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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日本驻印度大使铃木哲与印国防秘书库马尔在新德里签署《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该协定允许日自卫队和印武装部队在联合演习、训练等场景下相互提供物资和服务，其签署是近年来日印防务合作的“阶段性总结”，标志着日印“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继续走向深入。
日印防务合作屡创“纪录”
传统上，日印两国不是紧密的防务合作伙伴，双边关系长期以经贸合作为主。然而，自2016年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两国防务合作突飞猛进，广度和深度均大幅提升。
从广度上看，两国防务合作涉及的领域不断增加，创造了一系列“首次”。2018年10月，印度总理莫迪访日并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两国同意将日印外交、国防“2 2”会晤机制由副部级升至部级。2019年11月，日印首次外长、防长“2 2”对话会议在新德里召开。2019年3月，日印举行首次太空对话，同意加强在太空态势感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太空规则制定等领域合作。日印防务合作涉及军种也不再限于海上力量，实现了向陆军和空军扩展。2018年，日陆上自卫队与印陆军在印东北部米佐拉姆邦举行“达摩卫士—2018”联合军演，此系两国陆上力量首次举行双边联合军演。2018年12月，日航空自卫队与印空军在印阿格拉空军基地举行首次双边联合军演。同月，日航空自卫队首次派观察员参加美印“对抗—印度”联合空军演习。
从深度上看，两国防务合作内容逐渐由虚转实。海上力量互动频率不断提高。2015年日本正式成为“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固定成员（还包括美国和印度），此后该演习规模不断扩大，科目亦从人道主义救援转向反潜和防空作战。2018年，日印时隔五年重启双边联合海军军演“JIMEX”，双方均派出主力舰艇参加。两国海上力量间军舰互访、联合训练等活动亦不断增多，在海上态势感知和情报共享领域合作不断增强。2018年日印首脑峰会期间，印海军与日海上自卫队签署备忘录，重点强化海上态势感知合作。次年日印“2 2”对话会议上，印盛情邀请日向其倡导建立的“印度洋信息融合中心”派遣联络官，落实双边海上情报交换机制。
防务合作深化“水到渠成”
日印舆论界经常将两国关系描绘为“天然盟友”：彼此基本没有历史包袱，又无现实战略利益冲突，且被认为享有共同“价值观”。日印能在近年推动双边防务合作不断深化，打破双边关系经贸合作为主的历史惯性，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战略契合是两国防务合作深化的根本原因。2016年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同年11月莫迪与安倍晋三在会晤时达成共识，将这一战略与印“东向行动”战略（印度2014年提出，旨在加强印和东南亚、东亚等地区国家关系）“对接”。2018年6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峰会上正式提出印版“印太愿景”，同年10月莫迪与安倍又在会晤时提出要在共同印太愿景下“打造新时代的日印关系”。日本前外相河野太郎曾表示“印度是日本印太战略的最重要伙伴”，莫迪也称日为印度“东向行动”战略的“基石”。而日印防务合作则构成了两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环节。
对华焦虑是两国防务合作深化的直接推动力。日印均与中国存有领土争端，均指责中国近年来在其周边“扩展影响”和“扩张军力”。这使两国有意“抱团”。近年，两国海上演习科目多以反潜和海上侦察为主，舆论普遍认为其共同“假想敌”是中国舰艇。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期间，日本派出“出云”号“准航母”参加“马拉巴尔”演习。今年中印两军在中印边界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后不久，日印再次在距马六甲海峡不远的印度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一带举行海上演练，日本为印“撑场”意图明显。
美国的支持和鼓励是两国防务合作深化的外在推动力。美将日印视为其“印太战略”的东西两翼，乐见两国深化防务合作。日印签署《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后，类似协议在“美日印澳”四国实现了全覆盖。这就补足了四边合作的最后一块“拼图”，推动四国后勤体系“连点成网”，构建了横跨印太的后勤保障网络，为四国海军在印太地区联演联训、联合侦察、联合巡航提供便利。
