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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而与中国国情相似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形，尽管这些国家像中国一样进行了市场化改革。那么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历史进行分析，认为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是中国经济连续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原始积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1978—1999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6%，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有望突破15万亿元大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经过十年左右的恢复时期，从50年代中期开始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成为一个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同样印度、印尼和巴西也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而没有出现持续的快速增长。从1965—1978年 ，三个国家平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只有1.8%、4 .4%和3.5%，而同期中国的为5.7%。虽然由于我国政治和政策失误的原因，使1965—1978年增速较慢，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么恐怕这个差距还要大。此外，他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在历史上同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密切的关系并且懂发达国家的语言，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同和接受，更有条件保证经济高速、持续的发展，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
一、1978年以前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回顾
1、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争取在三年的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为此，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除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这一中心任务，其具体政策为：保存富农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多余的房屋；提高小土地出租者保留土地的标准；团结和保护中农。经过土地改革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关系，土地改革前，占农村人口4.75%的地主，占有38.26%的耕地；占农村人口52.37%的贫雇农，只占有14.28%的耕地。土地改革结束时，占农村人口2.6%的地主，占有2.2%的耕地；占农村人口52.2%的贫雇农，已经占有了47.1%的耕地。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表明，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已被彻底消灭，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已经实现。
2、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毛泽东在1952年开始酝酿，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的改造是通过互助合作化的途径，逐步地把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众多的小农个体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现土地公有，避免两极分化；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化同小农经济的矛盾，巩固了工农联盟；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对手工业的改造，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有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并为手工业逐步进行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用“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的。创造了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到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保证了改造的顺利进行。
3、统购统销。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主要内容是：（1）生产粮食的农民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2）农民在交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量，可以自由储存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但严禁投机倒把、扰乱市场；（3）一切有关粮食经营和粮食加工的粮店和工厂，统一归粮食部门领导；（4）所有私营粮商、私营粮食加工厂，一律不允许私自经营粮食或自购原粮、自销成品，但可在国家的严格监督和管理下，由国家粮食部门委托代理销售或从事粮食加工；（5）城市居民凭证供应粮食，集镇、经济作物区、灾区和一般农村的缺粮户，采取由上级政府颁发控制数字和群众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确定需要供应的数量，使真正缺粮户能够买到所需要的粮食，又能适当控制销量，防止投机和囤积；（6）对于熟食业、食品加工业等所需粮食，旅店、火车、轮船等供应旅客膳食用粮和其他工业用粮，一律由国家粮食部门有计划地予以供应，不准私自采购和转售粮食。
此外，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同时，国家对食油、油料也实行了统购统销。1956年以后，国有企业和公司合营企业已经形成了生产单一计划、供应统一调拨、销售统购包销、财政统收统支、劳动统包统配的体制，农业、手工业也逐步纳入国家计划。
4、“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开展。1951年，伴随着城乡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显著发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便力图摆脱国营经济的领导，开始拒绝接受订货，当不得不接受加工订货任务时，他们就用以次充好、以假冒真、以少报多等办法大肆偷工减料、欺骗国家。同时，普遍偷税漏税，有的则盗窃国家情报。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式，党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中开展一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5、建立人民公社。建立人民公社是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大社开始的，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掀起了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高潮中，各地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和制度作了改变，后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随后全国各地开始了成立人民公社的浪潮。人民公社的特点：（1）大，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2）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人民公社兴办食堂、托儿所、裁缝组，它是政社合一；（3）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当然实行工资制度和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4）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
