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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文化在粤北壮族地区的传播，正是儒家文化对壮民族传统文化产生影响的过程。这种影响首先是通过历任地方官的倡导来体现，其次历任政府重视官学与书院的建设为儒家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场所，而汉壮杂居、通婚则为儒家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途径。儒家文化对当地的影响体现在文化教育和民风民俗两个方面，同时，壮族文化也给汉文化以及周边文化带来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 壮族社会;粤北壮族;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9）03-0050-10
黨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作为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兴盛离不开各民族的贡献，同时也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交融的结果。位居南岭南麓的连山是粤北壮族的主要聚居地。地处五岭之一的萌诸山脉之中，粤、湘、桂三省（区）结合部的连山。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而居住在这里的主体民族——壮族也得以保留其原始面貌。但进入明代以来，随着明朝政府大规模向边疆移民，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文化也随着移民以不同的形式在当地广泛传播，并对壮族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近年来，关于粤北壮族问题的研究成果颇多。周大鸣从理论的高度对族群互动关系进行了阐释[1];陈先钦对儒家文化在粤北壮区的传播作了初步研究[2];王飞对粤北壮族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简单的梳理[3]。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除了对粤北壮族地区的不可移动文物有一定研究[4]，还分别就明清时期粤北壮区商品经济的发展[5]和民间信仰问题作了初步研究[6]。本文拟采用人类学参与式观察法深入壮乡进行实地调查，以粤北壮族社会为实例，试图论述儒家文化如何对壮族传统社会以及其民族文化形成产生巨大影响。
一、儒家文化在粤北壮族社会传播的时代背景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开始以极强的影响力向四方传播，特别是明清两代涌现的移民潮，为儒家文化迅速在连山地区传播提供了媒介。从明初开始，为了巩固在全国的统治，明朝统治者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国人口大迁徙，大量内地汉族人口因战争、军事屯兵和其他各种社会因素陆续迁入边疆民族地区，连山地区在洪武年间也出现了密集的移民现象。清代中国人口出现空前膨胀，至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突破四亿大关，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出现人口过度密集和生存空间拥挤的现象，清廷为应对这个难题，允许农民到人口稀少的地区垦荒种地，把边疆移民与经济开发联系起来。乾隆说：自清初百余年来，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数十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土地，以暂谋口粮。[7]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下，连山地区虽然没有出现“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这样的移民大潮，但是在清嘉庆年间人口达到了历史高峰。
（一）连山地区移民的历史原因考察
由于明清两朝对移民的积极态度，大批移民进入连山地区，他们有的迫于时局，为避战乱，逃至连山。
“宋仁宗时，因侬智高作乱，粤西杀掠而来，是以吾先祖为避盗之计，遂奔走各处，后至明代正德时，郭显公自此而始来连。”（见福堂镇彬雅村《莫氏宗谱·序》）
引文中的“郭显公”即福堂莫氏开基祖，莫氏是来连山定居的最早的姓氏之一，如引文所述，莫氏是“为避盗之计”即避战乱，而逃至连山。
“洪武十五年，邑始有瑶寇，……是时连山多故，内而流贼蓬兴，外而西僮入寇，排瑶犄角期间，互为声援。”（《历代绥瑶政策篇·上篇》）
文中的“西僮”即最早的因战争逃难至连山的百姓。
“自洪武年间，贤公之曾祖道名法职、贤公之曾祖母覃氏来住小获，生贤公之祖法聪，贤祖母亦覃氏，生贤公之父名接算，娶妻谢氏姓生辅贤公。正德年间遇世离乱，贤公即失怙，谢氏避世出居怀集苏奉水口抚公（按：即辅贤公也），至于成立，由怀集而归，始居大获，故曰非始祖也，乃立家大获之始祖也。”（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小三江镇大获村韦庆椿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依旧簿抄录）
“通德公来连始祖，道号辑义，原係肇庆府封川县古芬村文德乡第一啚，黄观斌管甲首。莫愈成情因与军工甚苦，于明朝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公带家小来连山县，始居上合，继居安身峒，后居上坪。妣陈氏，生二子，顺宗、次顺毛，末来连山，带孙文远、文亮。”（太保镇上坪村《莫氏族谱·序》）
“太祖胡宗泰公，原住属广西梧州府诸士巷，因被逃军负累，搬移平乐府贺县土名谷石寨居住，又因范、屯二家作反，太祖又搬移宜善乡古县坪居住数年。不料，天顺年间又因唐宗祥作反，攻破县城。幸得孔镛太爷救太祖家口与乡民一百余命。于是，太祖胡养公同弟祖带男胡志容、志奕、志荣跟随知县孔镛大老爷奔命，走出小水坪，暂立县场。太祖父子排役与排年，高太祖承佃归山洞，立寨数载，见得田地狭窄，山场浅少难安排。”（2001年6月出版的《胡氏族谱》）
有的因政府兵屯迁入连山。据史料记载：明代曾将广西土司制度统治下的壮族人民编为“俍兵”，亦称“狼兵”。因“俍兵”英武剽悍、骁勇善战，所以不断被派遣外调。其中有调到浙江、福建沿海等处抵御倭寇;有的调到粤北山区屯荒戍守，镇压当地少数民族起义，起到“以夷制夷”的作用[8]。清道光三年（1823年）《阳山县志》载：
“壮居白芒，背坑等山，本广西兵，明天顺间奉调征剿，遂于此生聚。然皆散处垌谷，（衣）绒绣，无巾履，出入佩刀……。”
“壮居自芝、背坑等山，本广西良兵，明天顺间奉调征剿，遂于此生聚。”[9]
又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零载：