日印深化防务合作亦有各自的利益考虑。日原油运送和货物贸易严重依赖印度洋航线，希望利用印在安达曼—尼克巴群岛等地的印度洋基地提高日舰队后勤补给能力，推动自卫队远洋投送能力建设。印则欲通过与日签订后勤协议扩大印海军活动范围和战略影响，特别是寻求利用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为海空军补给提供支持。此外，印还有意通过防务合作引入日在国防电子设备、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先进技术。
日印防务关系仍是“美日澳印”四边合作弱环
尽管近年日印防务合作不断取得突破，在某些领域甚至向“准盟友”靠拢，但诸多局限决定两国难以真正形成牢固的军事同盟。日印关系仍将是“美日澳印”机制中相对薄弱的一环。
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两国国防战略重心不同。日本和印度地缘距离过远，且各自核心利益范围仍局限于周边。日战略重心在西太平洋，而印战略重心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那么，一方在另一方核心利益受损时能否不计成本给予实质性军事协助，这是任何观察家考量日印防务合作关系时都不得不打上问号的。印战略界普遍认为日印防务合作无法在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等邻国发生边界冲突时提供很大助力;而日亦未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对印抱有很高期望。
其次，两国对结盟的看法和态度不同。印长期坚持战略自主外交政策，不愿因与他国结盟而导致自己行动受限。即便在中印边界冲突期间，印外长苏杰生亦表示“印永远不会成为结盟体系的一部分”。而日长期以美日同盟作为外交和国防战略主轴，认为印战略自主实为“战略摇摆”，始终不如盟友可靠。
两国防务合作在具体操作层面亦存问题，这突出體现在军事贸易领域。2014年日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但至今日本也未能打开印度军购市场。根本原因在于，日军工产业因长期面向国内封闭市场，难以发挥规模优势，导致成本偏高、性价比低，而印度恰恰对价格十分敏感，在军事招标中经常追求“最低价格”。
2020年9月16日，菅义伟正式接替安倍晋三成为日本首相，他上台前曾多次表示将继承安倍政权的基本政策，其任命的防卫大臣为安倍晋三的胞弟岸信夫。可以预见，未来日印将继续在海上安全、联演联训、情报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尽管外表“热闹非凡”，诸多局限的存在仍使日本和印度难以结为正式盟友，“联而不盟”或是对日印防务关系的最佳诠释。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日印防务合作屡创“纪录”
传统上，日印两国不是紧密的防务合作伙伴，双边关系长期以经贸合作为主。然而，自2016年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两国防务合作突飞猛进，广度和深度均大幅提升。
从广度上看，两国防务合作涉及的领域不断增加，创造了一系列“首次”。2018年10月，印度总理莫迪访日并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两国同意将日印外交、国防“2 2”会晤机制由副部级升至部级。2019年11月，日印首次外长、防长“2 2”对话会议在新德里召开。2019年3月，日印举行首次太空对话，同意加强在太空态势感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太空规则制定等领域合作。日印防务合作涉及军种也不再限于海上力量，实现了向陆军和空军扩展。2018年，日陆上自卫队与印陆军在印东北部米佐拉姆邦举行“达摩卫士—2018”联合军演，此系两国陆上力量首次举行双边联合军演。2018年12月，日航空自卫队与印空军在印阿格拉空军基地举行首次双边联合军演。同月，日航空自卫队首次派观察员参加美印“对抗—印度”联合空军演习。
从深度上看，两国防务合作内容逐渐由虚转实。海上力量互动频率不断提高。2015年日本正式成为“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固定成员（还包括美国和印度），此后该演习规模不断扩大，科目亦从人道主义救援转向反潜和防空作战。2018年，日印时隔五年重启双边联合海军军演“JIMEX”，双方均派出主力舰艇参加。两国海上力量间军舰互访、联合训练等活动亦不断增多，在海上态势感知和情报共享领域合作不断增强。2018年日印首脑峰会期间，印海军与日海上自卫队签署备忘录，重点强化海上态势感知合作。次年日印“2 2”对话会议上，印盛情邀请日向其倡导建立的“印度洋信息融合中心”派遣联络官，落实双边海上情报交换机制。
防务合作深化“水到渠成”
