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贺晓明
在贺龙的子女中，有一个女儿“简直是贺龙的翻版”，贴上假胡子，活脱脱就是“贺龙再世”。她就是贺龙的二女儿贺晓明。贺晓明现在是贺龙体育基金会的主席，她说，自己一直向往能过上平静的日子，可是命运无法选择。
埋怨父亲的“话柄”
1942年，46岁的贺龙已是西北军区赫赫有名的司令员。那一年，他与26岁的薛明结婚，这是贺龙的第三次婚姻。这对革命夫妻携手走过了27年的生活。他们一共生有三个孩子：儿子贺鹏飞和两个女儿贺晓明、贺黎明。这个家庭还有—个孩子，是贺龙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儿贺捷生。薛明对贺龙一直体贴入微。1947年冬天，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贺龙带着薛明住在晋绥军区司令部。由于战事紧张，贺龙几乎每天都通宵达旦地工作，薛明从不去打扰。
一天清晨，刚刚五点钟的光景，薛明的肚子剧烈疼痛起来，她意识到，一个小生命即将诞生了。为了不影响贺龙工作，薛明悄悄叫来接生员，她硬是紧咬着嘴唇，一声没出，安静异常地生下了孩子。隔壁屋中的贺龙，丝毫没有察觉。等到熬了一个通宵的他推门进来，才发现妻子身边多了个娃。贺龙愣住了：“这是谁?”虚弱的薛明只是微微一笑：“刚刚生的，女儿。”薛明的平静，让贺龙感慨万分，“你可真行!”就这样，为了纪念妻子的坚强，贺龙取妻子的“明”字，给女儿起名贺晓明。
这段经历，也成为贺晓明日后“埋怨”父亲的一个“话柄”。不过，埋怨归埋怨，她心里很清楚，父亲喜欢孩子是出了名的。长征时期，不少红军干部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孩子丢在老乡家，而父亲却带着年幼的姐姐贺捷生，走完了长征。
在贺晓明的记忆中，自己是全家唯一一个挨过打的孩子。“那时我6岁，因为淘气被心情不佳的父亲一把抓住，拿尺子在屁股上狠狠打了两下。就这么一次。父亲气消后，意识到冤枉了我，决定去北京开会时破例带上我，去见毛主席!”贺晓明永远忘不了，她如何在兄妹们“嫉妒”的目光中，前往北京。当贺晓明参观过天安门，坐着有轨电车，被父亲带进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会客厅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我紧张极了，不敢放开父亲的手，只是紧紧盯着主席，小声说了句：‘毛主席，您好’。”
贺晓明清楚地记得：“主席笑着立起身说，你们家是‘一排明’吧?(因为妈妈叫薛明，我叫晓明，妹妹叫黎明)，然后将我抱到屋中间，从一个小罐里抓出几颗糖递给我。”整个过程，贺晓明愣愣的，忘了说话。前后不过几分钟的见面，至今仍被她视为自己生命中的珍宝。
骑自行车逃离北京城
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事情，伟人的儿女也不例外。在贺晓明幼时的记忆中，最怕的就是父亲那如钢针般的胡子，扎得自己脸上刺痛。但后来贺晓明才体会到，“那原来也是一种幸福”。1966年，林彪一伙凭空炮制“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吼“我们要造贺龙的反!”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了。
1967年1月，周总理派人将贺龙夫妇安置在了京郊山区一处僻静的院落内，与世隔绝。然而，林彪一伙并未罢休，他们将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不久，林彪得知，71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45天断绝该处的水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水。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硬是拿着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在那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在父亲被“打倒”后，正在清华就读的哥哥贺鹏飞也成了通缉的对象，而此时，贺晓明刚刚考入北京大学。鉴于当时形势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将身体虚弱的妹妹贺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养。之后，他们连夜乔装打扮，骑自行车逃离北京城。“就这样一路躲着、骑着，我们兄妹俩终于逃到了天津塘沽。”从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多了一对名为“吴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学。“这是我们给自己起的化名，借着大串联的机会，我们上了运输船。”贺晓明回忆说，船上的大部分工种她都做过：在航海图上标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轮机舱里给船加油，在食堂给水手做饭，在甲板上和大家一起刷油漆、敲铁锈，每天清晨，她都要挨个去踢船员们的卧室门，然后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叫他们起床，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暂时安定的生活，并没有减轻贺晓明对父母亲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当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会小心翼翼地走进邮电局的长途电话格子间，和妹妹取得联系。之后不久，被关在京郊的贺龙夫妇收到了小女儿贺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对于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联系的贺龙夫妇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们都还安然无恙!之后，在周总理的努力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这才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我们接到通知赶往301医院后，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我们，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回忆起那段痛苦万分的经历，贺晓明停顿了片刻，平静地说道：“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回头来看，也挺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邢大军据《椰城》整理