“正德中（1506—1521年）流贼劫掠，调狼人征剿，乡民流徙，庐四荒芜，遂传狼（人）耕基地，一籍其输纳，一籍其戍守，苍（梧）、藤（县）、岑北（流）、陆（川）、兴（安）多土狼。” 怀集县下帅壮族瑶族乡竹六村《覃氏族谱》记载：
“始祖覃庄公于明洪武二十八年在蓝洞落户发族，六世祖覃葛养分散到广西贺县大宁落户，生有九子一螟蛉，其中七世祖覃父庄（道名法缘）、覃父累、覃父占兄弟三人，于明正德二年二月十九日军入下帅半堡，原为花兜山……落阵军营岭（现称土洞村屋后岭）开旗征剿六年，于正德九年二月初十，共结兄弟十二人凑成银两三百二十四两，买得下帅半堡，从兄弟持三司执照落籍开垦下帅福村寨前后，覃父庄、覃父诵在车村开垦，覃父占、覃父累在少坪开垦。”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丰乡陆氏宗支谱记载：
“迨至皇帝与明朝洪武皇帝交接之年，公自京都带兵一路恢复至广西省平乐府富川县古里坪坡驻扎，后瑶匪作乱，该村有土官韦直浪知公有兵，请公扶阵，杀服瑶匪，就在此处安身。后生六子，长父通、次父斗、三父锭、四父金，五兄弟缺戴（载）居止。尚有父站、父院兄弟二人到连山宜善籍居，本村十甲住居，寨名曰陆屋。后至木联，公迁居乌石寨居住，立壬山丙兼亥巳分针，已经历数代族繁。”
《梧州府志》记载：
“怀集县瑶壮（踞）铜钟、古城、金鸡、松柏（贼之门户）、三江、石田（为诸山适中、各巢穴出没的必经之所……）、七星、马鹿（以上各峒征缴后，田尽入官，拔兵耕守）。”
贤氏族谱：
“太祖讳十二公老府君生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癸末岁，民籍为广西太平府崇化县宣化乡福都里第十三都下郭洞平村邹家社。公乃府衙官，年三十六时，大明正统三年戊午岁（1438年）十月初十日，奉上选到广西平府永安州（今蒙山县地）治理罗家山之北流洞水利。公以身殉职，众具表奏准，敕封太平巡府贤十二官人，御建庙衙，供众祭祀。公配妣欧六少娘，蒙恩敕封大仙金殿镇国太夫人。欧氏脉生一子，名发育。发育公配妣文氏，脉生五子，名扶榕、桑、楦、樟、棋。基连（山）始祖讳扶樟公，于弘治元年基开广东连山县宜善司枫村西山贤屋……”
除此之外，明洪武年间为发展社会经济，朱元璋采纳郑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货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决定移民屯田。这个时候，大量的外籍人口迁入了连山。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弊书》卷一三零《广东七》：
“壮性质粗悍，露顶冼足，花衣短裙，鸟语夷面，自耕而食，又谓之山人。出湖南溪峒，后稍入广西古田等县，佃种荒田，聚众稍多，因逼胁田主，占据乡村，遂蔓延入广东。其初来尚以听招名色，佃田纳租，与瑶人种类不同，时相仇杀，有司及管田之家，颇赖其力以撼瑶人，及后势众，亦与瑶人无异。肇、高、廉三府，与雷州之遂溪县，广州之新会、四会，清远暨连州，在容有之。”
家族人口繁衍过快导致生存空间挤压而移民。
“嗣后移广西之省梧州府，居乎藤县之地。此时也，误愈大而世愈远，生愈众而齿愈繁。再者，移乎怀邑之地、立于梁村之乡。夫非既庶之且繁也，何以号为梁村哉？况不但乎庶也，更观书业无荒，青矜不替，复思四世之祖讳显庆祖公自下沙军屯而移牛迳，又迁水迳。从此，尔迁连邑，耕乎石田之村，鉴乎宜善之井，虽无天荒之僻，亦有发族之丁，仰四世之祖妣而葬于水迳。”（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加田乡大寨村梁立连收藏《道光八年（1828年）二月二十日文》，照旧簿謄录）
（二）连山移民的主要移出地考察
移民是重要的人口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它的产生会使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重要变化。[10]一般来讲，随着移民的到来，移出地的经济资本、社会习俗都会随移民潮涌入移入地，对移出地的考察有利于我们研究移民潮带来的一切现象和结果。现笔者依据地方文献的记载，将明清入连山的外籍姓氏统计汇总，列表如下：
表1详细记载了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福堂镇和太保镇31个姓氏的渊源，其中从湖南迁入的有邓、赵、卢、贾、雷、黄、唐、郭、尹、朱、蒋11姓，从江西迁入的有龚姓，从广西迁入的有蒙、吴、陈、马、莫、陆、覃、林、韦、梁、胡11姓，从南京迁入的有董姓，从江苏迁入的有阮、岳2姓，从广东梅县迁入的有谢姓，从广东其他地区迁入的有文、蓝、杨3姓，从浙江金华府迁入的有虞姓，从江左迁入的有王姓。迁入地以江南地区为主，迁入时间集中在明清两朝，民国十七年（1928年）《广东连山县志》卷一《人口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连山户数488户，人数764人;万历年间连山户数740户，人数达到了2964人;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人数102869人，连山人口达到历史高峰。清康熙三十二年《连山县志》卷三《赋役志》：“考明初户仅四百有奇，口仅九百有奇，迨万历以后户增至八百有奇，口增至二千九百有奇，古人十年生聚之说良不诬矣。”
移民的进入不仅给连山补充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带来了移出地的先进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移出地的文化习俗也随之在连山广为传播。上述移出地除广西、广东外，其他17个姓氏皆来自江南地区。宋史专家刘子健说：“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皆聚集在一起，这是史所稀见的。”[11]江南素以文化教育繁盛著称，尤其重视科举与书院文化的发展。随着大量的江南移民的到来，崇文重礼开始在粤北山区盛行。2012年开始，笔者多次走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南部各镇，发现大量散落在壮族聚居区的碑刻、牌匾，这些都是儒家文化在连山传播的典范，比如：荣贵寨“瀚池学校”“文经武纬”“捍卫梓桑”“世泽渊源”四块匾额就是创立荣贵寨的高祖莫畿公重视教育，为了培育贤能，设办“瀚池学校”供里闾弟子读书。其长子家显获六品顶戴贡生，次子家森获四品武都司，一文一武，均各成名。清同治壬申岁（1872年）七月十一日，广东省总督钦命科考官为此加赠大门匾，题字一座门匾“文经武纬”，二座门匾“捍卫梓桑”，重门匾“世泽渊源”;“齿德俱尊”這块匾则是因为民国19年（1930年），时任连山县长的何冀洲得知贤洞村韦家聚五代同堂，为表彰其为孝悌仁义之表率，特题字赐匾。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连山县志》卷二描述当时的壮族聚居区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产生的变化：“僮自明万（历）设里至今，输纳里役与民一体。第其俗朴质，不事华。饬力农务，近颇读书，尚易于教化，较之瑶，则相径庭。” 二、儒家文化进入粤北壮族社会的途径