日印舆论界经常将两国关系描绘为“天然盟友”：彼此基本没有历史包袱，又无现实战略利益冲突，且被认为享有共同“价值观”。日印能在近年推动双边防务合作不断深化，打破双边关系经贸合作为主的历史惯性，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战略契合是两国防务合作深化的根本原因。2016年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同年11月莫迪与安倍晋三在会晤时达成共识，将这一战略与印“东向行动”战略（印度2014年提出，旨在加强印和东南亚、东亚等地区国家关系）“对接”。2018年6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峰会上正式提出印版“印太愿景”，同年10月莫迪与安倍又在会晤时提出要在共同印太愿景下“打造新时代的日印关系”。日本前外相河野太郎曾表示“印度是日本印太战略的最重要伙伴”，莫迪也称日为印度“东向行动”战略的“基石”。而日印防务合作则构成了两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环节。
对华焦虑是两国防务合作深化的直接推动力。日印均与中国存有领土争端，均指责中国近年来在其周边“扩展影响”和“扩张军力”。这使两国有意“抱团”。近年，两国海上演习科目多以反潜和海上侦察为主，舆论普遍认为其共同“假想敌”是中国舰艇。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期间，日本派出“出云”号“准航母”参加“马拉巴尔”演习。今年中印两军在中印边界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后不久，日印再次在距马六甲海峡不远的印度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一带举行海上演练，日本为印“撑场”意图明显。
美国的支持和鼓励是两国防务合作深化的外在推动力。美将日印视为其“印太战略”的东西两翼，乐见两国深化防务合作。日印签署《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后，类似协议在“美日印澳”四国实现了全覆盖。这就补足了四边合作的最后一块“拼图”，推动四国后勤体系“连点成网”，构建了横跨印太的后勤保障网络，为四国海军在印太地区联演联训、联合侦察、联合巡航提供便利。
日印深化防务合作亦有各自的利益考虑。日原油运送和货物贸易严重依赖印度洋航线，希望利用印在安达曼—尼克巴群岛等地的印度洋基地提高日舰队后勤补给能力，推动自卫队远洋投送能力建设。印则欲通过与日签订后勤协议扩大印海军活动范围和战略影响，特别是寻求利用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为海空军补给提供支持。此外，印还有意通过防务合作引入日在国防电子设备、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先进技术。
日印防务关系仍是“美日澳印”四边合作弱环
尽管近年日印防务合作不断取得突破，在某些领域甚至向“准盟友”靠拢，但诸多局限决定两国难以真正形成牢固的军事同盟。日印关系仍将是“美日澳印”机制中相对薄弱的一环。
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两国国防战略重心不同。日本和印度地缘距离过远，且各自核心利益范围仍局限于周边。日战略重心在西太平洋，而印战略重心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那么，一方在另一方核心利益受损时能否不计成本给予实质性军事协助，这是任何观察家考量日印防务合作关系时都不得不打上问号的。印战略界普遍认为日印防务合作无法在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等邻国发生边界冲突时提供很大助力;而日亦未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对印抱有很高期望。
其次，两国对结盟的看法和态度不同。印长期坚持战略自主外交政策，不愿因与他国结盟而导致自己行动受限。即便在中印边界冲突期间，印外长苏杰生亦表示“印永远不会成为结盟体系的一部分”。而日长期以美日同盟作为外交和国防战略主轴，认为印战略自主实为“战略摇摆”，始终不如盟友可靠。
两国防务合作在具体操作层面亦存问题，这突出體现在军事贸易领域。2014年日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但至今日本也未能打开印度军购市场。根本原因在于，日军工产业因长期面向国内封闭市场，难以发挥规模优势，导致成本偏高、性价比低，而印度恰恰对价格十分敏感，在军事招标中经常追求“最低价格”。
2020年9月16日，菅义伟正式接替安倍晋三成为日本首相，他上台前曾多次表示将继承安倍政权的基本政策，其任命的防卫大臣为安倍晋三的胞弟岸信夫。可以预见，未来日印将继续在海上安全、联演联训、情报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尽管外表“热闹非凡”，诸多局限的存在仍使日本和印度难以结为正式盟友，“联而不盟”或是对日印防务关系的最佳诠释。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