6、“四清”运动。1963年开始，在城乡开展了“四清”运动，即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乡“四清”运动，严重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工作。（1）在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特别是在1964年下半年，由于政策上越来越“左”，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2）农村“四清”运动是从批判“单干风”开始的，在运动中集中批判“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是“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左”的政策在此泛滥。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被“纠正”了，对城市集市贸易采取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替代、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认为管理宜紧不宜松、范围宜小不宜大，凡可以有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替的都应采取积极措施、逐步代替。对农村集市贸易也越管越死；（3）在工业企业批判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和科学试验、为名为利等所谓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使刚刚恢复起来的被“大跃进”破坏了的生产秩序再一次陷入混乱。这些都对经济调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7、“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以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历时十年，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国家就是在这个时期国民经济成倍增长一跃而成为发达国家的。而中国则长期陷入动乱当中，使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本来已经缩小了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是最大的损失。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我们完全陷入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叶剑英说过：“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了2000万人，连累了1亿人。”
二、解放后的收入分配体制为原始积累提供了充足的农业剩余
毫无疑问，我国建国初始的“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统购统销制度”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提供了稳定的农业剩余，中国的这种汇聚稳定农业剩余的制度，为中国工业化的所必需的原始积累提供了保证，为中国以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先不考虑“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和是与非的问题。重要的是它们有意或无意从城乡两个完全相异的社会构造里消除了中国在工业化基础建立之前出现鲸吞农业剩余的寄生阶级的可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上至国家元老如朱德、彭德怀、邓小平，下至教师、普通的基层干部都无不受到牵连，更别提资本主义工商业主、地主。唯一不受影响的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使中国在社会基本力量的分布上变成了平民阶层为主导的社会，从而使得中国从根本上消灭了工业基础建成之后出现任何权利集团和经济贵族在制度上结合的土壤。这种社会的结构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政体所需要的，虽然中国国家的政体从表面上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印尼、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构造上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同。但它们的实质是和现代化国家相距甚远的。
中国的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统购统销制度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提供了稳定的农业剩余。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基本工业体系没有建成之前，如果出现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这个稳定的农业剩余也很可能向巴西、印度和印尼一样，被官僚、警察、军队和经济贵族共同勾结的社会势力所吞噬，从而延缓、阻碍或者打断社会发展的进程。在严重的情况下，这个上层势力，或者说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制度的沿袭会完全吞噬发展民族工业所必需的农业剩余，使国家无法完成工业化初始阶段的原始积累。随着既得利益者掠夺国家财富的加速，国家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社会中穷者极穷、富者极富的马太效应，永远滞留在三流国家行列。
三、收入分配的适度公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下，收入分配的不公正都会带来不稳定的社会，收入上的差距使得社会的不同群体形成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而各个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由于经济上的对立也必将导致政治的对立，并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着对方。当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太严重的时候，这些利益集团会在社会中求得妥协，但这种敌意的、怀恨的心情在其矛盾激化或不可调节时势必爆发。当贫富差距随着收入分配不公的发展变的越来越大时，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得到剧烈的释放，导致社会的革命。特别是受损的集团是多数人时，这种社会革命尤其严重。
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的事例在世界各地不胜枚举 ，尤以拉美、非洲和亚洲（东南亚、南亚）等国家严重。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墨西哥恰巴斯州农民起义。位于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巴斯州以种植玉米、咖啡和甘蔗等作物为主。该地区不仅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而且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也很严重。例如，90%的咖啡生产者是小农，每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平均不足5公顷（在阿尔托斯等地只有2公顷），而116个大种植园主却拥有咖啡种植面积的12%。1994年元旦，数千农民组成的“帕塔民族解放军”袭击并占领了该州的一些城镇，扣押了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争取“工作机会、土地、住房、卫生保健、教育、独立、自由、民主、公正以及和平”。墨西哥政府紧急调集军队进行镇压，战斗中双方都有人员伤亡。此事在国内外掀起了巨大的震动。虽然恰巴斯州农民起义不像过去出现在许多拉美国家的游击队或秘鲁的“光辉道路”（被称为恐怖主义组织的秘鲁“光辉道路”，其问世同样与秘鲁社会中的诸多不公正现象有关。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来自贫困阶层，因而对其首领提出的种种激进的口号颇为响应）组织那样经常诉诸暴力或恐怖活动，对墨西哥政局的冲击确实是非常大的。①
如果说恰巴斯州农民起义是收入分配不公而引起的极端反应，那么1998年印尼骚乱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也并不是毫无关系。现在的津巴布韦的土地纷争，造成的大批良田的荒废，粮食的减产同样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我国建国以来所推行的种种大的政治、经济措施为我国的工业化起飞阶段提供了必需的农业剩余，消灭了吞噬中国农业剩余的既得利益集团，实现了国家政治的稳定，再加上明智的、科学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渐进式的改革，这就是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注：①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M]．第267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11月．
参考文献：
[1]苏星．新中国经济史[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9月．
