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央视、东方卫视等台播出杨静荣先生质疑杭州南宋官窑1尊物馆征集文物系赝品后，我们三人与文博界数位文物专家交流意见，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杨静荣先生质疑陈列征集品系赝品，现在我们对实物的真赝，因不能上手仔细鉴定无法做出我们的判断和结论。国家目前也没再进行更科学、更权威的鉴定，所以被人质疑也属正常。但杨先生在质疑前，不知对实物是否亲自上过手，是否从内外的各个方面入手进行过系统的鉴定。如果没有上手，仅是隔着玻璃凭眼观实物表象下此结论，实有轻率之嫌。按如此逻辑，银幕上的古月、唐国强岂不就真是毛泽东了，泰国的人妖岂非真是女人，生活中的男性李玉刚不就真成女性杨贵妃啦。
　　二、杨静荣先生指认“壶王”(见图一)是赝品的理论依据之一是窑址没有发现此壶的样品。此理论则显根基薄弱，没有发现不能代表没有，现在国内外的博物馆中有很多无法证实窑址出身的文物，也没有找到相应的瓷片样品，那就不是真品了吗?全世界各博物馆馆藏的无数文物、国宝只要在窑址无样品对应的话，那不都属于被误藏、错藏在各大博物馆的了吗?
　　宋五大名窑的哥瓷，北宋官瓷，至今没有找到窑址，难道藏在故宫、国博等世界各大博物馆的哥瓷、北宋官瓷就应列入赝品行列?另外，名扬国内外的扬州博物馆镇馆之宝元代兰釉白龙梅瓶(见图二)，在窑址也未发现对应一样的样品，那么也都应列入赝品之列吗?(此瓶是王冶秋局长在任时，亲自上手过问，从民间征集之重器)
　　三、杨静荣先生指认“壶王”是赝品的理论依据之二是：壶大系小，不足以承受盛水之重。此论似有一定道理，但绝不能以此就定真赝。历史上许多器物之功能，不能以今天人们的生活观念去衡量千年之前古人的生活观念和审美情趣。如果此论成立，那么伊朗国家博物馆所藏的中国元代四系扁瓶元青花(见图三)也应指成赝品。因为此瓶盛水后，其四系的大小、粗细根本无法担以承重之责。观察、鉴定一件文物，应认真从综合多方面入手，同时考虑其历史背景，从微观痕迹上全面衡量下结论，找出真和赝的科学证据，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四、任何人都可根据自己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在学术上提出质疑或异议，从而进行探讨和商榷，但不能轻率地主观定性和否认别人的观点。以“壶王”为代表的这批文物，是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以杭州市政府行为，由政府出资一千五百万，由国家级四位权威专家集体鉴定，后又有三位专家签写证书。参与鉴定的四位专家(张浦生、朱伯谦、冯小琦、朱戢)，其文博资历、名气、学术地位、职称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挑战和质疑他们的观点，每个人都有权利与资格，但应慎重和依据充分。虽然目前我国文博界鉴定的权威性由于各种内外原因，确实大打折扣，有些专家的理论、观点和结论确实应当受到挑战，但绝不是带有主观性、无充分依据的挑战。若仅凭隔过玻璃观望，就说系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仿品，那么当参与鉴定的专家中任何一人，或是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任何一人反问一句：“请问系90年代仿品，证据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将无以回答。如果再问：“若是赝品，那么是什么地方生产?是何人伪造?具备赝品的证据要素都有哪几项?”如果能讲出来，应是学术争议，交流学习的范畴，或是挑战权威的勇敢行为。如果讲不出来，会给人以有其他意图之嫌。
　　此事经媒体通报后，还有一现象也让人不解和值得社会深思，更值得文博界反思。如此隆重的一个官方博物馆征集活动，又是四位权威专家出场把关鉴定，竟然经不起一个人的否定声音。在此声音发出后，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引起如此巨大反响，可主鉴方的权威首席专家张浦生先生不作回应、反驳，而采取的是回避态度。另一位参与鉴定的专家朱戢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理不直、气不壮，不敢说出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记者在采访“壶王”捐赠人丁先生时，丁先生说：事后他为了支持朱戢教学，将其中一个破了一半的壶王残器送给了朱戢。当记者电话采访朱戢先生有无此事时，朱先生一口否认，不敢承担，急忙挂断电话，此事让人狐疑。搞教学接受一下残器，又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是鉴定之后的事，为什么一见记者就会如此?真让人费解，既然“壶王”是假的，那么残器不也是假的?送和受送又有什么意义呢?报道中影射“捐赠人有行贿，朱戢有受贿之嫌”；既然报道定“壶王”是赝品，那么赠送、受赠还需去提吗?