为顺应边疆移民形势，确保皇图永固，统治者在边疆民族地区积极推进儒学的传播。明太祖朱元璋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方针，以儒学教育为主，辅以佛教和道教，借以达到“使人日渐教化”的目的。他认为：“蛮夷之人，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辅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彼此有不从化者哉。”[12]清代在边疆政策上沿袭明制，认识到儒学对稳定边疆的重要作用，大肆提倡儒学和开设学校。由于明清两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儒学的传播在连山壮族地区进入了繁荣时期。
（一）地方官的倡导是儒学在粤北壮族地区传播的主要动力
明朝开始的流官制度，使大量中原地区的汉族官吏来到了连山，据民国十七年（1928年）《广东连山县志》统计：明洪武到清宣统年间赴连山任县令的外籍地方官有128位，与入粤的移民数量相比虽少得多，但在儒学传播的过程中，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作为流寓连山的短期移民，流官以及其随从本身就是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精英，上述流官其中有78位有科举功名，占总人数的54%，籍贯以长江以北居多，这些人耳濡目染，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精通各种儒家经典，他们来到连山自然也就将儒家文化传播到了连山。其次，流官是代表着中央王朝，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采用“怀柔” “亲善” “安抚”和“文明教化”的政策，这些正是儒家文化的用政精髓。高文化素质的流官自然能够以身作则，通过沟通和交流，消除与当地少数民族的隔阂，并使中央王朝的施政纲领得以顺利推行，促使地方百姓安居乐业，维护社会稳定。以康熙时期名宦李来章为例：
李来章（1654-1721），原名李灼然，号礼山，晚号寒香。清初河南襄城人，清康熙年间连山县令，与理学家耿介，儒学大师冉觐称“中州三君子”。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李来章赴铨选，得仕广东连山知县。他认为“古圣王之兴治崇化，所以风励乎天下者莫不始于乡”[13]。在任连山知县的五年，他对连山当地少数民族“以推诚待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局部地改变了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动辄“进剿”的强硬、疯狂杀戮政策[14];在当地“乃仿明王守仁遗意，日延耆老问疾苦，招流亡劝之开垦，薄其赋”[15]他说：“十亩曾无三亩入，更凭何物上官粮”[16]，农民是“财赋薮，衣食乡。既乏食，又少衣，无恒业，易为非”[13]，为了瑶民、壮民的生计他一方面想方设法鼓励耕种，另一方面减轻赋税，“革陋规三十五款，通共岁省银二千余两。又革里长值日周年，共省银八百余两。点查灶丁，每次通县共计省银四百余两。”“此则民之感恩最巨者也” [17]。另外，重视学校教育，吸纳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日进民瑶之秀者亲为训教”[18]，“使偏远的壮乡瑶寨，人知向学”清代李桓《郎署四》中如是评价。虽然县学在明初朱元璋时期就得以重建，并在清初得到当地官员的重建、扩建或修葺，规模较之前代进一步扩大。但县学真正对活跃学术、培养地区人才都起到巨大的作用，是始于李来章的。“念尔排瑶原与宜善之壮、黄南之瑶同原共本，今宜善黄南久向王化，男女俱服民间衣服冠，去侏离讲正音，读书习礼，与人民一体。壮民今现有入学生员者，雀顶纬帏，蓝衫皂靴，出入县中，官府欵待，人称相公，何等体面。”
（二）官学和书院是儒学在粤北壮族地区传播的重要场所
明太祖朱元璋为使“帝道永昌”对边疆民族地区施行“武功定天下，文教异化边人”[19]的政策，明代沿袭元制，在各级政区治所设立学校，称为“儒学”，“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 [19]。据官方可查文献记载，统治者在粤北壮族地区推行儒学教育始于明代。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连山县志》卷六：“孔镛，字韶文，直隶長洲人，甲戌进士，始令南康都昌以内艰去，改任连山。……天顺六年大兵征诸蛮峒，镛率义兵先为向导，首破贼穴，大兵继之，始复县境，乃迁县出于鸡笼山城而守焉，民始有凭依。创衙署及学与坛墠诸司铺，官始有居守。”这是有关连山官学的最早记载。自孔镛之后，明代历任地方官在连山都大力推行儒学，大兴官学，重视官学和书院的建设，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连山县志》卷六：“林高：福建罗源人，弘治八年任。……悉意综理学厩县署，焕然改观……” “康霖生：……迁建学宫，培植士林，省刑薄敛，矜恤黔首……”“张侯：……劝农桑立社学禁服毒赈饥民讲六箴清瑶税助婚丧捐资迁建学宫……”民国十七年（1928年）《广东连山县志》卷五：“王祚昌：……顺治十二年任，立书社以兴文教，惩奸宄以安地方。公余之暇雅多著述。”“李传甲：康熙六年委任，清净廉洁，与民无扰。作兴学校，爱民如子，连民至今思之。”“李来章：……建书院置学田购书籍立坛庙……”“韩凰翔：……多惠政，乱离后加修城垣南门，久塞，特启之，增筑月城一道以开文运。立慰孤，祠欲修，志未果，抄有数，则今存。”“蒋震举：……修文庙，始迁书院于象山。即今之改为学堂者也。”“孙志钧：……清廉爱士，时蒋震举修文庙书院诸役未浚，志钧皆续成之。”“黄晋铭：……在任六年，完城垣修文庙建演武厅筑和豊仓储积谷以备饥荒，筑学肆以裕膏火……”“邓倬堂：……与诸生谈学论文……科举停后患子弟进身无路乃亲诣十七村劝募经费得万余金存放生息以开学校并捐俸筑学舍拟开中学以备小学毕业生升阶，校中规则课程悉经手定擘画周详，文明之基础以立。”除了重视官学与书院的基础建设，历任地方官尤其重视学校人才的培养，“林裕阳：……不啻家事视之，正俗有书，以端连民之趋。课文有会，以进连士于成……”“周济：……实心造士，雅志作人，立文社而精品骘，购书籍而备钻研，今文运渐开……”“蔡天培：……多善政尤重士，捐益桂阳书院膏火，至今学堂尤食其利。”以及地方文献的编纂，“曹振熹：……文献残缺，前任陈瑶王祚昌虽创有志稿，略而不详，振熹悉心考订，益以纂述，始有成书……”“劉允元：……先是邑志虽经屡修未竣，允元始加修付梓。”“姚柬之：……他期承先志，抚字尤劳，手修厅志，体例谨严……”“张权：……搜求得前任姚柬之《连山绥瑶厅志》稿校勘半载，捐资付梓。”为了更好的推行儒学教育，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李来章“捐廉置产，设生童膏火”，在县城（太保旧城）城西桂阳里创办连山书院，并在学院亲自讲学，以程朱之学教育壮乡子弟，使偏远的壮乡也知圣贤之理。他总结以前在紫云书院、嵩阳书院、南阳书院教学的实践和自己读书学习的体会引导连山弟子，“俾连山士子日从事于程朱之学，以立身树品探讨古学”[20]，希望通过书院的讲学“求美质俊才，琢为琏璋，出为世用，以福斯民”[21]。李来章说：“予集民瑶生童相与讲明程朱之学，期以上溯洙泗，归墟在望，庶无迷津之叹。”[22]他还在闲暇时亲自督讲，期于躬行实践，为学生讲书问难，对成绩优秀者加以褒扬，“阖邑子弟济济就学，连州、贺平临界子衿闻风仰止，不远百里负笈来学，咸以后至为耻焉。呜呼，可谓盛矣。”[23] （三）通婚、杂居是儒学在粤北壮族地区传播的重要途径