[2]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11月．
[3][法]勒内·杜蒙，玛丽－弗朗斯·莫坦．拉丁美洲的病态发展[M]．世界知识出版社．胡晓等译．1984年8月．
(摘自《北方经济时报》2006.9.15)
关键词：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原始积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1978—1999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6%，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有望突破15万亿元大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经过十年左右的恢复时期，从50年代中期开始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成为一个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同样印度、印尼和巴西也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而没有出现持续的快速增长。从1965—1978年 ，三个国家平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只有1.8%、4 .4%和3.5%，而同期中国的为5.7%。虽然由于我国政治和政策失误的原因，使1965—1978年增速较慢，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么恐怕这个差距还要大。此外，他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在历史上同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密切的关系并且懂发达国家的语言，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同和接受，更有条件保证经济高速、持续的发展，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
一、1978年以前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回顾
1、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争取在三年的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为此，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除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这一中心任务，其具体政策为：保存富农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多余的房屋；提高小土地出租者保留土地的标准；团结和保护中农。经过土地改革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关系，土地改革前，占农村人口4.75%的地主，占有38.26%的耕地；占农村人口52.37%的贫雇农，只占有14.28%的耕地。土地改革结束时，占农村人口2.6%的地主，占有2.2%的耕地；占农村人口52.2%的贫雇农，已经占有了47.1%的耕地。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表明，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已被彻底消灭，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已经实现。
2、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毛泽东在1952年开始酝酿，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的改造是通过互助合作化的途径，逐步地把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众多的小农个体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现土地公有，避免两极分化；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化同小农经济的矛盾，巩固了工农联盟；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对手工业的改造，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有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并为手工业逐步进行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用“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的。创造了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到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保证了改造的顺利进行。
3、统购统销。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主要内容是：（1）生产粮食的农民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2）农民在交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量，可以自由储存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但严禁投机倒把、扰乱市场；（3）一切有关粮食经营和粮食加工的粮店和工厂，统一归粮食部门领导；（4）所有私营粮商、私营粮食加工厂，一律不允许私自经营粮食或自购原粮、自销成品，但可在国家的严格监督和管理下，由国家粮食部门委托代理销售或从事粮食加工；（5）城市居民凭证供应粮食，集镇、经济作物区、灾区和一般农村的缺粮户，采取由上级政府颁发控制数字和群众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确定需要供应的数量，使真正缺粮户能够买到所需要的粮食，又能适当控制销量，防止投机和囤积；（6）对于熟食业、食品加工业等所需粮食，旅店、火车、轮船等供应旅客膳食用粮和其他工业用粮，一律由国家粮食部门有计划地予以供应，不准私自采购和转售粮食。
此外，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同时，国家对食油、油料也实行了统购统销。1956年以后，国有企业和公司合营企业已经形成了生产单一计划、供应统一调拨、销售统购包销、财政统收统支、劳动统包统配的体制，农业、手工业也逐步纳入国家计划。
4、“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开展。1951年，伴随着城乡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显著发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便力图摆脱国营经济的领导，开始拒绝接受订货，当不得不接受加工订货任务时，他们就用以次充好、以假冒真、以少报多等办法大肆偷工减料、欺骗国家。同时，普遍偷税漏税，有的则盗窃国家情报。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式，党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中开展一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5、建立人民公社。建立人民公社是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大社开始的，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掀起了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高潮中，各地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和制度作了改变，后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随后全国各地开始了成立人民公社的浪潮。人民公社的特点：（1）大，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2）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人民公社兴办食堂、托儿所、裁缝组，它是政社合一；（3）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当然实行工资制度和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4）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