还值得报道此段吗?如果是真品，捐赠者坦诚讲这是捐赠后为了支持朱戢陶瓷教学而赠送，而受赠人朱戢为何又不敢大胆承认呢?再看参与鉴定的四位专家之一冯小琦先生，也是故宫著名陶瓷专家，当记者采访时，面对否定之音，理应有力反驳一番，讲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可也是理不直、气不壮，委婉将责任推给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组织方。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方是此事件的主角，也是最大的受害者，面对声誉受如此大的损伤，应该第一时间拿出充分证据反驳，可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却显得很无奈被动，仅提出还需提交上级更权威的鉴定。当然此举势在必行，但也应是同时举出有力的反驳证据，再进行更权威鉴定，以洗被冤枉之耻，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可为什么是如此应对?
　　从以上三方的反应和态度，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因我们专家鉴定文物的方法不对，不能够充分掌握文物真假的科学证据，尤其是造假分子根本无法所企及的证据，这才是我们鉴定鉴别的关键所在。目前大多数专家对数百年或千年前的东西都仅凭眼观、印象下结论，用他们头脑里不变的知识应付千变万化的文物收藏市场，真可谓是“以不变应万变”，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做支持，所以，一旦有人质疑，就心中无数，底气不足。
　　鉴定是一种综合的而非单一的工夫和工程。20世纪我国著名的收藏家、鉴定家、鉴赏家孙瀛洲先生，集一生的宝贵经验，在《元明清瓷器的鉴定》一文中说：“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来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纹片，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叩敲已查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居于一格。”这正是把宏观的眼学和微观的痕迹结合起来进行综合鉴定的最好意见，这些意见很值得我们思考和记取。然而在收藏鉴定的实践中，真正能做到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当前的文物鉴定秩序太混乱，文物鉴定的方法太落后、制度太不健全。到了建立以宏观确立鉴定方法和理论，再以微观痕迹学结合传统眼学及其他科技方法进行全方位鉴定体系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是与时俱进的体现，才能符合形势发展的要求。才能使鉴定行业走向一个健康发展之路。如不然，此类事件还会继续发生，恶性循环，那将是中国文博事业的重大悲剧，还将会继续给民族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从20世纪30年代流出国门、至今仍让亿万国人痛心的现在藏于英国达维特基金会的那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见图四)，到20世纪90年代的贻笑大方的北魏陶俑事件，再到2006年的文物泰斗的“越王剑”，以及新近曝光的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等5名项级鉴定专家为北京华尔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谢根荣指派牛福忠自制的“金缕玉衣”(见图五)开出24个亿的天价评估，谢根荣据此骗贷10亿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心酸事件，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传统的凭直观眼学和经验去鉴定文物真假的做法已非变革不可了，否则将会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带来更大的损失。
　　总之，用微观痕迹学与传统眼学相结合来鉴定文物，将是中国文物鉴定的一个巨大的变革和进步。因为它能够比较准确地回答出为什么是真品或为什么是赝品等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避免目前文物鉴定因无标准或标准不一、标准混乱而导致的一件文物有N种鉴定结论的不规范现象(有关此理论有待我们另文详述)。大大减少主观性，增加客观性。透悉“似是而非”，戳穿伪赝者的本质。慧眼识珠，找出“似非而是”的那些被历史和无知所遗忘、遗弃、篡改、扭曲的瓷器真品和珍品。