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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5月15日，阿根廷比索暴跌（5月以来，累计跌幅超过15%）似乎出现缓和迹象。这不只是美元贬值加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阿根廷政府“成功出售”733亿阿根廷比索国债（5年期369亿比索、8年期364亿比索），同时，价值6210亿比索的央行短期票据得以展期。但无可奈何的事实是，获此流动性需要付出令人咋舌的高昂代价。我们看到，阿根廷5年期国债市场拍卖的票面年息高达20%，8年期国债为19%，而当下阿根廷货币市场一个月期票据折年收益率高达40%。
还是那句老话：“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自从尼克松亲手击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的问题就无时无刻不在搅动着世界。今天依然故我。
美国第40任总统（1981—1989年）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强势的美元，强大的美国。正是在此执政理念之下，美国开启了金融资本至高无上——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全球经济的核心是美元，全球经济的主导是金融，而其他所有的经济领域都将变成金融财团攫取超额利润的工具。
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借助中东战争推高油价并引发全球“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但实为滞胀”之机，不顾全球经济衰退而拼命加息，最高时美联储基准利率达到20%。结果：无法承受高额财务成本的美国实体经济开始向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转移，金融资本也随之向全球扩散，这就是“上一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
在这样一个大的潮流下，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演变，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更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单极化。强大的军事实力让美国有能力控制全球自然资源，迫使资源国家市场交易必须以美元计价和结算;强大的金融实力让美国有能力控制全球的金融资源并为自然资源定价，从而获得巨额利益;强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教化全球经济人士和新闻媒体，由此形成强大的舆论导向控制力，并以此引导市场价格预期，让金融财团获得最大化利益。
正是这样的控制力，使得美元霸权利益最大化。美国可以不用生产，依靠发钞票去全世界购买任何自己想要的商品，而其他国家通过向美国出口得到美元，并以此到国际市场购买石油能源和原材料，而出口国贸易顺差再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美国，从而构建了以美元（或美国）为核心、以金融为主导、以“全球性债务循环”为模式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果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到新美元霸权建立的过渡期也计算在内，这样一种经济模式在持续了35年之后，受到“特里芬悖论”的威胁。
实际上，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让世界再次看清了“特里芬悖论”：如果世界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必须以美元结算，那美元就必须保持稳定和信任;但是，为保持其他国家拥有足够的美元流动性，美国必须长期保持而且是不断扩大贸易逆差，同时美国债务规模也必须同步扩大，而当贸易逆差和债务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任度就会下降，美元就会不断贬值，这当然会撼动美元的霸权地位。更何况，美国发生了强度空前的金融危机，而危机又威胁到各国美元储备的时候，美元信任度必定产生晃动。
2007年，当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超过GDP的5%时，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撰文指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而成功预言美国金融危机的“末日博士”鲁比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将不是来自房地产市场的危机，而是美元的危机。
2007年末到2017年末，美国GDP总量从14.48万亿美元增长到19.39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国债余额从9万亿美元增长到20.24万亿美元。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当然可以说，10年间美国国债债务率从62.15%增长到104.34%，但应该注意到：过去的10年之间，美国国债余额增加11.24万亿美元，但GDP仅增加了4.91万亿美元。问题是：美国国债收入绝大部分花在美国本土，但为什么没有带来相应的GDP增长？10年，美国GDP至少应当达到11.24万亿美元的增长吧？
这是不是说明美国靠债务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已经很低很低？实际上，金融危机发生的当口——2007年就有美国经济学家指出： GDP每增长1美元，美国需要借入5美元的债务，所以美国债务经济模式完全不可持续。更严重的是：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非常低，与之相应，大量制造业工厂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工程师——中产阶级失去用武之地而沦为服务业普通员工，全社会底层劳动者每一小时的平均工资从1971年的17.6美元降到2007年10美元，而同期，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