“族际通婚通常认为是民族融合的最高境界。只有当两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宗教等方面达到相互一致或者高度和谐，相互之间没有偏见和歧视，存在着广泛的社会交往，他们之间才有可能出现大量的通婚现象。”[24]民族间的通婚是民族关系和谐融洽的结果，同时民族间通婚又可通过通婚双方家庭人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反过来增进民族间的交往，进而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融。粤北壮汉民族间的通婚是相当常见的，陆氏族谱里就有关于两姓联姻的记录：“陆父诞之女，嫁出福堂班瓦人莫翠峰为妻……”“陆贵忠在宜善有二妻，一妻文氏、二妻卢氏……”陆姓、莫姓是从广西迁入连山的壮族的大姓，文氏、卢氏却是从外地迁入连山的汉族姓氏，通过联姻，文氏和卢氏将本族的汉族文化也带入到了壮族家庭。地方志里这种异姓异族联姻的记录也不胜枚举，民国《连山县志》卷十三《人物志》：“邓琪，号草亭，和睦村处士。兄弟三人，琪最少，哀兄早逝抚兄子如己子，时兄子订婚异乡唐姓女子，有精神病欲弃之，琪曰：‘他人有废犹当抚恤，况已订为婚姻，若我弃之彼将焉归？’兄子意意犹未择，琪乃为择一良家女子同日迎娶，两全其美，里人多之以为王彦方之流亚也。”上文即通过异姓异族联姻传播儒家文化的最佳例证，据考证：唐姓是当地瑶族大姓，邓姓是当地壮族大姓，良家女子为当地汉族人。邓琪是位深受儒家文化教育熏陶品行高洁的处士，他的仁义、守信的婚姻观正是典型的儒家文化价值观，通过邓、唐和汉族姓氏的联姻，仁义守信的儒家价值观在当地壮、瑶、汉族家庭流传，而他们的事例也在当地社会传为佳话。据福堂镇莫姓老人回忆：他曾爷爷娶的老婆就是福堂镇当地客家人，到他爷爷这一辈，嫁出去的女性都是嫁入了当地或者外地的汉族家庭。他说现在的这些年轻晚辈在婚嫁上基本上没有民族的概念，只要两人喜欢就可以结婚。”正是这种长期的民族间的通婚使当地壮族与汉族真正处于一种地理和文化环境上的杂居，时至今日，你已分别不出到底谁是壮族，谁是汉族，“杂居是消除文化偏见难得的捷径。杂居的历史越长，越要加速两个民族间文化的进程，同时更加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25]
三、儒学对粤北壮族社会的影响
明清时期儒家文化在粤北壮族地区的传播为当地壮族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
（一）对文化教育的影响
儒学与科举制度的结合，促进了粤北教育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在历任地方官的重视与推动下，粤北壮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明代连山出了两个进士，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连山县志》卷六：“永乐甲午科，石坚”，后任“广西兴业县训导。”“正德己酉科，成胜”，后任“广西博白县教谕。”产生了副榜2位，拔贡7位，恩贡岁贡87位;清代进士1位，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连山县志》卷六：“清洗国轩，登康熙壬戌科进士，任直隶深州武强县知县。”举人4位，副榜1位，拔贡12位，恩贡岁贡153位。这些人为地方建设以及儒学的进一步推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另外，基础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主要体现在蒙学班开办的数量和学生人数较前代大有增加以及当地老百姓对儒家文化的热捧上，据族谱记载，上文提到的连山壮族莫、陆、覃、贤等大姓都有开办“士模学校”培养本族青年的记载，到民国初年壮族聚居区福堂镇曾兴起了一股儒学的热潮，“鳌山山下校堂开，学子纷纷远道来……”。
（二）对民俗风情的影响
清中叶以后，粤北壮族的民俗风情有了巨大的改变，首先体现在节庆的改变：民国十七年（1928年）《广东连山县志》记载了当地壮族人一年中所过的节日，有：元日、立春、元宵、春社、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寒食、清明、四月八日、端阳、六月六日、七月七日、中元、中秋、重阳、十月十六日、冬至、腊日、除夕。这其中，立春、元宵、中秋、除夕明显是汉族人的节日，而四月八、三月三、七月七则是典型的壮族民族节日，可见随着壮汉两族的长时间融合，汉族传统节日也渐渐变成了壮族节日。陆上来在《试论壮族风俗嬗变》[26]一文里阐述了粤北壮族地区在民俗节庆上的变化，比如九月九日壮族的火黑节，相传每年的这一天夜幕降临后，各家各户要从家里点着火把出门到田头避风处一齐把火把投向事先准备好的草屋，草屋烧光意为已经将火神送回家，为了避免把火神重新引回来，仪式结束后村人需摸黑回家。火黑节的目的在于祈愿壮乡无火灾，一年平安，但随着当地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壮族的影响，以及壮族人们对火的进一步认识，火黑节日渐简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消失殆尽。其次体现在宗教信仰上的改变。清中期以后，壮族特有的民间信仰比如蛙崇拜、花婆崇拜渐渐小众化，汉族的观音、土地神等则相继在粤北山区得到承认。当地壮族除了信仰“万物有灵”，道教的太上老君，佛教的观音都成了他们崇拜的对象。
吸收了儒学精髓的壮族文化反过来又对南岭南麓诸族的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当地史料的记载和考古遗物可见，壮族文化对南岭沿线的汉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几乎涵盖了其他各族文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风俗习惯、语言艺术等，比如粤北漢族也开始过壮族节日、饮食上开始互通，瑶族人也过开耕节等。壮族文化对周边各族文化的影响之巨大，可以称得上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在粤北山区交流融通的一个典型范例。
总之，儒家文化随着明清移民进入粤北壮族地区广为传播，并最终确立了其主流文化的社会地位，壮族人通过接受官学教育、进行续族谱、立牌位、建宗祠等文化创建活动，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壮区的汉族和其他各族进行了长期的全方位的相互融合，形成了以本民族文化为内核、与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壮族文化，与南岭南麓其它民族文化一起汇入了中华文化的大潮流，共同形成了多彩多姿的南岭民族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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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9-30 责任编辑：王珏
