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IMF的一个新的数据库显示，(解决危机的)平均财政成本大约是GDP的15％，是美国(拯救计划的)7000亿美元的三倍。该数据库包含了从1970年到2007年的系统性银行危机的总体数据。一般来说快速的行动可以降低最终成本，而且，当一厢情愿的想法与宽容性监管和银行流动计划结合时，会延误政治上痛苦但却必要的政府行动，这常常导致成本增加。
本次的危机正在以极其危险的速度演变。正如Felton and Reinhart(2008)所显示的，关于危机何以会发生以及将如何发展的争论也在激烈的进行当中。
现在就开始讲我们得到的教训或许为时过早，有关当局也没时间等这些，他们已经开始大张旗鼓地对金融领域和其他部门进行大规模的干预了。
美国的行动：7000亿美元
不过是平均成本的三分之一
本月早些时候，在经过了第一轮的犹豫之后，美国众院投票通过了稳定法案，投入总额7000亿美元拯救美国的金融部门。最初法案的内容是以政府计划的形式购买不良金融资产，最终却变成了通过直接注资改善金融机构的资本结构。
从表面上的数字看，无论以什么方式衡量7000亿美元都是一笔大数目。但是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数字。它等于美国GDP的4.9％。与过往政府在解决金融危机时所牵涉的财政成本相比，这并不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数字。
IMF的一项对40个金融危机事件的研究显示，一般的国家解决金融危机所牵涉的财政成本占GDP的16％(Laeyen andValencia 2008)。这个平均值包括了一些小的和新兴的经济体，但对于工业化的经济体来说，财政成本也同样很高——平均为GDP的15％。
这些财政支出的大约一半(GDP的8％)涉及到政府资助的银行的资本结构重建的相关成本。
其余部分主要是政府购买资产和用于债务缓解计划的相关成本。
解决金融危机的财务成本的变数
由于各个危机的严重性和管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相关的财务成本也就变化极大。芬兰、日本、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家彼此之间差异极大，它们的一揽子危机管理方案所花费的纳税者的钱都数倍于美国的救援计划，从芬兰的13％到土耳其的高达32％。而像挪威和瑞典就处理得好得多，分别只花费了GDP的3％和4％。
当然，目前美国金融危机仍在进行当中，最终的财政花费可能会高得多。最近对多个金融机构的拯救和政府对存款和货币市场基金的担保加起来已经是一笔很大的财政负担。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正在亦步亦趋，爱尔兰宣布全面担保银行债务，而英国对主要的金融机构提出了广泛的救援方案。
速度就是金钱
影响最终财政成本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政府采取行动以解决危机的速度。速度是本质因素，向借贷者和银行提供简单而广泛的援助措施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因而通常可以赢得速度。
而且，虽然当面的干预成本会很高，但只要措施恰当，政府也并非全无所获。如果政府购买的是不良资产，这些资产的价值有可能会恢复，如果政府取得的是银行的资产权益，这些权益在随后的几年有可能增值。纳税人所付出的最终代价很有可能会较小。
必要但却是政治上敏感的财富转移
的确，任何拯救方案都会导致将财富从贷出人转移到借款人，从谨慎从事的人转移到过度冒险的人。然而，不采取行动的后果很可能会更糟。那些起于金融系统的信心危机常常会迅速扩展到实体经济，对家庭的财富产生负面影响。银行净资产下降会降低银行向家庭和公司提供贷款的能力，也可能会令银行倒闭，最起码会提高借贷成本。
与此同时，起初经济活动的下降从一个普通的衰退开始，当借贷者的收入和净资产的下降造成银行净资产下降的时候，经济活动的下降开始扩大，造成财富损失的恶性循环。
在过去这种恶性循环常常令经济进入深度的衰退。今日的合理政策可以避免明日更大的财政和经济代价。
何为最佳实践众说纷纭
如何选择最好的办法解决金融危机和加速经济恢复是个大问题。对于什么是最佳实践，甚至什么算好的实践众说纷纭。危机的本性不同，人们对政策的反应也不同。
因此，首先让我们对当前危机的本质问题取得一致。看起来市场无法解决银行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和与之相关的银行间的交易对手风险。银行间资本流动的低水平加剧了这个问题。
这种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问题是采用什么方式干预以及干预的力度如何。
宽容性监管和银行流动性支持
会适得其反
对于历次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多种多样。典型的做法是开始宽容性监管并向银行提供慷慨的流动性支持。然而，宽容不能真正解决银行资本金过少这一基础问题。因此，几乎每次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关键措施都是银行重组计划。同样，在太多的例子中，为了处理失去偿付能力的金融机构，过长时间地进行宽容性资本管制和流动性支持，期望这些金融机构能够恢复，以致延误了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干预，最终加重了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压力。
(干预)政策的结果会造成财富的重新分配，从纳税人流向银行和债务人。必须承认这种结果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关键的妥协。这是找出合理的政策方法的核心。
这种财富的重新分配可以重启生产性的投资，但也存在高昂的代价，包括在金融救助中投入的纳税者的财富，以及资本的不当分配和对激励的扭曲等间接成本。对激励的扭曲是由于(干预措施)实际上是在鼓励银行和公司滥用政府的保护。
在危机解决后，这种扭曲会恶化资本分配和风险管理。例如，政府对无偿付能力银行的资本重组会导致银行的部分股东“采取赌博式行动以期获得重组”，而这可能是以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的。
一般来说，政府的拯救会产生道德风险，让人们觉得下一次还会有政府的拯救措施。虽说在制定拯救计划的时候，政府的决策者们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妥协和不良后果，但他们也没有什么资本去等待推敲出一个完美的方案。
