水不能不想起风传了多年的字画。毛长水上任将近两个月了，老馆长却不交接工作。
多年的工作中他同老馆长早已成为朋友。毛长水直接挑明了字画的事情。老馆长考虑了很长时间，然后，把毛长水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从床下面拉出一个木箱，打开木箱，里面还有一个皮箱，皮箱打开之后，有一卷用布包裹着东西。里面正是张大千的《风荷鸳鸯图》以及四幅书法。
镇馆之宝
老馆长是在接手文馆所之后清理办公室时，偶然发现这批字画的。为了慎重起见，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老馆长私下里查清了字画的来历，当他确信字画是真迹之后，为了字画的安全，老馆长选择了沉默。但这批字画太珍贵了，以致于老馆长免不了在高兴的时候透露出了一点风声。
毛长水从老馆长手里接过这批书画，立即对书画的真伪展开鉴别工作。毛长水多年从事书法创作，书法艺术功底深厚，对中国书画也有颇有研究，虽然从书画的风格上他一眼就能够辨认出张大千的风格，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先后找到了与这批书画有接触的所有人员，掌握了一系列这批书画来龙去脉的关键材料。
毛长水认为，人们在查抄这批书画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书画的珍贵性，部分书画受到了一定损伤，得立即修缮保护，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将书画起运北京荣宝斋修缮，在运往北京前毛长水将部分已经损坏的书画的轴头取了下来，打开轴头里面是匀整的细沙粒，这不仅进一步证实了书画是真迹，也找到了书画沉重的秘密。
书画运到荣宝斋，荣宝斋的工作人员被这批珍贵的书画作品震惊了。他们提出免费为书画装裱，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原作上揭一层下来保留在荣宝斋。毛长水吸取了老馆长保护这批书画方法，盯紧书画，没有答应。后来，还有人希望依照原书画，按照一张百元的价格，将这批书画各复印一份，毛长水依然没有答应。
毛长水谈到这一点，骄傲地说：“画只有我们哈密这一张。要是答应了他们，不就成两张了。”
书画装裱完成运回哈密市，毛长水酝酿举办一次画展，让这些书画精品与世人见面。哈密市领导欣然批准了毛长水举办书画展的报告。
为了吸引更多参观者，同时，也是为了显示这批画的珍贵性，毛长水觉得应该给张大千的画标价。他在查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展出之前他给《风荷鸳鸯图》标了百万元的价目。没想到从北京专程赶来参加画展的行家，当即表示出150万将《风荷鸳鸯图》买走。
“我没有权利出售这些书画，即使有权利也不能卖呀。这是哈密市文化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哈密市的宝贵财富。”毛长水笑着说。
目前，这批书画保存在哈密市文化馆。
据自治区书法家协会理事、哈密市作家协会主席毛长水介绍，哈密市文馆所有一批镇馆之宝，其中，最珍贵的当属张大千的《风荷鸳鸯图》，那么张大千的书画真迹怎么会在哈密出现？这些书画会不会是赝品呢？
张大千与刘鼎臣
毛长水曾经详细考证过这批书画的来历，无独有偶，哈密市民俗学家张昕中对这批书画的来历也进行了长期追寻。
张昕中说，哈密市大泉湾乡曾经出过一位叫刘鼎臣的大富商。刘鼎臣热爱琴棋书画，兼喜收藏，对文物字画的鉴赏很有造诣。他在哈密起家之后，先后在北京、成都、西安、兰州、敦煌等地开办自己的商号，专营古玩、字画。抗战时期，他在四川广交文化界朋友，其中就有张大千的二哥。
1940年春，张大千前往敦煌临摹莫高窟壁画，临行前张大千的二哥写信给在敦煌经商的刘鼎臣。刘先生见是挚友的兄弟来敦煌，欣然答应安排张大千的一切生活起居。1941年春，张大千携夫人杨宛君、黄凝素，次子张心智，助手谢稚柳，以及弟子10余人来到敦煌。这一批人吃住在刘鼎臣家里，张大千则与弟子去莫高窟、榆林窟、千佛洞专心临摹壁画。因莫高窟、榆林窟距敦煌还有几十公里路，张大千以及他的弟子们的衣食物品就由刘鼎臣派马车、骆驼隔日运送。
张大千离开敦煌时，为感谢刘鼎臣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赠给他书画60余幅，其中还有谢稚柳、刘力上、马文炳、萧建初等人的字画。《风荷鸳鸯图》就是张大千送给刘鼎臣的国画真迹。张大千的四幅书法作品，有一幅“上皇岁得于华化于朱方”，也是题款后送给刘鼎臣的。据刘鼎臣的子女说还有一幅画画的是柳树，题款是：“折枝之柳赠鼎臣兄”。
1949年，西北时局动乱，刘鼎臣携带着细软字画举家回到哈密。土改运动开始之后，刘鼎臣被划成地主成分，他的全部资产，包括古玩、文物和一批字画没收充公。
陈其山的慧眼
1953年，为了纠正解放初期人员成分划分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哈密县派出若干个工作小组进村入户重新核定全县人员的成分。当时，哈密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陈其山被派到距离哈密县城40余公里的大泉湾公社，即现在的大泉湾乡。
工作组进驻大泉湾之后立即投入了工作。工作组工作考核实行工分制，工分的记录工作由村上的干部负责。那个年代什么都短缺，村干部对用什么记录工作组人员的工分犯起愁来，后来村干部想起曾经从刘鼎臣家查抄的两麻袋书画，把书画剪开装订成小册子不就解决了吗？陈其山对书画多少有些了解，听说村里有老书画，他就和村干部一起来到库房。
没收的书画塞满了两条麻袋，胡乱堆在库房的杂物中间。陈其山打开麻袋，随手从里面抽出几幅字画，画很漂亮，其中一幅很大的画上画着荷叶，鸳鸯，画上有张大千的落款。他觉得把这些老字画剪开记录工分可惜了，便对这个村干部说，干脆我给你们搞几个写字本，换这些书画吧。
