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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发表看法认为，大量土地及资源的收入正在被部分国有企业小团体占用，这种侵吞资源税、资源溢价、级差地租的行为大大降低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
樊纲做出了如下具体分析：第一，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个人资产获得很大提高，近60％的资产归个人所有。截至2000年底，全国资本总额大约为38.5万亿元，其中国有资本9.9万亿元，占资本总额的26％，国内居民个人拥有资本22万亿元，占资本总额的57％，若不包括居民所有的住房资产，居民拥有的资本仍达12.3万亿元，占资本总额的43％。港澳台及外商拥有资本3.2万亿元，占资本总额的11％，其余3.4万亿元属于集体经济所有。第二，目前，中国仍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人均资本总额只占美国人均资本总额的3.65％，人均GDP只占美国人均GDP的2.65％，人均资本收入只占美国人均资本收入的2.21％。这表明由于技术、体制等问题，我国资本收益比较低。第三，从使用形态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使用的资产占主要部分，私人虽在拥有资产方面占很大比例，但是在使用资产方面仅占小部分。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使用额11.9万亿元，占资本总额的31％；个体私营经济使用额14.6万亿元，占资本总额的38％。但在扣除居民自有住房以后的生产性资本总额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使用额达41％之多，而个体私营企业的使用额仅占17％。第四，从资本的使用效率来看，2000年除居民自有住房以外的资本平均收益率为6.4％。其中国有资本收益率为4.9％，乡镇集体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为18.4％，其他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为8.9％，居民的收益率为3.9％。资本收益率的不同反映出了中国资源配置的扭曲状况。樊纲认为，这个数字揭示了我国资本收益低的原因，拥有大部分使用权的国有企业与私营个体等经济成分相比，资本收益最低，要使资本收入提高，就需要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最好的办法是改变现在大部分资产国有企业使用的状态，把大部分资产的使用权交给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做主导，国有资产参股，国企搭民企的便车，借助民营企业盈利的动机，提高资本收益。第五，居民以住房和储蓄存款为主的资本持有结构，使居民的资本收益率大大低于全社会平均资本收益率水平，也使居民在资本收入中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居民持有资本的比例，这种格局不利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2000年，在居民拥有的资本总额22亿元(人均17408元)中，实物资本占53.47％，金融资本占46.53％(企业资本中的个人权益作为金融资本)。在居民实物资本中，以自有住房资本为主，生产性资本只占极少比例。居民自有住房在居民总资本中占44.2％的比例，属于居民资本总额中比重最大的项目。排在第二位的是居民储蓄存款，占居民资本总额的29.19％。居民自有住房和居民储蓄存款两者之和在居民资本总额中的比重达73.39％。第六，从资本收入的分配来看，在2000年资本收入总额18528.61亿元中，国家所获得的份额仍然最多，达26％，而法人获得17％，国内居民个人获得22％，港澳台及外商获得16％。
樊纲认为，土地及资源性财产收入也容易产生分配黑洞。土地和资源性财产虽然所有权清晰，但是这些财产参与按要素分配所获得的收入，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做法，资源性财产的收入索取权是一笔糊涂账，存在黑洞，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也易滋生腐败。生产要素是指对收入做出贡献的各种因素，包括三类：劳动、资本、土地或自然资源。但是，现在土地或资源性财产收入的归属权并不清晰。首先，虽然土地归国家所有，但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事实上拥有土地所有权，地租收入事实上归这些企业所有。企业地段好，收益就高，地段差，收益就差，民营企业没有土地使用权，就需要买土地，成本就高。现在，国有企业利润当中事实上有一部分是地租收益，而且因为其占用了这块土地，现在又进一步有了土地收入，甚至一些国有企业实际上在当地主，靠土地吃饭。实际上，土地国有，应该由国家和全民来分享收益，土地成本这一项造成了国企和民企事实上的不平等。其次，政府初次批租土地的收入除了少数上缴财政外，没有列入国民收入核算。这笔收入成了地方的小金库，不仅价格上可以打折扣，而且做什么用了不列账，这成了腐败的源泉之一。第三，资源税和资源溢价的归属问题。资源税现在很少，实际上只对民营企业占用矿山征收一些资源税，按照过去的体制，多数有价值的资源交给国有企业运作。原来的体制是国有企业收益归国家所有，不收资源税。但是，后来企业独立核算，企业成为产权主体，就出现了问题。现在这些资源所得仍然计入这些企业的利润，一到资源溢价的时候，还能获得超额利润。垄断性资源不收资源税，资源性财产收入由经营性企业所得，实际上构成了企业之间的分配不公，而真正的所有者——国家并没有拿到收益。大量土地资源的收入被不合理地给了国有企业的小团体，被小团体占用，大大降低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减少了财富的增长。
在樊纲看来，收入分配公平与否与收入分配平等与否是两个概念。平等不平等，是收入的差异，数字可以表现，而公平不公平是价值判断问题。传统计划体制下，收入平等但是不公平，因为多干不多得。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却不一定平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的含义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未来10年，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的趋不可逆转。农民即使进了城，也就是几百块钱，还有相当多的没有进城的人，未来几十年收入差距扩大，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应该认清这是改革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收入公平但不平等的问题，应该通过社会保障、扶贫机制、创造就业、再分配等加以解决，避免贫富差距过大。而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例如腐败、偷漏税、不合理的行政垄断、侵吞资源税、资源溢价、级差地租等。此外，樊纲还认为，应该尽快建立起财富统计，以适应一部分分配按要素分配的现实。