6、“四清”运动。1963年开始，在城乡开展了“四清”运动，即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乡“四清”运动，严重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工作。（1）在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特别是在1964年下半年，由于政策上越来越“左”，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2）农村“四清”运动是从批判“单干风”开始的，在运动中集中批判“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是“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左”的政策在此泛滥。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被“纠正”了，对城市集市贸易采取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替代、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认为管理宜紧不宜松、范围宜小不宜大，凡可以有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替的都应采取积极措施、逐步代替。对农村集市贸易也越管越死；（3）在工业企业批判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和科学试验、为名为利等所谓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使刚刚恢复起来的被“大跃进”破坏了的生产秩序再一次陷入混乱。这些都对经济调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7、“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以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历时十年，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国家就是在这个时期国民经济成倍增长一跃而成为发达国家的。而中国则长期陷入动乱当中，使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本来已经缩小了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是最大的损失。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我们完全陷入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叶剑英说过：“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了2000万人，连累了1亿人。”
二、解放后的收入分配体制为原始积累提供了充足的农业剩余
毫无疑问，我国建国初始的“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统购统销制度”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提供了稳定的农业剩余，中国的这种汇聚稳定农业剩余的制度，为中国工业化的所必需的原始积累提供了保证，为中国以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先不考虑“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和是与非的问题。重要的是它们有意或无意从城乡两个完全相异的社会构造里消除了中国在工业化基础建立之前出现鲸吞农业剩余的寄生阶级的可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上至国家元老如朱德、彭德怀、邓小平，下至教师、普通的基层干部都无不受到牵连，更别提资本主义工商业主、地主。唯一不受影响的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使中国在社会基本力量的分布上变成了平民阶层为主导的社会，从而使得中国从根本上消灭了工业基础建成之后出现任何权利集团和经济贵族在制度上结合的土壤。这种社会的结构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政体所需要的，虽然中国国家的政体从表面上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印尼、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构造上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同。但它们的实质是和现代化国家相距甚远的。
中国的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统购统销制度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提供了稳定的农业剩余。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基本工业体系没有建成之前，如果出现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这个稳定的农业剩余也很可能向巴西、印度和印尼一样，被官僚、警察、军队和经济贵族共同勾结的社会势力所吞噬，从而延缓、阻碍或者打断社会发展的进程。在严重的情况下，这个上层势力，或者说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制度的沿袭会完全吞噬发展民族工业所必需的农业剩余，使国家无法完成工业化初始阶段的原始积累。随着既得利益者掠夺国家财富的加速，国家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社会中穷者极穷、富者极富的马太效应，永远滞留在三流国家行列。
三、收入分配的适度公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下，收入分配的不公正都会带来不稳定的社会，收入上的差距使得社会的不同群体形成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而各个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由于经济上的对立也必将导致政治的对立，并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着对方。当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太严重的时候，这些利益集团会在社会中求得妥协，但这种敌意的、怀恨的心情在其矛盾激化或不可调节时势必爆发。当贫富差距随着收入分配不公的发展变的越来越大时，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得到剧烈的释放，导致社会的革命。特别是受损的集团是多数人时，这种社会革命尤其严重。
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的事例在世界各地不胜枚举 ，尤以拉美、非洲和亚洲（东南亚、南亚）等国家严重。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墨西哥恰巴斯州农民起义。位于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巴斯州以种植玉米、咖啡和甘蔗等作物为主。该地区不仅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而且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也很严重。例如，90%的咖啡生产者是小农，每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平均不足5公顷（在阿尔托斯等地只有2公顷），而116个大种植园主却拥有咖啡种植面积的12%。1994年元旦，数千农民组成的“帕塔民族解放军”袭击并占领了该州的一些城镇，扣押了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争取“工作机会、土地、住房、卫生保健、教育、独立、自由、民主、公正以及和平”。墨西哥政府紧急调集军队进行镇压，战斗中双方都有人员伤亡。此事在国内外掀起了巨大的震动。虽然恰巴斯州农民起义不像过去出现在许多拉美国家的游击队或秘鲁的“光辉道路”（被称为恐怖主义组织的秘鲁“光辉道路”，其问世同样与秘鲁社会中的诸多不公正现象有关。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来自贫困阶层，因而对其首领提出的种种激进的口号颇为响应）组织那样经常诉诸暴力或恐怖活动，对墨西哥政局的冲击确实是非常大的。①
如果说恰巴斯州农民起义是收入分配不公而引起的极端反应，那么1998年印尼骚乱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也并不是毫无关系。现在的津巴布韦的土地纷争，造成的大批良田的荒废，粮食的减产同样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我国建国以来所推行的种种大的政治、经济措施为我国的工业化起飞阶段提供了必需的农业剩余，消灭了吞噬中国农业剩余的既得利益集团，实现了国家政治的稳定，再加上明智的、科学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渐进式的改革，这就是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注：①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M]．第267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11月．
参考文献：
[1]苏星．新中国经济史[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9月．
[2]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11月．
[3][法]勒内·杜蒙，玛丽－弗朗斯·莫坦．拉丁美洲的病态发展[M]．世界知识出版社．胡晓等译．1984年8月．
(摘自《北方经济时报》2006.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