在此背景下，一对矛盾时时都会困扰美国经济。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需要消费拉动，而另一方面民众收入减低。于是，信用消费开始不断扩大。当然，这恐怕也是美国民众维系原有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美国联邦储备局提供的数据显示，1971年到2007年的35年间，不断积累的消费信贷总额（住房負债加消费负债）已经超过29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14.48万亿美元——美国2007年GDP的200%;同期，美国国民储蓄率从10%左右降低到了“零”。这是什么概念？美国公众不仅基本没有储蓄，而且平均每人大约背负着8万到9万美元的债务。
这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经济状况，它必然引发美国民众对债务经济模式的痛恨和不满，底层民众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奥巴马以“变革”为执政目标当选美国总统，而特朗普以“美国利益第一、让美国再伟大”等口号赢得美国底层民众的支持，其实都反映了美国民众期盼改变过去的诉求，反映了以美元为核心、以金融为主导、以“全球性债务循环”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特朗普在谋求改变，世界各国也在寻求改变，但路在何方？
以美元为核心、以金融为主导、以“全球性债务循环”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模式，不仅是强国欺负弱国的模式，同时也是富人欺负穷人的模式。那该怎么办？否定过去那个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否意味着世界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国内市场保护状态？至少，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开始示范这样的现实，其他国家要不要效仿、会不会跟进？美国是否有能力解决一面捍卫美元霸权地位，而另一面又要破解贸易失衡——这对“鱼和熊掌”般的世纪矛盾？
就在所有人绞尽脑汁而找不到明确答案的时候，中国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解决方案：顺应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让旧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入“扬弃”过程——在多边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一带一路”为具体实践平台，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建立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新格局。
说到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和谐”总是相对的，而“摩擦”才是绝对的，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不以单方愿望为转移。所以各国需要平常心，在把准大格局的前提下，要见怪不怪。现在看，美国最大的诉求就是“鱼和熊掌兼得”，利用自身的军事、技术实力和一时无可替代的美元霸权，不择手段夺得全球实业资本、股权资本。往小了说，这将通过给美国经济添加实业干货而破解其巨大的金融泡沫;往大了说，这将使美国经济未来拥有金融和实业“双霸权”。世界真会走到那一天吗？有道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管谁的利益都必须变成美国利益”的做法，最终会遭到世界所有国家的反对。
还是那句老话：“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自从尼克松亲手击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的问题就无时无刻不在搅动着世界。今天依然故我。
晃动的美元霸权
美国第40任总统（1981—1989年）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强势的美元，强大的美国。正是在此执政理念之下，美国开启了金融资本至高无上——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全球经济的核心是美元，全球经济的主导是金融，而其他所有的经济领域都将变成金融财团攫取超额利润的工具。
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借助中东战争推高油价并引发全球“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但实为滞胀”之机，不顾全球经济衰退而拼命加息，最高时美联储基准利率达到20%。结果：无法承受高额财务成本的美国实体经济开始向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转移，金融资本也随之向全球扩散，这就是“上一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
在这样一个大的潮流下，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演变，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更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单极化。强大的军事实力让美国有能力控制全球自然资源，迫使资源国家市场交易必须以美元计价和结算;强大的金融实力让美国有能力控制全球的金融资源并为自然资源定价，从而获得巨额利益;强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教化全球经济人士和新闻媒体，由此形成强大的舆论导向控制力，并以此引导市场价格预期，让金融财团获得最大化利益。
正是这样的控制力，使得美元霸权利益最大化。美国可以不用生产，依靠发钞票去全世界购买任何自己想要的商品，而其他国家通过向美国出口得到美元，并以此到国际市场购买石油能源和原材料，而出口国贸易顺差再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美国，从而构建了以美元（或美国）为核心、以金融为主导、以“全球性债务循环”为模式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果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到新美元霸权建立的过渡期也计算在内，这样一种经济模式在持续了35年之后，受到“特里芬悖论”的威胁。