结论
不采取行动的经济代价可能是昂贵的，相比之下，7000亿美元或许只是个小数目。期待这笔钱能够花得聪明些。
本次的危机正在以极其危险的速度演变。正如Felton and Reinhart(2008)所显示的，关于危机何以会发生以及将如何发展的争论也在激烈的进行当中。
现在就开始讲我们得到的教训或许为时过早，有关当局也没时间等这些，他们已经开始大张旗鼓地对金融领域和其他部门进行大规模的干预了。
美国的行动：7000亿美元
不过是平均成本的三分之一
本月早些时候，在经过了第一轮的犹豫之后，美国众院投票通过了稳定法案，投入总额7000亿美元拯救美国的金融部门。最初法案的内容是以政府计划的形式购买不良金融资产，最终却变成了通过直接注资改善金融机构的资本结构。
从表面上的数字看，无论以什么方式衡量7000亿美元都是一笔大数目。但是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数字。它等于美国GDP的4.9％。与过往政府在解决金融危机时所牵涉的财政成本相比，这并不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数字。
IMF的一项对40个金融危机事件的研究显示，一般的国家解决金融危机所牵涉的财政成本占GDP的16％(Laeyen andValencia 2008)。这个平均值包括了一些小的和新兴的经济体，但对于工业化的经济体来说，财政成本也同样很高——平均为GDP的15％。
这些财政支出的大约一半(GDP的8％)涉及到政府资助的银行的资本结构重建的相关成本。
其余部分主要是政府购买资产和用于债务缓解计划的相关成本。
解决金融危机的财务成本的变数
由于各个危机的严重性和管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相关的财务成本也就变化极大。芬兰、日本、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家彼此之间差异极大，它们的一揽子危机管理方案所花费的纳税者的钱都数倍于美国的救援计划，从芬兰的13％到土耳其的高达32％。而像挪威和瑞典就处理得好得多，分别只花费了GDP的3％和4％。
当然，目前美国金融危机仍在进行当中，最终的财政花费可能会高得多。最近对多个金融机构的拯救和政府对存款和货币市场基金的担保加起来已经是一笔很大的财政负担。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正在亦步亦趋，爱尔兰宣布全面担保银行债务，而英国对主要的金融机构提出了广泛的救援方案。
速度就是金钱
影响最终财政成本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政府采取行动以解决危机的速度。速度是本质因素，向借贷者和银行提供简单而广泛的援助措施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因而通常可以赢得速度。
而且，虽然当面的干预成本会很高，但只要措施恰当，政府也并非全无所获。如果政府购买的是不良资产，这些资产的价值有可能会恢复，如果政府取得的是银行的资产权益，这些权益在随后的几年有可能增值。纳税人所付出的最终代价很有可能会较小。
必要但却是政治上敏感的财富转移
的确，任何拯救方案都会导致将财富从贷出人转移到借款人，从谨慎从事的人转移到过度冒险的人。然而，不采取行动的后果很可能会更糟。那些起于金融系统的信心危机常常会迅速扩展到实体经济，对家庭的财富产生负面影响。银行净资产下降会降低银行向家庭和公司提供贷款的能力，也可能会令银行倒闭，最起码会提高借贷成本。
与此同时，起初经济活动的下降从一个普通的衰退开始，当借贷者的收入和净资产的下降造成银行净资产下降的时候，经济活动的下降开始扩大，造成财富损失的恶性循环。
在过去这种恶性循环常常令经济进入深度的衰退。今日的合理政策可以避免明日更大的财政和经济代价。
何为最佳实践众说纷纭
如何选择最好的办法解决金融危机和加速经济恢复是个大问题。对于什么是最佳实践，甚至什么算好的实践众说纷纭。危机的本性不同，人们对政策的反应也不同。
因此，首先让我们对当前危机的本质问题取得一致。看起来市场无法解决银行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和与之相关的银行间的交易对手风险。银行间资本流动的低水平加剧了这个问题。
这种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问题是采用什么方式干预以及干预的力度如何。
宽容性监管和银行流动性支持
会适得其反
对于历次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多种多样。典型的做法是开始宽容性监管并向银行提供慷慨的流动性支持。然而，宽容不能真正解决银行资本金过少这一基础问题。因此，几乎每次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关键措施都是银行重组计划。同样，在太多的例子中，为了处理失去偿付能力的金融机构，过长时间地进行宽容性资本管制和流动性支持，期望这些金融机构能够恢复，以致延误了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干预，最终加重了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压力。
(干预)政策的结果会造成财富的重新分配，从纳税人流向银行和债务人。必须承认这种结果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关键的妥协。这是找出合理的政策方法的核心。
这种财富的重新分配可以重启生产性的投资，但也存在高昂的代价，包括在金融救助中投入的纳税者的财富，以及资本的不当分配和对激励的扭曲等间接成本。对激励的扭曲是由于(干预措施)实际上是在鼓励银行和公司滥用政府的保护。
在危机解决后，这种扭曲会恶化资本分配和风险管理。例如，政府对无偿付能力银行的资本重组会导致银行的部分股东“采取赌博式行动以期获得重组”，而这可能是以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的。
一般来说，政府的拯救会产生道德风险，让人们觉得下一次还会有政府的拯救措施。虽说在制定拯救计划的时候，政府的决策者们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妥协和不良后果，但他们也没有什么资本去等待推敲出一个完美的方案。
结论
不采取行动的经济代价可能是昂贵的，相比之下，7000亿美元或许只是个小数目。期待这笔钱能够花得聪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