在贺龙的子女中，有一个女儿“简直是贺龙的翻版”，贴上假胡子，活脱脱就是“贺龙再世”。她就是贺龙的二女儿贺晓明。贺晓明现在是贺龙体育基金会的主席，她说，自己一直向往能过上平静的日子，可是命运无法选择。
埋怨父亲的“话柄”
1942年，46岁的贺龙已是西北军区赫赫有名的司令员。那一年，他与26岁的薛明结婚，这是贺龙的第三次婚姻。这对革命夫妻携手走过了27年的生活。他们一共生有三个孩子：儿子贺鹏飞和两个女儿贺晓明、贺黎明。这个家庭还有—个孩子，是贺龙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儿贺捷生。薛明对贺龙一直体贴入微。1947年冬天，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贺龙带着薛明住在晋绥军区司令部。由于战事紧张，贺龙几乎每天都通宵达旦地工作，薛明从不去打扰。
一天清晨，刚刚五点钟的光景，薛明的肚子剧烈疼痛起来，她意识到，一个小生命即将诞生了。为了不影响贺龙工作，薛明悄悄叫来接生员，她硬是紧咬着嘴唇，一声没出，安静异常地生下了孩子。隔壁屋中的贺龙，丝毫没有察觉。等到熬了一个通宵的他推门进来，才发现妻子身边多了个娃。贺龙愣住了：“这是谁?”虚弱的薛明只是微微一笑：“刚刚生的，女儿。”薛明的平静，让贺龙感慨万分，“你可真行!”就这样，为了纪念妻子的坚强，贺龙取妻子的“明”字，给女儿起名贺晓明。
这段经历，也成为贺晓明日后“埋怨”父亲的一个“话柄”。不过，埋怨归埋怨，她心里很清楚，父亲喜欢孩子是出了名的。长征时期，不少红军干部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孩子丢在老乡家，而父亲却带着年幼的姐姐贺捷生，走完了长征。
在贺晓明的记忆中，自己是全家唯一一个挨过打的孩子。“那时我6岁，因为淘气被心情不佳的父亲一把抓住，拿尺子在屁股上狠狠打了两下。就这么一次。父亲气消后，意识到冤枉了我，决定去北京开会时破例带上我，去见毛主席!”贺晓明永远忘不了，她如何在兄妹们“嫉妒”的目光中，前往北京。当贺晓明参观过天安门，坐着有轨电车，被父亲带进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会客厅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我紧张极了，不敢放开父亲的手，只是紧紧盯着主席，小声说了句：‘毛主席，您好’。”
贺晓明清楚地记得：“主席笑着立起身说，你们家是‘一排明’吧?(因为妈妈叫薛明，我叫晓明，妹妹叫黎明)，然后将我抱到屋中间，从一个小罐里抓出几颗糖递给我。”整个过程，贺晓明愣愣的，忘了说话。前后不过几分钟的见面，至今仍被她视为自己生命中的珍宝。
骑自行车逃离北京城
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事情，伟人的儿女也不例外。在贺晓明幼时的记忆中，最怕的就是父亲那如钢针般的胡子，扎得自己脸上刺痛。但后来贺晓明才体会到，“那原来也是一种幸福”。1966年，林彪一伙凭空炮制“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吼“我们要造贺龙的反!”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了。
1967年1月，周总理派人将贺龙夫妇安置在了京郊山区一处僻静的院落内，与世隔绝。然而，林彪一伙并未罢休，他们将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不久，林彪得知，71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45天断绝该处的水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水。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硬是拿着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在那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在父亲被“打倒”后，正在清华就读的哥哥贺鹏飞也成了通缉的对象，而此时，贺晓明刚刚考入北京大学。鉴于当时形势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将身体虚弱的妹妹贺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养。之后，他们连夜乔装打扮，骑自行车逃离北京城。“就这样一路躲着、骑着，我们兄妹俩终于逃到了天津塘沽。”从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多了一对名为“吴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学。“这是我们给自己起的化名，借着大串联的机会，我们上了运输船。”贺晓明回忆说，船上的大部分工种她都做过：在航海图上标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轮机舱里给船加油，在食堂给水手做饭，在甲板上和大家一起刷油漆、敲铁锈，每天清晨，她都要挨个去踢船员们的卧室门，然后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叫他们起床，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暂时安定的生活，并没有减轻贺晓明对父母亲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当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会小心翼翼地走进邮电局的长途电话格子间，和妹妹取得联系。之后不久，被关在京郊的贺龙夫妇收到了小女儿贺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对于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联系的贺龙夫妇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们都还安然无恙!之后，在周总理的努力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这才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我们接到通知赶往301医院后，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我们，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回忆起那段痛苦万分的经历，贺晓明停顿了片刻，平静地说道：“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回头来看，也挺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邢大军据《椰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