[关键词]儒家文化; 壮族社会;粤北壮族;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9）03-0050-10
黨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作为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兴盛离不开各民族的贡献，同时也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交融的结果。位居南岭南麓的连山是粤北壮族的主要聚居地。地处五岭之一的萌诸山脉之中，粤、湘、桂三省（区）结合部的连山。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而居住在这里的主体民族——壮族也得以保留其原始面貌。但进入明代以来，随着明朝政府大规模向边疆移民，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文化也随着移民以不同的形式在当地广泛传播，并对壮族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近年来，关于粤北壮族问题的研究成果颇多。周大鸣从理论的高度对族群互动关系进行了阐释[1];陈先钦对儒家文化在粤北壮区的传播作了初步研究[2];王飞对粤北壮族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简单的梳理[3]。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除了对粤北壮族地区的不可移动文物有一定研究[4]，还分别就明清时期粤北壮区商品经济的发展[5]和民间信仰问题作了初步研究[6]。本文拟采用人类学参与式观察法深入壮乡进行实地调查，以粤北壮族社会为实例，试图论述儒家文化如何对壮族传统社会以及其民族文化形成产生巨大影响。
一、儒家文化在粤北壮族社会传播的时代背景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开始以极强的影响力向四方传播，特别是明清两代涌现的移民潮，为儒家文化迅速在连山地区传播提供了媒介。从明初开始，为了巩固在全国的统治，明朝统治者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国人口大迁徙，大量内地汉族人口因战争、军事屯兵和其他各种社会因素陆续迁入边疆民族地区，连山地区在洪武年间也出现了密集的移民现象。清代中国人口出现空前膨胀，至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突破四亿大关，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出现人口过度密集和生存空间拥挤的现象，清廷为应对这个难题，允许农民到人口稀少的地区垦荒种地，把边疆移民与经济开发联系起来。乾隆说：自清初百余年来，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数十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土地，以暂谋口粮。[7]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下，连山地区虽然没有出现“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这样的移民大潮，但是在清嘉庆年间人口达到了历史高峰。
（一）连山地区移民的历史原因考察
由于明清两朝对移民的积极态度，大批移民进入连山地区，他们有的迫于时局，为避战乱，逃至连山。
“宋仁宗时，因侬智高作乱，粤西杀掠而来，是以吾先祖为避盗之计，遂奔走各处，后至明代正德时，郭显公自此而始来连。”（见福堂镇彬雅村《莫氏宗谱·序》）
引文中的“郭显公”即福堂莫氏开基祖，莫氏是来连山定居的最早的姓氏之一，如引文所述，莫氏是“为避盗之计”即避战乱，而逃至连山。
“洪武十五年，邑始有瑶寇，……是时连山多故，内而流贼蓬兴，外而西僮入寇，排瑶犄角期间，互为声援。”（《历代绥瑶政策篇·上篇》）
文中的“西僮”即最早的因战争逃难至连山的百姓。
“自洪武年间，贤公之曾祖道名法职、贤公之曾祖母覃氏来住小获，生贤公之祖法聪，贤祖母亦覃氏，生贤公之父名接算，娶妻谢氏姓生辅贤公。正德年间遇世离乱，贤公即失怙，谢氏避世出居怀集苏奉水口抚公（按：即辅贤公也），至于成立，由怀集而归，始居大获，故曰非始祖也，乃立家大获之始祖也。”（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小三江镇大获村韦庆椿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依旧簿抄录）
“通德公来连始祖，道号辑义，原係肇庆府封川县古芬村文德乡第一啚，黄观斌管甲首。莫愈成情因与军工甚苦，于明朝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公带家小来连山县，始居上合，继居安身峒，后居上坪。妣陈氏，生二子，顺宗、次顺毛，末来连山，带孙文远、文亮。”（太保镇上坪村《莫氏族谱·序》）
“太祖胡宗泰公，原住属广西梧州府诸士巷，因被逃军负累，搬移平乐府贺县土名谷石寨居住，又因范、屯二家作反，太祖又搬移宜善乡古县坪居住数年。不料，天顺年间又因唐宗祥作反，攻破县城。幸得孔镛太爷救太祖家口与乡民一百余命。于是，太祖胡养公同弟祖带男胡志容、志奕、志荣跟随知县孔镛大老爷奔命，走出小水坪，暂立县场。太祖父子排役与排年，高太祖承佃归山洞，立寨数载，见得田地狭窄，山场浅少难安排。”（2001年6月出版的《胡氏族谱》）
有的因政府兵屯迁入连山。据史料记载：明代曾将广西土司制度统治下的壮族人民编为“俍兵”，亦称“狼兵”。因“俍兵”英武剽悍、骁勇善战，所以不断被派遣外调。其中有调到浙江、福建沿海等处抵御倭寇;有的调到粤北山区屯荒戍守，镇压当地少数民族起义，起到“以夷制夷”的作用[8]。清道光三年（1823年）《阳山县志》载：
“壮居白芒，背坑等山，本广西兵，明天顺间奉调征剿，遂于此生聚。然皆散处垌谷，（衣）绒绣，无巾履，出入佩刀……。”
“壮居自芝、背坑等山，本广西良兵，明天顺间奉调征剿，遂于此生聚。”[9]
又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零载：
“正德中（1506—1521年）流贼劫掠，调狼人征剿，乡民流徙，庐四荒芜，遂传狼（人）耕基地，一籍其输纳，一籍其戍守，苍（梧）、藤（县）、岑北（流）、陆（川）、兴（安）多土狼。” 怀集县下帅壮族瑶族乡竹六村《覃氏族谱》记载：