樊纲做出了如下具体分析：第一，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个人资产获得很大提高，近60％的资产归个人所有。截至2000年底，全国资本总额大约为38.5万亿元，其中国有资本9.9万亿元，占资本总额的26％，国内居民个人拥有资本22万亿元，占资本总额的57％，若不包括居民所有的住房资产，居民拥有的资本仍达12.3万亿元，占资本总额的43％。港澳台及外商拥有资本3.2万亿元，占资本总额的11％，其余3.4万亿元属于集体经济所有。第二，目前，中国仍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人均资本总额只占美国人均资本总额的3.65％，人均GDP只占美国人均GDP的2.65％，人均资本收入只占美国人均资本收入的2.21％。这表明由于技术、体制等问题，我国资本收益比较低。第三，从使用形态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使用的资产占主要部分，私人虽在拥有资产方面占很大比例，但是在使用资产方面仅占小部分。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使用额11.9万亿元，占资本总额的31％；个体私营经济使用额14.6万亿元，占资本总额的38％。但在扣除居民自有住房以后的生产性资本总额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使用额达41％之多，而个体私营企业的使用额仅占17％。第四，从资本的使用效率来看，2000年除居民自有住房以外的资本平均收益率为6.4％。其中国有资本收益率为4.9％，乡镇集体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为18.4％，其他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为8.9％，居民的收益率为3.9％。资本收益率的不同反映出了中国资源配置的扭曲状况。樊纲认为，这个数字揭示了我国资本收益低的原因，拥有大部分使用权的国有企业与私营个体等经济成分相比，资本收益最低，要使资本收入提高，就需要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最好的办法是改变现在大部分资产国有企业使用的状态，把大部分资产的使用权交给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做主导，国有资产参股，国企搭民企的便车，借助民营企业盈利的动机，提高资本收益。第五，居民以住房和储蓄存款为主的资本持有结构，使居民的资本收益率大大低于全社会平均资本收益率水平，也使居民在资本收入中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居民持有资本的比例，这种格局不利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2000年，在居民拥有的资本总额22亿元(人均17408元)中，实物资本占53.47％，金融资本占46.53％(企业资本中的个人权益作为金融资本)。在居民实物资本中，以自有住房资本为主，生产性资本只占极少比例。居民自有住房在居民总资本中占44.2％的比例，属于居民资本总额中比重最大的项目。排在第二位的是居民储蓄存款，占居民资本总额的29.19％。居民自有住房和居民储蓄存款两者之和在居民资本总额中的比重达73.39％。第六，从资本收入的分配来看，在2000年资本收入总额18528.61亿元中，国家所获得的份额仍然最多，达26％，而法人获得17％，国内居民个人获得22％，港澳台及外商获得16％。
樊纲认为，土地及资源性财产收入也容易产生分配黑洞。土地和资源性财产虽然所有权清晰，但是这些财产参与按要素分配所获得的收入，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做法，资源性财产的收入索取权是一笔糊涂账，存在黑洞，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也易滋生腐败。生产要素是指对收入做出贡献的各种因素，包括三类：劳动、资本、土地或自然资源。但是，现在土地或资源性财产收入的归属权并不清晰。首先，虽然土地归国家所有，但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事实上拥有土地所有权，地租收入事实上归这些企业所有。企业地段好，收益就高，地段差，收益就差，民营企业没有土地使用权，就需要买土地，成本就高。现在，国有企业利润当中事实上有一部分是地租收益，而且因为其占用了这块土地，现在又进一步有了土地收入，甚至一些国有企业实际上在当地主，靠土地吃饭。实际上，土地国有，应该由国家和全民来分享收益，土地成本这一项造成了国企和民企事实上的不平等。其次，政府初次批租土地的收入除了少数上缴财政外，没有列入国民收入核算。这笔收入成了地方的小金库，不仅价格上可以打折扣，而且做什么用了不列账，这成了腐败的源泉之一。第三，资源税和资源溢价的归属问题。资源税现在很少，实际上只对民营企业占用矿山征收一些资源税，按照过去的体制，多数有价值的资源交给国有企业运作。原来的体制是国有企业收益归国家所有，不收资源税。但是，后来企业独立核算，企业成为产权主体，就出现了问题。现在这些资源所得仍然计入这些企业的利润，一到资源溢价的时候，还能获得超额利润。垄断性资源不收资源税，资源性财产收入由经营性企业所得，实际上构成了企业之间的分配不公，而真正的所有者——国家并没有拿到收益。大量土地资源的收入被不合理地给了国有企业的小团体，被小团体占用，大大降低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减少了财富的增长。
在樊纲看来，收入分配公平与否与收入分配平等与否是两个概念。平等不平等，是收入的差异，数字可以表现，而公平不公平是价值判断问题。传统计划体制下，收入平等但是不公平，因为多干不多得。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却不一定平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的含义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未来10年，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的趋不可逆转。农民即使进了城，也就是几百块钱，还有相当多的没有进城的人，未来几十年收入差距扩大，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应该认清这是改革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收入公平但不平等的问题，应该通过社会保障、扶贫机制、创造就业、再分配等加以解决，避免贫富差距过大。而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例如腐败、偷漏税、不合理的行政垄断、侵吞资源税、资源溢价、级差地租等。此外，樊纲还认为，应该尽快建立起财富统计，以适应一部分分配按要素分配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