实际上，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让世界再次看清了“特里芬悖论”：如果世界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必须以美元结算，那美元就必须保持稳定和信任;但是，为保持其他国家拥有足够的美元流动性，美国必须长期保持而且是不断扩大贸易逆差，同时美国债务规模也必须同步扩大，而当贸易逆差和债务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任度就会下降，美元就会不断贬值，这当然会撼动美元的霸权地位。更何况，美国发生了强度空前的金融危机，而危机又威胁到各国美元储备的时候，美元信任度必定产生晃动。
2007年，当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超过GDP的5%时，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撰文指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而成功预言美国金融危机的“末日博士”鲁比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将不是来自房地产市场的危机，而是美元的危机。
金融危机10年之后
2007年末到2017年末，美国GDP总量从14.48万亿美元增长到19.39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国债余额从9万亿美元增长到20.24万亿美元。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当然可以说，10年间美国国债债务率从62.15%增长到104.34%，但应该注意到：过去的10年之间，美国国债余额增加11.24万亿美元，但GDP仅增加了4.91万亿美元。问题是：美国国债收入绝大部分花在美国本土，但为什么没有带来相应的GDP增长？10年，美国GDP至少应当达到11.24万亿美元的增长吧？
这是不是说明美国靠债务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已经很低很低？实际上，金融危机发生的当口——2007年就有美国经济学家指出： GDP每增长1美元，美国需要借入5美元的债务，所以美国债务经济模式完全不可持续。更严重的是：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非常低，与之相应，大量制造业工厂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工程师——中产阶级失去用武之地而沦为服务业普通员工，全社会底层劳动者每一小时的平均工资从1971年的17.6美元降到2007年10美元，而同期，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
在此背景下，一对矛盾时时都会困扰美国经济。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需要消费拉动，而另一方面民众收入减低。于是，信用消费开始不断扩大。当然，这恐怕也是美国民众维系原有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美国联邦储备局提供的数据显示，1971年到2007年的35年间，不断积累的消费信贷总额（住房負债加消费负债）已经超过29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14.48万亿美元——美国2007年GDP的200%;同期，美国国民储蓄率从10%左右降低到了“零”。这是什么概念？美国公众不仅基本没有储蓄，而且平均每人大约背负着8万到9万美元的债务。
这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经济状况，它必然引发美国民众对债务经济模式的痛恨和不满，底层民众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奥巴马以“变革”为执政目标当选美国总统，而特朗普以“美国利益第一、让美国再伟大”等口号赢得美国底层民众的支持，其实都反映了美国民众期盼改变过去的诉求，反映了以美元为核心、以金融为主导、以“全球性债务循环”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全球经济“两条路”
特朗普在谋求改变，世界各国也在寻求改变，但路在何方？
以美元为核心、以金融为主导、以“全球性债务循环”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模式，不仅是强国欺负弱国的模式，同时也是富人欺负穷人的模式。那该怎么办？否定过去那个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否意味着世界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国内市场保护状态？至少，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开始示范这样的现实，其他国家要不要效仿、会不会跟进？美国是否有能力解决一面捍卫美元霸权地位，而另一面又要破解贸易失衡——这对“鱼和熊掌”般的世纪矛盾？
就在所有人绞尽脑汁而找不到明确答案的时候，中国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解决方案：顺应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让旧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入“扬弃”过程——在多边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一带一路”为具体实践平台，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建立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新格局。
说到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和谐”总是相对的，而“摩擦”才是绝对的，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不以单方愿望为转移。所以各国需要平常心，在把准大格局的前提下，要见怪不怪。现在看，美国最大的诉求就是“鱼和熊掌兼得”，利用自身的军事、技术实力和一时无可替代的美元霸权，不择手段夺得全球实业资本、股权资本。往小了说，这将通过给美国经济添加实业干货而破解其巨大的金融泡沫;往大了说，这将使美国经济未来拥有金融和实业“双霸权”。世界真会走到那一天吗？有道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管谁的利益都必须变成美国利益”的做法，最终会遭到世界所有国家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