“始祖覃庄公于明洪武二十八年在蓝洞落户发族，六世祖覃葛养分散到广西贺县大宁落户，生有九子一螟蛉，其中七世祖覃父庄（道名法缘）、覃父累、覃父占兄弟三人，于明正德二年二月十九日军入下帅半堡，原为花兜山……落阵军营岭（现称土洞村屋后岭）开旗征剿六年，于正德九年二月初十，共结兄弟十二人凑成银两三百二十四两，买得下帅半堡，从兄弟持三司执照落籍开垦下帅福村寨前后，覃父庄、覃父诵在车村开垦，覃父占、覃父累在少坪开垦。”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丰乡陆氏宗支谱记载：
“迨至皇帝与明朝洪武皇帝交接之年，公自京都带兵一路恢复至广西省平乐府富川县古里坪坡驻扎，后瑶匪作乱，该村有土官韦直浪知公有兵，请公扶阵，杀服瑶匪，就在此处安身。后生六子，长父通、次父斗、三父锭、四父金，五兄弟缺戴（载）居止。尚有父站、父院兄弟二人到连山宜善籍居，本村十甲住居，寨名曰陆屋。后至木联，公迁居乌石寨居住，立壬山丙兼亥巳分针，已经历数代族繁。”
《梧州府志》记载：
“怀集县瑶壮（踞）铜钟、古城、金鸡、松柏（贼之门户）、三江、石田（为诸山适中、各巢穴出没的必经之所……）、七星、马鹿（以上各峒征缴后，田尽入官，拔兵耕守）。”
贤氏族谱：
“太祖讳十二公老府君生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癸末岁，民籍为广西太平府崇化县宣化乡福都里第十三都下郭洞平村邹家社。公乃府衙官，年三十六时，大明正统三年戊午岁（1438年）十月初十日，奉上选到广西平府永安州（今蒙山县地）治理罗家山之北流洞水利。公以身殉职，众具表奏准，敕封太平巡府贤十二官人，御建庙衙，供众祭祀。公配妣欧六少娘，蒙恩敕封大仙金殿镇国太夫人。欧氏脉生一子，名发育。发育公配妣文氏，脉生五子，名扶榕、桑、楦、樟、棋。基连（山）始祖讳扶樟公，于弘治元年基开广东连山县宜善司枫村西山贤屋……”
除此之外，明洪武年间为发展社会经济，朱元璋采纳郑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货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决定移民屯田。这个时候，大量的外籍人口迁入了连山。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弊书》卷一三零《广东七》：
“壮性质粗悍，露顶冼足，花衣短裙，鸟语夷面，自耕而食，又谓之山人。出湖南溪峒，后稍入广西古田等县，佃种荒田，聚众稍多，因逼胁田主，占据乡村，遂蔓延入广东。其初来尚以听招名色，佃田纳租，与瑶人种类不同，时相仇杀，有司及管田之家，颇赖其力以撼瑶人，及后势众，亦与瑶人无异。肇、高、廉三府，与雷州之遂溪县，广州之新会、四会，清远暨连州，在容有之。”
家族人口繁衍过快导致生存空间挤压而移民。
“嗣后移广西之省梧州府，居乎藤县之地。此时也，误愈大而世愈远，生愈众而齿愈繁。再者，移乎怀邑之地、立于梁村之乡。夫非既庶之且繁也，何以号为梁村哉？况不但乎庶也，更观书业无荒，青矜不替，复思四世之祖讳显庆祖公自下沙军屯而移牛迳，又迁水迳。从此，尔迁连邑，耕乎石田之村，鉴乎宜善之井，虽无天荒之僻，亦有发族之丁，仰四世之祖妣而葬于水迳。”（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加田乡大寨村梁立连收藏《道光八年（1828年）二月二十日文》，照旧簿謄录）
（二）连山移民的主要移出地考察
移民是重要的人口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它的产生会使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重要变化。[10]一般来讲，随着移民的到来，移出地的经济资本、社会习俗都会随移民潮涌入移入地，对移出地的考察有利于我们研究移民潮带来的一切现象和结果。现笔者依据地方文献的记载，将明清入连山的外籍姓氏统计汇总，列表如下：
表1详细记载了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福堂镇和太保镇31个姓氏的渊源，其中从湖南迁入的有邓、赵、卢、贾、雷、黄、唐、郭、尹、朱、蒋11姓，从江西迁入的有龚姓，从广西迁入的有蒙、吴、陈、马、莫、陆、覃、林、韦、梁、胡11姓，从南京迁入的有董姓，从江苏迁入的有阮、岳2姓，从广东梅县迁入的有谢姓，从广东其他地区迁入的有文、蓝、杨3姓，从浙江金华府迁入的有虞姓，从江左迁入的有王姓。迁入地以江南地区为主，迁入时间集中在明清两朝，民国十七年（1928年）《广东连山县志》卷一《人口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连山户数488户，人数764人;万历年间连山户数740户，人数达到了2964人;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人数102869人，连山人口达到历史高峰。清康熙三十二年《连山县志》卷三《赋役志》：“考明初户仅四百有奇，口仅九百有奇，迨万历以后户增至八百有奇，口增至二千九百有奇，古人十年生聚之说良不诬矣。”
移民的进入不仅给连山补充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带来了移出地的先进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移出地的文化习俗也随之在连山广为传播。上述移出地除广西、广东外，其他17个姓氏皆来自江南地区。宋史专家刘子健说：“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皆聚集在一起，这是史所稀见的。”[11]江南素以文化教育繁盛著称，尤其重视科举与书院文化的发展。随着大量的江南移民的到来，崇文重礼开始在粤北山区盛行。2012年开始，笔者多次走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南部各镇，发现大量散落在壮族聚居区的碑刻、牌匾，这些都是儒家文化在连山传播的典范，比如：荣贵寨“瀚池学校”“文经武纬”“捍卫梓桑”“世泽渊源”四块匾额就是创立荣贵寨的高祖莫畿公重视教育，为了培育贤能，设办“瀚池学校”供里闾弟子读书。其长子家显获六品顶戴贡生，次子家森获四品武都司，一文一武，均各成名。清同治壬申岁（1872年）七月十一日，广东省总督钦命科考官为此加赠大门匾，题字一座门匾“文经武纬”，二座门匾“捍卫梓桑”，重门匾“世泽渊源”;“齿德俱尊”這块匾则是因为民国19年（1930年），时任连山县长的何冀洲得知贤洞村韦家聚五代同堂，为表彰其为孝悌仁义之表率，特题字赐匾。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连山县志》卷二描述当时的壮族聚居区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产生的变化：“僮自明万（历）设里至今，输纳里役与民一体。第其俗朴质，不事华。饬力农务，近颇读书，尚易于教化，较之瑶，则相径庭。” 二、儒家文化进入粤北壮族社会的途径
为顺应边疆移民形势，确保皇图永固，统治者在边疆民族地区积极推进儒学的传播。明太祖朱元璋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方针，以儒学教育为主，辅以佛教和道教，借以达到“使人日渐教化”的目的。他认为：“蛮夷之人，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辅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彼此有不从化者哉。”[12]清代在边疆政策上沿袭明制，认识到儒学对稳定边疆的重要作用，大肆提倡儒学和开设学校。由于明清两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儒学的传播在连山壮族地区进入了繁荣时期。