村干部听了很高兴，让陈其山随便拿，条件就是弄几个记录工分的本子。陈其山想多拿一些，无奈这些书画太重，他抽出二十余幅字画带回了宿舍，工作组的工作结束之后，陈其山带着这批书画回到原单位，随手把书画放到了办公室的木柜里。
当年年底，陈其山调到水利局工作，这批书画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便安静地呆在了这个木柜之中。文化大革命中期，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担心馆藏书籍丢失，将馆内的所有东西集中到了地区文工团库房统一保管。这批字画也随着那个柜子一起搬了家。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文馆所的物品重新搬回了文馆所，这批书画依然安然无恙的躺在那个柜子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毛长水与《风荷鸳鸯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对书画艺术情有独钟的毛长水调到文化馆工作，来到文化馆的时间不长，他偶然听到老馆长说馆里收藏有张大千的书画，便缠着馆长希望能看看张大千的真迹，老馆长开玩笑让毛长水请客，否则不给看。但是，毛长水请完客，老馆长却说是逗着玩呢，并且信誓旦旦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久了，毛长水发现老馆长常常提到张大千、关山月、刘力上等人的名字，老馆长还对其他人说过馆里藏有一批名人字画，不过一旦仔细追问，老馆长又矢口否认。
毛长水说到这笑着告诉记者，为了一睹张大千的真迹，他施展了所有能耐，但是，老馆长始终云遮雾罩的。
后来，这个消息传开了，自治区领导专门派人调查情况的真实性。老馆长一口否认自己说过有张大千的画之类的话。
经历这件事之后，毛长水也对老馆长所说张大千的画的事情产生了怀疑。但是，他还是有点不理解，凭着毛长水对老馆长的了解，老馆长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既然没有画，他怎么能凭空杜撰呢？可是既然有画，自治区来人了，他为什么不展示出来呢？
1989年发生的一件事更蹊跷。自治区有关部门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书画的消息，直接给文馆所的帐户上打来8000块钱，随后来人点名要张大千的画。当时，老馆长火了。毛长水还记得老馆长当时说的话：谁有画，你们找谁去。
这件事发生以后，毛长水再也没有听到过老馆长提书画的事情。哈密市文化馆究竟有没有张大千的真迹成了一个谜。
1995年，毛长水接替老馆长被任命为哈密市文馆所馆长。但一件奇怪的事情让毛长水不能不想起风传了多年的字画。毛长水上任将近两个月了，老馆长却不交接工作。
多年的工作中他同老馆长早已成为朋友。毛长水直接挑明了字画的事情。老馆长考虑了很长时间，然后，把毛长水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从床下面拉出一个木箱，打开木箱，里面还有一个皮箱，皮箱打开之后，有一卷用布包裹着东西。里面正是张大千的《风荷鸳鸯图》以及四幅书法。
镇馆之宝
老馆长是在接手文馆所之后清理办公室时，偶然发现这批字画的。为了慎重起见，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老馆长私下里查清了字画的来历，当他确信字画是真迹之后，为了字画的安全，老馆长选择了沉默。但这批字画太珍贵了，以致于老馆长免不了在高兴的时候透露出了一点风声。
毛长水从老馆长手里接过这批书画，立即对书画的真伪展开鉴别工作。毛长水多年从事书法创作，书法艺术功底深厚，对中国书画也有颇有研究，虽然从书画的风格上他一眼就能够辨认出张大千的风格，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先后找到了与这批书画有接触的所有人员，掌握了一系列这批书画来龙去脉的关键材料。
毛长水认为，人们在查抄这批书画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书画的珍贵性，部分书画受到了一定损伤，得立即修缮保护，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将书画起运北京荣宝斋修缮，在运往北京前毛长水将部分已经损坏的书画的轴头取了下来，打开轴头里面是匀整的细沙粒，这不仅进一步证实了书画是真迹，也找到了书画沉重的秘密。
书画运到荣宝斋，荣宝斋的工作人员被这批珍贵的书画作品震惊了。他们提出免费为书画装裱，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原作上揭一层下来保留在荣宝斋。毛长水吸取了老馆长保护这批书画方法，盯紧书画，没有答应。后来，还有人希望依照原书画，按照一张百元的价格，将这批书画各复印一份，毛长水依然没有答应。
毛长水谈到这一点，骄傲地说：“画只有我们哈密这一张。要是答应了他们，不就成两张了。”
书画装裱完成运回哈密市，毛长水酝酿举办一次画展，让这些书画精品与世人见面。哈密市领导欣然批准了毛长水举办书画展的报告。
为了吸引更多参观者，同时，也是为了显示这批画的珍贵性，毛长水觉得应该给张大千的画标价。他在查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展出之前他给《风荷鸳鸯图》标了百万元的价目。没想到从北京专程赶来参加画展的行家，当即表示出150万将《风荷鸳鸯图》买走。
“我没有权利出售这些书画，即使有权利也不能卖呀。这是哈密市文化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哈密市的宝贵财富。”毛长水笑着说。
目前，这批书画保存在哈密市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