（一）地方官的倡导是儒学在粤北壮族地区传播的主要动力
明朝开始的流官制度，使大量中原地区的汉族官吏来到了连山，据民国十七年（1928年）《广东连山县志》统计：明洪武到清宣统年间赴连山任县令的外籍地方官有128位，与入粤的移民数量相比虽少得多，但在儒学传播的过程中，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作为流寓连山的短期移民，流官以及其随从本身就是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精英，上述流官其中有78位有科举功名，占总人数的54%，籍贯以长江以北居多，这些人耳濡目染，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精通各种儒家经典，他们来到连山自然也就将儒家文化传播到了连山。其次，流官是代表着中央王朝，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采用“怀柔” “亲善” “安抚”和“文明教化”的政策，这些正是儒家文化的用政精髓。高文化素质的流官自然能够以身作则，通过沟通和交流，消除与当地少数民族的隔阂，并使中央王朝的施政纲领得以顺利推行，促使地方百姓安居乐业，维护社会稳定。以康熙时期名宦李来章为例：
李来章（1654-1721），原名李灼然，号礼山，晚号寒香。清初河南襄城人，清康熙年间连山县令，与理学家耿介，儒学大师冉觐称“中州三君子”。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李来章赴铨选，得仕广东连山知县。他认为“古圣王之兴治崇化，所以风励乎天下者莫不始于乡”[13]。在任连山知县的五年，他对连山当地少数民族“以推诚待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局部地改变了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动辄“进剿”的强硬、疯狂杀戮政策[14];在当地“乃仿明王守仁遗意，日延耆老问疾苦，招流亡劝之开垦，薄其赋”[15]他说：“十亩曾无三亩入，更凭何物上官粮”[16]，农民是“财赋薮，衣食乡。既乏食，又少衣，无恒业，易为非”[13]，为了瑶民、壮民的生计他一方面想方设法鼓励耕种，另一方面减轻赋税，“革陋规三十五款，通共岁省银二千余两。又革里长值日周年，共省银八百余两。点查灶丁，每次通县共计省银四百余两。”“此则民之感恩最巨者也” [17]。另外，重视学校教育，吸纳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日进民瑶之秀者亲为训教”[18]，“使偏远的壮乡瑶寨，人知向学”清代李桓《郎署四》中如是评价。虽然县学在明初朱元璋时期就得以重建，并在清初得到当地官员的重建、扩建或修葺，规模较之前代进一步扩大。但县学真正对活跃学术、培养地区人才都起到巨大的作用，是始于李来章的。“念尔排瑶原与宜善之壮、黄南之瑶同原共本，今宜善黄南久向王化，男女俱服民间衣服冠，去侏离讲正音，读书习礼，与人民一体。壮民今现有入学生员者，雀顶纬帏，蓝衫皂靴，出入县中，官府欵待，人称相公，何等体面。”
（二）官学和书院是儒学在粤北壮族地区传播的重要场所
明太祖朱元璋为使“帝道永昌”对边疆民族地区施行“武功定天下，文教异化边人”[19]的政策，明代沿袭元制，在各级政区治所设立学校，称为“儒学”，“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 [19]。据官方可查文献记载，统治者在粤北壮族地区推行儒学教育始于明代。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连山县志》卷六：“孔镛，字韶文，直隶長洲人，甲戌进士，始令南康都昌以内艰去，改任连山。……天顺六年大兵征诸蛮峒，镛率义兵先为向导，首破贼穴，大兵继之，始复县境，乃迁县出于鸡笼山城而守焉，民始有凭依。创衙署及学与坛墠诸司铺，官始有居守。”这是有关连山官学的最早记载。自孔镛之后，明代历任地方官在连山都大力推行儒学，大兴官学，重视官学和书院的建设，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连山县志》卷六：“林高：福建罗源人，弘治八年任。……悉意综理学厩县署，焕然改观……” “康霖生：……迁建学宫，培植士林，省刑薄敛，矜恤黔首……”“张侯：……劝农桑立社学禁服毒赈饥民讲六箴清瑶税助婚丧捐资迁建学宫……”民国十七年（1928年）《广东连山县志》卷五：“王祚昌：……顺治十二年任，立书社以兴文教，惩奸宄以安地方。公余之暇雅多著述。”“李传甲：康熙六年委任，清净廉洁，与民无扰。作兴学校，爱民如子，连民至今思之。”“李来章：……建书院置学田购书籍立坛庙……”“韩凰翔：……多惠政，乱离后加修城垣南门，久塞，特启之，增筑月城一道以开文运。立慰孤，祠欲修，志未果，抄有数，则今存。”“蒋震举：……修文庙，始迁书院于象山。即今之改为学堂者也。”“孙志钧：……清廉爱士，时蒋震举修文庙书院诸役未浚，志钧皆续成之。”“黄晋铭：……在任六年，完城垣修文庙建演武厅筑和豊仓储积谷以备饥荒，筑学肆以裕膏火……”“邓倬堂：……与诸生谈学论文……科举停后患子弟进身无路乃亲诣十七村劝募经费得万余金存放生息以开学校并捐俸筑学舍拟开中学以备小学毕业生升阶，校中规则课程悉经手定擘画周详，文明之基础以立。”除了重视官学与书院的基础建设，历任地方官尤其重视学校人才的培养，“林裕阳：……不啻家事视之，正俗有书，以端连民之趋。课文有会，以进连士于成……”“周济：……实心造士，雅志作人，立文社而精品骘，购书籍而备钻研，今文运渐开……”“蔡天培：……多善政尤重士，捐益桂阳书院膏火，至今学堂尤食其利。”以及地方文献的编纂，“曹振熹：……文献残缺，前任陈瑶王祚昌虽创有志稿，略而不详，振熹悉心考订，益以纂述，始有成书……”“劉允元：……先是邑志虽经屡修未竣，允元始加修付梓。”“姚柬之：……他期承先志，抚字尤劳，手修厅志，体例谨严……”“张权：……搜求得前任姚柬之《连山绥瑶厅志》稿校勘半载，捐资付梓。”为了更好的推行儒学教育，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李来章“捐廉置产，设生童膏火”，在县城（太保旧城）城西桂阳里创办连山书院，并在学院亲自讲学，以程朱之学教育壮乡子弟，使偏远的壮乡也知圣贤之理。他总结以前在紫云书院、嵩阳书院、南阳书院教学的实践和自己读书学习的体会引导连山弟子，“俾连山士子日从事于程朱之学，以立身树品探讨古学”[20]，希望通过书院的讲学“求美质俊才，琢为琏璋，出为世用，以福斯民”[21]。李来章说：“予集民瑶生童相与讲明程朱之学，期以上溯洙泗，归墟在望，庶无迷津之叹。”[22]他还在闲暇时亲自督讲，期于躬行实践，为学生讲书问难，对成绩优秀者加以褒扬，“阖邑子弟济济就学，连州、贺平临界子衿闻风仰止，不远百里负笈来学，咸以后至为耻焉。呜呼，可谓盛矣。”[23] （三）通婚、杂居是儒学在粤北壮族地区传播的重要途径
“族际通婚通常认为是民族融合的最高境界。只有当两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宗教等方面达到相互一致或者高度和谐，相互之间没有偏见和歧视，存在着广泛的社会交往，他们之间才有可能出现大量的通婚现象。”[24]民族间的通婚是民族关系和谐融洽的结果，同时民族间通婚又可通过通婚双方家庭人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反过来增进民族间的交往，进而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融。粤北壮汉民族间的通婚是相当常见的，陆氏族谱里就有关于两姓联姻的记录：“陆父诞之女，嫁出福堂班瓦人莫翠峰为妻……”“陆贵忠在宜善有二妻，一妻文氏、二妻卢氏……”陆姓、莫姓是从广西迁入连山的壮族的大姓，文氏、卢氏却是从外地迁入连山的汉族姓氏，通过联姻，文氏和卢氏将本族的汉族文化也带入到了壮族家庭。地方志里这种异姓异族联姻的记录也不胜枚举，民国《连山县志》卷十三《人物志》：“邓琪，号草亭，和睦村处士。兄弟三人，琪最少，哀兄早逝抚兄子如己子，时兄子订婚异乡唐姓女子，有精神病欲弃之，琪曰：‘他人有废犹当抚恤，况已订为婚姻，若我弃之彼将焉归？’兄子意意犹未择，琪乃为择一良家女子同日迎娶，两全其美，里人多之以为王彦方之流亚也。”上文即通过异姓异族联姻传播儒家文化的最佳例证，据考证：唐姓是当地瑶族大姓，邓姓是当地壮族大姓，良家女子为当地汉族人。邓琪是位深受儒家文化教育熏陶品行高洁的处士，他的仁义、守信的婚姻观正是典型的儒家文化价值观，通过邓、唐和汉族姓氏的联姻，仁义守信的儒家价值观在当地壮、瑶、汉族家庭流传，而他们的事例也在当地社会传为佳话。据福堂镇莫姓老人回忆：他曾爷爷娶的老婆就是福堂镇当地客家人，到他爷爷这一辈，嫁出去的女性都是嫁入了当地或者外地的汉族家庭。他说现在的这些年轻晚辈在婚嫁上基本上没有民族的概念，只要两人喜欢就可以结婚。”正是这种长期的民族间的通婚使当地壮族与汉族真正处于一种地理和文化环境上的杂居，时至今日，你已分别不出到底谁是壮族，谁是汉族，“杂居是消除文化偏见难得的捷径。杂居的历史越长，越要加速两个民族间文化的进程，同时更加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25]
三、儒学对粤北壮族社会的影响
明清时期儒家文化在粤北壮族地区的传播为当地壮族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
（一）对文化教育的影响
儒学与科举制度的结合，促进了粤北教育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在历任地方官的重视与推动下，粤北壮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明代连山出了两个进士，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连山县志》卷六：“永乐甲午科，石坚”，后任“广西兴业县训导。”“正德己酉科，成胜”，后任“广西博白县教谕。”产生了副榜2位，拔贡7位，恩贡岁贡87位;清代进士1位，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连山县志》卷六：“清洗国轩，登康熙壬戌科进士，任直隶深州武强县知县。”举人4位，副榜1位，拔贡12位，恩贡岁贡153位。这些人为地方建设以及儒学的进一步推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另外，基础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主要体现在蒙学班开办的数量和学生人数较前代大有增加以及当地老百姓对儒家文化的热捧上，据族谱记载，上文提到的连山壮族莫、陆、覃、贤等大姓都有开办“士模学校”培养本族青年的记载，到民国初年壮族聚居区福堂镇曾兴起了一股儒学的热潮，“鳌山山下校堂开，学子纷纷远道来……”。
（二）对民俗风情的影响
清中叶以后，粤北壮族的民俗风情有了巨大的改变，首先体现在节庆的改变：民国十七年（1928年）《广东连山县志》记载了当地壮族人一年中所过的节日，有：元日、立春、元宵、春社、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寒食、清明、四月八日、端阳、六月六日、七月七日、中元、中秋、重阳、十月十六日、冬至、腊日、除夕。这其中，立春、元宵、中秋、除夕明显是汉族人的节日，而四月八、三月三、七月七则是典型的壮族民族节日，可见随着壮汉两族的长时间融合，汉族传统节日也渐渐变成了壮族节日。陆上来在《试论壮族风俗嬗变》[26]一文里阐述了粤北壮族地区在民俗节庆上的变化，比如九月九日壮族的火黑节，相传每年的这一天夜幕降临后，各家各户要从家里点着火把出门到田头避风处一齐把火把投向事先准备好的草屋，草屋烧光意为已经将火神送回家，为了避免把火神重新引回来，仪式结束后村人需摸黑回家。火黑节的目的在于祈愿壮乡无火灾，一年平安，但随着当地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壮族的影响，以及壮族人们对火的进一步认识，火黑节日渐简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消失殆尽。其次体现在宗教信仰上的改变。清中期以后，壮族特有的民间信仰比如蛙崇拜、花婆崇拜渐渐小众化，汉族的观音、土地神等则相继在粤北山区得到承认。当地壮族除了信仰“万物有灵”，道教的太上老君，佛教的观音都成了他们崇拜的对象。
吸收了儒学精髓的壮族文化反过来又对南岭南麓诸族的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当地史料的记载和考古遗物可见，壮族文化对南岭沿线的汉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几乎涵盖了其他各族文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风俗习惯、语言艺术等，比如粤北漢族也开始过壮族节日、饮食上开始互通，瑶族人也过开耕节等。壮族文化对周边各族文化的影响之巨大，可以称得上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在粤北山区交流融通的一个典型范例。
总之，儒家文化随着明清移民进入粤北壮族地区广为传播，并最终确立了其主流文化的社会地位，壮族人通过接受官学教育、进行续族谱、立牌位、建宗祠等文化创建活动，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壮区的汉族和其他各族进行了长期的全方位的相互融合，形成了以本民族文化为内核、与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壮族文化，与南岭南麓其它民族文化一起汇入了中华文化的大潮流，共同形成了多彩多姿的南岭民族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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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9-30 责任编辑：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